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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邦到帝国(一)—— 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哲学

2021-7-12 23:08|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33959| 评论: 1|原作者: 草庐棋士

摘要: 你可曾在面对政治问题时饱受各种概念和思潮的困扰?你可曾在与各路英雄辩论时倍觉缺乏理论弹药?你可曾对各派媒体和自媒体上光怪陆离政治倾向摸不着头脑?你可曾在思考中国和世界前途命运时感觉难以就全局问题进行宏观思考?

从城邦到帝国系列(一)

作者:草庐棋士

你可曾在面对政治问题时饱受各种概念和思潮的困扰?你可曾在与各路英雄辩论时倍觉缺乏理论弹药?你可曾对各派媒体和自媒体上光怪陆离政治倾向摸不着头脑?你可曾在思考中国和世界前途命运时感觉难以就全局问题进行宏观思考?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系列就是写给你的。

从城邦到帝国系列文章的目的是在简明扼要地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思想史和近现代军事思想史的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现象,为各位读者思考政治问题、确立政治目标,参与政治活动、凝聚政治力量,最终夺取政治胜利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启发。

本系列的初步写作计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主要政治思想流派,重点在于阐述各种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想家的直接目的和基本观点,这些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与我们今天政治实践的关系。第二部分介绍西方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历程,重点在于阐述阶级关系和军事技术发展的相互作用如何带来军事组织、战术和战略思想的演变,并探讨未来我们可能面临的战争形式。第三部分介绍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流派,重点在于分析各个流派的基本假设前提和对于分析今日和可预见未来世界格局的现实意义。第四部分以马列毛思想指导下的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阐述近五百年来霸权兴衰的历史进程,不仅要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且要分析资本主义如何灭亡,社会主义如何胜利的历史规律。

本系列篇幅较大,创作时间可能较长,中途可能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写作内容。当中难免有错讹纰漏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人应当如何生活 —— 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哲学

 

西方文明有时也被称为“两希文明”,其中第一个“希”意指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另一个“希”指的是希伯来 —— 基督教的宗教理念。古希腊远不是地中海地区最古老的文明,早在希腊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都曾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众多的人口发展出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反,希腊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生产力落后的穷乡僻壤,靠着掳掠地中海沿岸,给周边国家充当雇佣兵,和进行有限的近海贸易过活。希腊的地形被山丘和海洋分割成不同的小块,又无大河可供交通,这就意味着早期希腊城邦长期维持着“山大王”和“海贼王”的架构。有效管理面积有限,政府机构纵向和横向的分工发展迟缓,以至于在进入奴隶制时代很久以后,希腊多数城邦中氏族民主机构公民大会仍然保有着较大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占据极高的地位,成年男性公民可以直接参与民主过程,这就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发源的历史背景。


1:希腊及周围地区地图

 

和许多其他民族的政治思想一样,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也是脱胎于伦理道德思想。最早的伦理思想通常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传统准则,通常包括不欺负弱小、买卖公平、遵纪守法等,比如中国古代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民族古代有“十诫”。这些行为准则既反映了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和交往的基本秩序。古代人没有唯物史观,不能正确认识传统道德的起源,因此他们或者把传统道德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与某些稳定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如雄鸡报晓、母鸡孵蛋就被引申为男尊女卑的自然之理;或者把传统道德的权威建立在神话之上,背弃道德之人是必遭到天谴。

但随着分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阶级对立逐渐尖锐化,传统道德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第一,不同民族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其传统道德的内容也会不同,见到“披发左衽”的“化外蛮夷”仍然安居乐业,传统道德的自然权威就会缩减。第二,社会不平等加剧之时,官绅贪赃枉法,黎民辗转沟壑,搞得“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社会动乱期间,群雄逐鹿,各方豪强为争权夺利不择手段,更会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遵守传统道德既不能让人过上殷实安稳的日子,反而会招致灾祸。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裂缝,刺激了第一批古希腊政治思想家的兴起。

