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与“新中国”时代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与“新中国”时代的阶级斗争

作者：井冈山卫士

在《从美国霸权到英国霸权》一文中我们讲到中国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国际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反攻取得绝对优势创造了条件。那么，中国是如何从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转变为国际资产阶级最有力的同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回答上一次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而回答革命之后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才能回答为什么这些矛盾的爆发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终结果。本文的三个部分就分别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资本积累与社会革命

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被强行拉进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清政府无力抵御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及其后续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原本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并在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同时将中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列强通过向中国勒索赔款的方式直接攫取中国的剩余劳动，剥夺可能的积累基金。赔款增加了清王朝的财政负担，削减了其国家机器能够支配的资源，致使其独立完成国家机器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努力破产。开放通商并向列强让渡关税主权彻底剥夺了清政府采取任何产业政策的能力，将中国落后的家庭手工业暴露在列强的机器大工业面前；这一方面摧毁了手工业者的生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对西方制成品的依赖。随着核心国家制造业的机械化和越来越多的地区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茶、丝绸等）从原来较高市场价值的奢侈品沦落为一般的竞争性商品，加剧了中国与核心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夜，中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已经被锁定为了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外围国家。

中国的剩余主要来自于农村，少部分来自于城市。掌握剩余的阶级或集团主要有以下几个：一般的地主阶级直接支配农业剩余，地主阶级的上层代表即官僚支配公共财政，新兴资产阶级占有从新兴产业工人那里剥削的剩余。普通地主手里的剩余要么直接用于奢侈浪费，要么被用来进口核心国家的消费品。官僚手里掌握的税收由于国家机器本身的孱弱而十分有限，主要是田赋和关税等间接税。税收的很大一部分被贪污掉，另一部分被用来支付赔款。只有新兴本土资产阶级（在传统教科书里也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剩余中的一部分被用来进行生产性的投资。然而，新兴资产阶级既要在中国不被承认为多国体系正式成员的情况下与拥有技术优势的核心国家资产阶级竞争，又要将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孝敬”给官僚作为国家机器的保护费。上述三个掌握剩余的集团没有一个能将大量的剩余长期稳定地进行生产性投资，所以当时的中国不存在进行有效资本积累的条件。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国防近代化，没有国防近代化就不能打破不平等条约、执行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将剩余集中起来进行积累。这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因为“落后”（低积累、弱国防）而“挨打”，因为“挨打”（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关税不能自主）而“贫穷”（低产出、低生活水平），因为“贫穷”而更加“落后”、更加“挨打”恶性循环。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了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驱逐满清贵族，行使民族自决，是为民族主义；践行自由民主，创设法治国家，是为民权主义；投资工矿交通，改善人民生活，是为民生主义。然而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纲领没能明确提出如何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前景。面对帝国主义，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仅限于被列强承认为开化民族，平等参与国际贸易，为此甚至连不平等条约以及赔款、外债也照单全收。面对地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最多只是提出用民主和法制去规范其行为，对于农民遭受的残酷剥削则保持默许态度。这样，中国向海外输出剩余和大量剩余被用作奢侈消费这两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劳动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事实上，新兴资产阶级本身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之间的利益关系比其与本国工农的关系更加紧密。在面对劳动人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时，他们要么抱着观望的态度，要么直接加入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的阵营。这最终导致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早期民族解放运动一直没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基础，无法建立深入基层的有效的国家机器，无法创造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用传统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

新兴资产阶级失败了，民族解放的任务还在。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激进派别（布尔什维克党）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也开始激进化。传统民族解放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要争取强大的群众基础，新的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必须要明确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即回答民族解放运动要打倒谁和服务谁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数量上最为庞大，同时也是受压迫最深，潜藏的反抗力量最强的社会阶级是农民。中国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本质是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革命。其主要成果是扫除了占据剩余却无法将剩余用作生产性投资的地主阶级，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以及条约下帝国主义对中国剩余的超经济掠夺，建立了有效的国家机器并将剩余集中于国家手中。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

