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认为是左宗棠收复新疆花钱太多，导致朝廷给李鸿章建海军的经费没给够，这才导致了甲午惨败。这种观点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两次战争前后相隔十多年，中间还夹着打了一次中法战争。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都成功的保障了中国一个战略方向上的安全，为李鸿章在“朝鲜-日本”方向安心经营提供了保障。甲午战争期间，甘肃又发生回民起义，并波及到青海和关中地区，为了镇压这次规模不大的起义，清廷便开支军费1000万两[6]。如果新疆丢给了阿古柏和俄国，甘陕地区的叛乱是会增加还是减少？很显然，如果有来自新疆的支援，这些地方的叛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为此又将不得不多开销很多个1000万两。如果西南输给了对法国的战争，割地赔款的损失也少不了。中国的地理环境本来就是海陆双向受敌的位置，每个方向都要兼顾，任何一个方向被击垮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国防路线之争，长期以来被误解为“塞防”和“海防”之争，这是一种有误导性的表述，准确的表达是“海防塞防兼顾”与“不要塞防只要海防”之争。左宗棠秉承的是“海防和塞防兼顾”的战略，不是“只要塞防”战略。左宗棠不仅主导了西征新疆，还参与了中法战争后期在福建和台湾与法国海军的对抗，他一出手，海陆两个方向都能取得胜利，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把“海防”和“塞防”给兼顾了。李鸿章是“片面海防”战略，只要海防不要塞防，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是只要北洋的海防，不要南洋的海防，这是基于个人私利的片面且错误的做法。之所以后世觉得李鸿章好像有远见，日本真的如他所说成了中国最大的威胁，那是因为负责对日防御的李鸿章水平最烂，硬生生的把一个没多大威胁的小国养成了威胁中国生死存亡的列强。李鸿章之所以很有远见的“看到”日本对中国威胁最大，是因为只有拼命夸大日本的威胁，才能给自己揽权要钱找到足够的借口。这里边，跟东林党和袁崇焕对待后金（满清）一样，甚至还有“养寇自重”最终玩脱了的嫌疑。 从总体来看，不存在左宗棠主张“塞防”、李鸿章主张“海防”的问题。左宗棠是塞防也防住了，海防也防住了；李鸿章是海防也不行、塞防更不行，他主要是耍嘴皮子行和给自己捞好处行。左宗棠配合刘铭传守住了台湾，李鸿章则丢了台湾，即使在海防上，李鸿章跟左宗棠相比也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两个重要的岛国，最西端是英国，最东端是日本。英国能够崛起，是因为欧洲大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它可以不断利用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甚至俄国之间的矛盾，拉一家打一家，为自己赢得战略优势，这是关键。而日本从地缘上来看，是很难崛起的，因为它旁边的东亚大陆长期存在一个统一的大国——中国。中国的综合国力实在过于强大，即使在衰落的时候，要遏制日本也问题不大。明末日本侵略朝鲜，就被明军给打了回去。到李鸿章主政时期，要遏制日本，机会也很多。1875年日本侵略朝台湾南就应该让他有来无回，全歼其登陆侵略军和后勤海军毫无困难，但李鸿章退缩了，反而向日本赔款50万两。 1886年，甲午战争前八年，北洋水师到日本长崎做军事访问，结果因为日本民间的长期仇中情绪和对中国先进军舰的嫉妒，竟然发生了对北洋水兵的屠杀事件，杀死北洋水兵8人，伤42人，史称“长崎血案”。这是一次单方面的屠杀而非斗殴，因为在此之前三天已经发生过北洋士兵在岸上遇袭的事件。丁汝昌误以为是斗殴，下令此后北洋士兵们在下船以前都不准携带武器，并严令不得与日本居民冲突。士兵们是在上岸购物消费的过程中被数百手持凶器的日本人包围攻击的，其中还有不少日本警察。发生这种事情，琅威理当时就建议应该抓住机会对日开战，炮轰长崎，消灭其还比较弱小的海军以扼杀日本的战略威胁。这一建议遭到了丁汝昌和李鸿章的否决，最后“长崎血案”以“双方互殴”的形式结案，中日双方互相赔偿对方死伤，日本多赔了几万块钱，连个道歉都没有。这时候英国还是支持清朝的。琅威理都主张打，也就意味着对日开战不会有外交压力。 “长崎血案”的处理方式，说明李鸿章在很大程度上在把日本这个威胁当做向朝廷索要海军经费的借口，有传统的“养寇自重”思维——如果一战就把日本海军灭了，接下来还怎么找朝廷要钱？ 日本海军就在李鸿章的纵容下，一步一步成长壮大起来。等到日军羽翼成熟了，也没打算感谢李大人的恩惠，毫不客气的发动了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开展逃跑比赛，把大量的军需物资留下来送给日军。其中最神奇的是，在旅顺，日军竟然还缴获了6000吨铁轨！原来，清廷内部经过数年讨论研究，最终在1891年批准李鸿章的报告，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和津沽铁路的联络线，用于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对抗日本和俄国的侵略企图。为此给李鸿章每年200万两银子。李鸿章拿着这笔银子去欧洲进口了6000吨铁轨，耗费巨资跨越半个地球运到旅顺，结果旅顺保卫战只打了一天，他的淮军就弃城逃跑，连弹药都没来及销毁，就更不顾上这批铁轨了。当时日本也在筹划修铁路，但财政开支集中于军队建设，没钱，得到这批铁轨大喜过望，立刻运回国内，建成了日本第一条铁路。李鸿章不仅为日本解决了军需问题，一路供应火炮弹药，连民用铁路问题也一起给解决了。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喜欢丢下粮食弹药跑路，解放军将士们将蒋介石戏称为“运输大队长”。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也是日军的“运输大队长”，从欧洲运了6000吨铁轨过来送给日军，这真不是一般的劳苦功高。