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等：都是实证，差别咋这么大呢？
——计量分析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比较（之四）
赵磊 赵晓磊
作者按：计量分析与《资本论》的实证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不仅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盲区，而且也是很多经济学专业教师未必清楚的事情。这一集的任务是，基于实证分析的主要步骤，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与《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做六个方面的比较，从中概括出这两种经济学在实证上的本质区别。
一、选择题目
简称“选题”。
选题的问题导向，在于明确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目的。
选题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经济理论对所选命题的制约和规范。
从根本上讲，计量分析与《资本论》在选题上的学术取向，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偏好，而是由各自的基本原理和理论逻辑所决定的。
比如，面对人的经济行为，计量分析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其研究的人是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人”。
问题在于，虽然“经济人”是从市场经济中抽象出来的“现实”的人，但本质上仍然是“抽象”的人而已。
——这里插一句。所谓“经济人”本质上仍然是“抽家的人”，并不是说“经济人”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而是说，“经济人假设”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当做永恒不变的范畴了。于是，“经济人”被西方经济学视为与现实经济关系无关，是任何社会形态都适用的一般范畴。
说白了，“经济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并不是社会现实中具体的人，即不是处于社会关系或经济关系当中的人。在“经济人假设”的规定下，计量分析的任何选题都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不变”为前提。
与计量分析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起点也是人。
——这里插一句。虽然《资本论》的叙述起点是抽象的商品和劳动，但《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则是具体的、现实的人。
所不同的是，《资本论》研究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即处于既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比如，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是雇佣关系中的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说：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所谓“旧唯物主义”，就是以抽象“经济人”为研究起点的机械唯物主义；所谓“新唯物主义”，就是以“现实的人”为研究起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规定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选题，都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范畴”为前提，都拒绝把“经济人”当做永恒不变的历史起点。
——这里插一句。在《资本论》的逻辑里，自利且理性的“经济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详见：赵磊《“经济人假设”的五个误区》，《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总之，计量分析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所遵循的理论依据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资本论》从“现实的人”出发，所遵循的理论依据是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由于研究起点和理论依据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目的之不同：
——计量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人及其行为，研究任务是描述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特征，研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提供证明。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研究任务是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规律，研究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二、提出假说
所谓“假说”，是指需要进行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
假说不是凭空产生的，在既定的研究范式中，它总是某种理论体系内生出来的结论，或者总是某种理论逻辑外推出来的结果。
计量分析中的各种假说只能是、也必然是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的产物。比如，作为现代金融市场主流理论之一的“有效市场假说”，就是建立在“市场能够自动出清，投资者有足够理性，且对市场信息能做出合理反应”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这里插一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EMH），由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ama）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在现代金融市场主流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该假说认为，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因此，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
除了宏观领域的假说外，计量分析的假说往往关注的是大量微观命题中的定量分析，例如：
——“企业社会负担越重，其绩效就越差”，
——“某地区灯光亮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
——“银行经理面部越宽，工作绩效就越好”；
……。
这一类“变量A越怎样，变量B就越怎样”的假说，或者““If A，then B”的假说，看似“中立无偏”或者“人畜无害”，其实不然。
因为这些假说都是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经济人假设”）出发，其实证过程不仅贯穿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最大化”原则），而且隐含了西方经济学坚守的非辩证或非历史的问题导向（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不变”）。
——这里插一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说法：“仔细去体会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你就会发现，其实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论证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合理性，论证基于个人尊严的自由选择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如果违背了“经济人假设”和“最大化逻辑”，违背了“市场经济永恒不变”的信条，任何假说首先就过不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检验”，就会被取消进一步实证检验的资格。比如，就“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假说而言，由于它违背了“经济人假设”和“最大化逻辑”，违背了“市场经济永恒不变”的信条，所以不具备计量分析的选题资格。