二、“新中国”的三大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

与新兴资产阶级主导的传统民族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是通过满足农民对土地、生存和人身安全的基本利益动员农民而取得胜利的。同时，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来维持进步知识分子领导集团（共产党）的凝聚力并保持进步知识分子领导集团与现实斗争中产生的工农先进分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者的组合不仅强化了革命的力量，保证了群众基础，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革命之后的社会契约。在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同时面对三个任务。

第一，资本积累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资本积累本身尚未完成。完不成资本积累的任务就意味着革命的其他果实也会丢失，“落后就要挨打”是当时各个阶级的共识。资本积累自然是越快越好，但是要让资本积累快起来，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社会产品中的较大部分需要用作投资，用作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部分就势必被压缩。其次，无论是剩余的获取还是使用都需要国家代表社会整体意志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必须克服劳动者提高眼前消费水平的愿望从人民手中拿走剩余。最后，要积累就必须要生产出足够的产品，要生产就必须把劳动时间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这阻碍了脑体分工的废除和劳动人民民主管理能力的提高。

第二，中国的革命是通过动员劳动人民的多数而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既是革命本身的承诺，也是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基本条件。不过，相比于资本积累的任务来讲，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并不是那么地紧迫。首先，常年的战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大大降低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期望，只要再满足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提供不至冻饿的生活资料，群众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比如十年内）就不会提出过高的物质期望。其次，当时的共产党的多数基层乃至部分高层干部仍然保持着不算是明显高于一般群众生活水平的物质生活待遇，起到了一定的模范作用。最后，将一切资源动员起来搞资本积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勤俭节约是基本的社会共识。当然，上述三个条件很快就不存在了，新政权维持合法性的物质手段就只剩下同一地区、同一单位内部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虽然有限但是较为平均的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改善民生的任务不紧迫并不代表可以无限期地推迟下去，中国和核心国家之间（以及和周边的新兴半外围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迟早会通过国际交流传导到国内。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也会产生人口向城市和富裕地区无序迁移的压力。为了保证劳动人民不“用脚投票”乃至最后“用枪投票”，新政权必须保证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到21世纪初）将人民的物质生活提升到当时核心国家大约四分之一的水平。

第三个任务则是超越一般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任务。中国既要实现富国强兵和小康生活的民族主义目标，还要建设人人全面发展的无阶级社会。这不仅是社会理想，同时也是劳动人民防止阶级社会复辟，防止自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必要条件。防止复辟不能依靠官僚的自觉，劳动人民需要有现实的而且是越来越有效的手段遏制官僚特权的发展。首先，劳动人民不仅需要在形式上参与国家政治，而且需要在实际上掌握管理国家的技能，打破行政官僚对治国技术的垄断。第二，劳动人民需要有直接管理企业的经验和技能，打破经济官僚对企业管理和经济计划的垄断。第三，劳动人民应当掌握较高的知识水平，掌控意识形态再生产，打破知识分子对科学和文化的垄断。第四，取消常备军，建立以不脱产的民兵为核心的人民武装，打破军事官僚对武力的垄断，从而实现国家机器内部镇压职能的逐渐消亡。但这一切都需要劳动者将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实践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自我管理。只有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一个相当少的水平，比如每日工作四个小时、每周工作三天，这些理想才能够实现。如果劳动者每天必须劳动八个小时乃至以上，那么无论如何都无法很好地掌握上述知识和技能，因而不得不把这些至关重要的职能交给一个相对固定的官僚集团。脑体分工无法消灭，新的阶级分化就会一天一天地再生产出来。然而，劳动人民本身却没有能力遏制这个掌握剩余并决定剩余使用的集团，这就是官僚集团篡夺革命果实，最终引起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基础。

更糟糕的是，当时的中国不仅需要面对三大任务，还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残酷竞争。二战之后的美国霸权处于巅峰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经历战后黄金时代，核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同时，中国漫长的陆海边界线和巨大的领空都面临着美苏两国的严重威胁。当然，美苏两国都没有因为中国而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的计划，但是一个军备孱弱的中国显然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制于人。从抗美援朝到中苏边境冲突和抗美援越，中国不得不在维持庞大常备军的情况下将大量的剩余用于军备。这样，完成第一个任务即快速资本积累的门槛提高了，难度增大了；完成第二个任务即提供良好物质生活的压力也因为参照标准的提高而增加；而面对沉重的内外压力所必需的政治高压、军备扩张和自上而下的劳动纪律监控也增强了官僚集团的力量，扼杀了解除脑体分工、让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空间。

