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么好的部门负责人？ 你向他吐槽你的工作太累、太忙，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而且责任重大，都远远超过其他部门，更要命的是收入和付出完全不成正比，本埠生活负担又越来越高，吃喝住用都在不断涨价，而自己的工资水准还在低阶徘徊，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能不能看我的实际工作成绩，给我升职调薪？ 就在你给这位领导递上这封信之后，开始惴惴不安，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不成熟，领导会不会对你有看法，毕竟他只是本部门的代理负责人，还没有经会宣布正式任命，替你争取政策，他是有可能得罪财务和人事部门的。 你可能绝对想不到，收到你的信之后，他二话不说，当天就给相关部门负责人写了信，希望本周就抓紧上会通过。到了周五例会召开，他又主动在会上提出此事，做了详尽说明，请求批准。
“毛部长”的信封 仅用了九天时间，从你给他写信，到他为你提交申请，求爷爷告奶奶，盯着走完全部流程，正式文件下发各部门，这效率杠杠的！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是他一辈子的人事管理作风。 写信的这位青年叫张克强，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书员，收信的也是一位青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2岁的毛泽东。1925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张克强的这封信，当天就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徐苏中写信。 “苏中先生： 宣传部管书员张克张（强）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持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的会议日程，届时提出讨论为荷！ 此颂 大安！ 弟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号”
毛泽东写给徐苏中的信 这封信和相关文件，原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国民党的党史会为什么会藏有毛泽东同志的信函，共产党员毛泽东又是怎么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这还要从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 此前的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要求党员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说白了，我们是来帮忙的，只求做大事，不求做大官。 当时的国民党是个什么样子呢？来帮忙的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我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吐槽过： “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既然共产党要帮着改造国民党，那就需要派精兵强将，这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作为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的秘书，两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除了日常事务性工作之外，中央的一切函件须由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合署名才能生效。此外，毛泽东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从制度史的角度而言，党的“三大”特设“中央局秘书”，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制度化建设之路，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 换言之，“南陈北李”之下，就是毛泽东同志了。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脱颖而出呢？ 张国焘曾经说过，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在党内干部中，从学历来说，毛泽东并不突出，既没有前清功名，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然而陈独秀却慧眼识人，对毛泽东关注最早，用力最多，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引领和提携作用，这完全因为毛泽东真的是一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行动派。 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 唯独肯定了毛泽东，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非常喜欢毛泽东，从1921年建党之始，他就发现毛泽东与众不同，不但组织能力超强，而且宣传工作也厉害，而且有大局观念，以致被视为“马林的人”。 颇让人感觉，“中央局秘书”这个新设岗位，简直是陈独秀和马林为毛泽东而搞的。如果毛泽东同志是个唯上不唯下，更不唯实的“乖宝宝”，也许不出意外，他很早就会被扶上一把手的位置，但显然这不是毛泽东这辈子的风格！ 共产党开完“三大”，国民党的“一大”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受孙中山委托，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曾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同为两党“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常依据孙先生说法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异的目光注射着他，似乎在欣赏这样的青年精神。汪精卫称赞毛泽东，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发言踊跃，态度积极。 这必然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深极好的印象，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并任命他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后来又兼任文书科主任。由此共产党中央局秘书，也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五省市党务工作，是广东根据地之外最重要的机构。毛泽东同志一人兼任国共两党的核心要职，能力优秀可见一斑。 胡汉民虽是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长，但实际工作，基本由毛泽东承担。后者主持了各地党组织的调查，对党员实施重新登记。两个月时间，就帮助国民党建立起了相关省市县区的各级组织。国民党元老谢持，仗着自己是中央监察委员，给孙中山当过秘书长，拒不登记，胡汉民和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汪精卫都劝不住。机关里的共产党员硬怼回去，毛泽东却宽严相济，给了谢持台阶，说找人把表送到家，给人家好好解释一下，愣是感动了谢持，带头填了表，从此再没有人敢摆老资格，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 但国民党真不按规矩办事，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宁愿得罪人也要把工作干好，自己都累得脑贫血、神经衰弱，病倒了。陈独秀和包惠僧都看不下去了，说：“润芝气色不太好, 身体很瘦弱、很不好, 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
孙中山手书的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可国民党却欠发他6个月的薪水720现大洋。从1924年2月到12月，毛泽东为国民党工作了整整11个月，你们却只给了5个月的工资，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更不像话的是毛泽东因病退出上海执行部，接任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长的叶楚伧，特地在上海执行部宴请职员, 以志庆贺。 饶是如此，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再次见到已经靠边站多年的叶楚伧，却仍是以礼相待。 好在汪精卫对毛泽东青眼有加，而且毛泽东的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从广州国民党“一大”到上海执行部，汪精卫对小自己十岁的这个年轻人的实际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当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二代目，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身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便以政府事繁，难以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汪精卫的提案，迅速得到通过，大会对毛泽东的唯一要求，就是请他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越快越好。 没办法，汪精卫太忙，职务太多，他留在中宣部里的，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真的都是垃圾，这不是我夸张！汪精卫这个怕老婆的怂货，这么要害的机关，你不管事儿也就罢了，却委托给陈璧君家的远房亲戚陈春圃和所有升天而来的广东籍鸡犬，他们连按时上下班都做不到。 更要命的是这帮宝货，连个工作计划都没制定过，甭说掌握媒体动向，引导舆论风气，他们没有出版过任何宣传三民主义的书籍、小册子和报刊杂志，连一张传单都没有，也从不关心国民党的政策方针能否及时传达贯彻，是否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和支持。大家很忙，忙着贪污公款和虚糜公帑，忙着吃喝玩乐，打茶围、叫姑娘…… 为什么偏偏要选共产党员毛泽东来负责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呢？ 这其中除了汪精卫对于毛泽东才华和能力的认可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起他负责的国共党务和组织工作之外，宣传工作才是他的老本行。“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搞了一个月，出了五期，就被反动军阀张敬尧给查禁了，但其影响力和毛泽东的行动力、执行力，都由此得以极大的展现。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除了两块豆腐块和豆腐丝大小的文章是“子暲”，也就是萧三写的外，都是毛泽东亲自撰稿。五期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个月能写40篇文章，谁不服气，自己试试能不能做到？撰稿是他，审稿、编辑、校对、排版、联系印刷、发行，也都是他，甚至有时候还得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问世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湖南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中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都喜爱阅读《湘江评论》。除了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李大钊看到创刊号，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连胡适也在《每周评论》上，评价《湘江评论》是“意外的欢喜”，评价毛泽东的文字“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所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请共产党员毛泽东出掌国民党的中宣部，实在是实至名归，眼光相当老辣精准。 1925年10月7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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