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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 —— 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2021-3-22 22:5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135| 评论: 0|原作者: 黄瑜|来自: 质化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广东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的追踪,探讨技术升级的发生动因、对工人的影响及工人的应对。农民工由于工作不稳定、技能形成体系不完善,正面临被取代和去技术化的命运。



本文通过对广东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的追踪,探讨技术升级的发生动因、对工人的影响及工人的应对。农民工由于工作不稳定、技能形成体系不完善,正面临被取代和去技术化的命运。且工人目前缺乏对技术的辩证理解,难以提出要分享技术红利的诉求。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工人必须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成为机器的主人。

  

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机器代替人力,大势所趋。工人们如何看待“机器换人”?下文通过对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实施进程的追踪,探讨了技术升级的发生动因、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工人的应对。

  作者:黄瑜

  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2期

  摘要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机器换人”的热潮。颇具争议的是,中国工人能在技术进步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之前左翼社会学家就技术与劳工的关系有过两波争论,围绕技术进步必定惠及社会,还是说技术的好处取决于劳动者的争取。本文通过对广东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的追踪,探讨技术升级的发生动因、对工人的影响及工人的应对。农民工由于工作不稳定、技能形成体系不完善,正面临被取代和去技术化的命运。且工人目前缺乏对技术的辩证理解,难以提出要分享技术红利的诉求。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工人必须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成为机器的主人。

  关键词

  工业自动化; 机器换人; 马克思; 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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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应用的步伐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颁布后加速,不仅浙江、江苏和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出台政策大力推进产业升级,连江西和湖北等中部地区也出现了“机器换人”的热潮(聂洪辉、朱源,2017)。媒体也大力吹捧一些典型案例,如2015~2016年,东莞先后有两家“无人工厂”登上了报纸头条(黄少宏、靳延明,2015;余宝珠,2016),这两家手机代工厂成功获得市政府“机器换人”政策的补助,成为推动东莞“世界工厂”产业升级的样板。

  鉴于以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中国当前的技术升级格外引人关注。颇具争议的是,中国工人能在技术进步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国外关于技术与劳工的左翼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两波:第一波研究关注1950~1980年自动化数控机床引入制造业后工会的角色。社会学家不满工会只关注利益分配,而放弃对生产所有权与管理权的争取。第二波研究始于2010年,人工智能的炒作使不少学者认为新技术能压缩劳动时间、延长人类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从而使社会自动跨入“后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波学者对新技术的发展潜力寄予厚望,而不像第一波学者那样关注工人的组织与行动对利益共享的重要性。

  目前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才处于起步阶段,对工人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主流媒体热烈拥抱工业自动化,宣称智能制造“让生活更美好”“升级劳动者的‘饭碗’”“帮助人类超越自身的能力”等,认为借此东风,中国可以复制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升级实现社会繁荣的道路(彭训文,2018;史亚娟,2017;央视网,2017)。但从另一方面来看,2010年以来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把诉求延伸到对“机器人红利”的争取。因此,是技术进步必定惠及社会,还是说技术的好处取决于劳动者的争取,这一贯穿国外社会学界两波讨论的焦点,同样应成为中国自动化进程中劳工研究的重心。

  本文通过对广东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实施进程的追踪,探讨技术升级的发生动因、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工人的应对。当前我国的工人群体以“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为主,工作不稳定、技能形成体系不完善使他们面临被取代和去技术化的命运。“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这一论述认为,今后社会财富将由机器而不是人工创造,且工人难以形成分享技术红利的诉求。要让技术为人民服务,必须破解“机器换人”的语境,重拾工人的主体性,才能争取技术所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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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一)马克思对“机器换人”的解读

  两波左翼社会学家的研究都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角度来分析技术升级对工人的影响,因此我们先总结一下马克思本人对“机器换人”的理解。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普及大机器生产,这一过程引发了激烈的劳资冲突。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作品开始描绘“无人工厂”的蓝图(Benanav,2019)。英国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撰写的《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1832)提出将数学方法引入管理领域,以科学地管理大机器时代的劳动分工。美国作家茨勒(John Adolphus Etzler)出版了《触手可及的天堂:无须人力,只靠自然和机器》(1833)一书,描绘了一幅机器打造人类生活伊甸园的图景。物理学家尤尔(Andrew Ure)于1835年在谈到自动走锭精纺机时直接指出:“当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时,它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马克思,2004:502)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更好地控制工人。关于第一点,马克思(2004:427)指出:“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蒸汽织机的出现使面纱的价格减半,80万织工因此被抛向街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机器的本质是不变资本、死劳动,它不产生剩余价值,它的作用只是把原物料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而劳动力是可变资本、活劳动,它产生剩余价值,也是资本家的利润源泉。机器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会剥夺工人创造的价值,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说法,与“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这一当代论述截然对立。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描绘了大机器的出现如何引发劳动分工从主观到客观的分工原则转变。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工人是在利用工具,但是在自动化工厂中则是工人服侍机器。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2004:487)

  对单个工厂而言,使用机器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但对资本整体而言,技术变革会使资本的不变部分增长比可变部分更快。这个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造成的结果:一是出现过剩工人人口,二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滑。利润率下滑对资本来说是致命的,轻则造成经济危机,重则甚至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

  虽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机器与工人对立是不可调和的,但他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首先,尽管利润率下滑是个“规律”,但也有各种起反作用的因素可以使矛盾得到缓和。另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自身。这意味着工人不能消极地坐等总崩溃的发生,而是要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时候,先进的机器才能实现替代重复单调劳动的功能,使工人有更多闲暇时间来充实生活。他认为人类要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这要靠工人认清技术与资本的本质,并有意识地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坐等分享技术红利。

  

(二)左翼社会学家对技术与劳工关系的研究

  

 

  

1.第一波争论:工会在工业自动化进程中应该争取什么?

