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党提出的新任务。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也就是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毛泽东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特别是实际运用后的深切体会而提出的，其中包括他在此前几个月所写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时4亿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人民共同关心的中国抗日战争问题，作了全面具体分析，并得出了正确结论。可以说，《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一篇经典性著作，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案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一份具有代表性、标志性意义的经典文献。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论证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

　　（一）历史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

　　毛泽东在分析日本国情时指出，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也具有“帝国主义性”，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举行的“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将使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并最终将导致它自身的灭亡。战争将激起日本帝国主义面对“三个对立”：一是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二是“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三是“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另外，日本作为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能得到其他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还将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里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性和其所发动的战争非正义性、退步性的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内外矛盾的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发动侵略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使之崩溃的分析，对日本国小经不起长期战争消耗的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的分析等，都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经济决定政治等观点出发的，运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科学论证中国抗战必胜的战争结果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认为，当时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力量虽不如日本帝国主义强，但却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另外，同日本相比，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就使中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由于“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因而就有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中国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又会带来“国际广大援助”，这种得道多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这里对中国进步因素也就是代表中国新生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出现并存在的分析，对中国战争进步性、正义性以及将迎来更大国际援助的分析，对中国国大利于支持长期战争的分析等，也同样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还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强调了抗日战争的“时代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他指出，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同20年前不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已经处于“退步时代”。而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还把中国抗日战争同中国近代以后历次失败了的解放运动相比，指出“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因而中国抗战不会像之前的解放运动那样以失败告终。这就强调了社会发展中新因素和新生力量的重要作用，也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他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就使人类“充满了战争”，而当时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又使资本主义各国“走入新的战争”，很多民族都“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而且“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但同时，这场战争中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因而使得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等到人类“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再也不要战争了”。也就是说，阶级出现后，为了争夺阶级利益，就会引发战争。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争夺利益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等到将来消灭了资本主义、消灭了阶级后，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就不会再有战争。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的性质。他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大类，凡是“进步的战争”都属于正义的，凡是“阻碍进步的战争”都属于非正义的。他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也是“进步的、求和平的”。共产党人不但追求中国“一国的和平”，而且追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不但追求“一时的和平”，而且追求未来“永久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是为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这里，毛泽东不但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确立了区别二者的标准，即凡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凡阻碍社会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他特别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求和平的，而且是求世界的和平、永久的和平的，是为争取永久和平的新中国与新世界的。这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作出了新的阐述、归纳、总结、发展，达到了新的思想境界。

　　（三）深刻阐述关于人民战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用唯物史观研究战争的一个突出之点，也更是独特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应用于指导战争，较系统地提出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他把“动员全中国人民”看作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强调“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因此，“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些人是“想求妥协的”，但“必不成功”，因为“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可见，毛泽东把广大人民的不妥协，看作是中国抗战必将长期坚持下去直到胜利的重要因素。他强调：“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所谓“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国力量，“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实在是头等重要”。可见，毛泽东明确把发动人民群众支援反侵略战争，看作是对夺取抗战胜利“关系绝大”“头等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如此呢？毛泽东阐述说：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可以达到“三个造成”：一是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二是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三是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段话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的鲜明体现和经典表述，也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的代表性语言，被后人广为引用。他接着继续指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要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抗战”，二要“坚持统一战线”，三要“坚持持久战”。这“三个坚持”，都“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因为必须把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这样才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也才能使全国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这表明，人民战争就是广泛发动人民，使亿万人民齐心一致的战争。

　　从军事技战术方面，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取胜，必须“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也就是要发动所有“反对敌人的老百姓”，把人民群众“一律武装起来”，对敌人“进行广泛的袭击”。在总结历史上党领导的战争时，他也强调，过去红军弱小而常打胜仗，主要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只有坚决并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才能在战争的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这也就是说，人民战争也是武装一切反对敌人的人民群众去抗击敌人的战争，是发动人民群众给战争以供应的战争，是使弱小之军能打胜仗的战争。

　　尤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特地设立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一节，专门阐述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中存在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日本帝国主义就因为“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才敢于实施侵略。一旦中国人民组织起来，那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就将面对我国“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它就会“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一样，中国人民仅仅“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结果，“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这里，毛泽东把人民看作是战争伟力的最深厚根源，极为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把人民战争比喻作烧死侵略者这匹野牛的“火阵”，同前面所说的“汪洋大海”一样，对人民战争作了形象化也是经典性的表述。为什么人民战争能够如此呢？因为人民被动员起来支持和参加战争后，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兵源和财源问题都将能得以解决。更重要的是，人民充分参加到反侵略战争中后，将使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人民将会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所以“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这就是动员人民加入战争为何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何能够依靠人民战争夺取抗战胜利的原因。

