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左翼学生社团的一些心得体会

我参与左翼学生社团的一些心得体会
野草

我在2018年之前参与了几年左翼学生社团的工作，与各地社团的同志都有些交流，有些心得体会想与大家交流。
18年之后，由于大环境的变化，旧的工作模式受到限制，而新的道路尚未明晰，再加上受到打压，整个运动陷入低潮。
有的同志失去了斗志，回归主流；有的束手无策，有力无处使；当然有的人还在继续坚持，但成效甚微。沉寂了两年多时间，是时候苏醒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停滞不前，就是倒退，直到被彻底地甩出运动之外，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
怎么样更好地再出发?
我认为首先是做好总结，尽量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将经验扩散，为新同志提供参考。有人说，这些东西还是不要传播为好，因为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或者说“泄密”。但是这些东西几乎已经都已曝光，我们却还对同志保密，那不是掩耳盗铃吗？
（从长期来看，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以卵击石，要对理论和现实深入研究，同时积蓄力量，否则行动便是盲目的，只能在低水平的层次上重复。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些冒失的行动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想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则是难上加难。）
作为一名加入左翼社团多年的“老人”，这份抛砖引玉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我尽量做到全面准确（我的经验加上对外交流了解的情况），但难免会带有个人色彩，也不一定都正确，只是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希望更多的同志能够一起来写好我们的总结。
我这里说的左翼社团，其实就是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大学学生社团。其来源有二，一是受老同志影响建立的马列社团以及由此衍生的社团；二是由其他类型社团如三农社团、进步社团（类似历史上的新民学会，没有特别明确的宗旨）等转化而来，二者各有特点。

我将从思想、组织以及实践三个层面来论述。
（一）、思想统一方面的问题
思想上的不统一或者宗旨的不明确，是第二类学生社团的常见问题。
例如，某地社团最初成立时，以在校学生为主，毕业生只有一位，是很年轻的团队，因此各方面经验比较缺乏，尤其是缺乏对整个社会的了解和把握。思想也不是完全统一，受到乡建思想、马列主义、还有韩德强思想等思想的影响，但后来逐步统一到马列主义。
这些人聚在一起要做什么？比较明确，也比较模糊。主要工作是做社团，做社团是为了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培养人要干什么呢？就不是特别明确，每个人心目中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所以做事偏经验主义，没有很强的理论指导。
总的来说，这是和五四时期新民学会那一类社团性质非常接近的团体，可以称作进步社团，其成员坚持理想主义，坚持底层立场，同时逐步向马列主义转变。同样，这样的社团和历史上同类社团的命运一样，属于过渡性质的社团，其成员也会逐步分化，走向不同的道路。这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第一类社团思想统一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主要是怎么办的问题，后来统一于毕业之后以进厂为主要目标，这也是考核成员是否坚定的主要标准。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是否是正确的，还是有争议的。当然，后来的选择会稍微多元一些，不像一开始发现新大陆那样的激进。
思想上的不统一、不明确，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多问题，甚至决定着工作最终的成败。

（二）、组织方面的问题
组织方面，由于大部分人经验不足，在决策上，社团发起人实际上会有很大的发言权，形成了事实上的“老大哥”——也就是权威，其他人很难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但是越往后，不同意见会越多）。这就很容易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先由核心团队制定计划，再去落实。早期由于大部分核心人员在校，直接参与工作，这种模式的负面影响不大。但越到后来，团队体量越大，核心人员毕业，社团工作由校内高年级同学接手，继续以前工作模式的弊端便逐渐显现。
一是制定计划的人不那么了解实际情况，这是次要的，二是制定计划的人不去具体落实，这样的计划，一般是悬在半空中的，离落地还有一段距离。主要在于实施计划的人没有经验，不知怎么实施或者是有思想包袱没有解决。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校外负责人根据以往一些经验和当下需要制定学期计划，然后和各社团负责人商量敲定，再由各社团负责人和社团成员商量，看是否需要调整。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大家做的都比较吃力，整个计划能实现60%以上就算不错了。这其中最难的是社团负责人，他们负责集体意志的贯彻，但这在实际中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他或许还有很多自己不同的想法，沟通、落实都比较吃力，相互之间的矛盾没有很好的暴露和解决，而是一直积累，偶尔爆发。
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社团刚刚起步时，发起人劲头足，虽然没有很多的经验与套路，采用的多是手工业方式，发展效果却还比较好。越到后面，人越多，工作越正规，工作效果却越难以保证，直到最后进入瓶颈期。
