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下）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一）军工和金融：美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帝国主义行列的老大，欧洲帝国主义在旧的世界体系即凡尔赛体系中的霸权已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及其中的美国的帝国霸权。此后曾是同盟国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进入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

　　以尼克松访华和越战结束为界线，美国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两个时期。此前由于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拉动美元增值的主要动力是军工，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的需求中保持大额的国防采购，由此为美国军工资本带来滚滚利润。如图4所示：

　　我们看到，美国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接近40%，而后至2009年国防支出在大幅增涨的同时，其在占GDP的比重却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学者汪涛认为：“如果仅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话,这个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够了。就算以2%考虑,美国军费开支占GDP比例有3个百分点是超乎‘常规’的,也就是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这个增加的投资如果不能获得比投资额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和难以常年维持的。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通过军费投入获得占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释其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事实上,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原因只有通过美元霸权所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合理解释。”

　　事实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年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实际GNP增长4.0%，通货膨胀率只有2.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显然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如表1所示：

　　1951～1960年间，美国实际GNP增长最好的时期就是朝鲜战争，而在战争停止的1954年，美国GNP增长率（可比价）从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国在越南开启“局部战争”，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登陆，当年美国GNP大幅上涨至7.6%，经济出现低通胀高增长，随后经济持续下滑，随后几年经济基本都处在不稳定的通胀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美国扭转通胀，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经济虽处低通胀，但经济严重下滑。总体看都没有达到朝鲜战争时的水平。但1951～1960年这10年平均下来，经济还是处于低通胀、稳增长不错的水平上，其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重要因素。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南战争对其间GNP增长的贡献。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国全面投入了战后时间最长的越南战争，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巅峰期，恰恰这10年也是美国经济基本都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只是到1969年战争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滞胀期。到1970年美国实际GNP增长率（可比价）竟跌到-0.4%，而通胀为0.9%。这显然是受越南战争将要结束的影响。

　　1971年至1980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域外无大战，国内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启的以中东石油为支撑点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间实际GNP为3.7%，通货膨胀率却大大高于前两个10年达7.3%。经济的增长为高通胀严重稀释。造成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外部大规模持久的战争的停止，国家处在军工帝国难以为继、金融帝国及紧随其后的高利贷帝国布局尚未完成的过渡期。美国军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这一特点，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着，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东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等，都加快了美国国内从军工资本统治让位于金融资本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防支出虽大幅上扬，但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间的水平，这与此前15%～5%域间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参见图四）此后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启金融化进程。90年代美国金融化及其全球扩张进入大收获时期，其间美国的金融业利润收益迅速超过制造业。如表3所示：

　　里根时期——经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业利润快速飙升。由表三可知，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业利润增长了1599%，制造业利润仅增长了393%。

　　图5、图6从长时段描述了美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即工业之间的剪刀差迅速拉开，第三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赢得全面且不可逆的优势。如图5、图6所示：

　　在金融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9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其中1998年为4.3%，1999年为4.2%，2000年达到5.2%。而1975~199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出现过9次扩张期，前8次中最长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达106个月，90年代初以来的扩张（到2001年3月）已达120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显然，1992～2000年间，是美国高利贷获利最丰的时期，而此间由苏联解体——相当于一场战争——释放且流向美国的巨量浮财成了推高美元指数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扩张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战争拉动的军工生产。

　　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以军工拉动经济，美元坚挺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黄金”，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供给，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的垄断地位，美元便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这意味着各国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始终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公共有限公司（CMC Markets）的外汇首席策略分析师阿什拉夫·莱迪（Ashraf laidi）认为：“当OPEC在1975年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时，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巩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金本位，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时代。”里根之前，美国是通过战争拉动美国的军工利润，尼克松停止越南战争后，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收缩至中东，强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中国学者梁亚滨写道：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美国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结算之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及同期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了亚洲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求，此间美元指数在1985年2月被推至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的164.72点。如图7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数的峰值出现并不是国际油价推动的结果，因为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如图8所示：

　　显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此间，美国经济也在金融全球扩张的路线上的获得发展。中国经济学者黄海州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改革开放压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新型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体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资金能够更大范围地流动，大大压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所以说过去30年是全世界发财最好的时候。

　　1981年至1990年间，里根总统推行“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加速企业折旧以刺激投资。里根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时期，美国实际GNP增长率比前十年虽有下降，为2.9%，通胀率却大幅减少，为4.6%，但还是高于GNP实际增长。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增加了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和企业的流动资本——这是里根货币供应学派的本质，私人和企业可支配的货币总量大规模地增加和流动，是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前提。