　　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系统性论述，也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个亮点、要点和创新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曾认为《论持久战》的最大成就，仅是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理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持久战理论固然重要，但关于持久战的理论，毛泽东并非在此篇文献中第一次提出，而是在此之前已有提及。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却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较系统提出的。同时，毛泽东也是在当时的中国唯一较系统提出此观点的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战争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人民战争是弱者战胜强者的根本法宝，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弱小的被侵略者反抗并战胜强大的侵略者，都具有长远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论持久战》以至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特之处、创新之点、精华所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重大发展、重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果、重要标志。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日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他提出要反对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唯心论的对立面是唯物论，机械论的对立面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一）辩证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对立统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抗日战争为何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何属于中国时，列举的根据是“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互相反对”，体现出的正是相反相成、一分为二、矛盾的对立统一。这说明毛泽东分析中日国情特点的根据，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

　　什么是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特点呢？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归纳的说法，日本有“三强三弱”：“三强”是军力强、经济力强、政治组织力强；“三弱”是“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充足，国际形势对其不利。而中国则正好相反，有着“三弱三强”：“三弱”是军力弱、经济力弱、政治组织力弱，“三强”则是“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有大国这个条件”支持持久战，以及世界多数国家会“援助中国”。在这里，中日双方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日本的强项，正是中国的弱项；日本的弱项，又都是中国的强项。可见，中日都既有各自的强项，也有各自的弱项。日本帝国主义虽强，但不是各方面都强，而是强中有弱；同样，中国虽弱，但也不是各方面都弱，而是弱中有强。这种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智慧。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两点：一是中日“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二是“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他又强调，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的，也是贯彻于“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战争的综合要素，会使战局逐渐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将由强逐渐变弱，直至最后失败；中国将由弱逐渐变强，直至最后胜利。这一过程不会是很快的、短暂的，而将是长期的、持久的。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变化、是转变，而不是机械地一成不变，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

　　（二）辩证分析持久战何以可能

　　在分析为什么是持久战时，毛泽东指出，敌方的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敌方的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反过来，我方的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我方的缺点也可“因我之努力而克服”。“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方的胜利和我方的失败都将是“一定程度的”。然而敌我双方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达到“全胜或全败”。在战争的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那么，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都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并“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这些分析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矛盾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转化，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其重要条件就是人的努力；矛盾转化到一定的时候，量变会产生质变，结果就会发生大的转变。具体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在战争之初日本帝国主义暂时强的因素大于弱的因素，中国暂时弱的因素大于强的因素。故日本帝国主义暂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取胜，但也不能全胜；中国暂时会一定程度落败，但也不会全败。只要中国坚持全民族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一定阶段，日强中弱的形势会反转为中强日弱，从而逐步达到中胜日败的结果。这种令人信服的、充满辩证思维的科学分析，无疑给了当时无数在战争中苦闷、悲观、失望的中国人以胜利的信心。

　　在论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时，毛泽东分析指出，在敌之战略进攻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方之劣势，从“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同时也有“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关于“向上的变化”，他列出了以下几点：一是“战争中的经验”，二是“军队的进步”，三是“政治的进步”，四是“人民的动员”，五是“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六是“游击战争的出现”，七是“国际援助的增长”。毛泽东指出，这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而“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这又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问题的典范。这里提出了向上和向下、新和旧、量和质这三组对立的概念，向上的东西、新的东西、质的东西，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向下的东西、旧的东西、量的东西，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略进攻的阶段，中国土地、人力、物力等的缩减，是量的缩减，是旧的东西的缩减，是向下的变化；而中国战争经验的增加、军队和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则是质的东西，是新生的因素，是向上的变化。因而中国能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就用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些领土等所谓战果，只是浮于表面的胜利，而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开展全面抗战以后各种新因素的增长，才是内在的、本质性的东西，才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最终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这无疑给当时国内外的人们如何正确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分析工具、新的观点和结论。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道人之所未道”，“见人之所未见”，不仅给时人提供了看待抗日战争的科学方法，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分析和研究战争前途的经典性案例。

　　毛泽东充满预见性地指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将逐渐上升”，同时“日本则逐渐下降”，到一定时候，“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他还强调：“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这里，毛泽东不但指出双方力量对比将如何变化，而且指出了促成这种变化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事物都是变化的，变化是有条件的。