这些政治思想家被称为“智者(sophist)”。他们本是教授修辞、逻辑和演讲技巧的家庭教师。由于希腊城邦的重大政治决定都要通过公民大会的讨论表决,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就成了从政的标配。豪绅子弟要是想要有番作为,就定要学好演讲技巧。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多数有投票权的公民相互敌对,演讲技巧的实质就演变成了政治诈骗和煽动技巧。为了给政治诈骗和煽动正名,就必须要击垮传统道德这个阻碍。

智者学派的政治思想可以被概括为“道德相对主义”。即道德会随着地理环境、民族、时代乃至个人的变化而变化,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道德。既然世上有多个道德,相互之间又无优劣之分,那么传统道德就再无约束力。普罗塔格拉(前490-420)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就反映了道德相对主义的典型思想。即人(我)决定某种道德是否有效,乃至道德准则是否存在。色拉叙马霍斯(生活于约前410)则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强者利益”,即任何法律都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团体为了服务自己的利益而设定的,道德的有效性由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卡里克利(生活于约前410)则认为,正义是弱者为了自保而自行编造的谎言,是对弱肉强食昭昭天理的徒劳抵抗,强者应当粉碎道德的束缚和弱者的抵抗,获取最大的利益。

智者学派思想和教育确实为其雇主提供了不菲的政治利益,但是也在客观上加速了希腊城邦乐礼崩乐坏。不过智者学派为后世的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系列历久弥新的问题。即人应当怎样生活?人与政治实体的关系是什么?政治实体应当以何种原则运行?第一个问题演变为后世的伦理学,第二个问题演变为政治哲学,第三个问题则演变为研究政府结构和行为的政治科学。

第一个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反驳智者学派的政治思想家是苏格拉底(前470-399)。经历了鼠疫大流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和战后雅典的混乱政局,苏克拉底看到了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景象,而且认为智者学派的主张无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尽管苏格拉底向往的道德准则与传统道德并无区别,但是他也认识到,简单地宣讲传统道德,并把道德强制力寄托在从来没有起作用的“天谴”上也是毫无用处的。苏格拉底为自己设定的历史任务,就是为复天道正风俗寻找新的基础。

苏格拉底的方法被称为“反诘”(通俗的理解就是“抬杠”)。反诘的基本流程是询问对方某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如是否是正义的、勇敢的等等),当对手做出某种概括性的回答(如A是勇敢,B符合正义)的时候,则举出某种特殊情况下的反例。然后根据对手修正结论的具体情况,继续寻找特殊反例来诘问对手。这些对话的通常结果要么是对手承认实际不了解过去自己以为自己了解的道德准则,要么是对手指责苏格拉底耍赖抬杠无理取闹。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苏格拉底也不知道他所讨论的道德准则究竟指的是什么。苏格拉底对这一点十分坦然,尽管被神庙住持称为“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却一直坚持“我唯一知道的事情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结果上看,苏格拉底的反诘既没能达到道德真理的彼岸,也破坏了人际关系,甚至苏格拉底最后被投票处决也与此有关,但是反诘本身代表着对道德原则的追求。在反诘中不断地探寻各种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探究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本身就是使用理性的工具对人生目标和行为的审视。“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是审视人生的目的不是在政治投机中占据优势,而是获得对道德准则的深刻理解进而更加心悦诚服地服从道德。尽管凭借苏格拉底的反诘技巧,他有一万个理由不服从雅典对他的死刑判决并且有充足的人脉关系在行刑前夜遛出监狱,但是他仍然服从传统道德关于遵纪守法的约束,接受了死刑。


2:苏格拉底喝下毒酒,接受死刑

 

苏格拉底的目的是道德复兴,手段是哲学审视和逻辑反诘,他尽管贡献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片段,但他始终没能从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建立联系。作为手段的理性思考无法获取道德真理,因此后者最终只能被服从而不能被认知。苏格拉底的思想只有启发性而无号召力,不能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存在。这个问题要等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前427-347)那里才能得到解决。

