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议和成功，极大的提升了李鸿章的政治地位。一场与西方列强硬碰硬的战争，竟然以不割地不赔款结束，法国人还同意以后在和越南签订的条约中不会出现有损清廷“体面”的内容。慈禧对此大为满意，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冯子材等人浴血抗争的结果，而是李鸿章“见好就收”、积极议和的功劳。 表：中法战争后、甲午战争前的八大总督政治派系一览表
中法战争”时代的权力版图可以通过这张表窥见一斑。八大总督中，李鸿章的淮军系占了三席，并在最重要的沿海三大总督中占了两席。 直隶总督负责北京门户，历来为疆臣之首，由李鸿章亲自担任。 重要性位居第二的两江总督肥缺由湘军势力继续把持。 重要性位居第三的两广总督，在中法战争初期，由淮军二号人物张树生担任。由于广西淮军作战不利，张树声的亲家、广西提督黄桂芬兵败自杀，另一个淮军大佬、广西巡抚潘鼎新被革职，连带着张树声引咎辞职。朝廷派张之洞接替张树声，张之洞又选择了冯子材统领广西清军，随即取得“镇南关大捷”。这对李鸿章和淮军系是个很大的打击。1889年，张之洞因筹建卢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改由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两广。李瀚章原是湘军 “大总管”，负责后勤钱粮，对李鸿章的忠诚度和利益捆绑的密切程度比张树声更高。这一任命再次把两广变成了淮军系的势力范围。 西北为左宗棠平定，陕甘总督便一直由楚军将领担任。闽浙总督的位置本来已经被朝廷派清流派占了，但张佩纶、何璟、何如璋这三个清流大员主持的马尾海战惨败，左宗棠南下督师才挽回局面。此后，闽浙总督便由楚军系和清流派轮流担任。因朝廷战后在台湾设省，刘铭传任台湾巡抚，闽浙总督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无法与直隶、两江、两广相提并论。 云贵总督王文韶是前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学生，又长期在地方历练，因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表现突出，获得了左宗棠、李鸿章的联名保举，此后便青云直上。王文韶的政治底色当属清流，但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手下班底多为淮军人马，做官圆滑，谁都不得罪，与张佩纶一样，是个清流与淮系参半的人物。 八大总督中，真正完全依靠清廷支持掌权的，仅湖广总督张之洞一人。 满洲贵族掌握中央枢机，在帝国体制下还是很占便宜，可以充分利用湘、淮、楚、清流官僚之间的矛盾，从中制衡挑拨，以维护中央权威。要理解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十年的政治权力格局，可以粗略的将清政府想象为一家股份公司：清廷（包括其清流附庸）大约占了40%的股份或投票权，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占了大约30%，湘军、楚军等其它实权派加起来大约占20%，列强掌握了全国海关和租界的管理权，大约占10%投票权。清廷是最大的单一股东，但不占绝对优势，地方实权派联合起来的投票权已高于中央。淮军集团是最强大的地方实权利益集团，虽然比清廷中央略微弱一点，也是权倾天下，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与不同势力联合，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李鸿章的天津直隶总督府，已俨然成了“第二朝廷”。 淮军集团脱胎于曾国藩的湘军，但跟湘军、楚军相比，有三个方面更为突出。一是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二是在倚洋自重方面更加突出；三是在贪腐无耻方面更加突出。 淮军集团不仅是一个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军事团体，而是一个由李鸿章控制的以上下级关系、地域观念、血缘和姻亲关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军阀利益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集团核心人物都是安徽人，其中又以合肥（庐州）人为主，内部互相通婚，比如四川总督刘秉章的儿子娶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女儿为妻；李鸿章四弟的女儿又嫁给刘秉章的另外一个儿子；李瀚章的儿子娶了潘鼎新的女儿；广西提督黄桂芬的女儿嫁给张树声的儿子；先后负责朝鲜防务的吴长庆、叶志超也都跟刘秉章有姻亲关系。 