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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解放组织史略

2021-8-20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890| 评论: 0|原作者: 哈扎尔学会|来自: 哈扎尔学会

摘要: 面对前所未有的中世纪暴政,真正的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应当表现出履行历史使命的恢复精神和英雄主义和信念,以使国家和人民从当前的地狱中解脱出来,使饥饿的群众走向一个没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  

面对前所未有的中世纪暴政,真正的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应当表现出履行历史使命的恢复精神和英雄主义和信念,以使国家和人民从当前的地狱中解脱出来,使饥饿的群众走向一个没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

  这是一篇“过时”的文章。原文写于塔利班上一次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时代,而汉译文也是四年前完成的。相比于当前汉语网络关于阿富汗的各类文章,该文在信息上当然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但在此时此刻的汉语语境下,该文的视角有其特殊的价值,即对当前网络上流行的用某种“红色话语”去理解乃至赞扬塔利班的言论,提出宝贵而有力的质问。

  实际上,这种用红色话语去夸赞塔利班的现象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长期以来,在中国/汉中心主义立场上运用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被集中收缩表现为“毛话语”),早已是一种廉价的话术,但同时也是一种扭曲的方法论。首先,它采用了一种工具主义的看法:《毛选》被看作一种通过游击战争夺权的万能工具——在这种叙事中,只要某个亚非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认真读《毛选》,他就能夺权成功,成为所谓“天降猛男”;反过来说,只要有人“成功”了,那么在中国网络上他就会“被制造”和被传播“读毛选”的神话。其次,它以一种“正统主义”的倾向,去鼓励人们依据或仅限于依据中国革命的进程去认知和想象他国的历史进程。这样,一般性的国家主义者或所谓“一般通过壬”会或真诚、或调侃地去歌颂“子弟兵”和指认“傅作义”。而当前一部分持更“正统”的“左”话语的人,在立场上看似更加“进步”的同时,也容易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变成一种先验的、排他的、绝对正确的“路线”。最后,这种工具主义和正统主义还依赖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在战争废墟上的那个“最后”的胜利者,一定会被认为是“反帝”斗争的主要承担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学习者,被认为是当地国情的适应者,甚至还会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合作者(这种情绪在塔利班代表造访中国的舆论评论中有非常明显的表露)。

  同样看似矛盾而不令人意外的是,许多用红色话语称赞塔利班的人同时还有“穆黑”立场。如同前文《“僵尸第三世界主义”与大众舆论中的阿富汗》一文所指出,这种“赞扬”恰恰达成的是一个一鱼两吃的意识形态效果:在肯定这是“反帝胜利”的同时,进一步坐实阿富汗的“反帝诉求”只能被塔利班代表,从而暗示乃至明示阿富汗人的“不可教化”性和中国的先进性。这种立场塑造了一个本质主义的“反现代性”的阿富汗形象:一个与部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永久捆绑,不可分割的国家。然而,无论阿富汗的前途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种本质主义不符合史实(例如,虽然阿富汗有根深蒂固的部族政治,但从十九世纪的拉赫曼国王到阿明被苏军推翻,阿富汗的中央政府对各地部族一直居于强势;虽然阿富汗“本来”就有某种保守的社会文化氛围,但从希克马蒂亚尔到塔利班都据以抗衡其他意识形态、实施严酷社会管制的特定形式的“政治伊斯兰”,对于阿富汗而言也同样是一种外来事物。)

  这次赞扬塔利班的舆论,也令人想起二十年前九一一事件发生时,中国民间实存的“解气”情绪乃至对相关组织的某种好感。(对此事的分析,参见《九一一事件:一个中国左派的回想》)如果说,在紧接着南海撞机和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的当年,这种情绪还可以被归为一种朴素的第三世界反帝认同的话,那么今天对塔利班“反帝”成功的庆祝,就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僵尸第三世界主义”了——即不过是一种哪怕“在话术上已然过过气,在义理上却维持下来”的入关学式的争霸愿景。

