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管窥革命前后旅居外蒙之内地人口 —— 兼谈怎样认识外蒙古革命 ...

2021-6-17 00:46|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37170| 评论: 0|原作者: 吕蒙|来自: 哈扎尔学会

摘要: 在前清帝国治下各地区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地区独立发动的革命不一而足,一些有机会融入中国革命的整体进程(如内蒙、新疆,得到了汉族革命家的有效支援),一些则只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国家,两者并无高下之别。
关于外蒙革命时有多少内地旅蒙者,以及革命后在外蒙古的内地-中国【1】人口的变动历程,这既是一个历史实证问题,也是一个被用来再生产意识形态的“认识装置”。笔者不掌握蒙古语和俄语,也没有机会去利用留存于蒙古国或中国的档案等一手材料,本来并无能力在实证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的网络舆论中,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说法成为批评外蒙古革命“右倾”、“极端民族主义”,进而借此将“马克思主义”重新“缝合”进民族主义之中的主要“论据”。正所谓“(作为工具的)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如今的一些“键政家”们试图说明,由于蒙古人民革命不够“社会主义”,因此如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对作为这场革命之成果的现代民族国家——蒙古国,似乎也就不仅拥有“自古以来”,还有“传播进步”的权利。自然更不消说,一些再等而下之的、直接用相关“典故”来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法西斯主义者借此煽动仇恨的用意了。

为此,笔者出于反驳上述政治意图的必要性,决心试图根据有限的二、三手资料,来从实证上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本文的结论在学理上是推测性的,但笔者只期待能相比于一般“键政家”们的“历史发明”更可靠。为了方便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更好阅读本文,笔者整理了外蒙古革命的事件梗概。


外蒙古近代革命时间线


一、

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以关键词“外蒙独立 汉人 屠杀”等为关键词词搜索,能大量找到相关网文,如《外蒙独立后,留下来的十几万汉人去哪了 结局令人唏嘘》《外蒙古宣布独立73年,当年滞留在其境内的汉人结局如何?难以置信》《此省为脱离中国,残忍屠杀省内十万汉人,如今汉人仅剩200多人》《外蒙古独立后,数十万被困汉人的结局究竟如何》等等,它们内容的共同点是,只提到1921年那一次外蒙独立,声称在那次“独立”时外蒙有十万以上的汉人,他们多数遭到了“屠杀”,少数被驱逐或滞留;滞留者1950年见到中国驻蒙大使时清朝打扮,涕泗横流,甚至以为他“是大清派来剿灭外蒙叛军的大臣”【2】。

这类故事的多数破绽是明显的;外蒙古早在1911年就第一次由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并建立“博克多汗国”。1915年根据《中蒙俄协约》取消“独立”后实行“自治”。1919年在徐树铮主导下,北洋政府出兵强行取消外蒙“自治”。1920年白俄残军在恩琴率领下占领库仑,拥立哲布尊丹巴活佛再次宣布独立,1921年蒙古人民党也宣布独立并成立“人民临时政府”,同年在苏俄支持下占领外蒙全境。经历了这些历史事件的旅蒙内地“商民”,往往同更迭的各家政权都有业务来往,如果还不知道“大清亡了”,恐怕是不可能的。亲眼目睹了1920年初,徐树铮主持的取消外蒙自治仪式的乔巴山声称,这件事情给予他强烈的刺激,决心尽快发动革命【3】;札奇斯钦据此指出,这场典礼对于外蒙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4】。难以想象,被邀请出席了同一典礼的许多旅蒙商中的头面人物,竟然会不晓得典礼的主持者是“民国”的长官。虚构这种场景显然是利用某种“海外孤忠”“前朝遗民”来询唤读者对于否定作为“乱世”的民国,并确认“清”到“共和国”之间的“继承”,进而遗憾于共和国毕竟“没能全部继承”清代的版图。