这样的组织方式，有一定优点，那就是效率较高，能体现负责人的意志或者说能坚持一定的方向（这算不算优点？），当然这是在社团建立初期骨干人数很少的情况下（1-2人），随着社团的发展，弊端便逐渐显露。
一是没有很好的“传帮带”机制，“老大哥”大包大揽，不能很好的发挥非核心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很多时候是在被动的执行，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在无形中被压制，这样也不利于他们能力的提高，造成骨干断层现象。随之也就带来计划和实际有较大出入，较难落实，预期效果难以保证，大家工作起来很累的问题。
二是山头现象严重，校内骨干只和本校负责人熟悉，不了解其他学校情况不熟悉其他负责人，无形中造成了思想隔阂和局限，甚至是相互看不起。
三是开展工作有限，只有读书会这一能力培养，无法全面（宣传，工友之家）提高骨干能力和加快新社员发展速度。造成了社员很多时候是只会做读书会的宣传，不会拿起笔杆子对外宣传。虽然毛选读了不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辩证地处理问题而不是陷入形而上学，我们还是差的很远。
有人说这是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有待商榷。但手工业模式容易带来官僚主义的弊病，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在有的团体中甚至发展的非常极端。比如有些成员和领导层思想不一致，便被开除出队伍。开除的原因并不是成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只是由于方法策略和领导层有所不同。这发生在某知名左翼团体中，成员的理论素养（理论读的应该很多）不能说不高，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生如此极端的现象，不得不令人感到困惑，也令人深思。
这种的组织方式反映着青年左派的幼稚病，背后的原因我还没有想透，但起码有以下原因两点。
一是左人不同程度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领袖，既是领袖，我怎么可能会犯错呢，别人怎么能不听我的呢？这些领袖几乎无一不在实践中碰了壁，有的甚至从领袖变成了逃兵，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这里不是反对领袖，而是反对自封领袖，固步自封。如果每位同志都能以领袖的责任感去工作，那当然是极好的。
二是圈子的封闭，封建式的权威思想没有在实践中解决，很容易形成论资排辈现象，大家自然而然地尊某人或某几人为“老大哥”，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自己资历浅，经验少，或者是碍于面子，这些意见被隐性地压制了。
这和应试教育对学生的长期摧残也有关系，很多人缺乏批判反思的能力，习惯于“跟着走”。熬得时间久了，后来者也逐渐成了“权威”，整个团队死气沉沉，不管是自封的领袖还是被迫“黄袍加身”，都逐渐在在我陶醉中裹足不前，甚至倒退。
三是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结合的不够紧密。读书会嘛，也用不着多么先进的组织方式，存在的种种弊病还不足以致命。以致于大家容易满足现状，缺乏反思和进取。
总之就是一句话，如何更好地发扬民主集中制。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团体在这方面处理的比较好，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否则会非常拖我们的后腿，甚至使我们腐化变质。就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民主生活会可以对此情况做一定的限制，另外，团队中“领袖”在主观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压制不同的声音。
最后我想说，对于马恩列斯，对于毛主席，这些伟大的导师们，我们也要敢于质疑，他们是极为反对别人把他们捧为偶像或者当作神像的。不要做没有头脑的信众，而要勇于做历史的开创者。
手工业模式往前发展是工厂化模式，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分工明确，在有大量骨干的条件下开展多项工作，极大地培养了新社员和锻炼了骨干的能力。以某校为例，先一学期分多批次培养工作所需的大量骨干，然后在这些骨干基础上开展读书会、工友之家和宣传工作（校内和校外宣传），每项工作至少1-2名外联成员。以宣传为例，发掘热点，确定主题，撰写文章都有明确分工和讨论，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一旦新社员有了明确的参加工作的意向，则可以在上述这几个工作模块中进行锻炼，最后确定自己擅长的一个工作主要负责，并参与其他工作模块。
但是某校条件较为特殊，这一模式基本没有推广开来。
可见从整体上来说，左翼学生社团在组织上还非常的落后。

（三）、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基于这样的思想和组织，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谈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	社团灌输论。
灌输论来自列宁，大意是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最多只能产生工联意识，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只能由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外面灌输到工人内部。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看对象的“硬灌”，牛不喝水强按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社团工作中也存在着“灌输论”。
