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抗击日寇取得胜利后，蒋府对我党有生力量的舆论围剿更加台面化。 军事交锋于1946年始，然舆论对抗则早已展开。 1945年，在北平出版的中共三日刊《解放》杂志被国民党当局突然查禁，毫无征兆也拒绝给出理由。 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被国府查封及遭迫害的报刊达到724家；从1946年1月到8月，仅北平、天津、上海、昆明、广州又有249家报纸刊物和民营电台被国民党查封。 1947年2月4日，国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电，指示各级机关“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之流行及散布。” 随后，民盟机关报《民主报》（重庆）和《民主星期刊》（桂林）被加以“中共传声筒”罪名宣布停刊。 二十余天后，2月28日，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封闭了台湾省报刊54家。 5月24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闻》、 《新民报晚刊》等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重庆《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等报20余人，在临时戒严中以“中共特嫌分子”的名义被捕。 7月，国民政府以“为匪张目”、“反对勘乱”等罪名， 继续查封民营报刊，连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观察》周刊，也被加以“违反动员勘乱政策”的罪名而查封。 1948年全年，全国有19家报刊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12家报社、通讯社受到警告或停刊处分；有26名记者被捕、6名记者被绑架或失踪 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 上海《文萃丛刊》的陈子焘、骆何民、吴承烈、《新华日报》的何天泉、胡南、《新民报》重庆版记者胡作霖、编辑陈丹墀、胡其芳、校对张朗生、《贵阳力报》总编辑顾希均等，仍先后惨遭杀害…… 5 1940年2月15日，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刊登了毛主席大气磅礴的名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天后发表于《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旋即，这部名篇就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疯狂封杀，严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传播。
毛主席到底写了些什么，惹得读罢此文后惶惶不得终日的蒋光头如此之如临大敌？ 不妨来读一读（摘录部分，请精读）：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 “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 …………
我个人斗胆总结，大致为三点： ① 蒋记国民政府的统治是封建性质的，是旧制余孽在1927年后的复辟，中国大地正在呼唤新生的进步政治力量和进步政治文明； ② 蒋记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均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即被推翻对象； 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进步性质的，是包含在世界进步洪流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的。中国的革命不是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不是孤立的，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融入世界大势。 …………… 然后，蒋介石就下令封杀了这篇《新民主主义论》。 然而，正义是杀不完的。 6 为对抗毛主席的雄篇，1943年3月，蚍蜉撼大树的蒋介石授意部下“出书”，由蒋介石自己署名、 陶希圣着刀代笔（真特么不要脸……）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出版。 应该说，这本书确实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 在此书中，蒋介石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 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 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最主要之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其本质之目的，还是要使民众在心理的潜意识上完全接受蒋记国府的政治专制、容纳思想统制。 由此可见，强调思想禁锢从来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纬度，1943年确实是一个关键节点：当年年中时，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已增至8000万人，敌后抗日军队已增至47万人——这对于蒋记反动集团而言是致命的。 一方面，红色的人民政权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趋于明朗，一旦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消失，那么蒋介石集团利用民族主义笼络中国国内各势力的图谋也就将破产。 因而此时，舆论战被蒋氏提高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与那本《中国之命运》相生的，是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出的《指示本党宣传业务应改进之事项》，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宣传舆论工作出现的失控现象做出了整体指导。 8月25日，蒋介石又教诲党内的笔杆子：“宣传重于军事：当先以明白之表示，坚定态度......