此外,对外蒙地区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多年动荡,只突出1921年革命这一次事件,也得以向读者暗示,整个外蒙历史变迁的所有后果都应该由这次革命的主导势力蒙古人民党、该党后来的唯一领袖乔巴山及其背后的苏俄来负责——尽管乔巴山在当时远非蒙古人民党的首要负责人。例如,在知乎问题“如何评价乔巴山”中,就有人说:“其实1921年…..就是以乔巴山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们对无辜汉族平民的一场大屠杀事件而已。”

应该说,这种话术首先见于国民党方面建构的民族主义,即将苏俄指认为“红色帝国主义”甚至更危险的帝国主义,把沙俄、苏俄和苏联的政策等而视之,甚至认为苏维埃的侵略性尤甚。【5】不过如今也可以翻转过来,用以指认最残忍的敌人和威胁正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具有民族意识者,从而提出在今天的疆域之内,加以别、消灭的目标。


实际上,从1911-1931年整个外蒙社会激烈变动的二十年里,内地人的人口是动态的。在辛亥革命之前,外蒙的汉人人口,缺少精确的统计。柳岳武在《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上发表的《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一文中,对首府库仑地区(今乌兰巴托)的人口问题引述了两种说法;其一是说晚清时该地商民已达十余万【6】,一是说“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库伦地区共有内地商民 646 家 6377 人,属山西的有 302 家 2491 人、直隶的有 300 家 2241 人、京师顺天府的有 36 家 375 人”【7】,两者时间仅仅相差三年。尽管库仑地区在商民之外显然还有一些从事手工业的内地人,但根据一份1915年的人口数据中两者的比例(这份数据的出处与对其的分析后文详)大约为二比一,我们可以推测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库仑地区的两者比例也应该类似,则按后面这份1908年的数据,居住在库仑的内地人口不会超过一万人

显然,库仑的内地人口不会在三年内成十倍地增长。1908年的数据,是留存于蒙古国档案局中的保甲名牌清册,是官府治理直接依据的统计结果;1911年的数据,来自驻军队对局势不稳的报告,更有动机且更可能受条件限制,来根据一般性的传言渲染气氛。此外,1908年的数据可与1915年的库仑商民数据相验证,故笔者以为,1908年的数据更可信。【8】

1915-17年年在外蒙自治政府担任北洋政府代表的陈箓,在1934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蒙事随笔》,其中《奉使库仑日记卷三》中引民国四年(1915年)商会报告说:

“(库仑)计大小商铺共五百七十七家,人数计六千一百一十五名,此外,又有土木工匠一千五百余名,金矿工人一千六百余名。”(219页)

陈氏的职责包括保护旅外蒙内地商民,他引用的任内库仑商会报告似应有据。如此,则1915年库仑一地旅蒙内地人不超过1万,且“商民”与其他行业人员比例约为二比一。根据后来1950年的统计资料,旅蒙华侨共1万人,乌兰巴托和该市以外各有约一半人【9】。1915年时,外蒙首府外行商的内地人应该比后来比例高一些,尤其是,当时恰克图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地人居所。樊明方说:

“1920 年秋,恰克图边防形势紧急,北京政府设置的恰克图民政员路邦道曾在当地居民中招收青壮年男子,组成一个近千人的骑兵团,可知当时此地汉人数量可能达到数千。”

1916 年,库伦以北、恰克图以南地区的汉族金矿工人达 2000 多名【11】。我们可以估计,1915年的外蒙大约有3万内地人

在1919年,徐树铮代表北洋政府收回外蒙治权,一批北洋军人与官吏随之进入。樊明方在《1921年2月库仑之战》【12】中考证,白俄军官冯·恩琴进入外蒙,第一次于10月26日进攻库仑被击退,此后中方向库仑收拢兵力,恩琴则在外蒙封建主配合下征发蒙古人从军,此时中方在库仑也就是全外蒙的兵力大约是四千人。加上官员,此时有约5000中方军政人员在外蒙。1921年2月,恩琴攻占库仑,中国残余军政人员和部分内地平民分散向恰克图方向退去;恩琴所部对内地人聚居区进行了洗劫和屠杀。但笔者未能找到这次杀戮受害者人数的明确数据;据《清代旅蒙商述略》【13】一书作者秋原的一条知乎回答说:“事后库伦佛寺的喇嘛检得汉民商人官兵尸骨达3000多具。”【14】