为什么我要称之为社团灌输论呢？
因为整个社团的工作就是给社员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效果怎么样呢？以某知名左翼社团为例，招新人数至少上百，甚至两百，经过一年的灌输，大概能留下二三十人，越往后流失越多。等到大三大四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毕业工作服从社团安排的，灌输成功的“产品”也就五人左右（这是两三年前的数据，不一定非常精确）。
规模小、实力弱的社团，每一届也就能灌输出来一两个成品，人数再多就是运气了。有一个社团比较例外，那就是18年走火入魔的那个，由于校内条件特殊，灌输效果比较好。
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灌输成功的“产品”，则会给他们贴一个标签——不革命。所有左翼社团均实行这样的灌输论，无一例外，因为这些社团追根溯源，差不多都是那么一两个根子出来的。这些社团的存在发展的时间大约为2012年到2018年，2018年被扫荡了一批，幸存的现在如何发展，我不太了解。但是据我观察，社团灌输论改变不大。
社团灌输论的形成有一定条件。要灌输一定的思想，这是社团的主观目的；灌输的对象是校内同学，再具体一点，是通过每年一到两次的招新活动吸收到社团内的同学。社团灌输论就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这一套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内部建设、校内公益、外联，主要从阶级感情，社会关系，理论认识来改造新成员。
以我们的经验，能跟着我们走的人大多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而且我们在培养人时首要看重的也是阶级立场这一点，然后才是理论上的学习和社会关系上的改造；当然也有不少是被马列理论折服背叛自己阶级的同学（大多出现在名校）。
理论学习由浅入深，普遍的是先从社会话题例如三农、工人、教育环境等问题切入，目的是了解社会（主要是工农的真实处境，有人说这是专门看社会阴暗面），引起思考；然后是国史，最后是理论，时间大概持续一到两年。对这一理论认可且能力不错的就可以带小组活动了。  
对于不同的学校可以有变通，例如接受能力强氛围宽松又有马列社团名号的，则直接单刀直入结合现实讲解政治经济学，没有马列社团名号的则主要批判现实社会；接受能力差的学校则贴合实际解惑，不会整太多名词概念。
这一套学习在逻辑上没什么问题，也比较完善和成熟，所以后起社团一般就直接搬运了。在学习交流的时候，灌输的特点比较明显。比如说在交流讨论的时候，在最后总有一位“托儿”或者“大佬”总结一下，升华一下，给出一个有倾向性的结论；或者是在讨论的时候有和主流不同的观点，受到社团熏陶的同学便与其辩论，很想说服对方。
长此以往，就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了，但是真的都灌进去了吗？
社会实践主要是寒暑假外出调研，了解社会，理论联系实际。有的要组织进厂打工，有条件的还可以和小黑厂老板斗智斗勇。对于学生来说，第一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的理论，对自身思想认识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社团比较依赖此类活动，一般来说，每次假期活动，对于社团成员的分化是个转折点。
内部建设也比较重要，主要方法是老学长或老学姐苦口婆心的和学弟学妹谈心，热情程度堪比父母或者对象，能让学弟学妹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还有思想上的启蒙，后者是主要的目的。
在原子化的大学社会里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对于社团的发展很有必要。一般搞的好的社团，内部建设都不差。
校内公益主要是和后勤工人的互动，首要的目的是接触工人，改造自我，对于工人思想的影响几乎是零。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对于年轻的后勤工人群体，校内公益的定位就是在工人中培养骨干甚至帮助工人维权了。但这对于社团成员的要求很高，几乎只有一所学校开展了此类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外联就是相互走动交流，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社团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外联承担着这一地区工作方向的指导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工作，是领导机构，校内联则是只负责本校工作）。
不可否认，这一套工作体系是同志们辛勤探索出来的，每一位参与过社团工作的同志都曾为之挥洒汗水，感谢大家的付出。
但是，这一体系的致命问题就是效率低下，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培养出来的人极其有限。因为这一体系从根子上就是有问题的。
怎么说呢？由于某种原因，左翼社团公开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不多，很大一部分是打着类似新民学会或者XX读书会这样的招牌活动，还有的是借壳上市，知名度有限。这样招新招来的人可谓是八仙过海，有的人是出于好奇，有的人是随便加的，有的人是被招新学长学姐的热情感染，有的人是觉得社会实践很好玩……即使公开打出了马列旗号，但你也会遇到各种抱着奇奇怪怪目的来的人。
这样庞杂的人员集合到一起，开始接受社团的灌输。请问，能一灌就灵吗？不可能。
有时候甚至会闹一些笑话。比如有的学生参加活动非常积极，学长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很可能成为社团未来的干将，但参与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之后，该同学却人间蒸发。原来人家积极参加活动是为了努力提高自己，当他感觉到社团不能再给他提供更多的东西、甚至他感到这个社团有点“危险”的时候，他就毫不留情地走了，留下了有点尴尬的学长。