简单地说，资本积累需要生产大量资本品，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生产大量的消费品，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并防止复辟则需要在极大减少劳动时间的情况下生产前两者。就算这三个任务在长期或终极意义上是统一的，但在通往长期道路上的每一个短期它们都相互矛盾。同时完成这三个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上次中国革命的最终失败，不是什么“旧思想旧观念”借尸还魂，也不是什么“走资派”的政变阴谋，更不是潜伏在党内的前剥削阶级分子乘机发难，尤其不是“先锋队”的“灌输”无能，而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历史必然。

在历史上，中国的劳动人民和官僚集团之间就现实的状况达成了某种妥协，这个妥协一方面表现为关于三大任务轻重缓急的共同判断，另一方面也是两个方面对各自长短期利益的妥协。就三大任务而言，这个共同判断就是集中力量完成资本积累，在不干扰资本积累的情况下缓慢提升物质生活水准，在不干扰资本积累和不提出过分物质要求的情况下进行某种劳动人民自我管理的尝试。简单地说，就是第二个任务服从第一个任务，第三个任务服从前两个任务。就阶级妥协而言，劳动人民服从官僚集团主导的劳动纪律、收入分配和政治结构；官僚集团许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提高到“四个现代化”的水平，在某个不可预见的未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在整个历史时期适当控制“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这个阶级妥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通过长短期利益交换的方式巩固了官僚集团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双方的利益分歧，将阶级冲突压制在了可控范围。从1949年到1976年的整个中国历史的主轴就是劳动人民和官僚集团围绕着怎样执行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按照对谁更有利的方式来执行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而展开的反复拉锯的阶级斗争。这种拉锯随着两者妥协空间的缩小而日趋紧张，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达到白热化，最终以劳动人民及其在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代表在政治上失败，官僚集团撕毁社会契约而告终。

三、围绕“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阶级斗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人民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尖锐。这一方面是刚刚走出战乱的劳动人民对生活资料的要求有限，另一方面是官僚集团还刚刚从革命干部中演变出来，主观和客观上都不具备展开大规模阶级进攻的条件。这种相对缓和的阶级关系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较为顺利地进行了农业集体化，即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攫取农业剩余并集中到国家手中。在放弃生产资料（土地）和富余生活资料（余粮）的过程中，中国农民并没有向苏联农民那样大规模反抗，而是较为平静地乃至积极地接受了农业集体化，这体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社会契约义务的承认和服从。然而，也正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开始巩固，并逐渐与劳动人民拉开距离。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数量超过了工人党员的数量。1949年以后入党的知识分子多数没有在革命中背叛自己阶级出身的经历，仕途投机是这些新知识分子党员的主要目的。第二，战争年代相对平等的供给制度被抛弃，国家干部实行行政二十四级工资制，企业职工实行八级工资制，军事干部实行军衔制，主动确认并强化了官僚和群众的等级区别。第三，将苏联企业中的科层制和物质刺激等资本主义式的管理结构照搬到了中国的国营企业，巩固了企业内的脑体分工。官僚集团的阶级意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苏醒，其最明显的表现是1956年中共八大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八大党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官僚集团把矛盾圈定在人与物之间而非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它就把自己的历史任务限制在了服务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上。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进而否定阶级本身的存在是官僚集团试图放弃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任务的明确信号。

面对官僚集团的进逼，劳动人民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内与劳动人民联系较为紧密的成员（以下简称“继续革命派”）并非毫无作为。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继续革命派”试图动员劳动人民遏制官僚集团权力、解除高压统治的尝试。然而，“双百”运动的动员范围极其有限，没能完成“继续革命派”、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协调。最后在官僚集团的破坏下演变成反右运动。