相比之下，湘军和楚军内部的姻亲关系都不甚密切。湘军主要靠地域观念和上下级关系维系，而楚军则连地域观念也很淡薄，主要就是作战过程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 李鸿章对淮军的控制能力，比曾国藩对湘军和左宗棠对楚军的控制力更强。前文引用过曾国藩责备李鸿章的信件中，曾国藩就说：湘军内部多有自立门户的，而淮军内部则绝无此现象。仅有的“叛徒”就是中法战争时期的刘铭传，虽在战后以战功实授台湾巡抚，但因为失去了李鸿章和淮军集团的庇护，位置坐的并不稳当。1890年，刘铭传因台湾开矿事宜遭到清流攻击，关键时刻，李鸿章拒绝出手相助，全程冷眼旁观，刘铭传遂于次年被革职离任，回家休养直到去世。反之，平庸贪婪但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刘秉章和李瀚章则一直稳稳当当的坐在四川总督和两广总督的位置上。直到甲午战争淮军势力惨败，李鸿章丢掉了他盘踞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之位，二人才跟着他们的老大一起下台。 倚洋自重、盲目崇洋是淮军的另一大特殊基因。李鸿章在上海起家，跟英美列强及其买办阶层的联系十分密切，早期军费大多数来自当地买办士绅和海关收入的支持。李鸿章与赫德关系密切，通过赫德来了解列强的意图，实现“精准卖国”，于国内外都获得“擅长外交”的名声。中法和谈之际，面对冯子材“议和者诛”的强烈表态，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说：“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1]。这里的“二赤”说的就是赫德。李鸿章公开承认自己不过是赫德的傀儡，有夸大其词甩黑锅的成分，但也部分道出了二人关系的本质。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购买军舰，也是赫德派中国海关驻欧洲代表、英国人金登干代为联络。清廷曾经一度想统一军事采购，李鸿章则坚持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军火应继续从淮军系控制的军工厂采购。为了说服朝廷，他在奏章中就大段引用赫德的意见来说明为什么统一采购不可行。清廷见李鸿章和赫德意见一致，便搁置了这项改革动议。 清末诸多大政决策，有相当部分都是李鸿章和赫德二人商议敲定的。如果说北京是清末“第一朝廷”，天津直隶总督府是“第二朝廷”，赫德的海关总税务司就是“第三朝廷”。 清廷在军事上依赖淮军，在财税上依赖海关，尤其畏惧赫德背后的列强，如果李鸿章与赫德达成一致，“第一朝廷”往往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 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在晚清政局中，西太后在朝主政四十多年，李鸿章在朝外主持政治、军事四十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五十多年。这三个人物的活动，构成了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晚清三大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根基，彼此之间都不是依附关系。在这一格局中，李鸿章扮演了协调枢纽的角色。列强倒是很渴望直接与清廷最高决策层对话。但慈禧为代表的满洲皇族，一方面出于对近代国际格局的无知，一方面也为了保住皇族的面子和“架子”，并不愿与赫德这样的“洋人”直接沟通。这就为李鸿章“两头通吃”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比如赫德想当中国海军总司，李鸿章就拿朝廷的意见来压他，确保对北洋水师的控制权；朝廷想插手北洋和淮军的后勤采购，他就拿赫德的意见来反对，从中为自己谋取最大权势，为淮军集团谋取最大利益。李鸿章扮演了一个“政治买办”的角色，在洋人和清廷中间当“中间商”赚“差价”。 “政治买办”李鸿章对列强尤其是英国敬若神明，英法德俄美这些西方列强在他看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什么事情总是寄希望于英国人帮忙出面“协调”，以为这样就可有效制约其它列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清政府对曾国荃的谈判并不抱多大希望，但对英国和美国的“协调”寄予厚望，为此耽误了很多战争准备的时间，一直到英美“协调失败”才于8月17日通告各地督抚“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这里边负责协调英美协调工作的，就是李鸿章和赫德二人。