一个人的认识和其出身经历有关，那些思想发生质变的同学，有哪个是完全靠社团灌输出来的呢？
事实是他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础，社团加以引导启发，促进了他的转变。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我们不可能从石头里孵出小鸡来。然而我们社团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试图从石头里孵出鸡仔，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卖力，一连孵了好多年，还在坚持不懈地孵。我们的一套东西，虽然说是真理，但现阶段，受制于经济环境，能接受的人有限，更不要说去践行了。整个社会左派的比例，决定了社团中骨干的多少。
社团灌输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混淆了群众工作和骨干工作。
谁也不能否认，社团工作是群众工作，但是我们灌输给群众的却不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比如有些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关注工人话题啊？为什么要读《宣言》啊？为什么不搞点更轻松的活动?给群众灌输一些部门不熟悉、不理解、不需要甚至是不接受的东西，效果怎么会好。很多人会逐渐发现，这个社团不一般，在宣传另一套东西，不能接受就离开了。
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即使团队氛围再好，学长学姐再贴心，那也还是不接受。把一个另类的标准强加给群众，那自然效果有限。这一套理论学习体系更像内部培训，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认同基础上的系统化的理论训练，而不是用来向群众做宣传或者从群众中选拔骨干的。
由于以上原因，导致我们社团工作整体效果有限。如果不壮士断腕，凤凰涅槃，传统校内社团怕是要慢慢消亡。与其用大量的时间孵石头，还不如去发现鸡蛋或者小鸡，小鸡自己会找米吃，不用灌。
人都有惰性，我发现左翼有些人尤其懒（比如我），行动跟不上，脑子也转不起来。借口还挺多，什么时机不到，什么反对剥削，但可能还没等你等到时机，资本家就已经把你淘汰了。我们还是得克服惰性和惯性，抓紧想出新办法，否则道路就会越走越窄。

第二，逆社会化。
社会化这个词大部分朋友应该都听过，来自于“三勤三化”，包括我们在内的左翼社团几乎都走了一条逆社会化的道路。我这么一说，逆社会化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逆社会化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社团骨干在校内成为“奇葩”。
奇葩在哪里呢？比如说不重视学习，甚至成绩很差；观点激进，爱搞事情；不能很好地融入班集体或者处理好同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学院几百号人，辅导员放眼望去，就能看出你不一般。还有一些同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了退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受社团的主流价值观影响。有时个人学习或者其他事务会和社团工作冲突，社团便提倡社团第一，个人第二。有的人说，不要老想着协调，有时候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要做取舍，当然社团工作是第一位的。老想着自己的事情，就是思想不坚定（大致这么个意思）。
我事后反思，其实冲突也不是特别大，这种价值观教育也是需要的，但是当这种要求超过了一定限度，那就是有点“左”了。再就是由于对主流价值观、对“奋斗B”的反感，还可能有个人的惰性和消极情绪，也使这种“遗世独立”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算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者，首先要做一个正常人。在学校不做一个正常人，有些工作就不好开展，也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以后难以在社会立足，除非你是富二代。
很明显，90%以上的学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说了也不一定理解，因为从小就靠父母供养。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尽管马克思是革命导师，但是没有恩格斯的供给，他一家人就可能要饿死，或者他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样我们就可能失去一个伟大的导师；恩格斯对资本家充满了厌恶，但为了同伴的生存，但还是不得不当了十几年老板。
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思考一下，你毕业后要如何解决自己甚至家人的生存问题？所以说，做一个正常的学生是必要的，这是从长远考虑。搞社会主义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靠头脑风暴或者激情热血。在形成强有力组织情况下才有持续不断的职业革命家出现。
二、不进工厂不革命。
这大概是14年左右提出来的口号，意指不再坐而论道，要同工人阶级结合，是给毕业生提出的要求。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但也将很多人关到了门外。我们是要抓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不同的团体对这一口号认同程度不一，但是在社团骨干就业时，各社团的推荐方向有所不同，但也有统一的地方，那就是“不听安排的不革命”。对于左翼社团来说，这样的要求是必须的，因为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做事的人。但是如果不考虑每个成员的实际情况，就一刀切，那就是瞎指挥。
