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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公妻”的谣言与国际共运中曾经发生的性爱自由

2021-9-12 23:1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541| 评论: 3|原作者: 石岩|来自: 修远基金会

摘要: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激进主张。这些主张刺激了公众对“共产公妻”的想象。在时代议题从无政府主义转移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公妻”的帽子先后被戴在维新派、改良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南方赤党”头上。

打宣传仗,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共产公妻”之说却在国共冲突的各个时期腾播诸人之口,这实在证明了谣言在历史巨变之中不容小觑的力量。

  ▍一

  “共产公妻”是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共产”和“公妻”时而连用,时而分开,“公妻”有时又被“共妻”所取代。要从语义上对传闻中的“公妻”作出清晰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妻”像一只筐,承载着各种荒诞不经、不讲道理的说法和想象。仅举一例:1932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因离婚与再婚,被时人批评:“名目虽是成就一夫一妻制度,其实就是打破一夫一妻制度,若再进一步说法,就是公妻了,因为弃妻再娶,非但法所不禁,并且视为当然,大家乐得丢了家中的黄脸老婆,再去寻个年轻貌美的摩登女子来尽尽义务。”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公妻”之说是国民党及保守势力用以污名化共产党的说法。其实此说之流布早在共产党建立之前。1913年12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那时,“共产共妻”被视为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到1920年代,“共产公妻”之议达到顶峰,且与革命挂起钩来。张申府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观察到,“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公妻”成为共产党的“专有”污名,在抗战期间、国共内战之时,乃至1949年之后,不时引发小规模的骚动。1938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进驻江宁,路过葛庄时,被该村五百多名赤膊露胸的大刀会众拦住去路,听说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他们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四川大足县前半个月,乡民因惧怕“共产共妻”,争相嫁女。大足县的轿夫从早忙到晚。有的新娘十七、八岁,有的才十三、四岁,“路远的一天抬七、八个,路近的要抬十个以上。大足县一天至少也得抬上好几百人”。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明义因“鸣放”被打成“右派”。赵妻受胁迫与村干部发生性关系并与赵离婚,这让赵明义想起1949年之前广为流传的“共产公妻”一说,遂在同学中牢骚,散布: “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都在搞‘共产共妻’。”此时距1949年已有六、七年的时间,“共产共妻”之说还存留在一名本该“不语怪力乱神”的大学生的印象中,并在激愤状态下被唤起,可见当年这一说法流布之广,进入人们潜意识之深。

  与“共产共妻”之说共存的是辟谣的声音。李大钊写于1918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新青年》杂志1921年刊登的《俄罗斯研究•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等文,都曾为“布尔扎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辟谣。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亦曾专门指导战士如何驳斥“共产共妻”传闻。

  是什么力量让“公妻”之说广为流传?从1910年代起,《申报》要闻版常见军政要人讨伐政敌实行“共产”,该报副刊版的“游戏文字”则常见“共(公)妻”的不经之谈,这样的呼应关系提示我们:“公妻”是“共产”的花边,其功用是发酵、膨大公众对于“共产”之荒诞与恐怖的想象。因其荒诞不经,“游戏文字”极易成为坊间谈资,让“公妻”从“文字”到“口传”,获得更大的传播半径。比“游戏文字”的传播半径更大的是谣言。从1910年代起,不断翻新的谣言让“共产公妻”家喻户晓,成为巨变时代的人们对于革命的诸多魔幻想象之一。

  ▍二

  从清末到民初,“共产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政治人物、舆论领袖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共产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

  无政府主义者所理解的女子与“共产”的特殊关系在一篇文章中写得更加清楚:“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均共产制度破坏之时代也,故群婚制度与共产制相伴而生,掠夺婚姻制度与奴隶制相伴而生”,“今日之一夫一妻之制,无异于买卖结婚,均掠夺结婚之变相……处现今之世,欲图男女自由之幸福,则一切婚姻必由感情结合……然欲感情之发达,必先废金钱……故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何谓经济革命?即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

