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育英小学同学 —— 廖中苏

廖中苏，一听就知道这是中苏蜜月期间起的名字；而且，他的弟弟叫廖友好，是所谓中苏友好。现在当然改名字了，不过我还是喜欢使用中苏友好这两个名字，因为它们关联着童年时代的许多记忆。 

 1958年，我是育英小学二年级住宿生；开学第一天，我敏锐地发现，全体学生实际上可以简单地被分成两种：

一种是家里有小汽车的，一种是家里没有小汽车的；而我恰恰属于后者。

我闷闷不乐地走进宿舍，见一个男孩在叠被子；生活老师要求被子必须叠得方方正正，我请他教我叠被子，

顺便问他叫什么、住在哪儿；他说他叫廖中苏，住在中宣部。我一听很高兴，说我家也住在中宣部；而我知道，中宣部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家里没有小汽车的；正是这种等级认同感，使我和中苏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中苏的父亲廖盖隆曾经是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党史权威。

晚上熄灯以后，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那些家里有小汽车的，有的是省委书记的孩子，有的是正副部长的孩子，

一个劲显摆自家的小汽车如何如何；我们这些家里没小汽车的孩子就不敢说话了。

突然，家里没有小汽车的中苏幽幽地道了一句：我妈妈的妹妹的爱人是中国十大元帅叶剑英。毕竟年纪太小，他还没学会使用姨妈姨父这种简洁的表达方式。整个宿舍都被这句话震住了，人人羡慕他有这么显赫的亲戚。 

有一回，我见中苏家有个娴静的女孩在弹风琴（不是钢琴）；我问这是谁，中苏说是表妹叶小英。后来我知道，中苏的姨妈李刚，曾经当过8年叶帅夫人（21岁至29岁），生育三个孩子。离婚后，李刚嫁给冶金部的一个归侨工程师；这人玩心很重，经常开着摩托车带李刚四处兜风，根本不是个过日子的人，结果又离婚了。二次离异之后，李刚一度住在中苏家。这是一个满面愁容、不苟言笑的中年妇人，让我想起文学作品里常常出现的阴鸷女人。我有些怕她，只要李刚在，我就不敢大声笑闹。

——多年以后，我从叶剑英家另一派人那里，听到一种很恶毒的说法：李刚是个疯女人，很有心计；

霸占叶帅夫人这一宝座长达8年之久。云云。 

 我和中苏都是知识分子干部的孩子，与那些工农大老粗干部的孩子合不来；班上有个乔同学，其父乔晓光是广西的第一把手，还当过驻朝鲜大使；可是乔同学操外地口音，穿着农村粗布做的袜子，土得掉渣儿；而且，乔同学们是听王二小放牛娃长大的，而我和中苏却是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长大的（我的母亲是北大历史系教授，中苏的母亲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缺乏共同语言，玩不到一起。  

后来，我断断续续从中苏那里，听到从别处听不到的许多趣闻花絮：王光美、中苏母亲、李刚等等优秀女青年来到延安之后，立即成为各级男士热烈追求的对象。刘少奇与王光美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有个女青年多嘴地对王光美说：少奇同志的鼻子不好看；王光美毕竟是王光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看他的鼻子，我只看他的眼睛和嘴。王光美和李刚分别嫁给了刘少奇和叶剑英。 

我问：你姨妈才20出头，叶剑英已经年过半百，怎么就结婚了；他说：组织上做工作，一顶向老同志学习的大帽子，让人没话可说。 

中苏还说：当年于光远拼命追求王光美，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听了非常高兴，说：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活该。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恨于光远；我说：1958年，我们家搬进中宣部大院，一开始住在秘书长童大林家旁边的小院。刚住了一年，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于光远成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副部级高干！房管处通知我们家赶快搬家，让于光远家搬进来。小伙伴们都是势利眼，一起讥笑我：毕汝谐家给于小红家腾房子了！我感到很屈辱，所以我恨于光远。

那个时候，我和中苏多么渴望自己能够成为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啊；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金色童年的唯一缺憾了。

——文革后，我们两家真的递进为副部级高干了；时过境迁，也不怎么高兴了。 这就像小时候渴望冰激凌巧克力，成年后却觉得不过尔尔。

中苏不仅教我叠被，还教我做人：你到别人家去，不能只跟人家孩子玩儿，还得跟人家家长打招呼。 

有一次，廖伯伯带中苏去王府井；在无轨电车上拿出10块钱买票，售票员找不开零钱，就让他们免票下车了。廖伯伯记下了电车的号码，然后给电车公司寄去了一毛钱。这就是当年老革命的高风亮节，大家觉得这样做很正常——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们理应清廉、正直。