后来的甲午战争，李鸿章也没长记性，继续幻想由英国给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便可以避免战争，往朝鲜运兵也雇佣英国商船，结果日本不仅拒绝了英国的协调，还直接把英国商船给炸沉了。李鸿章震惊亚洲国家竟然有敢跟“洋大爷”作对的狠角色，这才清醒过来，开始认真备战。 淮军集团相对于湘军和楚军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在贪腐无耻方面表现突出。这跟其创始人李鸿章的品行有密切关系。李鸿章本人就是个巨贪，自己和子女在其所办的洋务企业中都占了很多股份。李鸿章死后，其直系子孙分家，留下一份李鸿章的遗产分割清单。其资产价值（土地和房屋，不含股份）即超过千万两白银。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做传记，估计其家产超过2000万两，甚至可能高达4000万两。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遗产在十万两银子左右，左宗棠留下的遗产在2万两银子上下。曾国藩对自家兄弟比较关照，家族还有不少飞黄腾达的，左宗棠则连家族都没能跟着沾光。 左宗棠在准备西征新疆的过程中，委托胡雪岩操办外国借款事宜。李鸿章等人就在背后操控，指使言官弹劾左宗棠从中谋取利益。朝廷派人去查，结果发现左宗棠每个月家庭开支才200两银子，光朝廷给发的养廉银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朝廷就问左宗棠把养廉银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左宗棠说，国事艰难，每个月拿到养廉银，留下一点必需的家庭开销，剩下的都拿去补贴军费了。所以查了半天，没发现左宗棠贪污，反而查出来国家欠了左宗棠不少钱。 左宗棠在京城担任军机大臣期间，逢年过节给大家送点礼物，就是自己家做的豆腐干，因此被京官们嘲笑为“豆腐干中堂”。连一向以清廉自居的清流派领袖李洪藻也非常佩服，专门写了副对联“细君爱听恭维语，独步天下豆腐干”来记录此事。 还有张之洞，他从1881年担任山西巡抚开始，到1909年去世，历任多地总督，职位和任职时间都跟李鸿章高度接近。时人笔记记载，其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其清廉程度令人震惊。 在那个贪官污吏遍地走的时代，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坚守仍然令人佩服，也证明即使在晚清，政府也需要能办实事的人，不全是靠买官卖官来瓜分职位，当大官做大事并不一定需要像李鸿章一样积攒千万家产。有些人为李鸿章辩护，说如果他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满洲贵族和官僚集团排挤下台。但对比左宗棠和张之洞，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左宗棠自掏腰包补贴军费，西征大捷；李鸿章积累千万家产，甲午惨败，这二者之间难道是没有联系的吗？李鸿章的贪腐行径，主要还是个人品行低劣和淮军集团的整体腐朽所致。 李鸿章的贪腐和他对贪腐的态度，也是他能够跟慈禧为代表的满洲贵族相得益彰的重要因素。1869年7月，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旨意，让他去调查云贵总督弹劾四川总督吴棠的案件。吴棠是出了名的巨贪，赴任四川的时候光运输财物和家人的力夫就高达三千人，四人以上的轿子多达一百多顶，所过州县，接待标准都在两三千两银子，到任时收受礼金超过10万两，公开的买官卖官。李鸿章对吴棠的贪腐情况早有耳闻，但真正接到调查任务，心里却另有一番想法。他深知吴棠背后有慈禧太后撑腰。慈禧还没有入宫当秀女之前，父亲在外地病逝，其母亲带着慈禧姐妹护送棺材回籍，在路过清河县的时候，得到了还在当县令的吴棠的资助[2]。等到慈禧掌权，吴棠自然是节节高升。李鸿章接到旨意，拖延了两个月才到成都展开调查，14天后上报调查结论：吴棠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被弹劾是因为办事认真、得罪贪劣官吏所致。吴棠因此毫发无伤，弹劾他的云贵总督反而受到训斥。慈禧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体会到了李鸿章对自己的“忠心”。 淮系大员中有几个著名贪官，被人编了口诀，曰：“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李瀚章取之有道”。其中最有趣的是李瀚章的“取之有道”。此人原本跟其他贪官一样，饥不择食、吃相难看。