  在1910年代,“共产”和“公妻”在《申报》上有两副面孔:“共产”现身要闻版,多是这样的消息:“近据各处呈报孙文黄兴之徒捏造谣言、巧辟邪说、印刷册单,由海外潜寄内地,希图煽惑扰乱治安,请饬查禁等情。溯自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等省全在乱党势力范围,托名共和,实行贪暴,其所举动无非敲诈绅商、残杀良民,谬解平等自由之学说,倡为公妻公产之妄谈,顚倒是非,造言惑众。” “公妻”则以副刊“自由谈”为舞台,刊登很多关于“公妻”的游戏文字。1912年6月13日,好事者在“自由谈”的“游戏文字”栏目为“岭南公妻会”代拟简章:“凡黄花闺女、青年嫠妇、以及广田自荒之姬妾、要需面首之健妇,均得入会为会员”,“凡欲租妻者,既经选定以后,当立承租约一纸存会。如一夫租数妻或数夫租一妻均可”。

  1913年12月26日,一篇署名“东尘”的文章提议财政部“颁布命令,凡民间女子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略有姿色者,悉数收归国有,行全国皆妓之制,聘请各埠著名乌龟、老鸨,教之以歌舞、导之以媚术,三月学成,派往通商口岸……行社会主义,开世界公妻之制,所得皮资国家收其半而以其半给还民间”。在这篇“游戏文字”中,“公妻”已经跟“社会主义”挂起钩来。

  对“共产公妻”的戏谑之词在激发公众荒诞不经的想象之余,或许让人们觉得,“共产公妻”并不可怕,因为太不着边际,谈资耳、笑料耳。但如鲁迅所言,“吾国更有据一二小说所言为之信史者”,戏说也是耳濡目染。在政治人物和报刊文人的挪用和衍生之下,“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打击面”从一开始就是游移不定的,兼有奇谈和戏谑的面孔,这正是滋生谣言的温床。

  ▍三

  1918年的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公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这些说法很快就被指为谣言。1918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为“布尔扎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辟谣:“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辗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

  继李大钊之后,刊登于1920年第8卷第6期的《新青年》上的《劳民俄国底婚姻制度》再次辟谣。此文由日人山川菊荣撰写、李达译。山川菊荣考证说:“妇女国有”的消息最初出自美国人阿里夫塞拉的《劳农视察记》。阿氏记录了伏尔加河畔小城萨拉特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布的“妇女国有”的布告,后被以讹传讹,将“妇女国有”归于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这一传闻的流布极广,许多报纸都有报道。

  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俄国革命的成功,本是戏言的“共产公妻”一说,因知识阶层的讨论和苏俄信息的传入,变得越来越真切。“妇女国有”“共产公妻”的污名渐渐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利器。例如,1920年11月,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初到广东,陈独秀声名甚隆。短短4个月之后,广东高师学生却向省议会提交了驱陈议案,指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教、公妻、妇女国有。然而参阅同时期的《申报》,陈独秀为粤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道德纯洁,始足起一般社会之信仰”,“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民党老人黄子凌(黄钺)认为:“陈独秀来粤已及两月,考其成绩不过在报纸上说两句大话”,“以其主义既无彻底之研究,而浮嚣之气已输入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无穷祸害令人悚惧”。连曾经力促陈独秀来粤的汪精卫也公开说:“今日所谓新文化,注重哲学而不注重科学,专从思想改造未免倚于一偏。须知我国以哲学改造社会已有两次教训:如晋尚清谈、尊老庄,造成一种玄学,卒启五胡十六国之乱;宋人以禅宗参入儒学,造成一种理学,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则今兹之提倡新文化若不于科学注重岂不危险?”也就是说,陈独秀在广州遭驱除与其激进的主张有关,与保守人士认为他有道德瑕疵有关,而“讨父、公妻、妇女国有”之说,只是用来攻击他的手段而已。

