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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2021-9-24 22:09|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1919| 评论: 3|原作者: 王希哲

摘要: 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请愿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你们这是文革的产物。” 他搞错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王希哲按: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后,老王最“反毛”时期评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篇最重要文章。它曾被美国哈佛费正清先生列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参考书目。“人民文革”论,就是老王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虽然后来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机会主义官僚”89-64对群众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向资本主义全面无节制复辟的事实,使老王在21世纪后,为鼓励中国左翼的复兴和斗争,对毛的过激评论有所修正,但对毛在文革时期的作为和地位评论的基本思路,并无太大改变。

毛泽东非常特殊。特别在1959庐山会议后,他的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实际作为,往往是违背的。这个现象更特别表现在他晚年的“十年文革”中。指出和评论这点是痛苦的,曾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但它是事实,就总要有人批评。当文革中,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后的党中央才指出了这一点),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危害,与人民的愿望愈趋离心离德之时,“小王”勇敢地公开批评了他;但今天,他逝世近半个世纪,他文革时错误的实际危害,早已过去,而现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和给人民造成痛苦的,倒是党内外无节制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站到另一个极端,从另一个方向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甚至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了。此时,就要支持左派站出,捍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了。但也须警惕居心叵测的极左派蒙蔽青年N代,又在乘机将社会思潮推向极左的方向。他们具体的操作,就是在“无限拥毛”的面具掩盖下,诬周倒周,否定周恩来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辱负重,维护大局,委婉而实际地纠正了毛的不少情绪性错误,尽可能地为国家和人民减轻了损失,获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实际上,今日左派为辩护文革中的建设成就,动辄引证“两弹一星”,但文革过来人都看得明白,没有了文革周总理的力挽狂澜,殚精竭虑,极力保护了中国科技精英和四个现代化路线,就甚或不会有两弹一星了。

1980年的此文,也许更“暴露了老王的真面目”。好,就把它放在文集中,作为研究文革史和老王思想史的一份历史资料吧。文中累赘之处,老王作了精简。

2021年8月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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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的功过论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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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青年民主派晋君同志在怀念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时这样赞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的斯大林主义化(它必然要与人民发生尖锐的冲突)使他不满吗?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内产生了一种必然要产生的要求改革的力量,这种改革的要求和力量的的发展,毛泽东并不欢迎。但他接过了改革的口号,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却在最激烈的革命口号下,实际维持和发展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统治体系中最保守最应摈弃的那些内容。
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发生和展开的呢?我们大概地加以阐述。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太大问题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和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它的路线,就是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之上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里是不可能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它必须允许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私人或集体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社经济,都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因为经济规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

    但是,毛泽东本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些。他是一个气盖三皇、功过五帝的雄主,他一定要创造出奇迹来证实马克思的那些不过是迂腐的书生之见,他一定要证明这一点:他比历代专制君主更高明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敢于向社会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于是,毛泽东,这位湖南的农民就提出了他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相信这一点:即使在原始和粗笨的手工劳动工具基础上,在低下和愚昧的文化水平基础上?也能通过不断扩大的简单劳动组合,不断用法令宣布所有权的变更来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的,穷苦的农民正由于穷苦所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信念不但会使马克思感到惊愕甚至连列宁也一定要冒冷汗的,因为在列宁看来甚至在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中也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要由“外部加以灌输”。而毛泽东则断言社会主义积极性早已先验地蕴藏于手执原始劳动工具的穷苦农民之中,共产党的任务不过是去发掘和调动罢了。
既然连农民群众中都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在其它群众中居然有人表现出甚少或简直没有这种积极性,他就一定有反革命嫌疑了;既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去调动先验地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党内居然有人不去调动,甚至反对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主义,他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既然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只是一种人为的结果,那么,就必须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必须把党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人手里。

    显然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毛泽东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正如斯大林专制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加速重工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一样。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必须对经济规律从外部施行一种行政的强制。

    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农业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国家专制化,把党极权化的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反复的冒进和反冒进就是这一斗争的反映。一九七六年春夏,即将逝世的毛泽东回忆道:“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走资派还在走”。他很清楚他与刘少奇矛盾的根源。他是至死也没有忘记这一笔旧帐的。

    反对新民主主义,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就一定要使国家专制化,党内极权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国家民主化,党内民主化。正是在这一斗争形势下,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鼓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不啻为刘少奇一派送来了春风,为毛泽东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的恼火是可以想见的,他说:“蚂蚁出洞了,乌龟
王八都出来了。”
刘少奇一派则迅速发展了这一大好形势。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在党的改革问题上,刘少奇派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刘少奇的赞同之下,党章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通过了书记处制度,撤销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使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不再向毛泽东个人负责,而政治局常委会本身也是由八大设立的。邓小平则在八大向全党宣告了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民主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被毛泽东多次专横地打断,但它毕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了。