比如有的社团反对考研，认为考研是追求个人奋斗，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这样设置一个无限拔高的上限就把很多本可以团结的同志排除在外了，而自己也搞不长久。
三、同家庭“决裂”。
由于我们的选择和主流价值观强烈冲突，自然绝大部分家长也持反对态度，由此引发了和家庭的冲突。
在校内的时候，这种冲突还不太明显，因为我们可以忽悠家长说我们在好好学习。但是毕业选择的时候冲突就会很大，比如说一个大学生甚至是名牌大学生放弃前途去下工厂，估计没有家长能够接受。如果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可以拖延一阵。但是如果家庭需要经济方面的支援，长久下去冲突也会加深。
由于行动趋于激进化，同家庭的矛盾也大大加深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尤其是“八青年”事件之后，社团成员工作被曝光，家人极其反对，同家庭“决裂”便成了社团成员的一个信条或者标准。谁反对我的行动，我就跟他决裂。这在后来的声援团斗争和社团保卫战时表现的比较明显。如果做不到，便斥责其“不革命”、“不坚定”。后来“领袖集团”强硬推行他们制定的这条标准，引起很多成员反对，甚至导致社团分裂，大批成员流失。
家长有很多糊涂观念，这在当下是必然的，我们当然要同这种错误的思想斗争，同这种错误的观点“决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的宣传难以影响到大多数工农群众，他们是不支持我们站在主流社会的对立面的。所以在实际行动中，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断绝关系的这种“决裂”方式。
家长的观点是主流观点的反映，简单的“决裂”并不能使他们的想法改变，还很容易使家长误信某些宣传，说我们被传销洗脑了或者进了邪教。家长更加不依不饶，你要决裂，家长不一定和你决裂啊。这样只能使自己非常孤立和痛苦，还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再者，很多家庭需要孩子在毕业之后给予经济支援，比如家里有老弱病残的，这个时候要求成员和家庭决裂，不是把人家推入火坑吗？
这样的“决裂”，除了标榜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理想高于一切，其他人则一文不值，只配当自己的工具。
要想决裂还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起码得是中产家庭，家人不需要自己的支援。有的人父母是剥削阶级的成员，这个时候要不要决裂呢？如果恩格斯和他那个严酷无情顽固的老爹决裂，那马克思一家恐怕要饿死了。你把你爹的家产继承下来，或者利用你爹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事业创造便利，他不香吗？
无独有偶，韩德强带领一大批学生到正道农场修仙，受尽了左人的嘲讽，蔑称其为“韩教主”。“韩教主”也要求其学生和家庭决裂，做不到的学生便被视为“不纯洁”。有的学生和家庭决裂，而家长可能认为他们中了邪，直接把学生绑回家去了。一个右的出奇，一个左的离谱，但他们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呀。我是领袖，我是教主，我定的规矩就是教义，反对我就是“不革命”，就要把你开除。
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打着漂亮的口号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理想而把别人当工具。这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把标准无限拔高，为自己树立起最革命最先进的形象，谁不听我的，谁就是反动派。导致自己越来越孤立，最终在孤注一掷地冲锋中碰的粉碎，还说自己创造了历史。是的，但这是不光彩的历史。
一个集体内部的考核标准，只能是相对科学的下限，而不是无限拔高的上限。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和文革时期的“唯我独革”，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我们不得不深思。而某些领袖被捕之后，很快写下了七八十页的自白书，是其本质的彻底暴露。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扇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四、互助合作幻想。
由于逆社会化的原因，社团成员只能活在理想当中——囊中羞涩。如果是去工厂，或者是在一些公益机构工作，收入很低，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生活比较艰难（如果条件允许，我完全赞成大家下工厂，去机构）。
大家就开动脑筋想办法，团结互助呀。有的人提出了一种方案，叫作生活共同体，大意是毕业之后一起生活，在某个地方租一栋楼或者一处大院子，方便学习交流，生活成本还低，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方案。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要生存，首要的是先找到一份工作，工作距离远，怎么住到一起？再者，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都有矛盾，一群人聚在一起是非肯定更多。比如有的人有洁癖，而有的人不怎么注意卫生，他两就很难合得来，距离产生美。虽然说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在实际中却非常普遍，需要加以考虑。还有，如果有人结婚或者谈了对象，也需要一定的独立空间，慢慢就分散了。最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一群人聚在一起也很难周旋。
综上，这种方案很难持久。这里面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抱团崇拜，是对资本压迫消极抵抗。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这种方案的人往往始终没和大家住在一起。