要理解柏拉图的政治思想,首先需要理解他的哲学思想。柏拉图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现实的可感知的世界是虚无的和虚伪的,真实和真理存在于理念世界(或曰形式世界)。可感知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含有理念世界中理念的某些部分,但却是不完美的,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最终消失。比如,桌子是长方形的,但是却不是完美的长方形,而且桌子会损坏腐烂最终消失,但是理念世界中的长方形确实完美的,永恒的。对某张桌子的认识随着这张桌子的消失而变得无用,对长方形理念的认识却是永恒真理。来自理念世界的真理指导可感知世界,可感知世界的改善只能通过追随理念世界中的完美形象。柏拉图认为,正义(或曰“善”)是理念世界中人的完美形象,正义的人生是最为幸福的,要过上正义的生活,就要生活在正义的城邦中。

正义是道德概念的核心,那么什么是正义呢?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无限诘问,柏拉图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正义就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各安其位。柏拉图认为人有三种品质,欲望驱使人贪财好色,精神鼓舞人追求荣耀,理性引导人探究真理。在正义的人身上,理性占据领导地位,指导人有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承认。三种品质在理性的领导下各自完成各自的功能,互不僭越,人就可以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并且在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这就是正义的生活。相反,如果欲望占据领导地位,人就常会铤而走险,如果精神占据领导地位,人就难免求荣取辱,这就是不义的生活。从正义的人生出发,柏拉图阐述了正义的城邦,即理想国的概念。与人类似,城邦往往包涵三个阶级,生产者负责生产物质资料,他们也没有任何超过物质享受的追求,对应人的欲望部分;武士阶级负责保卫安全,为城邦荣耀不惜生命,对应精神部分;“哲学王”阶级,即专精哲学思辨,通晓行政管理,追求正义生活的统治精英负责管理城邦,他们是人性中理性部分的代表。一个正义的城邦则是在哲学王团体的领导下三大阶级各安其分祥和之地。相反,如果武士阶级掌权,则难免穷兵黩武,图耗国力;如果生产者掌权,则定会陷入暴民政治,永无宁日。

理想国的稳定以及城邦正义的实现建立在等级森严的分工之上。哲学王只从事哲学思考和行政管理,武士只负责保卫城邦,两者绝不涉足生产活动。生产者只负责生产,上交剩余产品,服从行政管理,绝无任何权力过问政治军事。柏拉图对任何人民主权的想法深恶痛绝,一方面他认为劳动人民不具备管理城邦的能力,另一方面他认为放手让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只会让他们放纵私欲,祸乱朝堂。相反,哲学王阶级既有能力管理城邦,也有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为了城邦整体利益管理城邦。要保证哲学王的能力和意志,保证哲学王不变质,教育必须成为理想国的首要职能。

在柏拉图看来,进入哲学王阶级的成员出身并不重要,但必须是经过优生学遴选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哲学训练。为了保证他们接受最纯粹的哲学教育,一切文艺作品,如诗歌、音乐、戏剧等要么被禁止,要么接受严格的审查。任何新的艺术创作必须服务于理性的培养,否则绝不被允许。文化艺术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的社会价值,他们只是为培养哲学王治国能力的工具。如此严格教育的目的,是让理性成为哲学王的心灵主宰,让哲学思考成为哲学王的最高乐趣,让他们对酒色财货毫无兴趣。这样一来,哲学王既拥有了思考政治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又把管理国家是为一种必要负担和责任而非敛财工具。如此方能实现长治久安和城邦正义,个人生活的意义也随之实现。

当然,柏拉图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理想国,他去西西里试图劝导叙拉古的统治者做哲学王开启政治改革但最终失败。在认识到了将现实中的城邦改造为理念世界中理想国的困难之后,柏拉图彻底放弃了这种努力。在哀叹时运不济的同时,柏拉图提出了让所有失意的社会改革家都深有同感的“洞穴隐喻”:在未接触到理念世界的永恒正义之前,人就像被反绑双手关在洞穴里,只能看见洞口光影摇曳,映射在墙壁上。这个洞穴就是可感知的世界,这些影子就是可感知世界的财富与荣耀,人会满足于追逐这些幻影。当他(她)被强行拖出洞口时,强光会灼烧双眼让人很难适应,这就是真理的冲击和领悟真理的煎熬。但当视觉调整到适应理念世界后,他(她)就会顿感今是而昨非,再也不愿意在鬼影重瞳的洞穴中了此余生。不过,当他(她)返回洞穴试图拯救别人时,这些旧日同伴并不会相信他描述的外部(理念)世界,甚至还对其展开迫害。这就是先驱者的孤独。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柏拉图。自由主义者通常对柏拉图颇有微词。著名政治理论家、新自由主义的旗手波普尔就认为柏拉图禁止平民参政,剥夺政治自由;大搞审查洗脑,剥夺思想自由;禁止转换职业,剥夺经济自由;强令优生优育,剥夺生育自由,因此是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分子,是法西斯运动和(被波普尔攻击的)国际共运的罪恶先驱。