    苏共二十大引起了东欧人民反斯大林主义的浪潮。东欧人民历来有着反对外来压迫(特别是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传统。他们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重新回来剥削他们,但他们也不能容忍俄国坦克的占领,不能容忍俄国人把斯大林主义式的专制国家机器强加在他们头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匈牙利,人民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求恢复一九五四年纳吉政府时期温和路线的愿望,但是就在这个号称工农是主人的国家里,拉科西--格罗政府用来迎接人民和平请愿的不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而是秘密警察密集的子弹。这下子,愤怒爆发了,匈牙利人民与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一流血冲突,虽然被苏军的坦克压平了,但它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赫鲁晓夫不得不压低了他反斯大林主义的调子。

    毛泽东这下子可高兴了,他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至于他本人受到了什么教育呢?我们听到的是,他宣布,他不丢掉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

    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民主改革的热情。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后来被作为“右派”镇压下去的学生青年,大多数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派。)

    面对着党内外民主改革的压力,毛泽东决心反击。反击的策略是先引蛇出洞: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然后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份子发言,反击右派。”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右派”被扫平了。但是,这些“右派”都是一些持着怎样的主张的人们呢?应当承认,在这里面确是有着一些要求恢复旧制度的反动人们,但是就基本来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对党的愈趋官僚化表示不满,希望实现某种民主改革的人们。他们反对党政不分和直接由党命令一切的不民主制度,他们认为这是违背政协纲领“联合政府”的原则的,他们反对某些基层党的干部专横的官僚主义行为,他们反对不顾实际可能的急速合作化,他们反对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他们要求在政治、思想、学术各方面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这些都是右派,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虽然在他走出长沙第一师范到进入中南海的这段漫长的革命中,他曾经是这些同样主张的积极提出者和纲领制订者。

    一九五七年胜利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打击党外“右派”不过是毛泽东对党内“右派”的一个警告。党内“右派”们不是要“反冒进”吗?他警告说,今后不但不准再反冒进,而且他还要“大跃进”了。既然你们--党内外的“右派”们不敢再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又怎么敢反对大跃进呢?
既然你们不敢反对大跃进,又怎么能够反对实现大跃进的首要条件:“大权独揽”、“书记挂帅”呢?八届二中全会一开,个人崇拜重新开始了。

    但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庐山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是他在一九四五年最终击败了王明,在党内确立了他的独尊地位之后所未曾遇到过的。这场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五年冬,毛泽东向吴晗的发难及由此而起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过是这场斗争的延续。因此,了解了这场斗争,也就把握了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秘密的钥匙。

    在取得了反“右派”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党内外民主改革力量之后,毛泽东认为他可以放手地推行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了。

    兴办水利工程,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第一件大事。如果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能在一个早上就彻底地解决中国的旱涝问题,那就不能显示出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奇迹的性质。

    毛泽东必须发现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它一曰“大”,大到能够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用行政的铁链串联起来,二曰“公”,公到能够无偿地把分散在各个农村合作社的微薄资金集聚起来。他果然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这就是河南那位后来以放卫星出名再以饿死人著名的吴芝圃向他提供的,这就是人民公社。而且,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缺乏一种天才,能够为我们设计出一幅具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天才则是绰绰有余的。他断言,这种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农村公社,就是中国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他甚至告诉农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至多不过是个十年八年的事情了。(他的这个估计,甚至写进了中共中央的决议。)

    当然,还有一个钢铁。如果不能在一、二年内赶上英国,就不能证实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办?办法是有的,就是让农民也来办重工业。全民大炼钢铁,九千万人上阵,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什么两大部类比例,什么价值规律,什么经济效果,统统不在话下。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巴黎公社三个月就失败了,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这样一个思想,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部署和发展可以按照革命军事指挥的方式来进行。它可以不服从经济规律的制约,只需要服从“革命”的要求,而这个“革命”,又不过是毛泽东急切实现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愿望罢了!

    但是,把国民经济置于军事指挥之下,就必然要求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担负这样一个角色,毛泽东当然胜任愉快,早就对“八大”决议心怀不满的毛泽东开始向党的集体领导进攻了,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很显然,党内的民主改革派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上为党的集体领导所争得的阵地,还抵抗不住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进攻,在这凌厉的攻势面前,它节节败退。

    这不但因为毛泽东在上次革命中所散发的永远正确的光芒和由此形成的党内迷信还在闪耀,还因为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本身就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构成成份--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现代化的大工业,更没有机会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是不可能蕴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当人们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鼓动农民们起来革命的时候,他们只能根据他们现实的生存方式去这样意识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太平天国。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一个天国,那么他们可以对毛泽东报之的狂热崇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党内的民主改革派也不能不战而溃,“大跃进”所带来的一九五九年普遍的灾荒饥馑和混乱也使得那些同情人民疾苦的正直共产党人不能不挺身而出。

