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种植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当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过“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否则，我们中国人没有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辛子陵这类人，他们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正文完）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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