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怎么办呢？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吧，那么，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就将立即大昭于天下，这无异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吧，这就势必再次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从而动摇毛泽东在九大确立的独裁地位，这是不能允许的，再说，林彪真的可靠吗？…… 于是，毛泽东下决心不设国家主席。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最高的宪法，他有这个权力。 但是，当毛泽东的利益与林彪及其所代表的那些新兴的军事官僚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切个人崇拜立即烟消云散，庐山，又一次成了党内斗争的战场。但是与一九五九年那次不同，它已经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而是阴谋与阴谋之战。因此，当事后人民被告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求设国家主席就会成为“反党的纲领”。 林彪事件的发生，立即把“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搞乱了，人们的眼界一下子被大大地打开了，社会各种被压制的潜流迅速活跃起来。 过去，谁敢想象这“一片红”的世界还有改变的一天呢？谁敢想像党中央毛林体制里还会有这么残酷的斗争呢？又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英明有一点点怀疑呢？ 为了文过饰非，毛泽东公布了他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私信。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人们除了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了普遍的怀疑之外，他们问，既然毛主席早就对林彪的作为表示过不满，又为什么要亲自把他树为接班人来捉弄党和人民呢？这种政治局面是正常的吗？ 还有，对于被“打倒”了的干部们来说，既然毛主席认识林彪是个坏人有一个过程，那么，难道认识我们是个好人，就没有一个过程了么？于是，平反的要求和希望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支持。 批判极“左”，一定要批判极“左”！ 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挽救再次被毛泽东--林彪路线破坏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只有批判极“左”才能使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获得平反。总之，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斩断束缚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锁链！ 一九七二年，批极“左”，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解放的历史潮流。它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林彪反动的一次革命的清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维护自己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如果说毛泽东过去还能够鼓动起成千成万受骗的人民群众去向他的反对派发起十字军讨伐的话，从此，他再也办不到这一点了，人民已经不再为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了。 批极“左”运动以党内优秀理论家王澈的文章《读反杜林论笔记》为标志发展到了顶点，它是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宣言，它召唤着一个伟大的新时期的到来。 这篇文章勇敢地揭露了林彪在理论上的最大罪恶在于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而毛泽东思想是不能绝对化的。这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应当批判，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不犯错误的全知全能的神，而承认毛泽东也可能有错误，是全党纠错，是一切处在毛泽东专制主义压制下的各种社会进步力量求得解放的首要精神条件。 我们至今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毛泽东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有怎样的反应，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反扑立即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底，《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因此，林彪路线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接着，至一九七三年春，《人民日报》社组织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批判，他们的罪名是批极“左”，而批极“左”据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 从此，全国各报刊口径立即一变，开始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了。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组织反扑？这要从“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阶级关系形势来说明。 林彪及其集团垮台后，立即使得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了起来。这不但继续牵涉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林彪集团遗下的权力空白由谁去填补的问题。 由谁去填补呢？“九大”的“左派”胜利者毛泽东集团中现在只剩下了中央文革集团及其亲信。他们是一伙暴发户，他们野心勃勃，力图攫取更多的权力，并借助这权力的力量使得“九大”以后确立的专制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永世长存。 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者，党内民主改革派和那些遭到连带打击的机会主义官僚们都由于压迫的减轻在重新抬头。在失去了刘少奇之后，周恩来，这个历史上每次党内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都能起了维护党的平衡和统一的人物，便成了他们的旗帜和救星。自“九一三”后短短的一、二年里，邓小平、谭震林、乌兰夫、廖承志、赵紫阳等一大批老干部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获得了解放。于是党内一个 新的政治中心便悄悄地甚至不以周恩来的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 人民呢？人民早已开始不满毛泽东及其集团对他们的压迫和捉弄。六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经常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感觉与其让一些满口极左胡说八道的新领袖在台上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起码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出来工作为好。于是，人民的同情已经逐步转移到了老干部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周恩来！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砍倒！如果今天砍不倒那就准备力量明天把他们砍倒”- -中央文革集团心里这样想着；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保住！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一定要把他保住” --党内改革派和人民群众心里这样想着。 一九七二年七月，周恩来听取了扬振宁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后，指示周培源整顿北大，并下令：“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障碍是谁？钉子是谁？这是很清楚的！ 张春桥针锋相对：“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他也很清楚他的敌人是谁。 但是这场冲突并没有立即白热化，周恩来退让了，他明白，与以毛泽东为靠山的江张姚“文革派”发生剧烈的正面冲突将意味着什么。