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论坛编辑部说明】

　　这篇长文是一位同志的赐稿，仅代表个人立场，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对于文中的一些观点，编辑同志们也同这位同志作了许多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商榷。尽管文章的部分内容颇具争议性，某些用词也不甚平和，但是我们仍认为这是一篇介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及印度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实的好文章。所以很高兴在此将本文分享给同志们和朋友们。

　　编辑部对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来稿一向持包容态度，我们欢迎任何愿意为马列毛主义之国际共运事业作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赐稿。您的支持和帮助一如既往是我们前进的重要动力。

　　因为文章字数略多，所以我们会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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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位面世界里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情况

　　只要谈及印度共产主义运动，1967年3月18日爆发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是基本上绕不过去的，然而《靠不住》一文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讲述却无比的奇妙深刻，甚至一度让笔者怀疑，《靠不住》一文里所说的这个“纳萨尔巴里运动”，真的在这个位面的世界的印度发生过吗？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前夕，马宗达主要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地区进行组织和动员农民的活动，而马宗达也确实领导过一个印共（马）内部的秘密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印度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中心”并非是什么“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心”。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说明一个国际共运知识，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以后出现的“毛派”或者“毛主义”（Maoist）一词，是苏修以及亲苏的修正主义政党对支持当时的中国的各国反修政党和组织的一个蔑称，这些党和组织没有人会自称“毛派”，而是称呼自己是马列主义者。除了后文中提到的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反修政党和组织的名称会使用这个词语，一般会给自己的党或者组织的名称加上“马列”作为后缀（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卡齐米尔兹·米杰尔（Kazimierz Mijal）在1965年建立的反修政党波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货真价实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出现要到1982年由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鲁共产党总结出来之后了。

　　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的原因确实与国大党政府没有切实施行土地改革、对当地饥荒的漠视、地方官员们囤粮待价而沽等一系列行为有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西孟加拉邦以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极为严重为最突出表现的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但令笔者感到疑惑的是，只是《靠不住》一文里所说的“尼赫鲁推行的混合经济使得阶级矛盾显现”这么一个原因，就能够让被印共（毛）尊为组织源头的两大领袖之一的查鲁·马宗达认为“革命的时机到来了”，因此“发动”（实际上，纳萨尔巴里运动和特伦甘纳起义一样，在初期都是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色彩）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吗？

　　为此，笔者曾查阅了查鲁·马宗达在1965年到1967年所写的“历史性八文件”（Historic Eight Documents）。在这八份文件里，查鲁·马宗达对当时印度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整个印度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党、进行关于土地革命的政治宣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进行自我批评、拓展党的群众基础、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等革命措施，但是就是没有“革命的时机到来了”或者类似的话语，从“历史性八文件”里也完全看不出来查鲁·马宗达会有这种通过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革命的布朗基主义式思想。这究竟是“乌鸦校尉”先生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穿越到了1965-1967年的印度，在查鲁·马宗达身边听到了这句话，然后赶紧穿越回来写在《靠不住》一文里，还是为了贬低外国革命家而胡编乱造凭空虚构的话，笔者觉得还是交由各位读者同志们判断吧。

　　而当时印度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前夕的1967年初，国大党在大选当中惨败，由印共（马）、印共以及其他左翼和中间党派组成的“联合阵线”赢得了大选，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形成了“联合阵线政府”。在选举之前，印共（马）承诺会进行一项包括将剩余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和不再驱逐佃农在内的土改措施，并动员了大批农民。然而在胜选之后，印共（马）无力履行先前的土改承诺。而早已对印共（马）脱胎于印共的和平过渡路线、以及对印共（马）在中苏论战中持和稀泥的调和主义态度（印共（马）对此自我标榜为“不偏不倚”的“独立立场”和“不教条主义地学习某一国的经验”，然而印共（马）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类把“独立自主”喊得震天响的货色的修正主义真面目总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彻底暴露出来）严重不满的基层革命派，以及在选举期间被革命派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决定“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

　　1967年3月2日，西孟加拉邦的一位部落民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时遭到地主民团的袭击，引起了当地部落民的反抗。1967年3月18日（也即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执政16天之后），在印共（马）大吉岭地区西里古里分部的领导下，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农民掀起了夺地斗争（从特仑甘纳到纳萨尔巴里，基层的反潮流小将总是冲在革命的第一线）。他们建立农民委员会和武装村卫队（当地有1.5万至2万名农民成为脱产积极分子），惩办恶霸地主，夺取地主的土地、粮食和武器，取消抵押债务，并和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战斗。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之后，印共（马）终于暴露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其领导层公开拒绝支持纳萨尔巴里运动，要求发动起义的党员干部放下武器。在劝说无果之后，印共（马）将支持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党员干部开除出去，甚至直接下场，调动警察和反动民团残酷镇压。在面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风暴的时候，曾经的“死对头”丹吉集团和孙达拉雅集团迅速“冰释前嫌”。在纳萨尔巴里运动期间，印共丹吉集团充当了招安革命派的说客角色，企图“把受纳萨尔巴里运动影响的干部争取回来”，甚至在查鲁·马宗达牺牲之后，印共还在报纸上刊登其照片，总结其生平，装模作样的“悼念”和“评价”马宗达。

