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形势，他要把农村中甚至工矿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加到他的反对派头上，证明他们都是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自己则是从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打击赫鲁晓夫主义，是很能获得成效的第一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从干涉中国的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到撕毁全部经济协定，这些对中国所干的坏事是很能煽起中国人民的不满的。既然赫鲁晓夫是个坏蛋，那么他在苏联所干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坏事，什么非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化，什么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改革措施，统统都是坏事；如果什么人要在中国也推行类似赫鲁晓夫式的改革， 那么他也就一定是坏人，就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呢？它当然是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他们不但在农村中推行新经济政策，在工矿中试探着孙冶方（此人被称为中国的利别尔曼）式改革的可能性，而且还大幅度地放宽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和艺术劳动的控制。非但如此，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可能试图为彭德怀翻案，这简直就好像赫鲁晓夫试图为布哈林翻案一样。 但是，自马克思列宁创立共产党以来，在党内斗争中，“国际背景”成为一种罪状是极其可笑的。毛泽东在紧跟斯大林反对铁托的时候，正是指责他把共产党从国际的变为民族的了。王明反对毛泽东，谁也不会指责他引以为傲的“国际背景”，毛泽东本人就没有“国际背景”了？没有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毛泽东能够击败王明确立他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吗？更不利的是，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不得不跟彭德怀握手，“豁达大度”地向他承认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历史很可能证明你是对的，真理很可能在你那边。” 反攻终于开始了。这场反攻是以反彭德怀为导火线的，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毛泽东不是承认了彭德怀很可能是正确的了吗？那么他又为什么必欲置彭德怀及为彭德怀鸣不平的人们于死地而后快呢？人们至今还总是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是为国为民的。是的，当苏联大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能够起而捍卫民族利益的，但是，当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与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威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地宁可把民族引向灾难也要捍卫个人的权威的。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之交，还可以找到证据，那时我们会谈到。 这场反攻一开始就是在阴谋中进行的。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几乎失去了对一切人的信任，他不得不违背他在延安的承诺，动员他的妻子江青出来干政。江青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一二年内在文艺界为毛泽东的反攻收集了大批炮弹，并网罗了一批文化棍棒。他们发现了吴晗写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像梦魇一样长期压迫在毛泽东心头上的彭德怀案，使他立即直觉地感觉到这是向他挑战了。显然，“彭德怀就是海瑞。” 现在是发难的时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批判吴晗没有得到支持。 这样，毛泽东以合法的党内斗争方式来发难已经不能了。因为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又一次巩固了它的阵地，党内的政治状况已经使得彭真这位中央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有权拒绝执行毛泽东批判吴晗的个人指令，他和整个书记处只向中央政治局集体负责。既然中央没有通过毛泽东批判吴晗的建议，彭真当然有权拒绝执行。这正是自“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民主改革派奋斗的果实，彭真英勇地捍卫这个果实，不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气。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并委派江青与姚文元合谋策划了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起草后，为了“向北京方面保密”，他们甚至不敢让全党敬重的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序幕终于揭开了。 但是，必须首先消灭彭真，因为他显然是刘少奇一派维护党的集体领导阵地的前沿堡垒。从姚文元文章抛出后所受到的抵制和“二月提纲”的迅速制定，可以证实这一点，毛泽东下定了这个决心。 一九六五年四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刘少奇远在仰光和彭真委曲求全的弱点，果然将彭真这个堡垒击溃。现在，外围已经扫清（彭、罗、陆、杨），道路已经打通，只待找到可供驱使的兵马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回答晋君同志的那个问题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真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吗？不！毛泽东的错误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 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凌驾于全党之上，于是，他才下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难道事实不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吗？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当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闪电将江、张、姚、王击得焦黑，当万众欢腾、举杯相贺这几个可憎的人物的垮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些青年们这样的评论：左派失败了，官僚胜利了。这几乎成了海内外民主青年的一种公认。 他们认为，毛泽东这个不知休止的不断革命者在他的晚年已经达到了托洛茨基、铁托那样的认识，认识到官僚主义和特权在中国这样的斯大林式的国家里，已经不仅是一种作风，而是一种制度。于是，这位空前绝后的激进的造反者不顾自己已经获得的成为这个制度的最高代表者的既得利益地位，而决心诉诸社会，动员人民起来砸烂这个官僚制度。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的用人不当和官僚制度太强大了。 我不赞成这种见解，要知道，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事实能够证明的，正好是它的反面。 是的，毛泽东的确是说过那么几句反官僚主义的话。一九六四年，他提到了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一九六七年，他巡视中南时又说，那么多的干部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群众对他们不平等待人的官僚主义架子有气；一九七○年他对斯诺谈起了中国的官吏阶层问题；一九七六年，他甚至提到了小官和百姓与大人物之冲突不可避免问题。