他以惊人的忍耐，容忍了张铁生事件，容忍了黄帅事件，容忍了风庆轮事件，容忍了安东尼奥尼事件等对他的一连串挑衅和污辱。 但是江张姚王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决心打倒周恩来。在他们的反击下，“十大”开得似乎对他们不错，他们不但一举进入政治局，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 既然节节胜利，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止步呢？把周恩来打倒，不是更好吗？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显然是企图用批孔来扭转群众性自发的且不可遏止的批极“左”局面，把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极右的，孔孟之道的”“林彪”抛出来供批判，以掩盖林彪产生的更直接的根源--毛泽东个人崇拜。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批孔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倒周，这是缺乏证据的。 周恩来在党内的根基实在是太强大太牢固了，虽然被打散了的反对派们现在纷纷聚集到了周恩来的周围形成了对毛泽东的威胁，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只要周恩来本人没有野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那么这种状况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好处大于坏处的。任何一种专制的统治，在它的最高统治层中，一定要有人民心中的“正义" 的代表者存在。如果它不是由皇帝本人来担任的话，就一定要由贤臣来担任。因为它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和下层官员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获得保护的最后指望。如果这个“正义”的烛火竟然被扑灭了，那么大乱就将临头了。 但“中央文革”决心把这场运动变为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他们还在做这样一个美梦：就像一九六六年那样，他们一影射，一暗示，一煽动，成千成万激动的学生青年就会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他们以为这场历史的滑稽戏可以一切原封不动地重新上演一次，只需要江青拍一下导板就可以了。 但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起色。无论是江青在批孔万人大会上的演说，还是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无论是在防化连点火，还是在报纸上抛出的大版大版图穷匕现的影周批“孔”文章，都不能鼓动起人民向周恩来发起攻击，就像当年向刘少奇发起攻击那样，相反，只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愤懑。即使是跟他们走的那些人，即在“山河一片红”前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一脚踢开过而现在以为又有利可图的翁森鹤、刘继发一类，也只是叫嚷“补台”当官。除了争权夺利外，没有什么人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做倒周的先锋了。 不但如此，在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发出了严厉质问：你们“究竟想把火往哪里烧？”。 李一哲大字报代表了文革中产生的一代与毛泽东御用革命的决裂和对这次“革命”的反省，在这一反省中，他们预言，“一场彻底摧毁林彪体系的群众浪潮，即将来到了！” 就在这时，“文革派”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一个坚强的、嫉恶如仇的反对派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当然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似乎还很欣赏邓小平，说了他不少好话，但这一切都要以邓小平必须作出的“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只要保证“永不翻案”，那么人才还是可以用的，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的“豁达大度”。 但是，毛泽东的这次招降纳叛没有得到成效。因为只要毛泽东的意志违反了社会的普遍意志，那么，社会的意志就一定要找到它的代表者来体现它。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出席，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四个现代化”计划，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提出这个计划了。上一次提出是在新经济政策欣欣向荣的一九六四年。 “现代化”计划的提出是大得人心的。十年来，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他们希望有一种一种安宁而物质丰裕的生活，成千万知识青年的失业“上山下乡”和工人工资的长期冻结，更使社会蕴集了强烈的不满，而世界各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中国不能不改变现状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 在这种紧迫的社会要求之下，邓小平代替抱病的周恩来要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就一定要拿出办法来。而事情很清楚，只要一拿出具体办法，就势必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样，与毛泽东在文革中造成的既定局面相冲突。我们多次提到过，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毛泽东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对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他甚至也能够体察民情，作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但只要这一切一旦危及到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我们将再次看到，就像一九六六年已经看到过的那样，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民族复兴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再次抛到动乱中去。 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对毛泽东安插在清华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上书毛泽东请求处理，这封信是得到教育部长周荣鑫和邓小平的支持的，它显然是邓小平整顿教育事业的产物。因为只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扫除障碍，拔掉钉子”，才能使得整顿教育的工作顺利进行。 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一事件实行反击。十一月三日，他答覆道：刘冰要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指出，刘冰信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他要求就刘冰信件开展一场辩论。 这一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形象立即轰毁了！ 过去人民总是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是谦虚的，能够听得进反对意见的，只是林彪那样一些人才把事情搞成这样，好像毛主席是批评不得的，但现在人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本人甚至他的亲信都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了！过去，人们在对从江青到迟群这样一伙新贵们表示厌恶的同时，总是愿意相信毛泽东也是与他们一样厌恶这些人的，只是由于各种奇怪的原因，他们才能继续为非作歹。但现在缓冲没有了，愿望打破了，他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支持那些人民已经非常厌恶的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人民那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十里长安街，在刺骨的寒风中，人民伫立街头，流着眼泪送走了总理的灵车。他们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与他们一样有着同样的感情啊，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没有一点哀悼的表示，而毛泽东支持的那些坏蛋们，却幸灾乐祸。 