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等：马克思的老虎吃肉，韩庆祥的老虎只吃大白菜？

　　——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之一）

　　赵磊 等

　　（一）韩先生的“认识论根源”

　　我们首先讨论一下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韩庆祥先生的观点。

　　在谈到如何“把握经济学”的方法论时，韩庆祥先生说：

　　“以往，一些人着重于从经济学角度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利润最大化，因而，往往把‘利益’看作市场经济之‘道’。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认识和理解是产生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也是实践上使市场经济‘剑走偏锋’的认识论根源。”

　　韩先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市场经济出现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剑走边锋”，其原因，并不在于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润作大化”，更不在于人们的认识是否“着重于从经济学角度”，而是在于“经济学角度”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之所以“唯物”，就在于它是从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角度去把握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

　　马克思反复强调：“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这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出现了“剑走偏锋”，而是因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拜物教）的产生，其认识论根源不是人们“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而是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在人们意识中的必然反映而已。

　　至于如何正确引导、依法管控资本的逐利本性，那是另一个问题。

　　倘若不从唯物史观去认识市场经济，不从“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去把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产生的原因，那才会导致对市场经济“剑走偏锋””的误读。

　　（二）韩先生的“理性最大化”

　　不出所料，由于遮蔽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所以韩先生极力主张从“哲学层面”，即基于“理性自觉”去理解“市场经济之道”，他说：

　　“其实，‘利益’，并非市场经济的真正之‘道’。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之‘道’，必须进入哲学层次。如果从哲学层次来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之‘道’，那么，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益-能力-理性-自立’四者的有机统一……我们要追问：获取经济利益’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怎样才能保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就必须有一种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必须基于人的理性的高度自觉，……此可谓‘理性最大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作出相应的业绩或贡献，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和经济利润的最大化，……此可谓‘自立的最大化’。”

　　不难看出，由于韩先生主张的这个“哲学层面”与唯物史观的逻辑已经相距甚远，所以他力图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之外，在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之外，去构筑天国中的彼岸世界，去寻求抽象的“理性最大化”。

　　问题在于，他这样的努力方向，究竟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在误导马克思主义呢？

　　（三）韩先生的“公平”

　　从抽象的“理性”出发，韩先生进一步追问了分配制度中的公平，他说：

　　“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涉及人的根本利益。如果仅限于经济学视阈的理解，分配自然首要指向的是经济领域基于‘效率’的分配，……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第一次分配，它体现的是‘实然’意义上的基于‘市场’中的能力和业绩的‘应得性’，即比例对等或相对平等，亦即哲学理念上的‘公平’。”

　　超越经济学的“哲学理念上的公平”，或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追求。

　　然而在唯物史观看来，“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

　　所以，从来就不存超越社会经济结构的“公平”，所谓“超越经济学”的“哲学理念上的公平”，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罢了。

　　（四）韩先生的“支撑分配的哲学之道”

　　针对市场经济的贫富悬殊，韩先生说：

　　“政府要基于哲学理念上的‘正义’原则，……对人们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合理调节……支撑这三次分配的‘哲学之道’或‘哲学理念’，分别是‘公平’‘正义’和‘道义’，三者共同构成哲学意义上的所谓整体性的‘分配结构’。”

　　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是市场经济保持正常运行的题中之义。

　　但是，马克思绝不会从抽象的“公平”“正义”和“道义”出发，来凭空演绎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和分配结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无情地嘲讽了“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力图超越经济关系的“公平的”分配观：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

　　由此可见，从抽象的“正义”理念来凭空演绎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观，不如说是庸俗经济学的分配观。

　　（五）韩先生的“资本范畴”

　　在谈到“资本”这个范畴时，韩庆祥先生说：

　　“我们所讲的‘资本’，从根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作，被合理引导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本’，而不是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种具有‘吃人本性’的‘资本’。”

　　韩先生的意思是说：马克思时代的老虎是吃肉的老虎，今天的老虎则不再吃肉，而只吃白菜帮子了。

　　其实，韩先生饲养出来的这只老虎并不新鲜。早在21世纪初期，胡培兆先生就撰文说: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范畴和统治范畴，是剥削手段，吸血鬼。今天资本范畴已经走出社会制度禁区被普遍使用。它不过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对资本家的理念也要转变。现代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家，和各行各业一样,是褒称。现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由资本家筹资、投资和组织、经营、管理创造出来的。没有他们，哪能有今天这么多企业和这么多的职工就业？不能再一言以贬之:‘剥削者’。”

　　在我们看来，与胡培兆先生一样，韩庆祥先生也是在用道德标准评价资本家。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讨论（赵磊：《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这里就不展开了。

　　必须指出：用道德标准来评价资本以及资本家，与唯物史观的逻辑背道而驰。资本追不追求剩余价值，存不存在剥削，这只是在表述一个事实，属于事实判断；至于资本剥削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坏，则属于道德评价范畴。

　　尤其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资本的性质与资本的功能混为一谈。即使需要对资本作出道德评价，也应当与资本在既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功能、以及人们对这种功能的历史评价有关，并非如唯心史观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抽象的“公平和正义”。

　　马克思在对待资本以及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时候，从来不主张，也并没有用道德评价去代替历史分析。

　　《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

　　（六）小 结

　　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换言之，唯物史观不仅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以及社会实践，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得到了科学检验。

　　检验唯物史观的伟大成果，就是《资本论》。

　　遗憾的是，在运用唯物史观来把握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时，不少学者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却并不一致。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不一致”在当下学界已然成了普遍现象。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不一致”居然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证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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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该文转引自：赵磊 等《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基于经济学视阈的考量》（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7期）。这里转发时，作者在文字上作了补充，并省略了相关注释的出处。如需确认，请读者核对原文。

　　（2021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