看来，毛泽东真的好像是与中国的官僚 制度誓不两立了。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有一句更精彩的话，我们也不要忘了引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好，我们来分析这句话。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由几十万干部来掌握国家命运而不是由六亿（现在是十亿）人民自己来掌握国家命运的这样一种制度，即官僚制度，是很好的制度，应该的制度，需要注意的只是官僚们的作风一定要检点，不要去欺压群众。 但是，这又有什么稀奇？历史上，哪一个官僚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不是这样去要求和约束它的中、下层官僚的呢？如果最高统治者们竟然听任他的中、下层官僚去肆无忌惮地欺压群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统治已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了。 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不但反对特殊的官僚制度，它的精髓正是在于它反对一般的官僚制度，用什么来代替它呢？只能是人民共和的民主制度。 布尔什维克熟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砸碎旧的官僚制度的理论，但是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继承人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拿出了什么制度来代替的旧的官僚制度呢？他们拿出了一种新的官僚制度--共产党官僚制度！ 那么，又怎么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地鼓动红卫兵们对他所谓的官僚阶层的冲击呢？又怎么理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毛泽东居然以实现巴黎公社原则为革命的目标呢？ 我们必须明白，无论这种建立在财产国有制基础上的新的官僚制度与历史上一切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旧的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多少不同的特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官员手里，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党的手里，而党在最好的情况一也只是掌握在一个并非全党普选的领导集团手里，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则力求把全党掌握在他们一个人手里。 但既然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每天都感觉得到它存在的官员手里，那么他们与官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毛泽东向全国推行一种错误的、极端的政策的时候，或者这种政策遭到了失败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和贫困的时候，这种冲突就愈趋尖锐。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一片大混乱中，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真有点朴朔迷离了，毛泽东好像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官僚了。 但是，就在北京的一条谁也不会去注意得到的胡同里，一个身材瘦小单薄，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却冷冷地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他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半都找到了雨伞或是避雨，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 过。” 这位写日记的青年叫遇罗克。 日记里显然反映了三种矛盾：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干部与毛泽东的矛盾；群众与毛泽东的矛盾。 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了冲突。但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却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群众运动反普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中央专制主义的利益。文革中的人民群众并不能反对官僚制度，他们要打击官僚，只能为他们强安个罪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中国的共产党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能更加强化。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目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告了他扫荡党内民主改革派的前沿堡垒彭真的胜利，并立即宣布建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那个令他讨厌并早已决心消灭的中央书记处，并实际上直属于他。虽然这是毛泽东的一次严重反党行为，但他终于又可以挟党中央以令全党了，谁能够去追究他呢？ 好，现在可以开中央全会了。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后，整整四年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党内形势对毛泽东不利，他是决不愿开会的。但是，毛泽东的确是没有一点书生气的，既然这是一次向他的宿敌摊牌的会议，那就一定要做好万无一失的部署。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在三十八军兵临城下，“革命师生列席”虎视其中的高压下召开了。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胜利。他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他终于在党内“合法”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林彪这个在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危机中救驾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也被他钦定为接班人了。 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他的胜利是勉强的。因为即使在那样的高压下，他也只得到中央委员们半数多一点的票数。危机仍然潜伏着，不知哪天还会爆发，因此，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彻底摧垮反对派。于是，他全副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狂热而天真的红卫兵招手，要他们去“革命”，要他们去“造反”，要他们去打倒一切反对他的或有反对他的嫌疑的人们。 很有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俨然是巴黎公社原则的鼓吹者了。他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他令人鼓舞地给了人们一个印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结束中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公社--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在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告诉人们，巴黎公社原则，这是文化大革命 需要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他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们和部分工人们在全国各地向他的反对派们夺权的时候，当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浪潮真的把实现这个马克思的目标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公社原则”便突然不算数了。 