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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六讲)

2021-9-27 10:03|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6978| 评论: 4|原作者: 马列游侠

摘要: 资本家阶级以城市为据点成长起来,又经过“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得到壮大,下一步就要借用议会平台问鼎王权,掀起一场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本阶级建立一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六讲)

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家阶级的产生与壮大(以英法为例)

 

在中世纪,英法就是欧洲的两个传统大国。不过,地理大发现时代,当西欧向全球殖民扩张的时候,充当先锋并占得先机的却并不是英法。

 

拉开向全球扩张序幕,开辟了新航道和发现了新大陆,甚至说是开启了所谓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却是两个位居欧洲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刚获得民族独立不久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整个16世纪以及17世纪上半叶,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以及欧洲到美洲的贸易,殖民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先后是以航海见长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海上马车夫”荷兰。正是它们为西欧积累了第一桶金。

 

然而,欧洲大陆以及东西方之间商贸的繁荣,以及在美洲劫掠来的大量黄金白银,一方面扩大了西欧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手工业发展,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英法,手工业发展最为显著的莫过于纺织业了。在法国,是麻布和丝绸纺织业;在英国,毛纺织业几乎成了它的“民族工业”。

 

我们不可小觑单纯一个纺织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人类生活最为基础的无非就是吃穿住行。在当时的大宗商品中,除了食物如谷物、鱼和食盐,建房造船的木材以外,另一大项就是布匹了。不仅如此,在英国,还因毛纺织业催生了遍布全国的“圈地运动”,它在摧毁英国传统封建土地关系的同时,也成为除海外殖民掠夺外,英国最主要的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

 

更进一步讲,其后正是从纺织业发端,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纺织机械的首先使用),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使英法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源头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都源于这里便能说明一切。

 

纺织业也是最早产生工人运动的行业。爆发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大工人运动,正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纺织工人及其纺织机械制造业工人为主体)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大运动直接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第一手材料。

 

如果说以纺织业工人为主体的英国宪章运动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治团体的话,有趣的是,以发表《共产党宣言》为标志首次正式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其同盟的骨干成员竟然主要都是德国裁缝。

 

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留待以后的学习中再讨论。今天我们主要以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壮大为主要线索,来梳理英法资本原始积累的一般进程,以及相应实施的政治制度(民族君主制)和经济政策(重商主义)。

 

人们在考察和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首先,城市的兴起造就了第一批资本家;其次,“民族国家”产生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后,再造了第二批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造就了更大批量的资本家阶级。

 

一、城市的兴起与首批资本家阶级的产生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中的一句话。我们要能深刻理解它的含义,就必须对这段历史做一番考察。

 

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封建社会内部,而且是以商品货币关系的形式冲破了其封建社会的躯壳,并从中生长出来的。那我们就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集市贸易说起吧。

 

西欧封建社会初期,领主一般都有若干个庄园,对农奴通常实行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内部都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与外界的商品货币关系只是偶然发生的。到了中世纪,由于封建领主对武器装备和奢侈品消费的需要,加之农奴的某些农具自己不能生产,这些都需要从外部市场获得,而没有钱这些事情是办不成的。钱从哪里来呢?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而言,除了打家劫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剩余产品(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销售出去,才能为封建主换得货币。这就需要一个对大家都便利的交易场所。

 

通常这种场所都会被选择在渡口、大路交叉口、河流汇合点、寺院或教堂附近,或者古代城市的废墟上。久而久之,一些地方就发展成了集贸市场。集贸市场有相隔数日开市的定期市场,比如逢五逢十一次的;也有以年为单位的,比如每年宗教节日的庙会。庙会一般持续时间较长,数日或几十日的都有。

 

在集市贸易兴起过程中,在集市所在地或附近,逐渐出现了一批较为固定的常住居民。他们主要是随着集市规模的扩大,数量不断增长着的职业商人、受封建主指派从庄园外出干活的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以及从其他封建领地逃亡过来的农奴。职业商人主要从事货物贩运或商业批发,以及因币种繁杂而从事货币兑换业务;手工业者和逃亡农奴在这里开设作坊,集市开市时兼做商业买卖。

 

西欧封建社会中,城市的形成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在集市贸易点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常住居民的新居民区,这些集市和新的居民区,或者建在古代城市的废墟上,或者在老城附近,或者在一些交通要道上、渡口边或者寺院周围的空旷地上。随着居民的增加,新的居民区逐渐出现了商店、饭馆、驿站、教堂等生活服务设施,四周修建了栅栏作标志,或者盖上围墙防盗贼,这就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雏形。少量的商人、大量的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和逃亡的农奴是城市兴起之初的第一批居民。

 

大家知道,封建社会的封闭性体现在它的等级制和身份制上。封建贵族的身份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是制度的产物,都不是自身能够改变的。然而,随着城市的兴起,集市贸易中通行的买卖自由和等价交换原则逐渐渗透进了人与人的关系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

 