入川为督，途经彭山——眉山属下小县——他要求县令置办灰鼠皮帐盖四顶、燕窝若干盒。小县哪能办出这么高级的“供应”？县令“哭乞”减免，李瀚章愣不应允，最终还是拿了笔巨额现金走人。 随着在官场慢慢历练，李瀚章也不断成熟，调任两广总督後，便摒弃了“如盗贼然”的风格，走上“取之有道”的“正路”。其时，广东巡抚是满洲人刚毅，背景深，后台硬，买官卖官大发横财。李瀚章不敢抢他的生意，把文官市场让给刚毅，转而“尽鬻各武职”——将武官职位拿出来卖钱。时人笔记记载，某年，李瀚章生日，有杨某送礼金一万两。杨某原来是李鸿章家厨子，“积军功保至提督”，但这是一个空头衔，并无实任，听说李瀚章这里可安排补缺，赶紧凑足银子到广州来“跑官”。李瀚章收到银子，二话不说，给他补了个钦防统领。杨某到任，发现月薪不过三百，也没有过手的银子可以捞；要收回投资，至少在三年以外，于是跑到督府诉苦。李瀚章一听，骂了声“蠢材”，便不理他，令门丁去开导。门丁将他叫到一旁，说：“大老爷让你做官，可没说让你靠薪水生活。你手下不有那么多管带之职么？我告诉你，如今想作管带的人可海了去了。”杨某一听，大彻大悟，回营后将现有管带开革，空缺职位“竞标”上岗。不几天工夫，不但收回成本，还净赚三千。 谋求武职的人大多没啥文化，是大老粗，李瀚章在收了钱之后，竟然也认真办事，努力让他们“未尝有亏耗”，由此获得“取之有道”的美誉。更妙的是，李瀚章又能将心比心，任官三十年，从未以“贪酷”的罪名参劾过任何人，在贪官们看来，可谓菩萨心肠，获评外号“官界佛子”。 高层人物的贪腐，自然会带动下边一片污烂。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利用权势把大量洋务运动企业的股份收入囊中，又把盛家亲戚安插到各个肥缺，其管理的中国电报局各地分支机构负责人中盛宣怀亲戚就有三十一人。时人总结为“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据估计，盛宣怀的总资产大约有一千七百多万两[3]，足以与李鸿章家族匹敌。 即使李鸿章的厨师和门房，也都积极利用自己的关系谋利。当时的一个外国观察者笔记记录，“常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的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他们贿赂李的幕客与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他们寻求领事甚至外交官们的援助。他们花了钱，有时是斯文地送些贵重的礼品，有时是更直接更粗鲁地进行行贿——这一切花费终局都包括在货物的价格内，就这样获得补偿。[4]” 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李鸿章本人是不是真心想办好事情，反正各种决策经过内部一番折腾，最后总是会做走样。同样是送学生出国留学，曾国藩主持搞的第一批，就培养了很多人才出来，著名的比如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来李鸿章主持送出去的，就出不了人才，而且外交官纷纷反映这批留学的人素质不行，在国外干了很多丢人的事情，以后干脆别派了。同样是办水师学堂，左宗棠在福建搞，就培养了很多人才出来，北洋水师大部分著名将领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甲午海战中表现最突出的邓世昌就来自这里；后来李鸿章在天津也跟着搞，就培养不出来像样的人才。同样是造船，左宗棠在福建的马尾造船厂就能批量生产军舰，李鸿章在天津搞的军械局就只能生产不合格的炮弹和给慈禧游玩的小艇。其间原因不难想见：内部腐败让具体工作——从人才选拔和日常管理都搞变了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手下落实领导决策，选拔学生、老师、技术人员，主要根据其才能；李鸿章的手下落实其决策，选拔学生、老师、技术人员，则主要根据其贿赂。用这种模式行动，能把国家大事办好，那才是见了鬼。 知道了这个，我们对后边甲午战争淮军陆军和北洋水师同时在水陆两个方面惨败也就是不难理解了。 [1]贾熟村，《李鸿章与赫德的恩怨》，载《东方论坛》，2015 [2]野史记录是吴棠的一个朋友去世，家人奔丧路过，吴棠派手下去送钱，不料手下搞错了送钱的对象，误打误撞送给了慈禧一家。吴棠得知后，打听到这家是旗人，女儿又在参选秀女，将来入宫后说不定能有所益处，干脆将错就错登门吊丧，让慈禧母女大为感动。 [3]见《盛宣怀档案》。转引自谢世诚，《李鸿章评传》，2006年版，359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本，第368-469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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