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化解这次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灾难方面，美国的应急体制与中国的比较，真是相形见绌。人们不由得提出“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已从列宁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进入末落阶段，其表现是金融资本迅速向高利贷资本返祖，军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结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列宁曾将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本文认为21世纪初的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后的没落阶段。人类曾有过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现在我们正经历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国”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是指在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美帝国”。
一 新冠肺炎，哀鸿遍野，天灾还是人祸？
2020年世界发生了波及全球并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和有效的抗疫斗争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有一些人说是天灾，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人祸。笔者认为次疫情发生的人为痕迹很明显。这次爆发在中国武汉的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合二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点，这是只有人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汉居中国长江之中腰。西方海权理论先驱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笔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发在中国武汉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高度吻合的特征。战略性的时间是中国春节，战略性的地点是号称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以及随后的北京）。将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除了人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几乎为零。其战略指向非常明显，这就是用生物战瓦解中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独有偶，2019年9月9日，华尔街大佬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话很重。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全文结尾时说：“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
公历的8、9月间是犹太历的6月，是犹太教以禄（Elul）月，出自《圣经·旧约》“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约》咛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9月9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卫健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宣布发现27例病例。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暴发并向全国辐射传播。
就在索罗斯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个月，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闭，随后世界就陷入灾难。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的“流感”造成（美国）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Event 201)”全球流行病演习；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就在快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来自美国的五个参赛选手病了，“患的都是疟疾”。但其症状与疟疾不同而和新冠状肺炎很相似：发热，咳嗽，呼吸不顺畅。当时美国参加比赛的团队，就住在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里。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超过了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数据显示，截止同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上升迅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54，871人。以至有人惊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二战。”
2020年6月，即在疫情全球扩散的高峰期，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这次疫情扩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数，让许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这意味着人们不自觉地意识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当地时间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基辛格说：“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基辛格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基辛格的含蓄表达自然让人们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想起来。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接近于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死亡的人数。如果将来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话，那它无疑就是一场以生物战形式表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打击目标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次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持久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得很不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有了“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秩序改变”了。
社会主义国家这边是举全国之力，以救护人民生命为核心价值，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一心，凝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时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那边，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数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在新冠疫苗远没有指望的情况下，英国竟提出基于“优胜劣汰”生物学原则的“群体免疫”的防疫政策。2020年3月13日，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表示，他认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相反，如果采取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当解除这些措施时，疫情就会反弹。因此，政府当时能做的、最合理、最恰当的措施，就是通过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保持接触距离等，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产生抗体。
2020年3月14日，229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公开信的联署者同时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 Van Schaik）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Matthew Bailes）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50%～60%（约3600万）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口的死亡。英国伦敦女王玛丽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John Oxford）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认为它带有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
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也转为资本的“婢女”。在重大灾难面前推行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制下的资本赢利的需要。帕特里克·瓦兰斯的“群体免疫”对策提出后，英国首相鲍里斯随即宣布，从第一阶段的“遏制”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严防死守，容忍疫情缓慢进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在这种消极“群体免疫”理论的纵容下，西方多个国家都宣布不收治轻症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让他们自行隔离。结果在东方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西方世界却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天灾不能阻挡，人祸却在西方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对可能造成这次疫情的人为因素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2021年1月14日，根据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TOR），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无证据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病毒传播的假说极不可能。对于这个共识，中国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
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门，在时间上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前后紧密相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广泛质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下简称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发问：“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可不可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应对情况？”6月11日，华春莹再问：“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7月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7月22日例行记者会，汪文斌说：“说到真相，我们倒是希望美方能够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问题说明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10月1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如此‘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2021年1月4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追问：“美方高官既然对溯源问题如此重视，考虑到美国媒体之前报道出来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国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美方为什么迄今不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去美国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在海外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允许国际记者去进行实地参观和采访？”1月18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4月27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当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从一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俄罗斯政府应该提出病毒泄漏的责任问题。他补充说，俄罗斯科学家能够查明病毒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