因此,在西欧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关系越是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自由平等原则,同封建等级制、身份制的抵触就越大。尽管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对商品货币关系一直存在着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但封建主们为了满足自己眼前对货币和商品以及课税的需要,又不得不容忍其对封建制度本身的侵蚀,甚至还不得不起而保护这种贸易自由。这就给了农奴赎身变成自由民、并从城市兴起中转化为商人和雇主的条件。甚至于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封建贵族成员也迁徙进了新建的城市中,并把自己本身蜕变为了资本家阶级(即新贵族),“屈尊拾起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当然,历史上由封建主自兼雇主或转化为商人的这种不得已情形,毕竟不是主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主要还是来自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一方面分化出资本的所有者、雇主,即后来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产生出了受雇于资本的劳动者、雇工,即后来的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前身都是农民或来自农村的手工业者。商人的源头仍然是农民,他们对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也起到了加速促进作用。

 

在西欧城市的兴起过程,从最初建立时从属于封建领主(城市毕竟是设立在某个封建主的领地上),到后来逐渐摆脱封建主的控制,再到与封建主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直到最后战胜封建主,从10世纪算起,在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819世纪,经历了八九百年;快者到1415世纪,也有四五百年之久。

 

无论对于封建主,还是市民来说,新兴起的工商业城市都是个好东西,只因为它能够来钱。为此,居于优势地位的封建主阶级,是绝不原意放弃对城市的管辖权以及所拥有的一系列特权,而城市居民也希望摆脱封建领主的敲诈勒索和苛捐杂税,为自己争取到城市自治地位,甚至争取到独立自主的城市管辖权。一般来说,解决这一不可调和矛盾的办法,唯有诉诸于武力,或者以武力为后盾进行赎买。无论哪一种办法,最终都是要花钱来解决问题,而市民的优势恰恰就在于有钱。所以,货币就成了市民阶级对付封建主阶级的最有效武器。

 

纸醉金迷、花钱无度的封建主阶级,可能为了解决一时之急,允许农奴拿钱赎身,甚至通过贿赂、谈判、赎买,放宽一些贸易条件,给予一些工商业便利。而一旦涉及到某些特许经营权,尤其是城市管辖权时,上述手段都将无济于事。因为统辖城市的封建领主,都是拥兵割据的,怎会轻易让出自己拥有的特权?!因此要想达到赎买特权或者城市管辖权的目的,还得靠实力说话,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也就是说,市民必须自掏腰包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城市兴起中,城市武装力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只用于自卫的城市民兵,再后来有了同封建主骑兵正面作战的城市雇佣兵,最终在城市经济壮大后产生了城市常备军。

 

以新兴城市为根据地,以经济和武力为后盾,迫使封建主进行谈判,通过赎买方式,市民终于取得了自治权或争取到了独立地位——行政自治、司法征税和铸币权等。这一过程,在欧洲被称为城市解放运动。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逐步壮大起来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下一步将在王权与封建诸侯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借此发展壮大自己。

 

二、民族国家的兴起再造一批资本家阶级

 

到了中世纪末期,城市尽管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获得了自治地位和独立地位,但整个西欧社会还处在封建割据状态,每个封建领地几乎都有自己一套独立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所以城市就像是渔网上的节点,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割据状态的广大乡村中。封建领主滥设关卡,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导致城市之间彼此障碍繁多,商品交易成本极高,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扩大。一句话,因为封建割据,工商业者发财致富颇为艰难。

 

这种状况,一方面,城市自治,诸侯割据,对王权来说都是一种离心现象,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是王权旁落的表现;另一方面,城市渴望统一国内市场,国王渴望推行它的削藩政策以加强王权,消除封建割据便成为二者的共同意志。尽管对城市而言,寻求王权庇护可能遭遇暴政的危险,但在当时来说,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要更好。所以,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便出现了一个王权强化的时期,即在新兴资产阶级城市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民族国家”的兴起。典型的如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1479-1516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和法国的佛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

 

实际上在此之前,西欧一些国家的王权只是名义上的——国王既没有像样的军队,也没有可靠的财政和有效的官僚机构。同时,各路诸侯还在罗马教皇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同国王抗衡,致使王权被架空。“民族国家”的兴起,意味着国王不再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王朝的傀儡,而是王权在国家版图上的付诸实施;意味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得到城市商人阶级必要的财政支援,从伴随城市兴起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中选拔能干的人服务于官僚机构,还由于火炮技术的诞生,国王组建了强悍的热兵器军队,使得诸侯们再也不能躲在城堡里抗拒皇室的权威了。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建立的“民族国家”,是通过长达七个世纪的驱逐阿拉伯人占领的收复失地运动中建立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正如荷兰共和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样,它是在尼德兰地区的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多城市联盟的形式建立的,因为没有国王,所以直接按照市民的意志把它叫作“联省共和国”(后期叫作荷兰共和国)。而英国和法国的“民族国家”则主要是通过王权与城市结盟形成的,是比较典型的国王与新贵族和新生资产阶级合作的产物,其联盟关系具体并集中地表现在国王与国会的关系上。

 