今天中国的进步运动尽管对柏拉图本人兴趣不大,但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哲学王的思想仍然与中国左翼的一些错误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柏拉图的理论出发,从洞穴中出去过,体验过理念世界的人掌握真理,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进而也应当掌握向还留在洞穴中的人“灌输”真理的权力。而洞穴中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己产生关于理念世界的正确认识,因此只能依赖先锋队的灌输。而面对那些不接受灌输的“顽固分子”,先锋队可以使用强制手段将其拖出洞穴,将其强行“解放”。这一思想与部分中国左翼青年对列宁早期理论的误读极为类似。在对列宁的阶级斗争实践和思想发展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他们生搬硬套列宁在特殊情况下的具体结论,认为劳动人民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甚至连工团主义的认识都无法产生,而先锋队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思想从外部灌输给工人,而且还要让教育工人认清自己的现实利益。如果工人不“听话”,那就不惜采取欺诈手段(也采取不了强制手段)诱使工人参与到某些并无直接利益也无胜算可言的具体运动中。这种以“运动群众”为核心的精英灌输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看不上中国劳动人民的斗争能力,同时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缺乏清晰认识的产物。既然运动靠着灌输胜利的,那么一旦侥幸获得政权,其基本的治理原则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柏拉图哲学王在理想国中拥有无限的权力,由于严格的社会分工,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对其展开监督,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哲学王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从历史经验上看,把革命政权不变质的希望寄托在先锋队的革命精神上是靠不住的。只要不打破脑体分工,让人民群众拥有事实上的管理国家,监督和替代先锋队的能力,那么先锋队对人民利益的包办替代势必会演化为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掌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等级森严,士农工商安堵如常的理想社会,也设想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所需要的个人品质和维持这一社会稳定的手段,但是千百年来社会变革的历史证明了柏拉图社会变革理论的失败前途。不过,柏拉图的思想启迪了后世关于政府结构和功能的思考,在古希腊世界,亚里士多德(前384-322)是柏拉图思想的批判继承者。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哲学思想中关于理念和可感知物的划分。但和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贬斥可感知世界的短暂性、变化性和虚伪性,相反,他认为理念世界的诸多理念正是通过可感知世界的发展而实现自己。可感知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而某一事物的本性,即理念,会在发展演进中克服重重阻碍成为决定该事物性质的力量,可感知世界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渐趋近理念世界的过程。同一个理念在不同的可感知实体中的不同发展历程则会展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不是由理念世界中的理想形态决定的,而是由事物发展的现实环境决定的。研究这些不同环境及不同的事物发展路径,就是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简单地说,作为激进改革家的柏拉图想着的是如何把理念世界的理想国搬到现实世界,作为现实政治分析家的亚里士多德想的则是现实存在的诸多城邦是走过了怎样的发展路线而实现其本性而达到理念世界的。柏拉图的眼睛盯在天上云,亚里士多德的眼睛则盯着前方的路。

 

3:古希腊哲学家 红衣指天(理念世界)者是柏拉图,蓝衣指前方(可感知世界)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并不向柏拉图那么愤世嫉俗,认为现存一些城邦皆是不义之国而弃之如敝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是运用理性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而这一本性只有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才能得到最完整的发扬。故而国家是实现理性的必要条件,而人则“天生是政治动物”。一切国家,无论繁荣或凋敝,皆是人实现其本性的工具,再不平等的国家也有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整体看法是保守的,他尽管将其所研究的158个城邦的政体分成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并将后三者视为前三者的堕落形态,但他并不极端厌恶哪一种政体,因为任何一种政体,只要能维持稳定,总好过无政府状态。