随后,出逃的军政人员和部分平民所在的恰克图,又于1921年3月18日被红军支持下的蒙古人民军攻占。该地中国军民退入苏境,经与苏方协商,历经艰难,多数返回国内。樊明方说:

“满洲里车站是库、恰难民乘车回国必经的第一个重要车站,根据驻扎该站的中国护路军 司令的报告,从 1921 年 3 月 15 日到同年 12 月 6 日,经满洲里车站回国的库、恰难民为 1. 1 万余人。考虑到档案材料可能不全,这一数字应为 1921 年接运回国的库、恰难民总数的下限。”【15】

关于这批难民的总人数,当时中国内地就有许多夸大的传说,例如樊氏本文就引用张作霖的电报说,张氏听说难民可能多达五万多人,因为难民从其治区经过,因此向中央政府依据此数索要安置转运费用。但其实际人数,加上沿途死去和流落蒙苏境内的,也应该不会超过两万人。而其中直接遭到虐杀的,完全应该由恩琴及支持他的外蒙旧势力负责,流落而死的,则也不止外蒙革命者,途经各势力都难辞其咎。


上述推断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一种1926年旅蒙内地人口的估计。后曾任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马鹤天于1926-1927年游历外蒙时说:

“汉商最盛时代,仅库仑有二十五万人,独立以前,尚有汉人七万,现不过两万余人。”【16】

二十五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天方夜谭;而“独立以前”的“七万”,马氏没说明是哪一次“独立”,从上文考据看可能性也不太大;不过当时的“两万”之数,则是考察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似乎可以参考。并且,这个数字加上归国的1.1万与流落、死亡的大几千人,也可与1915年的约3万人加1919年后大几千人的数字相互吻合。

更耐人寻味,却反直觉的是,经历了1921年开始的外蒙革命后,旅蒙商民在当地的地位仅仅是有所削弱,而未曾立刻被推翻【17】。在1921年的动乱中受到影响的商户多数都迅速重建其业务。因为在一开始,蒙古党内就有着各种复杂的势力,并非都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而蒙古革命者对自身的革命的定位,也未曾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1921年建立的“君主立宪制”人民政府,就是党内各派妥协的产物。1922年8月31日,党内其他派别联合清洗了主张君主立宪制的鲍道及其亲信。随后,丹增(一译丹赞)主张与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展经济联系,引进外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1924年也遭到清洗。同年,哲布尊丹巴去世,外蒙正式改制共和。1924-1928年,丹巴多尔济担任外蒙主要领导人,但他与党内更激进的所谓“乡村派”干部又发生了分歧,且同样未曾在国内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因此在1928年底召开的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后,被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对手解除了最高职务;此后,根敦(一译根登)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直到此时,作为创党元老之一的乔巴山也没有成为蒙古革命的领袖,不过他因为一直主张尽快推行激进政策,此时被任命为负责没收封建主财产的委员会负责人。与之相对应,对旅蒙商的阶级进攻也吹响了号角。

此前,蒙古革命势力已经具有区分“中国工人”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并在公开言论中承认自己有帮助中国革命的义务。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白林的博士论文《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的研究,蒙古国档案中存留有1929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致蒙古境内的中国工人书》,文献显示:第一,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激烈的针对旅蒙商社会主义改造中,蒙方至少试图安抚旅蒙内地人种非商业从业者;第二,此时已经有中共党组织在外蒙政权治区活动,并配合外蒙当局做“中国工人”的工作。同样在1929年,蒙方由工会出面,为内地工人用汉文创办了《工人之路报》,“这是继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之后,在蒙古国出版的第二种报纸。”【18】