  从陈独秀离粤前后纷纷扰扰的舆论可见“公妻”谣言的“新动向”:与民初政客把“公妻”张冠李戴给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维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这一污名开始针对具体的人,并且增加了“妇女国有”的新内容。按照传播学的理论,“谣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人们今天从这听到,明天从那听到,说法不断在变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传越像回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是一个复杂的造物,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解释历史”。“公妻”及其新说“妇女国有”所体现的或正是人们在大变动前夜所特有的“嗅觉”。

  ▍四

  “妇女国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或属子虚乌有,但在1920年代的苏联,主张女性性自由的“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1923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代的恋爱》的小说。女主角盖尼亚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情爱观是:“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当盖尼娅“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爱的杯盏”大概就是“杯水主义”的由来。

  郑超麟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时候,正是《三代的恋爱》发表之时。现实与小说实高度吻合。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充满警惕,认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体现为家庭、乡土、民族观念的旧观念、旧习惯。这些旧习都以感情为纽带,而党要“打破感情的结合”。因此,共产党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

  在苏联,“杯水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许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但“一杯水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陆立之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身体力行“杯水主义”的时候,柯伦泰的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当时有人认为,恋爱自由和性爱自由,已不能满足革命青年的需求,提出:“将性交与性爱的必然联署关系打破”,“强制一个人除了爱人之外不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是今日性爱诸种病态之一”,“性爱不必强求只限于一人”。有人主张,“恋爱只是玄学的产物”,而事实上,“恋爱不是神秘的、神圣的、更不是灵的”,“人间的伦理从唯物的历史的解释,皆源于经济的条件”。有人更进一步:“性生活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下脱离开,应该从个人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开,应该扫除资产阶级所遗存的痕迹,我们应该无产阶级地建立起集团化的性生活。”这些观念与1920年代初的“恋爱自由”有近似之处,但已经走得更远,恋爱本身都已被革命青年视为落伍,恋爱自由在他们看来就更是一个过时命题。

  与《新女性》激进程度形成参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4日,该报刊出一篇名为《革命青年的恋爱观》的文章,作者提出“废妻”理论:“一天也好,二天也好,一年也好,一生也好,时间的久暂问题,视乎恋爱能否继续下去而定……两人间任何一方对于对方失掉了恋爱的时候,不必经过离婚的手续就可以自由离婚了。这样的恋爱才是真正的恋爱。”“废妻”之说固然耸动,其实质不过是民初无政府主义者“不结婚论”的回响。

  大革命时期,各种来源、各种激进程度的性自由主张,在报刊上公开“争鸣”,自苏俄传入的“杯水主义”在此间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苏联,革命过后,专制秩序建立,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大革命失败后,柯氏的小说却在中国不断被结集出版。在《新女性》译本之后,夏衍翻译了柯伦泰的中篇小说《姐妹》和另一部小说,将其与《三代的恋爱》合编为“恋爱之路三部曲”。1930年代,“苏联的性文学”在中国已形成谱系:《三代人的爱》《姐妹》《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流风之及,“杯水主义”也进入了左翼作家的创作。

  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时代,革命的动乱,性观念又有很大的改变,苏联在革命时代所产生的‘一杯水主义’,也在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在北伐时期,性的观念变化与性的行为演变也是很复杂很有趣的。它呈现出最放纵的‘一杯水主义’以及最落后的‘姨太太主义’的现象。北伐的武装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大家‘一杯水’,革命胜利,情有所钟,或若是珠胎暗结,乃谋久合,这是常事。有许多是从北方跑到南方去革命的与女同志恋爱难解难分,可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家里已有个发妻,等到北伐完成,发妻重会,家有老父老母,岂容随便离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

  在1920年代,“共产”与“公妻”成为军阀间互相攻击的武器。孙传芳指责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妄,以五官中郎将自命,与三五新进少年、绿林枭桀,广招最犷之匪卒,杂以异种之犬羊,蹂躏中原、被同征服、倚官为盗,实行绑票、共产公妻”。张学良的手下胡毓坤指责冯玉祥“丧心病狂宣传赤化、用夷变夏,所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公妻,......倡言不讳”。