[7]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总共2亿3千万两银子的赔款，又掠夺了包括大量火炮、铁轨在内的军用民用物资，有人估算大约价值八千万至一亿两白银。也就是总共获得了超过3亿两白银的就巨额收入，是其1984年全年财政收入的5倍以上。日本利用这些赔款和物资建立了军工、钢铁、铁路、航运、采矿、电报电话等近代企业，快速的完成了产业革命，还完成了从白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数据显示，在获得赔款的第一年（1895年）至1900年的五年里，日本的工业化成就相当于明治维新以来至甲午战争30年的总和。[8]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以后，狠吹自己“以一人敌一国”，以推卸战败责任；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以一人强一国”——他一个人为日本工业化所作的贡献，就比整个明治维新派做的贡献都大。李鸿章的牌位，应该放进靖国神社，做一个比所有人都大的牌子放到神社中央，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日夜参拜感谢。 日本作为一个海上岛国，临近中国这种广土巨国，其兴衰并非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必须有大国的“配合”才行。只要中国稍微表现正常，无论其本国的英雄人物们如何奋发努力，也无法摆脱二流地位，只能充当大国博弈的棋子。只有当中国四分五裂陷入军阀混战的时候，或者在大一统时期出现李鸿章这种人物的时候，他们的努力才可能产生奇迹。就好像无论努尔哈赤或皇太极多么雄才大略，如果没有东林党、袁崇焕这些人的积极配合，从内部搞垮搞乱中国，把毛文龙这些自家英雄人物干掉一批，满清是绝不可能崛起的。网络明史爱好者们喜欢将袁崇焕戏称为“满洲第一巴鲁图”，那么李鸿章也至少应该是“大日本帝国功一级金鷀勋章”的荣誉获得者。 对甲午战争中淮军的表现，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像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一样英勇善战，甚至也不需要像左宗棠的西征军一样平推对手，只需要像中法战争一样就可以了。可以把朝鲜丢掉，可以守不住平壤甚至守不住鸭绿江，可以在海军正面对决中失利，但起码能像中法战争后期一样，依托旅顺这样的堡垒要塞搞好纵深防御，不要一溃千里，不要把大量战略物资白送给日本。最后哪怕跟日本签一个像《中法新约》那样的条约就是胜利，可以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可以给日本一些通商贸易的特权，但不割地不赔款，让日本的战争消耗得不到补充，杀敌三千自损一万都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苛刻，李鸿章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清政府实际给他的权力、资金和资源范围内做到这一点。这一点都做不到，说他祸国、窃国、卖国就绝不冤枉他。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要把他吹捧为“先驱”，那就是天大的笑话。 [1]姜鸣，《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海军之研究》，载《龙旗飘扬的舰队》附录。 [2]卢伯炜，《论刘坤一与李鸿章争夺轮船招商局》，载《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11第6期 [3]雪珥，《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中国青年出版社，274页 [4]杨乃武与小白菜（本名毕秀姑）都是浙江余杭人。毕秀姑丈夫去世，坊间传言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联合将其毒死。知县刘锡彤因与杨乃武有过节，便借此机会刑讯逼供并篡改供词和尸检结论，做成冤案，判处二人死刑。杨家人不服，在地方伸冤，都没有结果。最终一路上诉到北京，托关系把诉状交给了翁同龢。翁同龢看过之后，认为疑点重重，上书慈禧请求重审。后经过反复审理，通过再次开棺验尸证明毕秀姑的丈夫并未中毒，而且之前审理供词中的砒霜购买地点爱仁堂并不出售砒霜，供词为毒打成招所得，遂将二人无罪释放。 [5]晚清清流派与明末东林党不可同日而语。清流缺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支持，内部派系林立，有极端保守派，也有改革派，还有投靠各大实权派别的政治傀儡和投机分子等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东林党背后有东南豪强的经济支持，文官集团“文官统兵”的制度又让他们可以掌握军权，又有统一意识形态支持和初步的政党形态，因此能深刻影响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晚清军权控制于满洲和湘军系，朝廷文官系统不掌握兵权，地方实权督抚又掌握厘金等财政收入，海关为列强所控制，清流几无实权。因此，东林党和清流虽然看起来都有喜欢以言论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其实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群体。东林实力祸国，需对明朝灭亡负重要责任；而清流并不怎么祸国，对清朝兴衰的责任不大。 [6]吴廷燮，《清财政考略》，22页 [7]雪珥，《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中国青年出版社，315页 [8]《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一卷，225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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