尽管蒙方在1928年底的人事变动后,就决心尽快执行全面的激进政策,但对待旅蒙商还是采取了步步进逼的办法,在1929年,主要是使用重税盘剥,以及封锁边境,不许转移财产到境外等手段。对此,旅蒙商一边抗拒,一边向国民政府发出电文(《外蒙华商呼吁 横遭俄蒙残暴  电请收回领土》,《申报》1930年5月24日13版),称“自外蒙失守以来,凡我旅蒙商人,横遭俄蒙残暴,已不堪其苦、近更变本加厉、日趋险恶,商人在外蒙所有财产牲畜等物、悉被封锁,不准出境,并且多方暴敛,以遂其排除净尽之心,旅蒙商民,处此空前未有之浩劫,危急万状呼吁无门。”并发出《西北旅外蒙华商全体血泪书》 对此加以控诉(1930年6页2日,申报》,其内容主要是政府骚扰,苛捐杂税,以及限制财产转移,限制人身自由之类,但没有被大面积杀害的控诉。这样的举动给予蒙党以进一步行动的理由,在1930年的蒙党八大上,相关举动被称为“恶意的活动”、“敌对措施”,并认为1929年8月以来外蒙市场商品短缺的情况是内地商人的对抗性政策所导致的;于是正式通过了没收旅蒙的内地“商业资产阶级”财产并驱逐之的政策。

这种政策可以算是夹杂民族主义色彩;但更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撒日娜引用材料称,时任共产国际指导员东方书记处指导员的切尔诺莫尔季克在给莫斯科的信中写到:1931年有15000中国人离开(外)蒙古。【19】而贺喜格图雅则引用蒙古国的著作说,“蒙古国于1928年-1929年间共驱逐8000余名汉人商民出境……1930年,蒙古国驱逐了所有的旅蒙商号。”【20】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这次驱逐给外蒙内地人口带来了彻底的打击,绝大多数从事商业的内地人从此永远离开了外蒙;第二,这次驱逐中不能说没有伤亡,但并没有大规模处决或长期囚禁的材料;第三,这次驱逐后,仍然留下来许多不从事商业的内地人,蒙方在意识形态上不以这些“工人阶级”为敌,在现实利益上还需要他们从事相应领域的生产劳动,并且为实现这个目的主动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前文提到,1915年,库仑的汉人商人从业者(老板和伙计加一起)与手工业从业者的人口比例大约是二比一,也就是说,1929年后剩下的几千汉人正好对应了之前汉人人口中多数非商业从业者的人数。

此后,外蒙党内又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内部斗争,1937年后,根敦也下台并和之前失势的丹巴道尔济等一起被清洗,乔巴山获得了外蒙古唯一领袖的地位。在乔巴山时代,旅蒙内地工人相比蒙古党内激烈的清洗,处于相对宽松的地位,受到有限的波及;在抗战期间,中共与苏联间的交通线主要经过外蒙(尤其是在新疆军阀盛世才与苏联反目成敌之后);许多路过外蒙的中共干部都曾在前文提到的《工人之路》报上发表文章,如音乐家冼星海、军事家刘亚楼等。建国后曾任第一任驻蒙大使的内蒙蒙古族人吉雅泰,在1938年到1943年间,也曾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担任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支援中国抗战的外蒙人民军撤回,一些伪满战俘与平民相随迁入外蒙。1949年,又有前日伪政权领导人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后被外蒙方面逮捕,后引渡回中国接受改造)的残部进入外蒙,加上1929年后留存的内地工人【21】,根据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1950年的了解,蒙古国共有华侨一万余人。中方设想,这些人多数有回到中国生活的愿望,他们大面积回国后,将可能造成蒙古国掌握相关技能的劳动力远远不足;为此,周恩来指示大使吉雅泰可以主动向蒙方提出中国可以考量向外蒙派遣援建工人以代替华侨【22】。但此次协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随后,许多华侨的确开始回国。1955年后,中国和蒙古国再次就派出中国工人到蒙古工作沟通,随后中方开始向蒙方派遣援建工人,蒙方比照蒙古工资水平发工资,最多时有12000多人,蒙古国常住的汉族人中的多数也就变成了中国国籍的援建工人。1964年中蒙关系破裂(比中苏破裂晚了4年)【23】,所有中国籍工人撤回,也有一些老华侨跟着回来,留在蒙古的华侨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他们多数都是和蒙古人结婚的,后来多数加入了蒙古国籍。即使到文革时期,还有华侨与中国大使馆接触,声称可以提供蒙古国与苏联相关的情报【24】。而一位今天的蒙古国驻华外交官回忆,他小的时候(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居住的色楞格省的铁路小镇上,还有许多与蒙古人或俄罗斯人结婚的中国退休工人居住。【25】