  马克思去世以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成为左翼社会学者讨论的主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集成电路的普及推动了数控机床的应用与工业机器人的发明,离散制造生产才有了全面自动化的条件。这时,第一波左翼社会学家开始关注技术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他们大多延伸了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劳动力对立的观点,但关注的焦点是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应对技术升级的,落脚点是工会。当时,许多工会采取的是“掳获”机器态度,即工会欢迎工厂的技术升级,认为新机器能让工人享受工会提出的生活标准与工作条件,要做的只是将短期的失业阵痛降低(霍布斯鲍姆,2015)。

  布雷弗曼(1979)可看作是工会“掳获”态度的吹哨人,常被认为是劳动过程理论的开山鼻祖。其经典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至今仍居《每月评论》畅销书销量榜首。在该书中,布雷弗曼探讨了20世纪的两次技术革新——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自动化数控机床的应用——如何导致工人的技能退化。在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参考泰勒制的理念,运用“巴贝奇原则”,将劳动过程细碎化,使产品工时从由熟练工匠控制转为由管理层控制。“二战”后自动化数控机床的应用更把“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发展到极致。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复杂的生产工艺能被编码,技能从熟练机工身上转移到外部的数控机床中。于是,工程师负责程序设计,工人只进行简单的按钮和上下料操作。

  不过,布雷弗曼并没有追踪数控机床引入车间的具体过程,也没有详细描述技术的社会运行。这一不足由另一位社会学家戴维·F.诺布尔(2007)来弥补。诺布尔发现,当通用电气公司引入自动化机床时,尽管厂方宣称新技术可以减轻劳动强度,但工人——尤其是金属切削机工——却表达了强烈反对,以至于该技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推广开来。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动化技术存在两种路径选择:数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N/C)路线与记录—回放(record-playback)路线。前者是资本推崇的一种路径,它的目的是把机床刀具的运动记录抽象为数值信息,以实施机器对生产的控制。相反,后者是由工会主导的,该技术以机工动作的轨迹为内容,无需将生产技术抽象为数字,在关键的编程方法上仍严重依赖车间工人的干预。诺布尔认为两种路线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如果说记录—回放系统是技术的复制者和扩大者,从而扩展了机械工的能力,那么数值控制系统则是技术的抽象合成者,它削弱了机械工的作用。”(诺布尔,2007:100)

  美国工会后来也不得不直面“掳获”机器这一消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1947~1960年,汽车工业的产出增加了50%,而就业人数下降了3%,自动化取代了16万工人的岗位。1953~1960年,电子制造业的产出增加了20%,而就业人数减少了10%。(诺布尔,2007)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生产自动化的时候,主流媒体和保守工会也用各种话语来宣扬自动化技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此,左翼工会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Morris-Suzuki,1988)。日产汽车在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规模推广机器人技术,并宣布开展P3计划——“参与、产能、进步”(Participation,Productivity and Progress)来提高效率,宣布每年裁员3600人。为了笼络员工,保守工会许诺每年加薪10%。到了1981年,一位名叫Azuma的工会会员指出,因为自动化,工人加班被削减,收入相应减少了15%,所以加薪幅度只有10%是不够的。工会随即对Azuma进行恐吓甚至暴打,迫使Azuma及其支持者成立了一支左翼工会。他们向工人和公众披露自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有心理压力的员工从80.8%增加到了98.0%。到了1984年,保守工会终于意识到自动化所带来的失业和工会力量削减等不良影响,开始积极维护工人利益,要求工会参与公司技术政策的制定。随后,工会制定协议要求厂方不能因技术升级而裁员,必须保障工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等。后来这一协议成为其他国家工会参照效仿的范例。但是,Morris-Suzuki认为,工会往往在厂方已经打算购买新设备的时候才下决定是拒绝还是接受,而此时其实已经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整个行业都在提高生产效率的话,单个工厂是无法逃避的。工人需要在新技术还未研发成功的时候就积极参与技术政策,这样才能让技术为工人服务。

  第一波研究主要关注工会在自动化过程中的角色和态度。“二战”后,许多欧美国家左翼工会被政府打压,如美国为了应对在战后出现的轰轰烈烈的罢工潮,国会在1947年出台了劳资关系法(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ct,也被称为Taft-Hartley Act),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工人的工会组织权。除了对罢工设置种种限制之外,还要求工会必须支持企业改进生产力,声称这样才能换取工人工资的增长,但其结果使得工会拱手把技术决策权让给了资方(Kincheloe,2018)。布雷弗曼对美国工会的让步态度非常不满:

  已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复杂性,同时由于生产率急剧增长所提供的好处削弱了他们原来的革命动力,他们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对生产的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对劳动在产品中应占的份额的讨价还价上去了……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已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Bettelheim,1974)

  与西方国家工会的保守态度相反,中国工人在夺取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后,展现了继续争取管理权的势头。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中国工厂进行调研时观察到不少试图缩小体脑差别的例子。许多工厂组织了“三结合小组”,工人参加技术革新、工程师参加生产劳动、干部下车间。在北京针织总厂,技术人员为了提高效率改进了缝纫机,将剪裁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可是这却增加了劳动强度,因为女工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踏板,一天都得不到休息。后来是操作工人提出取消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关于技术与劳工的第一波研究关注工会在自动化进程中应该为工人争取什么权益,强调不应该狭隘地关注分配权,更应该极力争取所有权和管理权。同时,这些研究更指出,部分激进的工人致力于抗争,确实能让更多的同行觉醒,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与工人对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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