以澄清国际视听”、“故应先用宣传......只要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则又和重于战。” 面对蒋府的法西斯式舆论操弄，我党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果断做出一系列回应。 同在当年8月，中共中央对政治和宣传策略作了调整，决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 随后，《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论，如8月15日《要求国民政府整顿军纪军令》、8月16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8月21日《请重庆看罗马》、8月23日《袁世凯再版》。 随着时间的推进，抗日战局愈发逼近落幕，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也逐渐白热化。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直接明确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小算盘，并且对这样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在一系列实际行动的采取之下，我党对于日美军队的武装力量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打压，名正言顺、毫无避讳地缴获了大量武器。 这在无形之中确保了解放区的稳定状态，同时也让双方都减少了一部分无谓的牺牲。 于是，就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发表一天后，诚惶诚恐的蒋介石于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主席，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口号，认为“和平是能争取的，蒋介石有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 8月24日，毛主席复电蒋介石表明准备随即赴渝。 与此同时，围绕一首词的舆论战也随之展开。 7 谈判前夕，毛主席在重庆拜访了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友柳亚子先生。 交谈中，柳亚子拿出自己作的一首诗送给毛主席，而毛主席就将自己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回赠给柳亚子。 柳亚子在读完这篇《沁园春·雪》后，当即表示想要将这首词放在报刊上发表，毛主席遂同意。 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彼时几经辗转，得到完整的《沁园春·雪》，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将其刊出，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不久，重庆《大公报》也将毛泽东的这篇《沁园春·雪》公开发表。 没成想，这首词一经发表，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面临着东北军、西北军、胡宗南等中央军共逾三十万反动大军“围剿”、已兵临潼关一线要对红军一网打尽之危急关头的人，竟然可以气定神闲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绝句……… 国民党长久以来对毛泽东、对工农红军的污蔑与贬低，全部在这首气势恢宏、料形势如指掌的《沁园春·雪》面前，不攻自破，不战而败。 蒋介石看到这首气势磅礴的词后勃然大怒，直接将报纸甩在桌子上，拨打电话给陈布雷：“立马写首诗！杀杀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威风！” 陈布雷对于蒋介石的命令一头雾水，当他仔细阅读毛主席的这首词后，不由被词中的广大意境所震撼，忍不住感慨：“这首词真是有气吞山河之势，真乃一首盖世佳品啊”。 蒋介石对于陈布雷的评价大为光火：“我看他这是想称王称霸，一统天下！我决定不会让他轻易得手的，你立刻找人写一首诗来反击他，将他的锐气好好杀一杀。” 陈布雷虽然点头答应，但是心里暗自叫苦。 从文学的角度，想要找一位能够写出对抗毛主席作品的词作人，这在旧军阀武士割据、地主宗族势力横盘的国民党内以及国统区，实在是太难了。 纠集招募，连夜创作，筛选修改……国民党文坛一堆臭鱼烂虾可谓废纸万张，最后终于是选出了一首“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毛泽东当时阅后，笑转黄霁生：“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更令人发笑又可叹的是，蒋介石自己也挥毫写了一篇《沁园春·雪》，文中尽是“尽着新装”、“展中华盛世”等辞藻华丽之语。 当时的中国在蒋府治下积贫积弱，人均寿命堪堪半百，大片国土沦为美英的殖民地，除了洋人的租界和国民党上层高官的官邸，国府麾下没有一处可称“展中华盛世”。 蒋氏笔作，不过皇帝新装罢尔。 一场围绕《沁园春·雪》的舆论大战，从封杀与反封杀，从宣战与应战，国共两党的阶级立场和格局维度让国内外尽览无余。 跋 蒋介石政治集团的本质，是其背后江浙财阀的权力触手。蒋记国府表面是一个拥兵自重、主权独立的中央机器，但实质仍是为资本所控、为财权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从早期的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陈光甫、钱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国主义资本赞助，与其将蒋介石国府的统治看做政治机器，不如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视为一种典型性的「资本干预政治」或「资本操控权力」的蓝本。 资本维系其利润衍生，需要严苛的剩余价值供应规模。这其中，保障舆论层面的蛊心洗脑、以维持私有制和阶级高位不被推翻，就是核心又核心的红线。 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舆论管控原则。 在这个原则之下，一切不利于利润滚积、不利于资本洗脑、不利于消费行为得到延续、不利于消费需求得到维持的人与声音，都一定会遭到资本集团的杀戮。 我还是那个不变的观点：资本绝对不可染指舆论，舆论必须公有、必须归位也是落位于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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