2021年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网站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这比美国此前报告的首例病例时间（2020年1 月中旬）早了数周。研究样本发现，来自五个州的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的感染时间都早于所在州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而且这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居住城市都不邻近于美国首波疫情暴发中心——纽约和西雅图。该报告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克里·阿尔托夫博士（Keri N.Alttof,PhD）表示， 在对超2.4万份血液样本分析后发现，其中1个血液样本 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感染了新冠。据悉，这些血液样本于 2020年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集而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参与了该项研究。其官网也于2021年6月15日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追问美国是必要的，研究美国更是必须的，只有了解美国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跷现象连同基辛格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 高利贷帝国主义是当今美帝国的鲜明特征
上面在讨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为的因素时，笔者没有提到白宫，而是专提索罗斯。这是因为今天能够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美国建国之初，其外交就已经是半是主义，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国外交已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白宫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偿还债权人即华尔街财团的借款，因而华尔街财团而非美国白宫的表态往往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的风标。
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管权力，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这使得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实施前，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至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如图1所示：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同时，美利坚民族又在借贷中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控制：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
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财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5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 600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490亿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 000亿美元。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1 000亿美元的时期了。
今天在美国“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债务。由图一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偿还。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从华尔街军工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2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油的专享权力。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13.11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83.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到16.78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107.18%。如图3所示：
由图三可见，截止2016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参考图一）。问题是1945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6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三百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转为高利贷民族。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结论：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
三 美国的蜕变：从一个向上的正常国家向帝国转变
（一）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这里说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是上升的因素。当事物发展进入它的否定阶段后，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现实”的了。今天的美国已与理性相悖，进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已“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即使如此，我们研究美国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国今天的腐朽性是从昨天的进步性来的，找不到美国否定因素的规定性即进步因素就说不准今天美国腐朽和没落的本质。黑格尔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黑格尔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能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当前美国的事物，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出美国曾经历过的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早期美利坚民族全体是向善的，与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国人决心摆脱的不列颠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国人选择的这种“善”即不受约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较快地从自由走向被奴役，从进步走向反动。
（二）共命运：犹太教与清教联袂登上新大陆
在此，笔者还是要再提索罗斯，这是因为，索罗斯身上有两个附在今天美帝国身上的重要符号，这就是高利贷和犹太人。有人说“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无法了解美国”，沿着这个深刻的见解，同样也会发现：不了解犹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国。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过高利贷活动，但操持高利贷营生时期较长的，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利贷商犹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贪婪的同义词，以至马克思都说：“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
其实，今天浪迹于欧洲和北美的犹太民族原本是一个反高利贷的民族。他们最初生活在中东的西奈半岛：“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区南部的称为犹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丰美之地的称为以色列部落。”公元前11世纪，扫罗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欧亚非的交通枢纽上，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在这条商道上产生了较早的以专营货币为生的商业民族。那时中东一带放高利贷的还不主要是犹太人，相反，犹太人还是高利贷活动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此后南方由大卫的后裔继续统治，称犹太；北方另立王朝，称以色列。”史称“以色列人的经济比较发达，高利贷活动随之增长，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犹太，到公元前8世纪，穷人也已遭受债务盘剥。”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更是承认高利贷为正当业务。颁布于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认为，高利贷是巴比伦人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一种行为。法典第八十九条规定贷谷的利息高达本金的三分之一，贷银则达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条更规定债务人如无谷物和银子还债，应以其他不动产作抵。
显然，古犹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贷者，相反，他们是在前基督教时期一直秉持反对高利贷的信念。在古代欧洲民族的教义中，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高利贷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时代，犹太人是较早禁止高利贷的民族。高利贷（ usury）来自拉丁词汇“usura”，意为对贷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颁布之际，犹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没有复杂的贸易体系；“同为上帝的子民，邻人之间（而非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借贷不啻为抢劫”。
犹太人经营高利贷业务是从古罗马消灭犹太国之后才开始的。公元前64年，庞培把犹太置为属国，受叙利亚总督节制。罗马统治给犹太人带来苛重的捐税和各种掠夺，犹人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庙在罗马统治的十年内遭到两次洗劫，引起犹太人于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史称“犹太战争”，对罗马打击最大，这也导致罗马人对犹太人屠城式灭国，此后犹太人就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此后就只能与钱相依为命，钱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国”。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但钱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没人借，这就使得以货币为生的犹太人的需要与实体生产为生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对立。也就是说，现实世界越是需要货币，犹太人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地位就越高。与实体生产者的需要相反，犹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贷的环境，这就是破产、疫病、灾荒等，最好就是战争，它们都能创造出对金钱的巨量需求。在欧洲的历史中，一旦出现革命或战争，君主们就急需金钱，这时他们就会给予犹太人以比较宽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纪末，“借贷业已经成为法国犹太人最重要的职业”。而且，由于犹太人的借贷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借贷业在各国获得了法律的认可，1190年法国的特许状承认了犹太人放贷业的合法性即是一个证明。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年）遇到财政困境，他便“宣布对犹太人的保护，给他们发了许多赦免书，从而减轻了因对犹太人采取的特别经济措施而给人民带来的负担。”在欧洲其他的国家中，犹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贷者，犹太放贷者因此成为许多国家中的特殊阶层。1796年拿破仑为了获得犹太人对其欧洲政策的财政支持，法国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颁布的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五条就规定：
1. 全体信仰犹太教的国民，享有其他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2. 非我国国民但居住在我国国内的犹太人，享有其他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3. 废除一切仅加给犹太人的捐税。