  重发本文,并不代表我们同意原文的一切观点,不代表我们认为阿富汗毛派(在历史上,他们也曾分为诸多不同的组织)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如果那样,就会陷入我们所警惕和反对的另一种正统性话语:即只要有一种“马列毛”或其他派别的姿态,就一定站到了一种“正确”的立场上。但是,包括阿富汗解放组织在内的阿富汗毛派的奋斗和呐喊,和最近被译介为汉语的各种“非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声音一样,代表了一个被“胜利了的塔利班”所遮蔽的阿富汗。在中国国家主义者怀着“帝国心态”用“红色话语”去想象他者的同时(无论这种想象的切入点是“反穆”还是”反帝”),这群阿富汗人用他们自己的“红色”斗争为这一图景撕开了一道裂缝。

  2017年3月编者按

  本文译自阿富汗解放组织网站,原标题为“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和阿富汗解放组织史略”(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Marxis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and the Afghanist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ALO)),文章写作于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文中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并解释了阿毛派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行为。虽然该文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某些事件具体细节的叙事可供商榷,但是应该说,站在太祖主义的立场上,阿富汗毛派做出了无愧于自己的选择。某个前红色大国的叛卖、帝国主义的争霸的压力和教权主义的崛起,最终把他们送入了历史的劫难当中。而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又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未来的后见之明就可以避免的。

  对今天而言,当国内的太祖崇拜者津津乐道于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学习太祖的游击战思想(即便这些军阀是毛派的刽子手),当自干五陶醉于“援助骆驼,坑死毛熊”的我兔腹黑(即便在这种“腹黑大棋”的卵翼下,极端主义最终威胁到了中国自身),当“穆黑”惋惜人民民主党世俗化的失败(即便这种机会主义的“世俗化”越来越脱离人民甚至走向反人民),太祖真正的学生和信徒,把自己的鲜血洒遍了阿富汗的山野。

  “王室民主”的年代

  阿富汗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是创立于1966年的“进步青年组织”(PYO)。稍早于此,部分与统治精英关系可疑的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修正主义的、听从莫斯科指令的人民民主党。(达乌德亲王,是查希尔·沙赫国王的堂兄和阿富汗首相[1953-1963] 。因为他对后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持软弱立场,而被称为“红色亲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人民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和“旗帜派”领袖,因替达乌德充当线人并迎合达乌德的政治野心而臭名昭著)

  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征。它正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背景下起步并成长的。当时正值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论战,随后是中国的文化大歌名。这两个政治事件对“进步青年组织”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进步青年组织”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塔拉基和卡尔迈勒领导的人民民主党。

  时代的风吹拂着阿富汗斯坦的土地。1963年,达乌德从首相职位上辞职,查希尔·沙赫国王宣布实行立宪君主制。通过了 一部新宪法,并为人民留下了一部分言论和出版自由。利用松动的政治空气,“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周刊《永恒火焰》(Sholai Jawaid ),主要介绍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揭露人民民主党和苏联修正主义的阴谋。《永恒火焰》只出版了十一期就就被查禁了,但是它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俘获了成千上万进步知识分子和觉醒工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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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拉姆·雅里,阿富汗哈札拉人,进步青年组织创始人

  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样被其他政治团体所利用。很快,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在绝大多数政治活动中,存在着三股显著的政治潮流:火焰派(“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追随者和同情者,因机关报《永恒火焰》而得名),人民派和旗帜派(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因各自的刊物《人民》和《旗帜》而得名),还有兄弟会派(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后来更名为“穆斯林青年”,得名于他们的组织原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数量论,在喀布尔参加火焰派集会的人远远超过了人民派和旗帜派,也几乎使兄弟会派相形见绌——他们只能利用一般民众对宗教的虔诚。