这种互助合作幻想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组织的公社，蒲鲁东幻想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人民银行”，五四时期奉行“新村主义”的互助社团，最后统统都破了产。可见，我们还在一直走历史上已经走过的弯路，小资产阶级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总的来说，逆社会化根源于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考虑当前实际条件，不考虑成员情况，主观地制定一些改造社会的计划。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不是有效利用资本主义的条件，而是希望在其中开辟一处世外桃源，既是自我保护，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结果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就像自己面前有一个病人，不去解剖观察，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分析，而是闭住眼睛冥思苦想，根据主观想象开了一份药方。真可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危险极了。

    第三，山头主义。
山头主义，就是占山为王，划分势力范围；我的就是我的，不容他人染指；我的是最好的，别人都一般般；你说联合可以，但要以我为主。
山头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各地团体出现的时间、缘由不同，历史传统也不尽相同，因此发展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再就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团体，由于内部分歧导致分裂，如果其规模较大，也可能形成新的山头。
然而，山头主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不是必然的。
山头主义的发展和青年左派的小资产阶级性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主要的。
有的人主观上以我为主，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然后去推广普及，认为别人不那么行，而自己则是领袖（起码是未来的领袖）。有的人“唯我独革”，高标准严要求，自己是高傲的珠穆朗玛峰，别人都是不入流的小土包。有的人谨小慎微，说彼此联系不要太过密切，先各自发展，树大招风（可能怕惹火烧身）。有的人私有观念极重（往往是那些领袖），自己的地盘一寸也不容别人染指，拒绝自己的“小弟”和其他团队接触，生怕被带偏了（其实是怕带跑了，但别人一定就是过来和你 “抢肉”吃的吗？）……
这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一是经验无法共享，做无用功，发展缓慢。有些东西明明别人已经做的很好，为什么不实行“拿来主义”，非得自己再摸索一番呢？当然，能不能“拿来”也是个问题，有时候还得给人交点学费，有时候交学费人也不给。或者是有些路走不通，却总还有人去重复那些走不通的老路。
二是像一地鸡毛，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很分散，也很不专业，坚持着传统的手工业方式，颇有些“工匠”精神，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有些团体说自己缺人，有些团体手里有些人，却当作资本捏在手里观望。总的来说，就是不能让我们多快好省的发展，这是极大的犯罪。
主要的原因是那些领袖的权欲观念，没了山头，自己怎么发号施令呢，怎么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呢？而小弟们，则是不容易有很强的“山头主义”的，因为没了山头，他们也还是小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有些小弟支持山头主义，或者是由于其也有着同样的权欲（自己的山头壮大了，自己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或者是由于经验不足，脑子比较糊涂，只能听大佬的话；或者是被“家法”裹挟，不能越雷池半步。
搞马列的同志们必须明白我们的事业既是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就是要同一切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如果不能克服这种个人主义，同旧思想决裂，是不能长久地支持下去的（建议阅读毛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关于山头主义和手工业模式，大家都会拿出列宁的《怎么办》批判。可是被奉为圣经的《怎么办》，很大程度上成了抽打别人的鞭子。人们却从来没有拿它作为镜子照照自己，或者是真的把它当作了圣经。

以上，便是我的经验总结。我主要的目的是谈问题，并非要全盘否定我们以往的工作。现状不容乐观，但未来仍然可期。这需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可行的道路。
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是时候重新出发了。
可能会有更多在2018年之后觉悟起来的同志看到这篇文章，这是上一个阶段左翼学生运动的教训，你可以不认可其中的一些观点，但是一定要重视它，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而不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它不一定是巨人的肩膀，但作为一块垫脚石足矣。
前进吧，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