简短总结,外蒙革命后,从1920年代起,在意识形态上就承认“团结中国工人”的必要性,并没有给所有华人定性成剥削者(但在实际操作中,1929年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扩大化),也从来没有像波尔布特对付京族人那样对付过内地-中国人,更完全谈不上“屠杀汉人” 。事实上,“外蒙革命屠杀十几万汉人”与“苏联大清洗灭绝远东三十万中国人” 的流言在生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上倒是类似的。不过,这两种历史叙事背后的真实历史事件的背景也确实有所不同。根据尹广明的研究梳理【26】,一方面,苏联远东地区在大清洗开始前,华人已经只剩下不到三万,多数华人已经在十月革命后因为战乱与工作机会的失去离开,在清洗过程中,苏方也并未径直根据“华人”身份就认定为“敌人”。但另一方面,同一过程中,又的确有针对华人和朝鲜人等“外国人”更可能充当“日本人”间谍的怀疑,并由此导致了他们更高的受害者比例与随后针对他们实质上是强制的集体迁移。这种怀疑显然并非像一些自诩“正统马列主义”者所辩护的那样,完全是一种技术性的、对于实际存在的帝国主义侵略威胁过度紧张的“副作用”,而是真实地存在某种不自觉的、继承自沙俄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心理:不是对中朝等国侨民的成分进行阶级分析,而仅仅根据他们与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在构成种族上具有相似特征,就认定他们更容易被日帝收买或裹挟。这种在“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认知中,以“共产主义运动前列人民-民族”悄然回归的类帝国心态,在中国革命激进实践的高潮(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学者项飚称之为“革命化的天下想象”。 苏、中的这种情形,未必只影响到了个别领袖人物,而是弥漫在两国主体民族的许多干部与知识分子之中,部分地可能正基于此,苏联发生过的上述错误,以及中国文革中的“内人党事件”等类似情况才会发生。而在外蒙华人的历史中,这种程度的伤害也未曾发生过;事实上,仅就笔者目前看到的材料而论,甚至可以说,外蒙古革命历程中,对少数族群的政策倒可能更稳健平和一些【27】。


三、

外蒙革命的历史进程的确造成了蒙古国与中国的分离。我们该怎么认识这个过程呢?有一些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早已经形成,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实体,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除了阶级革命内容外,就是保存这一实体的民族革命。这实在是把中国革命的意义大为贬低了。如果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那么它能且只能由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锻造——像清帝国一样的多民族前现代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埃塞俄比亚等),在近代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后,即便成功进行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殖斗争,仍得以保存了大多数版图的,着实凤毛麟角。在沦为半殖民地后,这些亚非传统帝国的边区人民要同时面对:1)帝国主义的侵略、2)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管家的帝国国家机器的民族歧视与压迫、3)形成中的帝国多数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与控制、4)本民族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与旧封建势力的束缚。这些人民当然有自发从事革命的权利,而不必空盼望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或亚的斯亚贝巴传来恩赐解放的好消息——只有当他们的革命要求得到了主体民族无产阶级的积极响应,得到了各民族无产阶级汇流中的先锋队的热情参与,他们才有留在前帝国疆域内的理由。所有“超历史”地指认“自古属中国领土”,恰恰是国族主义者窃取革命遗产的时候,才需要念出的台词。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1-9-27 11:19 , Processed in 0.037901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