　　（三）辩证分析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敌占区的大和小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分析“内线和外线”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机械地看，中国军民的抗战是单纯的“内线作战”。但辩证地看，则中国居敌正面的军队“在内线”，敌后的“游击队在外线”。还有，敌后各游击区和根据地与日军作战，其本区是“以自己为内线”，而同时以“其他各区为外线”。这些内线和外线，都对日军形成“夹攻”。

　　在分析“有后方和无后方”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就全国来说，正面抗敌的军队有国家这个“总后方”，而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则“脱离总后方”。敌后游击队虽然脱离了国家的“总后方”，但又自创了游击根据地这样“小规模的后方”。因而，中国的抗战，既有有总后方的抗战，又有无总后方的抗战。在分析“包围和反包围”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从整个战争来看，在敌人处在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条件下，敌方对我方形成包围，我方在“敌之战略包围中”。但在战役或战斗中，我又可把分路之敌“放在我之包围中”，对部分之敌形成反包围。毛泽东把这形容为下围棋的“吃子”。这是其一。再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来看，每一个根据地看似都是“孤立的”，处于敌之几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把它们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也就是说，孤立地看，某一个敌后根据地是处于日军的几面包围中，但全面地看，各个敌后根据地、各个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的军队，又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毛泽东把这形容为下围棋的“做眼”。这是其二。同时，除了以上两方面中国的国内情况外，毛泽东又指出，还有世界上的包围和反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以侵略阵线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中国则以和平阵线“反包围德、日、意”。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在世界上联合纳粹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来包围中国，中国也可以联合苏联、法国、捷克以及整个世界上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各个国家，共同对德、日、意法西斯形成反包围。毛泽东把这形容为“如来佛的手掌”和“天罗地网”。这是其三。这样的辩证分析让人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从这些分析看，中国不是有许多有利条件吗？何用过分悲观呢？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看，形势和结论就完全不一样。

　　在分析敌占区“大”还是“小”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从日军所占领和将会占领的各个省来说，它占了中国内地的“大半”；但是如果加上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日占地区仍只占整个中国的“小半”。特别是除东北等地外，在日军所占各省中，它真正占领的只是“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而农村、山区、贫困地区等大部分地区，仍在中国人手中。因此，日军表面上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全面辩证地看，它占领的只是中国小部分地区。

　　（四）辩证分析反对主观性和发挥能动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论述战争中的能动性时，毛泽东一方面“反对主观地看问题”，因为人的思想如“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则“是空想，是假道理”，另一方面则又强调在战争中要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他强调：“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等，“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不根据客观实际看问题，是主观性，是错误的，要反对；而根据客观事实去想去做，则是能动性，是正确的，要提倡和发扬。这也是活生生的辩证法，是反对主观性与发挥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正确看待反对主观性与发挥能动性这对关系的辩证法。

　　具体到战争当中，毛泽东指出，战争胜负固然决定于各方面条件，但客观条件本身没有分胜负，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在讲发挥能动性时，他强调，战争指导者“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去期求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去“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虽然战争指挥者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但他们却可在此舞台上“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战的指导者“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提倡他们“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就是说，在抗日战争中，我方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乱撞乱碰，又应该立足客观条件充分发挥能动性，把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这就是重视客观条件的唯物论，是不唯客观条件而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发挥能动性的辩证法。可见，毛泽东既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的唯心论，又反对唯客观条件而忽视人的能动性的机械论，这一科学分析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范例。

　　（五）辩证分析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论述战争的目的时，毛泽东又辩证地论述了“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一对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他指出，“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间接地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那就导致“自己将被消灭”。他还指出，“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这对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两种不同的战争目的，对进攻与防御这两种相反的战争手段，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作出了经典性的阐述。毛泽东强调，在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又对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对矛盾，运用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和方法，分清了主与次、第一与第二。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认为，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与保存自己，“是相反相成的”，“部分的暂时的牺牲”即“不保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这又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把勇敢牺牲与保存自己这一相反的矛盾方面，统一了起来。