　　到7月份为止，纳萨尔巴里当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革命者转入地下继续活动。但是由纳萨尔巴里运动所点燃的革命烈火并未就此熄灭，在此之后的1968年，在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山区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也遍地开花。

　　1967年6月28日，北京广播电台第一次提及并肯定了纳萨尔巴里运动。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印度的春雷》，热情歌颂纳萨尔巴里运动，表达了对印共革命派的公开支持，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和成立之后一度持有限反修立场（实际上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态度）的印共（马）彻底决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中共才恢复了与印共（马）的党际关系。

　　1967年11月，印度的革命者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全印协调委员会（共革全印协委）——并非是《靠不住》一文里的1968年。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组建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那时候还叫作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新党作准备。1969年4月22日，印共（马列）正式成立，查鲁·马宗达任总书记。

　　不过，共革全印协委当中的两个派别——卡奈·查特吉领导的《南国》派（这个名字来源于卡奈·查特吉及其战友的“南方组织”的机关刊物《南国》双周刊。所谓“南国”则是相对于南亚次大陆北面的中国而言，这也体现了他们的鲜明立场）和纳吉雷迪（T.NagiReddy)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共革安邦协委）——从一开始就是游离于印共（马列）之外的独立组织，根本就不是印共（马列）分裂的产物。

　　《南国》派认为，在那个时刻建立党是仓促的，它也对建党方法有异议。更重要的是，《南国》派坚持发动群众的路线，反对印共（马列）过于强调“歼灭阶级敌人”（刺杀地主、高利贷者、奸商、反动军警和官员等）的策略。

　　而共革安邦协委——也就是“乌鸦校尉”先生口中“认为印度革命形势远未到来，应该积蓄力量，韬光养晦，先积极动员群众扩大统一战线”的“安得拉邦的地方共产党”——借口“要在党内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继续留在已经沦为修正主义集团的印共（马）内部充当表面上的反对派角色，并且在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拉姆等地的农民斗争上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不过其政治路线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真面目到后来逐渐暴露出来。

　　进入1970年时，农民武装斗争已经在安得拉、西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旁遮普、北方、泰米尔纳德、阿萨姆、马哈拉施特拉、喀拉拉、特里普拉等邦先后开展起来。1970—1971年间，印共（马列）甚至在西孟加拉邦的比尔普姆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地主民团和警察的镇压均不奏效之后，印度中央政府出动了35000人的正规军部队，才于1971年底将比尔普姆的斗争镇压了下去。在1970—1971年间，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和其他一些城市，印共（马列）领导的城市游击队也积极活动，刺杀军警和反动政客等（但在城市游击战中也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譬如将矛头指向普通资本家和公务员等），直到1971年底才受挫（在帮助军警镇压印共（马列）城市游击队和城市组织的过程中，印共（马）方面也积极发挥了作用）。

　　随着农民武装斗争和城市游击战的接连受挫，印共（马列）内部在党的路线、政策上也发生了分歧。印共（马列）政治局委员萨蒂亚纳拉扬·辛格等人认为，查鲁·马宗达为代表的中央在政治上了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组织上独断专行，不同意印共（马列）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认为印度的人民战争的道路是持久性的；不同意在城市也搞“歼灭运动”，杀资本家、文职官员和警察等等；不同意马宗达只强调武装斗争，把就群众利益开展群众运动视为是搞“经济主义”；不同意说印度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把全部资产阶级都看成为买办，也不同意在现阶段消灭富农经济和“歼灭”富农，等等。以上看似“实事求是”的言论，实际上是萨蒂亚纳拉扬·辛格一派借题发挥，为自己搞右倾机会主义寻找的借口而已。由于分歧尖锐，1971年初，印共（马列）在组织上发生了分裂，形成了以马宗达为首的和以辛格为首的两个中央。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972年7月12日，查鲁·马宗达在加尔各答不幸被捕。1972年7月28日，马宗达在监狱中遇害牺牲。以马宗达牺牲为标志，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进入了低潮期，印共（马列）进一步发生了分裂，实际上已经解体。

　　《靠不住》一文里说马宗达“觉得机不可失，这时候要和印度当局全面开战，夺取全国政权”，实际上印共（马列）在当时确实有过脱离群众搞“歼灭阶级敌人”的行为，也没有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城市的斗争也没有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然而《靠不住》一文里根本没提到的是，在1971年以后直至马宗达牺牲以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分文章中，已经明确地批评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包括片面强调“歼灭阶级敌人”的做法在内的各种过火行为。

