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以“一己之力”让中国人民吃饱饭

　　说说「吃饱饭」的话题。

　　首先需要明晰，水稻并不等于粮食，粮食包括了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这五大类，但是其他大类似乎从来“xxxx之父”的称号。

　　那么可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水稻每亩单产从1970年代的400公斤，提高到2000年后的700公斤，提高75%；

　　玉米每亩单产从1970年代的205公斤，提高到2000年后的382公斤，提高86.3%；

　　小麦每亩单产，从1970年代的123公斤，提高到2000年后的354公斤，提高188%。

　　单说水稻，很难说“中流砥柱”，至少不是“一枝独秀”。

　　甚至就单说杂交水稻，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非杂交稻种已在产量上逐渐超过杂交稻，同时因为口感更好而占据了更多餐桌（所谓的杂交稻大都属于籼型，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主要还是东北种植的粳稻，而非淮河以南的籼稻）。

　　因而论水稻研究的贡献，绝对不该仅有袁老一人被铭记、被封为一个图腾式的神像。

　　查阅1986年编写的《湖南省志·农业志》，也能发现一些事实。

　　1964年，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工作，从事杂交水稻研究，曾获省重点科研项目；

　　1970年，李必湖（袁隆平的合作者）在海南岛崖县发现雄性不育野生植株（野败），这为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奠定了基础——注意这一点，非常关键；

　　1972年，由国家牵头，组织了21省市区有关单位参加大协作，以安江农校和湖南省农科院为主，成立了“水稻雄性不孕研究大协作组”，协作组成员非常广泛：有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贺家山原种场、县农科所等共计103个单位，共300多人；

　　同在1972年，江西省和湖南省都利用野败材料转育出了二九矮4号、珍籼97、二九南1号、V20等品种；

　　1973年，湖南、江西、广东和福建又分别筛选出一批恢复系品种；

　　1974年，湖南省试种20亩，最高产超过1000斤。于是国家组织全国专家进行鉴定，最后鉴定出我国第一个成功育出三系杂交水稻组合；

　　1975年，湖南省共试种1101亩，主要分布在桂东县、湘乡农科所、贺家山原种场和安江农校等地，平均亩产约994斤；8月，在长沙进行优势现场会议讨论，省水稻所、湘乡县农科所和桂东农科所为示范样板，与会者总结并交流了经验，研究了推广意见；1975年冬，湖南省派出1.2万人去海南试种2.8万亩杂交水稻；

　　1976年，湖南省委制定了76年和77年大面积试种的规划，并且提出1978年基本普及，湖南省为此成立了杂交水稻生产办公室(简称“杂优办”)，全省各地也相应成立了领导班子和机构；

　　同在1976年，全省共试种126万亩，亩产达613斤，桂东县亩产达到836斤，衡阳地区亩产为680斤；10月份，省委统一意见，又组织1.5万人赴海南制种，共制种3189.8万斤。

　　1981年，由湖南省农业厅牵头，在沅江、岳阳、湘潭等地召开杂交水稻推广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技术偏差，针对性采取解决办法，使当年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又达到1586万亩，亩产达665斤；

　　1982年，全省种植面积达1713.07万亩，亩产达664斤。湘东地区涌现了亩产超800斤的好现象，还有超千斤的生产队；

　　1983年，种植面积达到1774.36万亩，亩产达831斤；

　　在这一阶段，杂交水稻出现了很多新组合，省级单位和地县积极配合成立很多协作组，特别是成立了“中南地区双季杂交稻高产试验示范协作组”，发动全省各县层层为杂交稻试验提供示范样板。

　　也是在这个阶段，初步确定了威优64、威优35、威优98、威优16等早熟组合，通过其它试验示范进一步找到了杂交中稻播种试验和气象资料和最佳扬花期和齐穗期，使各地能准确掌握插秧期。

　　根据《湖南省志·农业志》的意见，湖南省对杂交水稻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四条经验：一是省委领导高度重视，杂交稻的研制和推广战略地位高，从育种到试种，都坚持团队大协作；二是坚持样板示范，以点带面；三是选用稻种的优良组合，不是选用单一品种；四是多方共同努力提高制种纯度和制种产量。

　　在集体主义的时代，没有任何个人的名字可以凌驾于团队合作之上。

　　同时，《湖南省志·农业志》没有给世人提到的，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新领导人对政绩的迫切性，加上自己曾主政湖南省农业——同是湖南农业人物的袁隆平，顺势而起。

　　有位同志说得好啊，“考虑历史的行程”。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单说杂交水稻这一细分领域，虽被称“杂交水稻之父”，但全国累计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其实并未出自袁老之手。

　　把目光回到整整四十年前。

　　1981年，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汕优63”，这个初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10万元的小成本项目竟然在接下来十几年间横扫中国土地与餐桌。

　　最高峰时期，“汕优63”占据了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45%，累积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主要品种21%（2006年数据）。

　　且80年代初杂交稻甫一推出时还遇到了稻瘟病，推广严重受阻，有的地方迫于无奈甚至将几十万公斤种子封存。

　　但汕优63却对稻瘟病存有优良抗性，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曾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到1997年，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又培育出了“两优培九”，也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