不过，五十年代末的内外压力为劳动人民和“继续革命派”的斗争创造了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苏联在放弃世界革命目标之后着手巩固自身的地缘势力范围，通过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开始谋划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分工体系。在苏联所构想的分工体系中，中国被设定为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从苏联进口制成品并接受苏联军事保护的卫星国。同时，苏联为维护其与美国共治天下的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一定程度上阻挠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澎金马的斗争。这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侵犯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利益。如果答应苏联的条件，就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半途而废。在拒绝了苏联的条件后，苏联逐渐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尤其是撤走了一些关键工业的技术援助。外部压力加大了官僚集团完成资本积累任务的难度。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几乎都向中国关闭的情况下，官僚集团无论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还是出于尚未泯灭的革命理想，都有必要向劳动人民做出一定的让步以维持政权稳定。这种让步体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三面红旗”上。

第一面红旗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基本内核是用有限的资源在保积累的重工业和保民生的轻工业之间取得平衡，兑现一部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即同时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和快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构想。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理想条件下的人民公社不仅是替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剩余的机构，同时也是基层群众的自治机关，是未来无阶级社会大民主的细胞。与直接否认阶级矛盾的八大党章相比，三面红旗在纸面上是一个对劳动人民较为有利的妥协。所谓“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将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中两代人达到“现代化水平”的任务修改为了一代人完成，并建立了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基本机构 —— 人民公社。从本质上讲，三面红旗的意图就是通过积极地改造生产关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动性，从而把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从必须承受的负担转变为完成资本积累和改善民生两大任务的助力，并以此为依据大大加速三大任务的进度。这个在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思路是当时劳动人民、“继续革命派”乃至官僚集团主流自身漫长斗争经验的产物。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改造了生产关系，事实上已经在战后恢复期实现了一次生产力的大跃进，将中国从民族危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通过进一步改造生产关系，向无阶级社会前进，自然可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劳动人民和“继续革命派”来讲，如果真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不仅人民忍受物质匮乏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而且可以尽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也能为世界革命树立榜样。对于官僚集团来讲，尽管世界革命的前景没什么吸引力，不过如果能解决眼下最紧迫的资本积累问题并维护自身的统治合法性，适当发动群众也是可以尝试而且可控的手段。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尽管大跃进期间劳动人民取得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大跃进前中国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组织形式已经把资本积累速度提升到了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极限。如果想要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就必须要以征集“余粮”、剩余劳动时间等方式从农民手中拿走更多的剩余，从而影响阻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国家势必要减少从农村拿走的剩余，这样，资本积累和城市工人的生活就无法保障。同时，劳动人民越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越是会形成自己的组织，越是会要求在剩余分配和使用上的权力，从而对官僚集团的权威和实际利益造成威胁。在官僚集团的破坏下，大跃进最终以劳动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而结束。三面红旗的提出和执行不仅是劳动人民及其政治代表对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一场保卫战，同时也是官僚集团第一次从高层到基层以整体行动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破坏。大跃进的失败说明了当时中国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空间已经消失，它们的冲突开始白热化。

大跃进的失败也让毛主席和“继续革命派”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1962年，毛主席正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革命派”失败，中国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认识实际上与代表官僚集团利益、否定阶级斗争的八大党章针锋相对。然而，在1966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毛主席和“继续革命派”却又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归结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意识形态流毒。《决定》的决定性错误是违背了唯物史观，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当作了决定阶级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力量而不是相反。仿佛“四旧”被消灭了，官僚主义也就被消灭了，官僚集团也就无影无踪了，产生官僚集团的经济基础也就不需要考虑了。

当然，就算假设《决定》对新中国的阶级状况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它也不可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从客观条件上讲，在文革爆发的时候，官僚集团实际上掌握着生产资料，掌握着经济剩余，掌握着国家机器，掌握着生产组织，掌握着意识形态再生产。“继续革命派”和群众最多能在最后一个方面对官僚集团造成不大不小的威胁，对前四个方面的官僚垄断无能为力。从主观因素上讲，经过了十余年没有实际民主制约的长期执政，官僚集团独立于劳动人民并与劳动人民相对立的利益已经充分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阶级意识，并具备了协调统一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反观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在主观上对物质消费的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战后初期的简单水准，提高短期物质生活水平（这需要迅速解决消费方面的物质匮乏）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这需要在发挥能动性的条件下继续在短期忍受物质匮乏）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调和。不仅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有着较大差距，而且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待遇也有显著差别。与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有推翻三座大山的共同目标不同，文化大革命时代劳动人民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短期目标和利益，这种客观利益上的分化是文革期间激进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冲突、最终被官僚集团利用的物质基础。