那么如何保持稳定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被后世称为“中产稳定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肉食者鄙,贪得无厌,若掌握无限权力,则势必恣意搜刮,导致民不聊生。而贫民无恒产亦无恒心,若掌握政权,则势必贪图享乐,不事生产作业。而那些拥有一定数量财富的中间阶层,则既懂得民生疾苦,又能够有节制地消费,同时可以在贫富群体之间维持平衡。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城邦指的是由小生产者和中小商人掌权的,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机构的稳定城邦。比起柏拉图所主张的国家对社会成员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塑造,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无疑是各个阶级在综合权衡力量对比之后选择共存的妥协产物。而为了国家稳定设立不同的权力机构,照顾各个阶级利益的思想,也为后世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思想提供了启发。

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需要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但这是出于维持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并非出于认为人人平等,或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理想。当追求幸福乃至平等本身侵犯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并干扰到政治稳定时,亚里士多德就会毫无保留地站在压迫者一方。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和男尊女卑的竭诚拥护者。他认为奴隶和女性天生就应当服从统治,因为奴隶的理性是残缺的,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非奴隶的)女性虽有理性,但是缺乏权威。他们被统治并不是压制了他们的天性,反而是将他们置于男性公民完整理性的领导之下,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极有帮助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制”思想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了帝国主义者种族优越论的理论支柱之一。当然,亚里士多德是看不到这一幕了,他尤其看不到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入侵希腊时,希腊人民被当作是劣等种族奴役和屠杀的惨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在世时,就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如果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生活的时代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希腊政治的主角的话,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就是希腊城邦政治衰亡,环地中海大帝国崛起的时代。公元前338年,希腊城邦联军在卡罗尼亚被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击败,希腊城邦随即失去政治独立,成为马其顿的附庸。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国王的带领下征服小亚细亚、波斯、埃及,最后饮马印度河。亚历山大死后的继业者战争中,希腊城邦也一直作为附庸被各路割据势力支配,直到在公元前146年科林斯屠城的火光中,彻底沦为罗马共和国行省下的次级行政单位。管理城市的是遥远的西地中海派来的行政官僚,原来的城邦公民再也没有能力在某种民主形式下参政议政。政治,从每日的基本活动变为完全无法猜测的长官意志,而比起民主协商,长官通常只对收税感兴趣。当古希腊人所认知的世界从狭小的城邦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时,他们发现自己越发不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越来越与他们相敌对。而在政治活动内容发生巨变的时代,政治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政治思想家们不再把城邦和公民参与放在首要地位,而是遁逃到个人的精神领域,在这个敌对的世界中寻找一丝安宁,这就是希腊化时代政治哲学的主题。

通常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是亚历山大国王征服波斯(前330年)到罗马扫灭东地中海最后一个希腊人建立的政权(前31年)之间的时期。这是希腊文化在中东和中亚迅速传播的时代,但讽刺的是,这也正是希腊城邦政治衰落的年代。希腊化时代的三个主要政治思想流派是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犬儒学派发扬了苏格拉底反诘方法中的怀疑论成分。但是苏格拉底对道德观念的怀疑和思辨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道德,从而在政治参与中实践道德,改善城邦的道德处境,与世俗生活的丰裕并不矛盾,因此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入世的哲学。犬儒学派则怀疑一切的物质财富和世俗声名的意义,认为美德是世间唯一值得追求的事物。追求美德就要抛却杂念,摒弃物质享受。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希诺普的第欧根尼(前412-323)就因为长期不修边幅而被时人视为犹如犬类,这也是犬儒一词的由来。犬儒学派拒绝城邦和国家的概念,自封世界公民,并认为有德之人不应去浪费时间参与俗务。但这也让犬儒学派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任何一种主张脱离出社会之外的政治哲学既不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也不具备反抗世界改变他们的力量,从而最多只能作为某种精神安慰存在。但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讲,他们并不需要鼓励人出世或“躺平”的政治哲学,他们需要的是让人入世但是服从现有社会结构的“认命”哲学。斯多葛学派就是“认命”哲学的代表。