接着，他们又惊讶地看到，邓小平，这个在周总理去世后唯一能代表他们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接替周总理的人也突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人民都那样地信任毛泽东，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毛泽东能够向他们布施雨露和阳光。即使人民也遭到过几次灾难，但他们都相信那决不是毛泽东的过错，甚至简直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们的过错。但是现在不同了，一切都公开在眼前。人们亲眼看到了“九一三”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党内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毁坏着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亲自比较过邓小平的政纲所谓“三株大毒草”与“文革派”的政纲，要知道这是自俄共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就被斯大林禁止了的事情，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现在，毛泽东要打倒他们拥护的邓小平，要批判他们拥护的政纲，这下子一切全明白了！经过了十几年的“反修”之后，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修正主义”一边去了！ 于是，当毛泽东号召他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人民真的行动起来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但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为保卫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了抵制毛泽东而战了！ 没有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他戏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历史已经为毛泽东安排好了他的滑铁庐。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旬，在飘洒着清明细雨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下，一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 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纪念碑上贴满了的那些纸张究竟是什么？是诗词吗？不，它是选票！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民共和国”吗？是的，宪法是这样写的，好吧，那么，我们就要行使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权利，我们就要表达我们的意志，如果官方不向我们提供制度的途径表达，那么，我们就有权依据宪法使用一切我们认为合理的形式来表达。现在，我们就是用花圈、诗词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虽然这还只是一些十分温和的形式，但它已经足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真实的民意，如果中国人民今日拥有普选权的话，他们将把支持票投给谁，把反对票投给谁。“四五”运动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人民以普选的形式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证据。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是鄙视选举制的。我们记得他甚至认为北京市人民选他做人民代表不过是逢场作戏。因此，他干脆拒绝出席四届人大，拒绝担任人民代表。一个拒绝担任人民代表的人却可以主宰人民的命运，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最大的戏弄。 我们现在听到了从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中国人民宣言了： “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毛泽东什么时候受过民众这样的挑战呢？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右派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话，这次，人民是贪官、皇帝一起反了。 毛泽东决心镇压。 过去，每当毛泽东的反对派们镇压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时，毛泽东就站在一边拍手指责：“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现在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北洋军阀”也只得去做了。 这真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几十万反对者片甲不留，毛泽东身经百战，很少有失败的纪录，这一次他又胜利了。不是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大炮的胜利，而是民兵加棍棒对学生民众的胜利。 但自此“胜利”之后，毛泽东就自我禁锢在他的中南海的书房里了，除了他的侄子毛远新，没有别人能够去探望他。毛泽东没有亲眼看到他最后的失败，如果不是他的逝世，这个失败还会延续很久才会到来。但他的死无疑是他感到各种社会反对力量对他巨大的无形压迫的结果。人们早已发现，“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好像立即老了十岁。四五的打击之后，他更老了，他感到郁闷、压抑，他感到周围一切都使他不放心。现代医学证明，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他们的寿命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于是，他去世了！他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一天，正是中秋月圆的日子，它象征了什么？有人说，它象征了毛泽东再也不能够和中国人民团圆了！ 毛泽东的功过论 毛泽东功过是三七开，七三开还是九一开？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分析，这不过是经院式的辩论。 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坦率地承认，他一生只办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政权赶下了几个海岛，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的确是事实。 对于他的第二件事，我们已经作了分析，而第一件事则似乎是无需加以分析，他的功劳已经能够得到公认了，这么看来，显然毛泽东的功过应该是一半对一半，但这未免失之于简单。 无疑的，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毛泽东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劳的，我们不妨简略回忆一下： 一九二七年秋，当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被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的时候，革命还能不能挽救，怎样挽救，成了极其紧迫的问题。斯大林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除了把责任推给陈独秀外，他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好听任中国共产党盲动政策的发展。托洛茨基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他拿出了“国民议会”的口号，但这显然是不切现实的，在封建买办专制的中国，当地主们赢得了对革命工农的胜利之后，要地主们实行“国民议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也根本不能争取群众。托洛茨基的这个策略里，显然打上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印记。但是，如果一九二七年失败了的中国革命要实行一九0五年俄国式的撤退的话，那么正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极可能今天“还要在黑暗中奋斗”。 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在这危难的时刻表现了惊人的勇敢。他号召坚持奋斗的共产党员们上山下湖，他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土地革命路线，用不断的革命战争来促进革命危机。事实证明，正是这条路线成功地挽救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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