    “谷撒地,葛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样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海瑞”与“嘉靖”之间的一场冲突,就在庐山上爆发了。

    评论这场斗争,人们往往只注意它所表现出来的要不要“三面红旗”的斗争,实际上,它是一场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党内民主的斗争。并无历史渊源的彭德怀与张闻天首先取得的共同语言,就在这一点上。

    彭德怀在他的检查发言中追述道:

    “他(张闻天)向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人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
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很厉害的、英明的。”

    在与张闻天作了以上交谈之后,彭德怀就在庐山会议上大呼:“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这就惹翻了毛泽东,那是不能客气的!毛泽东也许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向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毛泽东立即把他大跃进失败的全部怒火,倾倒到彭德怀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上,毛泽东对他的反对者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他是充份说理的,那时,他还没有独尊的地位。非如此就不能争取全党的拥护;对胡风、梁漱溟和“右派”们的批判,他是揶揄讥俏、嘻笑怒骂的,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是被他弄于股掌之上的玩物。
但是这一次,对彭德怀的批判就不同了,他发怒了!以此批判为发端,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批判方式,就是专横和不讲道理。其方法是先把对方宣布为机会主义或反革命,宣布为没有发言权的人或其任何发言都要从反面来理解的人,然后加以肆无忌惮的挞伐。这种批判方式的优越性是效率极高,其结果总是绝对胜利的,它为后来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梁效”之类所掌握和推行,成为一种正式的官方批判方式,即后来被称为的“文革大批判方式”。

    虽然庐山会议使毛泽东获得了一个重大胜利,即由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主持了军委工作,并立即号令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九六○和一九六一年持续的国民经济危机,他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容忍他的反对派用“新经济政策”去为他收拾残局。党内改革派倒并不看重毛泽东的那个胜利,在他们看来,军队是脱离国民经济与
生产的,他要高举就让他高举去吧,别的地方可不能再高举了!

    但经验总是要总结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一月二月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借湖南农民之口,对三年国民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祸”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毛泽东辩解说,这是因为缺乏经验。刘少奇借党内有疑问批驳了毛泽东,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错误呢?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他解答道,这是因为“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才犯了严重错误。

    这样,他就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一致了。

    还是形势比人强。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强压怒火,低声下气。一月三十日,就在刘少奇讲话后第三天,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承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并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这种民主集中制对他本人也有约束力:在中央,在政治局,他本人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党内改革派的一次辉煌胜利,它又一次夺回了“八大”所得到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失去了的一些阵地。但是对毛泽东,他们也并没有逼之过甚,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君王有宽厚的传统。
    但是,毛泽东是一定要反攻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的:

    由于三年的经济困难,社会消费品极度匮乏,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这一斗争在农村特别尖锐。一部分在政社合一中独揽了全部大权的社队干部把集体财产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把农民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新式农奴。在他们纵容下,不少坏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农民,而三自一包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复苏了农村经济,但另一方面也为投机倒把、黑市买卖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这些问题仍然不过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极“左”政策的后遗症,它是可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随着生产队经济(即实际上的合作社经济)的重新稳定并伴之以国家政权对歪风邪气的打击逐步获得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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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递进民主制 2021-9-27 10:47
曲项向天歌: 不满20岁时的轻狂值得赞赏和鼓励,年逾古稀后的轻狂只能令人嗤之以鼻。
过了七十岁还如此轻狂,只能说明此人思维肤浅,没有智慧。年过七十还要拿年轻时的小聪明来卖弄,不见一点长进,可怜又可悲。
引用 曲项向天歌 2021-9-26 14:30
不满20岁时的轻狂值得赞赏和鼓励,年逾古稀后的轻狂只能令人嗤之以鼻。
引用 递进民主制 2021-9-25 11:09
@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写于邓小平复出后,王希哲写此文的动机,是想拍邓小平马屁,进行政治投机,但拍马屁用力过猛,写出来的观点极端到连邓小平都不敢接受,结果被邓小平一脚踢进监狱关了十二年。王希哲一生不断进行政治投机,不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没有政治原则,没有明确坚定的追求,好大喜功,热衷于争夺名位,这种品性,不管去到哪里,都难以与别人相处,先后与李一哲中的李正天,美国民运中的魏京生和高寒闹翻,这种人,如今还要跳出来抹黑毛泽东,却不想想,毛泽东能够团结来自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各路人马,团结一致,历尽艰难困苦,实现了改天换地的伟业,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并留下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遗产。王希哲这种人对毛泽东说三道四,只能使自己蒙丑。真诚希望王希哲能够有一点自知之明,好自为之,为自己积一点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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