——几十年后，我对中苏提及此事，叹息道：曾几何时，世道大变；共产党竟然变得比国民党还腐败，呜呼哀哉。 

我家和中苏家各自拥有数千册藏书，彼此借阅，互通有无；寒假暑假，我和中苏常常一起去景山公园少年宫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大门前有两把长椅，我们喜欢在此休息、畅谈；有一回读了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我们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向往不已。 

上中学后，他摸着我的胳膊说：你这块儿（肌肉）不足呀，你难道不锻炼吗；我说我不喜欢锻炼。中苏说不锻炼怎么行呢，小学班上那个赵同学，因为是一个大人物的私生子，从小没有爸爸受尽欺负；他把块儿练得足足的，谁敢骂他野种，他就打谁。这就是练块儿的好处。

我和中苏相继有了男孩子第一次遗精的经验，不好意思告诉家长老师，只能私下交换感受。

有一次，我去中苏家高谈阔论，中间他去接电话；我觉得机会来了，马上偷看他的日记，却不料中苏突然返回来，我被他逮个正着！我捧着日记本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中苏从我手里抽回日记本，放回原处，继续刚才的话题，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一年，中苏不过1 4岁，竟然有政治家的豁达大度。 

 有个发小说过中苏这人有曹操的聪明，真是不假。 

15岁那年，我创作了一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鹰击长空（两万字是短篇小说的极限，再长就是中篇小说了），

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资本家子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共青团怀抱的故事；我拿给语文老师同学好友传阅，

人人称赞有加。所有人都认为这篇小说已经达到发表水平，绰绰有余。语文老师还说毕汝谐是奇才，将来在写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鹰击长空挂号寄给了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少年文艺的编辑们看后很惊讶，他们不相信我是15岁的少年，

认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颇为老练的写作者。

少年文艺的责任编辑表示两万字的小说篇幅较长，他们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连载；不是放在少年习作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成年人作品推出。可惜后来因为文化革命停刊了，只能退稿。

中苏读了鹰击长空后一言不发，可是给我起了个外号：作家。中苏是世上第一个称我为作家的人。 

中苏去北大荒以后，风传他与曾海生（曾山之女、曾庆红之妹）恋爱了；我向他求证这件事，他回信说：谈了谈，觉得不合适。 

——多年后，曾庆红家族风光无比；曾海生算是混得最差的，也成了女少将。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中苏的一篇批判苏修的文章；文人相妒，我也忍不住说他的坏话：中苏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他爸爸妈妈帮他写的。  

后来，我来到纽约闯世界，知遇于老前辈司马璐老师，他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我告诉他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儿子当年是我的头号铁哥们；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两边传话 —— 司马璐认为廖盖隆治中共党史功底很深，而我把这话传到北京后，廖伯伯则回话说他认为司马璐的学术态度严谨。 拥共反共，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却对对方有所认同；足见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出国后听说中苏和胡乔木的儿子搭档创办了一个杂志丑小鸭，还陆陆续续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又听说廖伯伯的老友梁湘出任海南省首任省长，中苏就跟着去海南发展了，官至海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著有《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和《小政府大社会 —— 海南新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等12部著作；发表长短文章约2000多篇；科研成果曾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等等。 

进入新世纪，我与中苏通越洋电话；我知道大陆官场普遍腐败，捞钱揽色已然成为官场上的日常应酬；便问：哦，老哥们，你是清高人，怎么能够摆脱官场腐蚀呢；中苏说，海南省有个大官姓王，是黎族人，中央委员。他摆下盛宴招待部下，中苏以家有病妻为理由告假，反而得到王中央委员的口头表扬。从此以后，同僚们吃喝玩乐都不邀他了。

中苏平时待在家里读书写作，藏书达三万八千册之多。中苏的妻子姓秦，是博古（秦邦宪）的一位亲戚；他们的爱情婚姻就像电影电视剧里的爱情婚姻一样坚贞感人，可歌可泣。中苏的爱妻中年时生了一场大病，从此瘫在床上了，而中苏不离不弃，恩爱如初。 

中苏是何等聪明之人，以病妻为挡箭牌，抵制官场腐败；既没有与坏蛋们同流合污，也没有沦为坏蛋们的众矢之的。 

友好早年跟着哥哥去了北大荒，曾经因前途渺茫痛哭流涕；后来他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赞，回国后又当过中联部的局长。中苏、友好都是清官、老实人、正派人，不苟且、不钻营，不贪不占，在政治上无野心，双双止步于司局级，未能成为省部级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