　　在这一时期，马宗达主要强调：

　　（1）要对武装力量——主要是警察——发动袭击，否则“我们就将陷入某种经济主义的泥潭”。并且强调要夺取军警的武器，把农民游击队武装起来。在马宗达的指示下，仅1971年7—8月就有89名警察被击毙，761名警察被打伤。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列）掀起了一场夺枪运动；在比尔普姆已夺得200多条枪，平均每天有5—10条枪送到印共（马列）手里。

　　（2）重视经济斗争和就经济斗争开展群众运动，譬如在1971年7月，马宗达号召“抢收阶级敌人的庄稼”，动员无地农保卫土地和庄稼，组建村民兵。并指出“只告诉贫农和无地农民知道歼灭阶级敌人，那将是经济主义”“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而不是歼灭阶级敌人，虽然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同时提出反对党内的强迫命令倾向等。在马宗达的号召下，一些地区组织起群众夺取地主稻谷的斗争，且有上百人参加。

　　（3）马宗达批评了城市游击战中的过火倾向，指出“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大部分商人将同我们合作”，当然，对那些企图危害革命的买办商人，“杀一两个可能是必然的”。同时，马宗达强调位于城市的党员和城市组织要在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中工作，“必须反复尝试通过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我们的政治来组建党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在工人阶级中组建党组织，帮助工人中发展党组织”。

　　（4）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初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仅仅只有由农民武装起来的极其原始的武装小组，相当于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队。在斯里卡库拉姆起义时期，虽然有2000多名游击队员，但是他们大多数分散在各个游击小组，没有集中起来形成一支稍具规模的武装力量，因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马宗达提出要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宣布西孟加拉邦的所有游击小组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小分队。

　　这些主张表明，马宗达已经对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反思，并积极着手改进。遗憾的是，马宗达还没来得及说完他的全部意见就不幸牺牲，未能完成印共（马列）的改进工作。

　　在后面的文章里，笔者将会介绍从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各个组织，只说一点：从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党绝不止两个。

　　现在先简单说说从未参与到印共（马列）组建进程当中的共革安邦协委和《南国》派。

　　马宗达被捕牺牲后，先前领导共革安邦协委的纳吉雷迪于1975年建立了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团结中心（马列）（Unity Centre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of India (M-L)）——如今被印共（毛）称为TN-DV宗派。此后纳吉雷迪于1976年去世，其后继者D.V.拉奥则在1978年以后采取了亲邓立场，并由此导致其组织发生分裂，从此一蹶不振。从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几经周折在1994年成立了印共重建中心（马列）（Communist Party Reorganization Centre of India (M-L)）。这两个组织目前在安得拉、旁遮普、喀拉拉等邦都有活动，也都放弃武装斗争而标榜“合法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前者延续D.V.拉奥路线亲邓，后者则持反邓立场。

　　同样并未并入印共（马列）的《南国》派在卡奈·查特吉、阿穆尔亚·森和昌德拉什卡·达斯等人的努力下，于1969年10月20日成立了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后面一律统称为“毛共中心”),继续以建立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为目标，进行着持久人民战争。

　　毛共中心活动于西孟加拉的丛林地区。他们拥有自己的战斗队，这些战斗队以加尔各答的工人、学生为中心，附以当地的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他们的影响力比起印共（马列）来说还很小，只有37个战斗队，另有106个加盟组织。到了1976年该组织的影响力仍局限于西孟加拉邦的马哈尔丛林（Jangal Mahal）一地。之后该组织调整了策略，终于将力量发展到毗邻的比哈尔地区。

　　1982年，卡奈·查特吉逝世。之后这个组织也发生了分裂。西维吉（Siveji）和拉玛达·辛格（Ramadhar Singh）分道扬镳，后者投靠了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并参加了1985年重新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列）”。

　　不过西维吉的领导未能持久。1980年代中后期，桑杰·杜萨德（Sanjay Dusadh）和普拉莫德·米斯拉（Pramod Mishra）相继领导这个组织。此时中央根据地转移到了比哈尔，在农村地区立了与当局平行的司法机关，其力量发展到500名脱产战士（红色防卫军）和大约10000名党员。此外还有人民防卫斗争集团（民兵）、革命农民委员会和革命学生联盟等外围组织。毛共中心的这些武装力量成了比哈尔邦下层种姓的武装力量，不过似乎也因此与工人运动以及印度全国范围的斗争失去了联系。在90年代，毛共中心的活动达到顶峰，并与后文将会提及的印共（马列）解放爆发武装冲突。

　　进入21世纪，毛共中心与在旁遮普邦活动的印度革命共产主义中心（毛主义）于2003年1月合并，组织也改名为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I）。同年5月19日，印共（马列）第二中央委员会（一般称为2CC）在放弃亲林立场之后，与印度毛共中心合并。2004年9月21日，印度毛共中心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合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正式成立。

　　而至于在80年代才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出现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一般称为人民战争集团（PWG)），为什么在《靠不住》一文里被提前到了印共（马列）大分裂乃至解体的70年代初，笔者暂且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