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由万能的主神宙斯主宰,神的意志驱动着世界的运转,决定着从自然界到社会一切的因果关系和发展演变。神的意志的具体内容就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就是一套永恒不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以被理性认识的的客观规律。这一套规律不仅支配者自然界,同时也通过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支配着人的行为。幸福的生活是有美德的生活,美德的核心就是服从自然法,在自然规律的指导下生活。从斯多葛学派自身的演化来看,以芝诺(前336-264)为代表的早期斯多葛学派与犬儒学派有很大相似之处,其不同之处仅是前者强调有德之人不应完全遁离尘世,而应相互联系,组成模范社区,共建有德之邦。如果说犬儒哲学是隐士哲学的话,早期斯多葛哲学就是圣贤哲学。但这个要求还是太高了,非一般人所能完成。以巴内修斯(前285-210)为代表的中期斯多葛学派和以爱比克泰德(55-135)与奥莱略(121-180)为代表的晚期斯多葛学派的基本任务就是降低凡人践行斯多葛哲学的门槛,力图将其扩展为大众哲学。有意思的是,爱比克泰德是奴隶出身,奥莱略则是罗马五贤君之一。二者社会地位有云泥之别,但是他们对政治问题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尽管世事变化无常,祸福无法掌握,但是有德之人总能从服从自然法中获取内心的安宁。既然现实世界的法律或多或少是自然法的反映,那么服从现存政治秩序本身就是践行神的旨意。这既是自然规律所要求的,也是人应当主动追求的。人人恪尽职守,当皇帝就要当好皇帝,当奴隶就要当好奴隶。这样,斯多葛哲学就从曲高和寡的圣贤之道,逐渐演变成了普罗大众可以接受并可以在现实中活中践行的哲学。

斯多葛哲学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达成的一个有利于前者的妥协。被统治阶级不再追求政治参与或者挑战统治阶级的权力,统治阶级则保证帝国秩序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法治,将剥削和压迫限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斯多葛哲学是罗马帝国初期实质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与罗马军团和罗马万民法一道构成了罗马帝国上层建筑的三大支柱。

希腊化时代政治哲学的整体色彩是无奈、消极和最终屈服,只有伊壁鸠鲁学派为其提供了一抹亮色。伊壁鸠鲁(前341-270)继承了早期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前460-370)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是原子。原子一直处在不可以预知的随机运动中,原子的无序碰撞构成了世间万物的因果联系,人类历史和政治活动的发展归根结底也是无序原子随机碰撞的结果。世间或许有神的存在,但是神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就当了甩手掌柜,不再干预原子的运动,尤其是不会给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什么自然法。因此,一切自然法,以及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现实法律都不是什么神的意志或自然规律,它们都是人的创造。既然是人的创造,而且还通常是和自己有不同利益的人的创造,那自然没有必要服从它们。人与原子一样,并不受到什么先天束缚,而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人生的目的不是服从规律,而是摆脱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束缚,实现彻底的自由。

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分歧后来演变成政治哲学史上关于必然与自由关系的争论。斯多葛学派在服从(他们认为的)必然性时,将个人完全当成了历史发展的消极工具,实际上抹杀了个人的一切自由。结果是要么走向低头认命的宿命论,要么走向坐等革命的宿命论。伊壁鸠鲁学派在追寻自由的同时,又否认了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结果是既觉得自己超然物外无所不能,又不能接受自己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从微观层面看,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之间是否永远相互否定?从宏观层面看,某一阶级为实现其利益进行的斗争究竟能否与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有所重合?这些问题要等到十九世纪才真正有答案。

希腊和希腊化时代政治哲学的演变划出了这样一条历史轨迹:它开始是探讨人应当如何生活(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然后致力于改造政治制度来实现美好生活(柏拉图),在碰壁之后开始研究现实政治制度的诸多形式来争取现存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最后发现个人既没有选择如何生活的能力,也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斯多葛学派)。但是生活总要继续,没个盼头是不行的。现实无法给予的,天堂或许能给予,今生不能实现的,来生说不定就实现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中东犹太民族长期徘徊在历史阴暗角落的宗教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是我们下一篇文章要讲的内容:从尘世到天国 —— 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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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搬砖小能手 2021-7-13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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