“这样，在法国、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州，犹太人与及其人民之间的社会差别逐渐消失。”但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放高利贷，马克思说：“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对高利贷的憎恶导致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由此产生。莎士比亚写的《威尼斯商人》则是这种偏见的文学反映。英国学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银行和银行家》一书中写道：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 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
这种偏见导致欧洲从古代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一波又一波的针对犹太人的有系统的大迫害。欧洲一些人试图用种族灭绝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犹太“奸商”问题，事实上这反而强化了犹太人对未来历史特别是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力。
与其他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罗马对犹太的灭国政策让这个民族失去了祖国，他们不得只有将金钱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被迫选择了一种与实物生产的民族不同的价值趋向：没有祖国就把钱搂得特别紧，就得把钱当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国家，可以从事物质生产。犹人没有土地，只能从事被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最不合乎自然”的钱生钱的事业。在外汇市场中，货币对国家是没有感情的，就这样，在现实中，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便与可以随意游移于多国间的货币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赖，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与钱的命运捆绑在犹太民族的品质中打下了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印记。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
凡事都有两面性：高利贷既然出现在人类历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积极性即黒格尔说的“合乎理性”的方面。高利贷的破坏作用在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及此相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进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他写道：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
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13世纪至19世纪，犹太人及其商业活动在推进欧洲资本主义过程中成了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积极力量。黎巴嫩历史学者萨比尔·塔伊迈（SabirTaimai）在《犹太通史》一书中写道：
自13世纪到19世纪初，所有商业城市里的犹太人都参与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发展，随后又参与了企业管理、开银行和控制资本的各项活动。
由于犹太人散布在欧洲的商业城市里，因此，离商业发展的场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会里，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为封建王公们服过务，但却难于从事大规模的渗透和控制活动。在依赖封建基督教而维系的犹太实体的废墟上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阶段到来时，继承了理财本领——从事经纪人、借贷和投机倒把——的犹太人，看到跃上这一时代的领导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刚刚进入19世纪，犹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业资本发展运动时都不曾具有的意识。到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纪给犹太人创造了从事上述活动的许多机会。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壮大时，在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在旧有的封建时期的主宰们中间，出现了掌握着领导和控制权的新的经济力量。犹太人不愿意放弃领导这一重要的历史潮流的机会。于是，他们在各个商业城市中心，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能力。到19世纪初，开始出现新的聚集的犹太社团，几乎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先锋和主宰。
但是，当欧洲“封建基督教”大本营罗马天主教皇的权力在新教（对应地也可称“资本主义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商业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犹太族群；换言之，犹太人的商业本性已扩展为早期资产阶级的普遍品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资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坚持绝对自由——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欧洲皇室则要求相对自由，即资本必须受国家节制。最终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以宗教（清教）的名义与欧洲曾和封建皇室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比如英国女皇、拿破仑皇帝等，他们是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决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犹太教的经典《旧约》的“归皈”。
对欧洲这场发生在新教内部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封建势力”或“新生的资本主义力量”来评价。欧洲大陆国家驱赶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欧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冲突无谓消耗人物资源的教训，在打败天主教后他们再不能允许将来资本强大后出来再与国家冲突——这显然是合理的选择。从清教徒方面看，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尚未释放之前，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欧洲国家尤其是皇室国家的控制的——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清教徒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的信念与长期没有了祖国的犹太人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约》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便从犹太教经典《旧约》中寻找思想资源。比如清教徒主张的“上帝选民”的思想就是从犹太教中衍生而来，而这个打破等级制的思想却为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皇室，尤其是英国皇室所不容。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室大规模驱赶清教徒以及被驱赶的清教徒与犹太教徒——为抵抗欧洲皇室——完成了历史性的大结盟，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美利坚精神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诞生。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较大的贡献。作者“上下纵横三千多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他写道：
正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有种超越时间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过其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给美国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任何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书：《圣经》。旧约和新约同样重要，因为美国殖民地在建立时恰逢对希伯来文化的学术研究重新火热起来，而且早期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强调以色列的遗产。
马吉安派（Marcionism）是基督徒试图从犹太人教义中排除出去的异端，在早期的美国没有追随者。在美国革命前，只有少数犹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儿十年人数才增多。不过，以色列的遗产在美国的影响力大于在欧洲的影响力。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他们共同体的秩序，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
尼尔・里摩尔（Neal Riemer）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不过，虽然如此，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座雄伟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不过，比起清教徒们创建的波士顿、荷兰人创建的纽约或因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妥协而诞生的华盛顿，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更大。当地上之城灰飞烟灭时，信心和盼望却会永存：这实际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权之下的经历的主要教训。
犹太人对金钱的归属感是由于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是由于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没有祖国。“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确切地说，比较高利贷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对祖国还是有些归属感的，因为工业资本不能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它需要通过社会消费它生产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产商品就需要工业矿产和劳动力，这些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工业资本（马克思有时称“产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只有高利贷资本对祖国的依存感最低。美国独立战争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宁死》的著名讲演之所以当时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来到北美的“上帝选民”视资本高于国家的心声——而这正是与他们原来的祖国英国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地方，当时的英国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式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将宗教乃至资本都归属于国家利益。与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战国时代折磨后人民选择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样，欧洲选择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在欧洲经历数百年并最终解决了政教二元冲突后血写的经验。
当年其信念与犹太教义非常接近的清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工业资本）与犹太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金融乃至高利贷资本）天然结盟后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在倒掉英国国教这盆“洗澡水”时，因用力过猛却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国家观念-——笔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当美国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欧洲霸权后，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分裂，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反客为主，民生工业资本（与军工资本相对——笔者注）受到重创，进入21世纪后，美国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