我们看看上海的“一月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在夺权以后，以为毛泽东真的酷爱巴黎公社的上海“造反派”们，宣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在它的成立宣言里，上海宣布： “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 真是煞有介事了！ 却不说在中央文革及其御用造反组织的操纵下，在人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独立的利益的条件下，上海究竟能不能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只是这种可能的前景本身已经使得毛泽东大为不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突然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取代（这也是毛泽东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一个证据）。为什么呢？张春桥在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来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四日，向上海人民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 “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实际意义”。 原来如此！ 几个月后，他在向外国人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又告诉我们：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可怜的马克思，迂腐的马克思！你怎么就不懂得巴黎公社原则除了骗一骗人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你怎么就不明白，自上而下的等级授职制才是最合理的一种制度呢？ 在真正的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只能是一种掌握在他手里翻云覆雨的手段，他垄断着一切，当然也就垄断了人民，他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他的为所欲为就是人民的为所欲为，谁要是不赞成他谁就不是人民，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文革的政治哲学。 在他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非法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显然有人对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问。他傲慢地回答道：“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这样，毛泽东这位中国真正的末代皇帝就在这充满自信和不可一世的胜利陶醉中走向了他权势的顶峰，走向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确，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它不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在这次“革命”中除了混乱、恐惧和痛苦什么也没有得到，而驱使人们跳着唱着葵花向阳的忠字歌舞的，已经不是人们感情的自发的冲动，而是落实到了基层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 它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民主派在这次大会上得到的是奇耻大辱，失去了它在八大获得的全部阵地。 但是，九大对民主的反动，不过是中国的沉重历史传统的回光返照。它的前面已经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这样两个字：失败！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他的“５７１”政变计划失败之后逃亡苏联的途中葬身在蒙古沙丘，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人们不能相信林彪和毛泽东之间还会发生冲突。人们简直想像不出一个手里没有拿着毛泽东语录的林彪来。但是，现在林彪手里的毛主席语录突然变成了指向毛泽东暗杀的手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记得，一九六○年，当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并立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正是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一九六二的党内辩论中，林彪帮助了毛泽东。在他看来，大跃进的失败，成百万人民死于饥荒不过是他们这些有权随意支配人民命运的人们“交了一点学费”。他辩护道，三年的国民经济的危机并不是毛泽东极左政策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有人“干扰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因此，不是需要抛弃毛泽东的红旗，而是要更高举毛泽东的红旗。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赞扬了林彪在军队的创造性的政治工作。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发出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学林彪的号召。 这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整个战略思想的。把全国的工农商学兵合成一个大兵营，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按社会等级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他在给林彪的那封著名的信里，更进一步把自己一九五八年以来的这种乌托邦纲领系统化了。当然，这种违背社会经济规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必然要求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就更是他所需要和喜爱的了。 十分清楚，毛泽东选中了林彪，是因为林彪迎合了毛泽东的全部政治需要。而文化大革命普遍的社会混乱，更使得借重军队显得重要。但林彪势力的羽翼迅速丰满，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把林彪往哪里摆？”在开完了“胜利的大会”之后，这立即成了一个紧急的问题。为四届人大安排人事，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这是一次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国家的官僚制度已经由于全面的军事管制而带上了军事的性质，四届人大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而承认的标志就是再设国家主席并由林彪担任之。 国家主席，这是一个多么恼人的位置！一提起它，毛泽东就不能不回忆起那不愉快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那时候，他在大跃进政策已经面临着失败而不得不实行收缩政策的形势下，让出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十分不甘心地将其交到了他的反对派刘少奇手里，而刘少奇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决心去掉的了，只是由此引地发了高岗事件而不得不作罢。 |
曲项向天歌: 不满20岁时的轻狂值得赞赏和鼓励，年逾古稀后的轻狂只能令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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