王权战胜了诸侯割据势力,为商品在全国的流通扫清了障碍,也必然极大地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如英法);王权也与探险家甚至海盗合作,为本国资本开拓海外市场(如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商人也在国债、包税、军需供给等方面既为国王效劳,又从中捞得好处(包税尤其在法国盛行,政府把几项主要税收承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商将税款预先垫付给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收。当时法国盛行卖官鬻爵,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位,都可以以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官职,就利用职权超额收回捐官所费的本钱,还可能获得贵族头衔。成为穿袍贵族,是资产阶级贵族化的一种手段,自然也成为支持王权的一股势力)。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1485-1603),是英国王权空前强化的一个时期,也是资本原始积累飞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长达三十年的内战——红白玫瑰战争中(因内战两派中一派族徽是红玫瑰,一派族徽是白玫瑰而得名),诸侯们自相残杀,力量耗尽,再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对抗王权了;另一方面,市民阶级,尤其是商人阶级期望加强王权,把国家的力量用于因内战而大大消弱了的工商业和航海事业上,以便追赶葡萄牙和西班牙,开拓海外贸易。而都铎王朝的确也不负有产者的众望,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掌政权的45年间(1558-1603年),不仅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使英国一跃成为海上霸主,还为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强力推行“圈地运动”,通过迫害失地流浪者的血腥立法;扶持商人、海盗、冒险家、殖民主义分子和贵族对外扩张,到美洲大陆和东方去占领土地和掠夺财富;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尤其是毛纺织业、冶炼业、造船业的对外贸易。一改英国曾经的落后面貌,成为欧洲强国之一。

 

在法国,王权得到加强后的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就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商业政策。比如他下令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禁止从佛兰德尔和西班牙输入毛纺织品,扶持国内的毛纺织业;与土耳其缔结商约,为商人取得商业优惠的权利。资产阶级也以本身的利益为转移,支持国王对内抑制贵族,对外进行扩张。路易十三时期(1610-1643年),首相黎世留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法国商人和手工业场主创造条件,加强对殖民地的贸易和殖民掠夺,客观上壮大了资产阶级的队伍。

 

所谓重商主义,是在西欧封建经济解体过程中,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王权或民族国家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一般都主张由王权扶持对外贸易和发展本国工商业,必要时实行贸易保护、国家干预和特许经营等措施,以达到积累货币、积累财富的目的。这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最早期的经济思想理论。

 

从政治哲学上鼓吹加强王权的最著名人物就是马基雅维利了。在他1513年所著《君主论》中,直接“把政治从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撕下了以往政治伦理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揭示出,政治就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王权是时代的召唤。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所讲到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当然,遵从《君主论》精神的国王们,必然会与当时的罗马教皇和罗马帝国发生冲突。在与罗马教皇的斗争中,英法均取得了胜利。

 

1516年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同罗马教皇立奥十世订立条约,规定法国大主教、主教以及僧正都由国王任命,法国教会的大部分收入归国王所有。国王实际上成为了教会的首脑。

 

英国是通过国会颁布法令的方式,取消了罗马教廷在英国天主教教会的最高权力的。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亨利八世为英国天主教教会的最高首脑(从而确立了天主教为英国的国教),拥有任命教会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此后还大量没收了寺院的财产,把没收寺院的土地大部分都赏赐给了宠信,或者廉价卖给了朝臣、贵族、官吏和商人,这些人对所得土地往往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新教与国教的矛盾曾一度与英国的王位继承问题纠缠在一起,但1563年国会制定了“三十九条信条”,规定英国国教的教义,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否认教皇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实际上与新教的主张别无二致了。这是欧洲首次出现的一个世俗机关权力高于教会教权的地方。

 

王权加强后,罗马帝国疆域内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主要是在法国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最后的王朝战争,也是第一次国际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次战争产生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条约,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它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的起点,确立了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把国家间的关系被置于公认的外交原则之下。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外交不容他国干涉和侵犯。“民族国家”在法理上被正式确立了,国界不再会因为一次偶然的联姻而发生改变。但整个国际社会却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其秩序往往依赖于某个霸权国家来维持。

 

资本家阶级以城市为据点成长起来,又经过“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得到壮大,下一步就要借用议会平台问鼎王权,掀起一场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本阶级建立一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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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激活 2021-10-11 12:53
第七讲更新了,不过不知道微信是不是删减版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9-28 22:00
路石: 毛时代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改开后的私有化和中国式“圈地运动”(城市房地产开发)中,通过党国一体化(类似英法天主教国教化),强化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
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是最适合外围半外围国家资本积累的政治制度,小资产阶级在六四中丢的脸(市民和工人是丢了命了),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加倍从劳动人民手里刮回来了。这就是今天的自由派越来越失去力量,乃至失去理想的原因。
引用 路石 2021-9-28 07:44
毛时代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改开后的私有化和中国式“圈地运动”(城市房地产开发)中,通过党国一体化(类似英法天主教国教化),强化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成就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从这个角度讲,六四运动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受欢迎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次政治幼稚。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9-27 21:18
马列游侠的这篇文章把资本积累、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早期演化讲的清晰透彻。有力地反驳了自由派和某些鹦鹉学舌的左派关于国家总与“自由”资产阶级为敌的错误观念。事实上,没有民族国家调动剩余,用强制力为资本积累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都是不可能的。早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实质上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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