尽管文化大革命在初期给官僚集团造成了一定的震惊和混乱，但是并没有撼动官僚集团的根基，同时“继续革命派”和劳动人民上述无法克服的弱点也迅速暴露了出来。到了1967年下半年，文革的势头已经明显减弱，为了避免溃退后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和官僚集团更加残酷的报复，同时挽救已有的有限成果，毛主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战略退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此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劳动人民为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而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次保卫战。文化大革命本身取得的成果相当有限，但是作为新中国阶级斗争的决战，它用惨烈的方式向今天的中国革命提出了必须在革命中就解决革命队伍官僚化的问题。对于官僚集团自身而言，文化大革命也让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以收入平等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为基本许诺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要维护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免除“几年来一次”的文革威胁，就必须从政治上打倒中国的劳动人民。

这样，在七十年代，中国的官僚集团和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遇到了要打垮本国劳动人民的问题。对于核心国家资产阶级来讲，打垮本国工人需要绕开本国劳动力市场，向海外投资，将本国产业转移到国外，中国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满足需要。对于中国的官僚集团来说，粉碎劳动人民政治斗争的前提条件是至少要在短期麻痹劳动人民，这就需要在短时间内一方面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适度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为此就需要来自核心国家的先进技术装备。核心国家想要寻找劳动力廉价的资本转移场所，中国想要更加深入地参加资本主义国际分工。

这时，中国的官僚集团面临着两个历史选择。一种选择是加入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分工体系。以林彪为代表的部分军事官僚赞同这一思路。这一选择的好处是可以迅速消除中国北部边境的沉重军事压力，其缺点是苏联本身是半外围国家，苏联能够提供的技术装备明显落后于西方，跟在苏联后面就意味着放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提升相对地位的目标。另一种选择是加入以美国为核心、包括西欧和日本的全球分工体系，这样就可以获得相对先进的技术装备，同时缓解资本积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党政官僚集团的全部、军事官僚集团的大部赞同这个方案。在毛主席和军方高层做出了世界大国已经进入核平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基本判断后，中国开启了“四三计划”（用43亿美元外汇进口西方国家成套设备的计划），重新回到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

在毛主席逝世之前的几年，尽管站在政治舞台最中心的具体个人及其数量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时甚至光怪陆离，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在按照历史规律继续发展。中央官僚架空中央文革小组，不执行“继续革命派”的命令；地方和基层官僚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掌握实权并吸收了部分文革时期提拔上来的工农干部；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党政官僚和军事官僚基本合为一体。在劳动人民这方面，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真正冲击过各地最基层的官僚结构，逐渐沦为生产生活之余的仪式。城市工人阶级极其有限地扩大了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但并没有实现生活水平的重大改善。在稳定的就业环境（铁饭碗）中，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涣散麻痹。“继续革命派”最多只能控制少数宣传机构的工作人员，面对庞大国家机器的其余部分束手无策。毛主席在逝世之前曾将代表中间派工农干部的华国锋提拔上来，意图让其在自己逝世后维持左右平衡。不过，毛主席可能既高估了工农干部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也高估了华国锋集团自身的政治智慧。在联合官僚集团除掉“继续革命派”之后，华国锋也失去了利用价值，最终被官僚集团所抛弃。

至此，官僚集团清除了国家机器中的所有政治对手，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也普遍处于麻痹和疲惫的状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四、结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是激进民族解放运动中广泛群众动员的产物。它一方面表现为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要不要完成以及如何完成资本积累、改善民生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三大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官僚集团和劳动人民就各自的长短期利益进行的交换和妥协。1949年到1978年中国历史的主轴线就是两大社会集团围绕着如何履行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而展开的阶级斗争。随着官僚集团独立于人民的利益逐渐成型以及劳动人民对生活水平期望的提升，两大社会集团在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下的妥协空间越来越小。总体上讲，官僚集团一直保持着攻势，而劳动人民及其政治代表派则集中力量打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契约保卫战。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同时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劳动人民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最终阻止官僚集团撕毁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当历史进入1979年的时候，中国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资本主义复辟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