与计量分析不同，《资本论》提出的假说则是：
——其研究起点是“现实的人”（人的现实性由“生产方式”来定义），
——其理论逻辑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由此引申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其问题导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由此导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论”（资本剥削劳动）等等假说，并对这些假说进行了基于历史演进和社会实践的实证检验。
三、确定变量
“确定变量”，即寻找实证分析中的解释变量。
所谓“解释变量”，就是用来说明“被解释变量”的因素或变量。
——比如在生产函数中，等式左边的Q（产出）是“被解释变量”，等式右边的L（劳动），K（资本）是“解释变量”。
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确定变量并不是一个纯粹“中性”的工作，并非只关注定量而不涉及定性，它同样会受到经济理论的制约和方法论的规范。
——这里插一句。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及其基本逻辑的理论。方法论的内容主要包括：阐述方法的一般结构，考察方法的历史脉络，展现方法的基本逻辑，把握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探索方法的发展趋势。
举个例子：
——计量分析在确定变量时有一个基本原则：解释变量之间，或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能存在“内生性”（Endogeneity）。
——在计量分析的数学模型中，解释变量是输入变量，输入变量只能是外生变量；被解释变量是输出变量，输出变量是内生变量（输出变量之所以是内生的，就在于它是经过数学模型处理之后产生的变量，即由模型内生出来的变量）。
——倘若在解释变量之间，或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么就被定义为计量模型出现了“内生性”问题。
计量模型之所以把“内生性”视为必须避免的谬误，这与计量分析的方法论有关。计量分析所依据的方法论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计量模型的思维逻辑是数理逻辑，即符号化或数学化的形式逻辑。
——这里插一句。有关计量分析的方法论究竟属于“证实”还是“证伪”，虽然存在认识分歧，但把计量分析的方法论归结为“证伪主义”，仍是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由于形式逻辑是建立在排斥矛盾的基础之上的，它只能处理和描述“非此即彼”的现象。所以，当数学模型面对具有“亦此亦彼”的辩证特征的客观世界时，就只能“一筹莫展”了。比如，某著名经济学家在课堂上讲经济动态分析时说：
——“马克思不靠谱，一会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会儿生产关系又影响生产力，这还怎么构建模型？”
到底是马克思“不靠谱”呢，还是这位“经济学家”不靠谱？可见，若不懂得辩证逻辑，就根本理解不了《资本论》。
与拒绝“内生性”的计量分析不同，《资本论》所确定的各种变量都是处于“对立统一”中的变量。这些变量都是具有“内生性”的因素——比如“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与价值形式”“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等等。
其所以如此，与《资本论》的方法论有关。
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变量与变量之间，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无不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
正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资本论》的具体方法（归纳或演绎）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辩证的思维方式。
正如恩格斯所说：
——“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限，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互相联系起来。”
虽然恩格斯并不否认形式逻辑在“日常应用”和“细小研究”中的作用，但却明确指出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
计量分析在确定变量时以“拒绝内生性”为原则，恰恰显示了数理逻辑的局限性。
其实，各种因素或变量之间的“内生性”乃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状况，并不是悖论。因此，科学的态度是用辩证逻辑来剖析“内生性”，而不是用形式逻辑来回避和掩盖“内生性”。
四、建立模型
简称“建模”。
建模的任务，就是构建能够处理并解释各种因素或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计量分析中，建模过程就是运用数理逻辑和数学语言来建构数学模型，然后通过数学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
虽然《资本论》中也有数学模型（比如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理论等等，都涉及到了数学模型），但《资本论》的建模很多并非数学模型的构建，而是理论模型的构建，即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遵循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构建用于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
——比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解释价值来源的理论模型，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解释资本利润来源的理论模型。
计量分析与《资本论》在建模上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数学模型，而是在于统摄具体方法的方法论有着根本不同。正是由于方法论的不同，使得二者的建模有着如下区别：
（一）目的不同
首先，考察计量分析。
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指导下，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学派认为，经济学的“主要原理是关于某一数量变化依赖于另一数量变化的方式”。秉承这一传统，计量分析建模的目的，就是以解释现象层面的数量关系为己任。
——比如，在生产函数Q=f（L，K）这个模型中，模型的任务是确定劳动（L）、资本（K）与产出（Q）之间的数量关系。由于商品价值与效用具有同质性（二者不存在异质性）是生产函数模型的理论前提，所以，该模型必然将劳动（L）与资本（K）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混为一谈。
正如恩格斯所说：
——“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从一开始就相同的观点，‘无非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其次，考察《资本论》。
与计量分析不同，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资本论》建模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现象层面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而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因果关系。
——比如，在商品价值构成W=c+v+m这个公式中，根据“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m并不是不变资本c的产物，而是可变资本v的产物。
（二）思维逻辑不同
先看计量分析。
计量分析的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数理逻辑（即形式逻辑）。比如被学界竞相推崇，且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决策与金融研究的DSGE模型，就是在RBC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动态的时间因素和随机的结构因素发展起来的。由于数学模型的运行过程遵循的是排除矛盾的数理逻辑，所以DSGE模型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逻辑运算和判断，无法进行辩证分析。