　　客观上说，里根经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得到恢复，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通胀率被压至4%，“超过了计划预定的4.5%指标，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规模减税造成的部门和个人可支配性货币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满意度。1984年，谋求总统竞选连任的里根要求选民回答“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美国百姓回报里根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时期经济的大面积收益却是在政府借贷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线双向大规模扩大的时期。如图9、图10所示：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谁见过负担着高额债务同时还没有多少实物产品出口的国家还会过上好日子？里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人们就要问：美国政府用什么可以交换到美国百姓需要的实物的产品？回答是：美元。从里根上台的1981年到特朗普上台的2016年，美国用全球化的方式推动美元商品化，造成世界需要坚挺美元——坚挺就会有高收益，美国大举借债，再转手输送给需要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向美国输送高质量实物商品换回美元外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百姓获得大量廉价生活日用品，过上不劳而获的富足日子。“2006年中国对美国产生贸易顺差1442.6亿美元，贸易顺差积累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中国外汇储备又将大部分比例投资到了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之上。”

　　马克思说：“现在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美国的信用制度在里根时期开始以扩大金融杠杆的形式向高利贷制度暗渡陈仓。

　　里根放松银根的政策增加了流动资本，理论上说这有利于老百姓的“大众创业”，但在现实中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快车道的中国等国迫切需要扩大美元储备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国内新释放出来的庞大的货币流动性只投向美元处于优势地位的外汇市场以期获得超额回报，即使投资这些国家的产业也可获得比美国国内更优质的资源和更质优酬低的劳动力。如图11、图12所示：

　　我们看到1980年后，美国经济中的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利润再上台阶，在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金融收益远远高于企业利润收益，“20世纪4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在国民经济总利润中的占比基本在10%以下，1985年增长到15%以上，2000年更是高达30.59%。”有资料说明：“美国一个国家自1996年以来，就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再转为支付进口，消耗掉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剩余产品或净储蓄。”“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可以说，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方面。”

　　在昨天“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现在金融衍生品成了美国人“真正的神”。这个“真正的神”通过“金融”的幌子虚伪过渡，使美国从军工帝国迅速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生依赖金融遑论高利贷的支撑是不能持久的，毕竟货币只是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工具；而财富，不管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都需要一定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特定时间内的投入才能产出。这样便与资本化的货币即高利贷产生了矛盾。资本化的货币不同于一般的货币，一般货币是为了交换商品，资本化的化币却是为了交换货币。马克思说：

　　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货币本只是一种价值尺度，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这个“媒介”短缺时，社会就出现屯积货币以增强商品交换的“权力”，当这种权力成为事实存在时，人们就为增加这种权力用人为屯积货币的方式使自己长期拥有商品交换的权力——本质是占有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样就在货币商之间产生了竞争，竞争又促使货币拥有者从屯积转为直接放贷即用钱生钱。这时货币（G）使自己增值的对象已不是商品（W），而是处于不同利率中的货币（G´）；也就是说资本增值的公式从G-W-G´径直简化为G-G´。当这种转换在一个国家中只是处于可控制的有限范围，那只是表明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如果这种转换成了国家行为，那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快速腐朽进而衰落和瓦解的轨道。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马克思说的就是高利贷货币，高利贷货币与一般货币不同的是，一般货币依赖的是商品交换，商品的交换次数是它增值的原因；高利贷货币依赖的是货币兑换的频率，而货币兑换的频率不是由于社会生产状况，而是由于社会破产状况。大破产——最好是国家破产——才能产生对货币的大需求，从而产生货币兑换。里根时期美国经济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增强了美国美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G-G´”即钱生钱成了美国全民的敛财方式。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亚洲对美元出现巨大的需求，此间美元货币供应总量紧缩，导致美元利率飙升，美国人的个人债务下降，利息支付却在升高，美国公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这却对美国工业造成巨大的贷款负担，也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潜在金融风险。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1982年拉美经济危机暴发，这几件大事持续刺激了世界对美元的刚性需求，再加上1992年苏联解体，这使得美国金融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次进入丰收期并由此造成美元指数自1970年以来出现第一个高峰，美元指数从80点左右飙升近170点.1992年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又造成美元第二个小高峰，美元指数从90年代初的80多点猛升至2000年的120点左右。（参见图六）这两次美元的大收益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经济严重泡沫化。如表4表5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三次产业中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供献率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05%猛升2017年的89%，其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9.9%增至77%。至此，美国经济严重金融化。原本在“G-W—G´”道路上迅速崛起且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却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下回到了“G-G´”，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是“洪水期前的形态”：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G-G´”即用钱生钱的经济特点是货币成了货币增值的对象，这时货币运动就脱离了它金融和信用的性质转而向高利贷货币返祖：在金融和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增值需要的是改善商品生产和销售条件，而高利贷意义上的货币需要的是普遍地破坏生产和销售条件，通过瓦解一切实体经济并由此造成有利于放贷的社会需求，马克思写道：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

　　对正常的生产国家而言，只有在扩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高利贷资本正好相反，它需要的是实体生产的普遍破产。只有破产、战争和病危等灾害，才能造成社会或家庭对货币的绝对需求。一旦国家经济整体性地进入高利贷陷阱，“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这时的国家政府就成了高利贷商人任意摆弄的仆人。列宁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最新的材料证实了马克思上述结论，他写道：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

