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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的社保,该交了

2021-9-8 02:12|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6419| 评论: 0|原作者: 风雷

摘要: 所有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都作为企业的外部性,给打包甩到了社会上。正是因为企业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被甩给了社会,全社会共同承担了这一企业本该承担的成本,才有了其光鲜靓丽的数据。

7月26日,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保障外卖员正当送餐权益。话音刚落,当日港股美团当日暴跌13.76%,市值蒸发近2000亿……

一个月后的8月30日,美团王兴在半年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称,将严格按照指导意见,“积极履行用工责任,更大力度保障不同情形下的劳动者权益。”,还弄出了个“better together”的名词解释来。

当然,网友是不买账的,直接喊话,先把骑手们的五险一金给交了再说。

这变化不要来得太快,记得五月北京人社局工作人员到美团走访调研时,美团代表是这么表态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然后我们不提供劳动工具,在工作当中的行为,我们也没法完全地直接负责,包括可能会增加企业的一番负担吧。”

直白来说就是不该交,也交不起。

之所以不该交是因为与美团有关的骑手有近1000万,全部采用外包模式,其中470万是在美团注册的。

它们唯一给骑手的保障是每天3元从骑手佣金中扣除的保险,包含60万伤残险和5万治疗费用。这60万还是年初一位骑手猝死后,“与骑手不存在劳务关系”平台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迫于压力,之后保费才从3万提高到了60万。

交不起是指,无论是1000万还是470万骑手,如果美团给所有骑手上社保,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务支出,最终的结果要么美团倒闭,要么外卖上涨到消费者承受不起的地步。

类似这份调查一样的文章还有许多,无一例外,都将“给骑手购买社保”指向了“外卖涨价”这一“必然”结果。

这样的说辞,一下子,就把矛盾成功转嫁到了消费者和骑手身上,作为资本方的美团反而成了“受害者”。

有媒体做过粗略测算,如果按社保按最低档缴纳的话,应该是31.8%,而美团2020年全年的外包成本为543亿,其中专送骑手承担了60%,如果美团只负责专送骑手的社保的话,每年应该多出103.4亿的成本——这与美团2020年的佣金净收入大体相等。

事实上,美团给骑手缴纳的社保费用很有可能没这么多。按中信建投给出的数据,美团日活骑手约100多万,其中专送骑手占比约40%,这一数据与美团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中骑手的日工作时长大体相当。

如果只给日活骑手购买社保,哪怕把非专送都给算上,这数字必然要比103.4亿小多了。

有人显然想将水搅浑,高呼,这下实锤了,这对美团明摆着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美团2019年才盈利,当年赚了22亿,2020年赚了47亿,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可能填得满?

持这种观点的,明显忘了,一是账是可以做的,二是美团不只有餐饮外卖这一业务。当美团在出行、酒店、同城、社区团购等方面处于扩张期的时候,综合算下来,它的盈利必然会被那些不赚钱的项目给拉低。

“新业务及其他分部的经营亏损由2019年的人民币67亿元扩大至2020年的人民币109亿元”,2020年可是互联网企业在社区团购厮杀的一年,这企业扩张所必须的成本,凭什么要让外卖骑手来填?

最近,美团公布2021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

美团二季度餐饮外卖佣金收入环比增长10.8%,达到204亿元;

美团财报中有一项叫 “餐饮配送相关成本”,其中包含了给骑手的成本 ,2021年二季度为154.6亿,一季度153.8亿,环比增长约0.52%。

10.8%对0.52%,如此巨大的差额,去哪里了?

此外,美团王慧文身家183亿,42岁退休,此前拿的是1.5亿元的年薪;而今年4月发布的2021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王兴以261亿美元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0名。

这意味着,美团并不是没钱,而是这笔钱“按道理”不能用在外卖骑手的身上。

更何况,给劳动者上社保,这是法律规定的最起码要求,与企业是否盈利无关。

退一步说,几大部门事实上也是考虑了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的现实的,按这,美团要承担的社保压根就不可能是1000万。

这就说到美团的本质了。

乍一看,这是一家拥有最先进互联网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海量的数据、精准的算法,通过骑手联结起了消费者和商家。

这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有助于将资本集中起来做“大事”,它创造了全新的业态,对人的生活的便利性的确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但是,技术是中性的,资本却是有着明确好恶的。

就核心业务而言,美团改变的仅仅是餐饮到达人手中的方式,做的并不是增量,它没有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相反,当996之下的人们习惯了美团订餐后,中小餐饮企业很难不加入到美团的网络中来,不加入,连餐都没人来吃;而加入后,高额的佣金,却又让这些小店难以承受。(去年2-4月间,云南、重庆、山东、广东等多省市的多个餐饮协会都公开向美团喊话,称20-26%的佣金实在难以承担,希望美团能给“小微企业一条活路”。)

对中小餐饮而言,面临的困境是,加入美团网络,难,不加入,也难。

颇有大树之下,寸草不生之势,实质上是加速了实体经济的内卷

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骑手的美团,无疑是一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只是相比传统劳动密集性的实体企业3-5%的净利润,美团15%的净佣金率实在是高得吓人。

同时,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总在试探人的极限。于是,其算法系统,既构建了复杂的劳动秩序,又形成对骑手绵延不绝的压迫式索取。

当然,“罪”不在算法,而在于其背后血腥的资本,技术起到的是加速和放大的作用。

无论是算法控制下的骑手在路上的不守交规,疲于奔命,还是骑手未买社保,老来缺乏保障,亦或是部分商家为了压缩成本,干脆取消堂食,在城中村阴暗的角落用劣质食材在糟糕的卫生条件下搞起了餐饮,由此引发的健康成本又转嫁给了消费者,所有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都作为企业的外部性,给打包甩到了社会上。

正是因为企业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被甩给了社会,全社会共同承担了这一企业本该承担的成本,才有了其光鲜靓丽的数据。

某互联网的高地推出了“外卖在线”,算是打了个强补丁。

该平台明显是冲着现有两大平台造成的痛点去的,想兼顾的是消费者、骑手、商家、平台各方的利益,它更像是一个监管平台的平台,具体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但无论如何,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应该得到保障,这是不应该被动摇的底线。

最后,美团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以现有技术,在公有制条件下,精准的大数据+有计划的生产,在某些生产领域,其实完全可以更高效、节约地为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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