  一开始,兄弟会派并未引起政治人士的注意,因为他们成员稀少,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是兄弟会派用恶毒行为弥补他们的数量劣势,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往大学女生和中学女生脸上泼酸(他们基于原教旨主义偏见,憎恶妇女在社会上出现,认为把妇女囚禁在房屋和后宫里才是对伊斯兰的完全虔敬)。他们的歹毒很快攀升到了残忍杀害世俗派知识分子的地步。兄弟会派在赫拉特和拉格曼都公然杀害了许多人。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还揭露出许多他们暗中杀人的恶行。1972年六月,随着火焰派与兄弟会派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爆发冲突,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喀布尔大学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辩的舞台。兄弟会派根据他们的一贯秉性,带上了匕首和手枪。在这个非同一般的日子里,形势很快失去控制,赛达尔·索罕丹(Saydal Sokhandan),“青年进步组织”的杰出活动家和火焰派热情的宣讲者,被后来成为最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亲手杀害。(在抗苏战争时期,这种人在中情局的慷慨捐赠中占据了绝对的份额。像所有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一样,伊斯兰党在中情局武器和美元的滋养下,从一个虚弱的豺狼成长为嗜血的鬣狗,吞噬着阿富汗人民的血肉)(译注:《人民日报》在八十年代曾经以“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的称呼报道希克马蒂亚尔,称他和他的组织“得到广大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2004年6月,11名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遭希克马蒂亚尔下属的武装袭击身亡。)许多其他火焰派成员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种冲突让一般政治气氛变得更加极端,在“青年进步组织”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迫使他们反思其政策和方法。

  在“火焰派”中普遍的批评在于,尽管《永恒火焰》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热忱的阿富汗青年,但是“进步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还是无法利用这些信徒的的潜力动员占阿富汗人民总数90%的农民群众。“进步青年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范围很少扩展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有限数量的工人之外。正是基于这种反省,在70年代初,《永恒火焰》一系中的不同团体开始改正“进步青年组织”的错误,并在各个层面开辟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最深刻的批判来自阿富汗人民革命小组(后来扩大改名为阿富汗解放组织)。这些批判导致了“进步青年组织”解散为许多较小的革命团体。虽然在这些团体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通常他们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达乌德时代

  1973年7月,“红色亲王”达乌德在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他身处国外的堂弟。达乌德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并自任总统。他的那些旗帜派盟友们都占据了政府中的高位。但是旗帜派和他们的俄国主子都低估了达乌德的自主性与顽固性。由于旗帜派一年多的举措失当,也由于他们总是秘密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做事,达乌德开除了一切占据关键职位的旗帜派成员。这迫使莫斯科开始用心暗中插手阿富汗的武装力量。在达乌德任总统的五年间,由于“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没能团结在一起,革命运动陷入停滞状态。“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是其中少有的组织良好、目标明确的革命组织。它十分重视(事后来看,或许过于重视了)扎根于农村的必要性,大多数干部和活动家都把工作转移到农村地区。

  1977年,人民民主党两个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在莫斯科的严厉命令下终于合并了。这是为了执行克里姆林宫制定的、仿照英国殖民主义“前进政策”的战略计划。达乌德与他的克里姆林宫支持者的关系变得冷却了,他转向西方,寻求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帮助。他修复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达乌德曾长期热衷于“普什图斯坦”的外交争端),并访问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征求财政援助。达乌德的转向太突然了,令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发起一次决定性地反击。(不久前,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和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突然驱逐俄国人的行为让克林姆林宫刻骨铭心)。1978年4月,克格勃设计暗杀了旗帜派领袖米尔·阿克巴尔·海勃尔(译者注:苏联方面和卡尔迈勒后来认为暗杀主导者是阿明),并且让他的葬礼成了展现人民民主党统一力量的舞台。这是为了激起达乌德对人民民主党的镇压。傲慢自大的达乌德上了圈套,结果触发了克格勃间谍在关键部队和空军所引领的武装反抗。“光荣的四月革命”开始了。1978年4月28日,血腥的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全家被杀,另有估计7000名军人和平民死伤。塔拉基当上了总统和总理, 卡尔迈勒当上了副总理。在这时,阿富汗的革命组织并不是一个被合法承认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人民民主党是卖国者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火焰派不断反复强调,真正需要的是在与外国主子及其走狗不屈不挠地的斗争中,得到有良知、有头脑的爱国者的承认。