　　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其中大了一笔发横财，这笔横财将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80点左右推向2000年的120点左右——这是美元自1985年以来第二个高峰。1990年，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博士，原“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扬·捷符尔斯基以忏悔的心情写了长篇论文揭露了波兰社会主义垮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写道：“外国资本将廉价接管我国办得较好的国营企业。企业的价值将采用产品销售的利润额作为计算标准。因为波兰的大部分工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所以企业价值的估价一般都很低。此外，西方货币汇率比所在国的实际购买力一般又高出一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这种货币在波兰的价格又将大大提高。因此，向外国资本出售波兰企业简直是白送一般。然而，外国资本想要得到的远非这些，外国资本不但要有权购得企业，而且要包括企业地皮、甚至地皮以外的东西，还要求有权把从波兰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的利润自由汇出波兰。”

　　列宁上面所说的“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就是变相的高利贷。高利贷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其他资本是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增值，而高利贷资本是通过“销售”货币增值，商品生产和销售可以有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决定了金融资本赢利也是有周期的；而高利贷资本不能有生产周期，货币一旦停止流通，它就形同废纸。因此，高利贷不能等待，为此它必须不断创造生产者的贷款需求，这样的需求形成的前提就只能是生产的瓦解和永恒的贫困。于是货币一旦主宰了生产，它就会立即撕下“金融”“信用”的面纱并暴露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毁灭人类正常活动，甚至屠杀人类的高利贷的赢利本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现在看来，美国已成了这样的以经营高利贷为外交主业的国家。今天美国及其外交已彻底商业化了，成了为美国垄断财团牟利的工具。“大多数银行家认为独裁政府挺好”，一位银行家在波兰对《纽约时报》说，“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变之后，必定出现银行家们欣喜若狂的情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向新政府提供信贷。谁都不知道政治体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清偿账单”。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一旦跌至最低节点，世界必然要发生大事：要么美国与对手妥协，要么消灭对手。1972年中美改善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便出现了战后美元指数的最高峰值；1987年，美元指数跌至底点，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美国介入失败，美国转手推动苏联解体1991年解体。苏联解体造成美元指数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次高峰。2000年普京上台，大幅压缩了美国高利贷资本在俄罗斯的掠夺，美元指数随后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以吃高利息为生的老百姓的收入大幅降低，其生存条件严重恶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接近70点。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暴发，2011年底，美国便暴发了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皮凯蒂分析说：

　　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底部的90%人群来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这些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却很让人吃惊：当人们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时，都应详细核对这些数字。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美国金融史专家威廉·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指出了目前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将给美国带来的革命前途，他写道：“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已近在眼前。近来底特律市宣告破产，使得退休人士与在职人士之间的冲突越发尖锐。退休市政人员——警察、消防员、教师和环卫工人——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这座城市在他们急需用钱之际会背弃其对养老金的承诺。遗忘法国大革命是不明智的。”

　　美国为了挽救美元危机，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阿富汁战争，结果折戟伊拉克。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一旦军事不能控制中东，石油美元也就宣告寿终正寝。2016年特朗普在军工资本的支持下异军突起——迫使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希拉里退出，成为继奥巴马之后为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试图用振兴军工生产的方式来扭转美国的颓势，军工采购在特朗普时期大幅上扬：2016年至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项里，国防增长最快最猛：从2016年的-0.6%增至2019年的4.9%。从2016至2019年，美国GDP只有知识产权产品和国防两项增长，其中增长最快以及对美国GDP增长拉动大的还是国防。这表明，美国正在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军工帝国主义经80年代后30多年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军工帝国主义——这是一个经典的“否定之否定”的样本。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谁上台，如果不发生人民革命，美国都将在军工和高利贷权力交替中走进其苟延残喘的多舛末途。

　　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就从文明异化为野蛮和堕落。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国家在上升时期，生产性劳动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后来打仗代替了劳动，掠夺了很多奴隶，让奴隶劳动，古罗马民众则观赏动物表演、看人兽肉搏，这时古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也重复了古罗马的兴衰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近80年的历史中，高利贷资本将一个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一个野蛮堕落的境地，而21世纪20年代初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西方美英等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惨剧，就是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末落性即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时代的高利贷多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今天的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与19世纪初的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同，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马克思说的单向贷出的高利贷不同，今天的美帝国的高利贷具双向剥削特的点，一方面紧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的贷入的形式剥削美国和高利息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高利息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不择手段地向世界贷出美元“产品”，以平衡财政赤字。

　　从古代高利贷活动发展出的信用制度，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但是，与美国情形相反，只有在国家掌控银行的地方，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和东方的中国，信用制度才能对货币的高利贷本性进行有效制约。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资本在里根时期“控制货币总量”财政政策的天衣无缝的配合下，美国的实体经济尤其工业遭到重创，其结果是美国工业资本屈服于华尔街金融资本，此后的美国已不是“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服从生息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至此，金融资本家在现代文明史上彻底抛弃了货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信用”面具，赤祼祼地露出高利贷“夏洛克”的本质：2000年至2016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33.16%迅速飙升至99.46%；1990年到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从1.05%猛升的89%。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是无底线的，而它的本性又是与自然的和人类的本性尖锐对立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事实上，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暴发及西方英美等国实行的有失人道的“集体免疫”，也是对高利贷资本本性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