  北伐既起,“共产公妻”成为“南方赤党”专属的罪名。吴佩孚对日本记者发表讲话,称他与张作霖的联合实为阻挡“赤祸”的蔓延:“彼辈口中之所谓共产,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共产。更进一步倡为公妻邪说,破坏伦纪莫此为甚。此种赤祸若听其蔓延全国,则不特我国之自促灭亡,而各国亦将协以谋解决之法。”1926年9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出布告:“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共产公妻主义强迫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面对士兵,“孙联帅”说得更加通俗:“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赤化。打倒蒋中正,就是扑灭赤化。何以要扑灭赤化?因为……赤化讲公妻。何谓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同一时期,直鲁联军宣讲队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

  对常见诸报端的“共产公妻”之说,时人常抱这样的态度:“什么‘煽惑’,‘共产’,‘公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呵!呵!红帽子多得很,随便拣那一顶戴在他头上就得了!真的,这些都是自孙传芳时代以来的万应杀人良药,是百试不爽的。”“万应杀人良药”说的正是“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时期,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倒)帝国主义’,‘打到(倒)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湖北某县的农民曾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并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了一个抽签分妻大会:“去年腊尾,近郊南乡的农民已经有农民协会。农民果然组织起来了,而谣言也就随之发生。最初的谣言是要共产了,因为其时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但这谣言随即变而为‘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公’……放谣言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硬说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共产党,则产之必共,当无疑义,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骗人。”农民们盘算: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妇未再醮,尼姑没有丈夫…于是,在县农协特派员的坐镇下,南乡的农民在土地庙前开了个大会,抽签分配5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还没分完,夫权会冲来砸场。在当地,夫权会是农协最坚定的反对者。特派员见势不妙,迅速转移战场,带着抽签分妻的人打到夫权会。人们旋风一样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无防备的夫权会众全数抓住,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这场闹剧传到县城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反应形形色色。投资分子胡国光希望趁乱有所“作为”;商民部长方罗兰和妇女部长张小姐淡然地将其视为谈资;妇女协会的孙舞阳郑重地将其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婢女解放的先驱”,并疾呼“进步的乡村,落后的城市,这是我们的耻辱”。

  1927年“分共”之后,“共产公妻”成为共产党的专有罪名。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导中,“共产”“公妻”是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

  也是在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专门指导战士如何斥责“共产公妻”传闻:“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公妻’,这我们可换过来说:只有国民党才实行公妻。苏区里面,婚姻是自由的。在国民党军阀们,每个人霸占几个穷人的女子,强奸、卖淫都是国民党造成的。”

  ▍五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激进主张。这些主张刺激了公众对“共产公妻”的想象。在时代议题从无政府主义转移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公妻”的帽子先后被戴在维新派、改良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南方赤党”头上。在这击鼓传花一般的过程中,共产党是最后一个与“共产公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势力。

  “共产公妻”这一荒诞不经的说法背后有一系列的观念生成,从“自由底恋爱”到“恋爱自由”再到“性交自由”,这些日趋激进的观念被日趋激进的言辞表述出来,确让社会公众有礼崩乐坏之感。况且,在大革命时期,“公妻分产大会”和激进的性行为确曾发生。此种观念及行为是刺激公众制造、相信、传播“共产公妻”之说的土壤。如果说在1910年代,“共产公妻”还是戏说、笑料,到了大刀会众赤膊阻拦新四军的时候,“共产公妻”已被人们看作实实在在的威胁。长期以来,学界共识之一是:打宣传仗,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共产公妻”之说却在国共冲突的各个时期腾播诸人之口,这实在证明了谣言在历史巨变之中不容小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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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锤炼旗帜 2021-9-16 09:37
可否这么认为,家庭关系的变动(如恋爱更加自由)是每次社会面临大的制度变化的前奏?
引用 激活 2021-9-13 20:03
我不敢想象当时的人听到共产党是多么的害怕,经过特殊加工的谣言是如此可怕,如果是现在我估计要当场气死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9-13 02:27
标题是编者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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