——这里插一句。Stiglitz以金融危机为例，尖锐地批判了DSGE模型在预测和建议上的无能：个体行为的加总应当形成较强的宏观作用和影响，但在DSGE模型中，“代表性家庭的假设”从根本上排除了这种影响，从而使得该模型无法描述宏观经济中的“外部性”现象。Williams认为，DSGE模型大都假设外生冲击为暂时性冲击，即外生冲击下系统从最初的稳态回到稳态，故模型只能聚焦于短期分析，缺乏对长期经济问题分析的基础。
事实上，DSGE模型的缺陷不仅源于指导模型的经济理论，也是模型运算必须遵循数理逻辑的结果。难怪英国著名统计学家George Box会发出如下感叹：“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问题是，完全依赖遵循数理逻辑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充满辩证法的人类社会，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吗？
再看《资本论》。
与计量分析不同，《资本论》的思维逻辑遵循的是唯物的辩证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的“抽象力”，全面地展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比如，基于对“商品二因素” “劳动二重性” “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等等的辩证分析，马克思建立了资本总公式：G—W—G′，其中 G′=G+△G，△G 是原预付货币额的一个增殖额，即剩余价值m。如果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资本总公式与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是无法相容的悖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明，不论是等价交换还是非等价交换，在流通过程中都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然而在唯物的辩证逻辑看来，这个被称为“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正如恩格斯所说：
——“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
只有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出发，才能揭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即：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进行——因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
五、搜集样本
样本也称为“样本数据”。
样本数据是概率统计常用的概念，是指在众多数据中随机抽取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收集和整理样本数据的目的，是为实证分析过程中的相关变量提供合适的样本观测值。
样本数据的搜集看似与经济理论无涉，实则未必。搜集样本数据并非只关乎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一致性”等等技术问题，这个工作同样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和规范。
——比如，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在选取样本数据的时候，所关注的总是“监管”和“风险”之类的样本数据。而《资本论》在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时候，马克思则总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去搜集、选择相关的样本数据，决不会仅仅停留于“风险”和“监管”等等现象层面的样本数据观测。
六、实证检验
计量分析的实证检验，就是运用概率论和统计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以此确定其假说的真伪。
而《资本论》的实证检验则是通过“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认识过程，以此确定其理论假说的对错。
这两种实证检验都遵行归纳或抽象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计量分析是在“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的（在“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计量分析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研究起点是“经济人假设”，理论逻辑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大化”，思维方式是数学化的“形式逻辑”），因而其实证检验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计量分析的实证检验完全模仿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模仿的结果不仅用定量实证淡化了定性实证，而且用抽象掉社会性质的“回归”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取消甚至否定了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实践。
——这里插一句。貌似“中性”的实证本质上并不中性，不仅经济学这类软科学的实证工作不是“中性”的，而且自然科学这类硬科学的实证工作也不是“中性”的（详见：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第179-182页）
第二，计量分析的实证检验遵循的是数理逻辑。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不仅模型中的数理逻辑只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和运思，而且计算机也只能部分代替人类做形式逻辑的分析。一旦涉及“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数学模型的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的二值逻辑也就无能无力了。
——这里插一句。虽然计算机相当程度上节省了人力的支出，但有些分析仍然必须研究者亲力亲为。比如，计量分析中的理论假设，建模中的变量确定，以及样本数据的选取等等。
与计量分析的实证检验不同，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资本论》的实证检验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资本论》的实证检验不是单纯模仿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而是将其理论假说和理论逻辑置放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之中进行检验——这个过程也被称之为“实践的观点”。
第二，《资本论》的实证检验遵循的是辩证逻辑，即在“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的“抽象力”，“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个过程充分展现了辩证思维的深刻性。
——这里插一句。如果拒绝辩证逻辑，再先进的计算机和再复杂的数学模型都只能在现象上做文章，即马克思所说的“不死的死”而已。比如，对于“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与价值形式”等理论假说，数理逻辑根本就不能理解，也没法检验。只有运用辩证逻辑才能抽象出这些理论假说，只有在辩证的认识过程中才能检验这些理论假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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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该文转引自：赵磊，赵晓磊《马克思的实证何以如此特别？——计量分析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比较》（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4期）。这里转发时，作者在文字上作了适当补充，并省略了相关注释的出处。如需确认，请读者核对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