　　一直到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Y两优1号才“姗姗来迟”，崭露了头角。

　　1991-2007年，中国审定了超过2000种杂交水稻品种，在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单产却呈下降趋势：1995年水稻平均单产401.6公斤，1998年424.4公斤，而2003年下降到404.0公斤，反而倒退回1995年的水平。

　　IRRI即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自1998年达到省均6.37千吨的产量数据后，中国的水稻单产就再也没有过起色。

　　自1998至2003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年下降761.1万吨，其中由于单产下降造成水稻总产下降占23.2%，使水稻总产量年下降176.6万吨。

　　原因何在？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曾经指出：“袁隆平院士的路线是追求单产冠军，在技术上搞的是专种专肥，这里有一点‘锦标主义’，适宜的范围很小”、“只要想一想：中国有高产田有低产田，增加粮食供给，低产田、低产区的潜力最大。袁隆平的锦标赛模型不尊重各地栽培条件的多样性，一味地用专种专肥造锦标，不关注在中低产地区普遍性提高单产，这是取巧走捷径、走旁道，不是走正道。”

　　从事实看，顾教授所言非虚。

　　以亩产926公斤的“袁氏超级稻”为例，不仅需要高肥高水，还需人工手动插秧、七天一打药、人工除草与量身定造的“配方精确施肥法”，总之“不能计较成本”。

　　有人统计：专家的产量和农民的产量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850公斤的专家产量，到农民种植时能做到650公斤就已不错。

　　连袁隆平自己都曾对记者说过，他去过“1287公斤”的现场，那里低纬高海拔、日照丰富、水稻生长期很长、适合水稻生长——但是，没有办法推广。

　　1958年，毛主席针对农业粮食增产曾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影响当代中国农业二十多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八字宪法的精髓，其实就是群众运动，发动群众的智慧与土地搏斗、与气候搏斗。

　　从土地测绘到修建水库（到1976年底我国建成大型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再到化肥工厂的拔地而起，无不闪现着农民群众的集体身影。

　　单说化肥工厂：1973年7月开工的沧州化肥厂，1974年3月开工的安庆化肥厂，1974年4月开工的洞庭氮肥厂，1974年4月开工的齐鲁第二化肥厂，1974年4月开工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1974年5月开工的四川化工厂，1974年5月开工的大庆化肥厂，1974年6月开工的辽河化肥厂，1974年9月开工的栖霞山化肥厂，1974年10月开工的湖北化肥厂，1974年12月开工的广州化肥厂1975年1月开工的云南天然气化工厂，1976年1月开工的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

　　没有这些，包括毛主席的“四三方案”，谈何所谓的“80年代粮食增产”？

　　说回群众运动，说回“到底是谁让中国人民吃饱饭”。

　　如果是放在今天“各自单干”的科研个体户体制中，杂交水稻育种过程中产生数量巨大的试验样本，我想搁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身上恐怕都很难顺利完成。

　　今天回想，杂交水稻的育种突破有且只有当时的新中国才具备成功条件，美国的科研机构的钱再多也一样对付不了此种“高度劳动密集型”的项目。

　　这一点，袁隆平先生应该最了然。

　　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和向日葵稻的人民公社社员李贞生，比袁隆平的强优组合南优2号早了八年；

　　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籼稻矮杆良种 “广场矮” 的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耀祥，比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IR8”早了七年；

　　提出“在长日高温下制种，在短日低温下繁殖，一系两用”的石明松，被称为“世界领先的顶级发现”；

　　还有前文提到的实现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并促成了舢型杂交水稻的李必湖，他是工农兵大学生，是农民和农村教育出来的科技人才。

　　他们，都没有享誉世界、名声凌驾于同业。

　　因为，他们是劳动群众中的一员。

　　最后再说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就是，袁老的杂交水稻事业也开创了中国的水稻杂交育种事业。

　　这是一条巨大的商业链。

　　杂交稻的一个巨大利益诱惑点在于它无法留种，农民每次播种都必须向种子公司高价购买。

　　作为对比，小麦从1952年的48.8公斤每亩增长到2008年的317.5公斤，增长6.5倍，这个增产幅度要远高于水稻，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小麦可以留种。

　　没有商业价值，自然不会去宣传小麦。

　　目前，中国杂交稻主产省每年新申请的种子品种数以百计，近年还流行起了拍卖模式，好品种以上千万元成交不成问题，较次的组合也能打包卖出两三百万元，最少也不会低于百万元。

　　“炒种子”，堪比炒房子。

　　2013年时，杂交水稻余种量达到2.6亿斤，占需种量的50%，供种余量达到历史最高，生产已严重过剩。

　　可以去看看“隆平高科”，其密密麻麻的商业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下游经销商再到肥料公司，围绕着袁隆平这个大IP，已形成了一条龙式的产业链条。

　　袁隆平的大儿子袁定安是“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二儿子袁定江是隆平高科的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他也正是隆平高科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的操盘者。

　　查阅隆平高科历年业绩报告发现，对于公司净利润贡献最多的竟然是房地产业务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对了，这十年来，媒体扒过隆平高科股东涉嫌利益输送、行贿等行径已多次，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检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