　　在这些辩证阐述的基础上，毛泽东要求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要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这样就可以把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量变与质变的原理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应用。同时，依据参战各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成为指导战争的普遍法则，使唯物辩证法成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六）辩证论述进行决战和避免决战、英勇战斗与放弃土地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论述抗日战争决战问题时，毛泽东把决战分为三类：一是“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这种决战“应坚决地进行”；二是“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这种决战“应避免”；三是“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种决战“应根本避免”。也就是说，对我有利的决战要进行，对我不利的决战要避免，尤其是对我不利的战略决战要根本避免。这就是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谈要否决战，更是辩证地而非机械地谈要否决战，以及哪些决战应进行、哪些决战在何时应避免和根本避免。毛泽东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大国，在战略防御阶段“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实际上就辨明了退却和前进的辩证法、暂时放弃土地和将来收复土地的辩证法。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退就要退，以退为进，暂时的退是为了将来的进；该放弃土地时就要放弃土地，以土地来换取时间、换我抗日力量的保存，而不要为了争一时之地而损失主力。抗日力量保存下来后，未来可慢慢地把失去的土地全部收复；如果抗日力量受到过度消耗，眼前保住的土地，未来也还会失去。

　　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这对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然后，他继续用辩证的观点总结说：“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这又一次把战争中的道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提炼出哲学原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和观点。

　　此外，毛泽东还辩证分析了防御与进攻、持久与速决的关系，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灵活性与计划性的关系，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关系，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等，作出了充满辩证智慧又令人折服的论述。

　　从上面几个方面看，毛泽东不愧为辩证法大师。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我方与敌方的国情特点、强弱形势及其变化，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各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很多新鲜的、前人所未见、常人所不及的高明见解，使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丰富了起来。可以说，《论持久战》是关于中国抗战的辩证法，是关于中国抗战的谋略全书，是指导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宝典，是生动的战争教材。从《论持久战》看，毛泽东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单纯的军事家，而是具有哲学头脑和哲人智慧的军事家。他不是机械的军事家，不是只会讲军事条令、军事规程的军事家，而是睿智的军事家，是擅于用辩证观点、发展观点、变化观点看待军事中的各种问题，灵活制定战略、战役和战斗方针的军事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使得《论持久战》放射着耀眼的哲学光芒。这种哲学光芒绝不亚于其军事光芒。因此，《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军事名著，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名著。它在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地位，应该不亚于《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论”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抗战

　　在《论持久战》的一开始，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是错误的，但“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因而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他没有完全责怪人们的认识水平低，而认为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还不充分，事情的面貌还没有完全摆在人们面前，因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不全面或不正确。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即有了客观的事实，才有了人们的认识；有了客观事实的充分发展，才有了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更充分认识。

　　毛泽东又指出，坚持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赖于许多的因素，包括“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可见，毛泽东看问题是多么的全面！他从5个方面列举了抗日战争得以坚持的因素，而且每个方面又列举了两个以上的方面。这5个方面，不但包括了中国和日本，而且包括了国际上其他国家和人民。在列举的日本的因素中，又包括了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军在华的反战士兵。这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观、整体观，是用马克思主义全面观、整体观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典范。

　　毛泽东接着批评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指出持这些观点的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他批评“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看问题的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非科学性，实际上就是在提倡用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方法、全面的方法而非片面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非科学的方法去看问题。而客观的方法、全面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要义，正是人们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只有用这种正确的方法观察问题，人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批评了认识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观点，批评唯心论者和机械论者“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他进而指出：“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外，毛泽东在批评“唯武器论”时，也批评这一观点“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时指出：“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他两次强调要依据全部而非部分的敌我因素而作结论，体现的还是全面的方法论。

　　提倡客观地看问题，就要反对主观地看问题，即坚持客观性，反对主观性。他强调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可以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是注意客观而反对主观、坚持全面而反对片面，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人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待中国问题树立了典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不但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中国抗战的态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的正确结论。毛泽东的许多分析和结论，被事实证明了是科学的真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他的许多预见，当时曾受到质疑，甚至被认为不过是宣传，但后来却逐渐地被实践一一证明是科学的预言、英明的预见。笔者曾从《论持久战》一文中梳理出毛泽东当时作出的20多个准确的、后被抗战事实证明了的预见。比如众所周知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抗日战争包含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等。这使得《论持久战》又放射着真理的光芒，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它不是一般的理论著作，而是正确的指导实践、预见未来的行动指南；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战意义。也正因如此，《论持久战》当时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所传播；不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它来指导抗战，而且国民党的一些军队也对它加以学习应用，甚至战争对手日本也把它译成日文进行研究。即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学习它、研究它、应用它。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广泛影响和不朽力量。

　　总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发展性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方面，得出了许多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特别是后来又逐一被战争实践所证实了的正确结论，在国内外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论持久战》不但是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前夕所作的一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的成功的尝试，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篇经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