  四月革命

  无论是阿富汗人民,还是阿富汗的革命团体,都不会为达乌德的倒台而惋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切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进步青年组织”的政治后继者——迅速地、坚决地、一致地谴责这一血腥的政变,呼吁人民团结起来,防止祖国落入卖国的人民民主党和他们俄国主子们的手中。这一及时而清晰的回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所有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完全相信,人民派和旗帜派都是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他们唯一的角色和使命,就是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幌子下把祖国卖给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在“四月革命”后不久,噩梦般的恐怖统治就降临在一般群众和尤其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头上。对个人和群体的任意逮捕,对可疑分子的酷刑,还有对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处决。偏执而疯狂的克格勃特工和歇斯底里的政府官员让毫无理由的逮捕变成了家常便饭,没有人能幸免。对于人民派来说(他们在与旗帜派的斗争中赢得了上风,在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的支持下,卡尔迈勒和他的一些重要追随者被放逐国外,另一些人则被送进监狱),任何人只要对苏联和“四月革命”说一句坏话就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所有反革命分子都是“火焰派”(如果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和世俗的)或“兄弟会派”(如果他们是文盲,是粗人的或是对宗教虔诚的人)。在这两种分类当中,“火焰派”遭到了更严厉和残忍的对待,因为他们是“自觉的敌人”,具有预定的政治动机,对抗和仇恨“四月革命的光辉成就”;而不像“无知的敌人“,他们反对”四月革命“只是出于不假思索的宗教狂热。不单单在言辞上,人民民主党政权更是在在实践中中直接对抗群众的宗教虔诚,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以“民主革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和“推翻人对人的剥削”的名义进行的。所有为工人,被剥削阶级和劳苦群众所崇敬的概念,都被亵渎和卑鄙地盗用了,成了表示恐怖,背叛和“红色恶棍”的同义词。这些以“革命”之名实施的劣行,对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形象,对真正的革命概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由于普遍的恐怖,沮丧和悲情气氛,由于预见到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未来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团体开始重新聚拢在一起,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总体来说,这种统一没有什么实际结果。然而,每一个革命小组,由于面临同样的残酷处境,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马克思主义化。每个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其可用的手段和力量, 参与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发展的爱国斗争。1979年8月5日,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阿富汗解放组织的前身)与一些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统一战线上的基础上合作参加了在喀布尔的Bala Hissar驻军的武装起义(被普遍称为为bala Hissar暴动)。这场暴动被当局野蛮镇压,许多革命组织干部在战斗中丧生,在酷刑下死亡或被关入死牢。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仍然在争论,革命组织在与伊斯兰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和武装暴动的政策和路线是否正确。但正如一份阿解组织文件所指出的,8月5日的暴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爱国者没有在第一线的战斗上退缩,当人民的安全和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火焰派与人民派和旗帜派等修正主义叛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毅然投入了尸山血海的斗争。

  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来说,一个预先的结论在于,由于人民对现有政权的彻底拒斥,由于该政权在各个方面治理措施的日益失败,苏联一定会出手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正如预想的那样,人民民主党政权很快就堕落成了一群党棍大佬争权夺利的舞台。苏联大使和资深间谍头子普扎诺夫充当了他们的恩主和裁判。 人民派的阿明,塔拉基那狂妄自大和不择手段的副手,很快就带领人民派击败了旗帜派,放逐了那些旗帜派要人。其中有些人被交给可怕的、“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机关AGSA“以供调查”。不久之后,他又戏剧性地与他的导师塔拉基翻脸了,其中场景简直令人联想到纽约黑手党的复仇——在总统府,当着苏联大使的面发生了枪击。苏联教父按照克林姆林宫的指令,默许塔拉基除掉桀骜不驯的阿明。但计划失败了,阿明毫发无损地逃生,不过他值得信赖的助手达鲁德·塔隆却遇害了。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阿明立即逮捕了塔拉基并剥夺了他所有的官方头衔。几天后,“伟大的领袖”、“东方的天才”塔拉基,就死于他“忠实的学生”和“虔诚的门徒”阿明之手。阿明现在坐上了权力宝座,他虽然不吝辞色地赞美苏联,但苏联人并没有被他愚弄。他挫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瓦解了苏联老手在阿富汗的政治阴谋,使莫斯科相当尴尬。但是莫斯科虽然被将了一军,手里还有其他备胎。从前那些被驱逐到不同国家当大使的旗帜派大佬们很快收到了新的命令。 1979年12月27日,卡尔迈勒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广播电台宣布:“光荣的四月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天,阿明在喀布尔的宫殿里被俄罗斯卫兵杀害,卡尔迈勒在苏联军队“有限力量”的护送下,坐在坦克的炮管上回到了阿富汗。先前为达乌德亲王充当过线人、为克格勃当过密探的人,现在坐上了阿富汗领导人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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