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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第五章第三节)

2021-10-17 00:0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1035| 评论: 0|原作者: 李晓鹏

摘要: 上谕把“保中国不保大清”作为一个叛逆重罪公开提出来,从政治上看非常不妥当,等于公开承认中国不等于大清。之前绪皇帝批示说,保中国就是保大清,没矛盾,只要愿意保中国的,就都是同志。这个说法很高明,有利于加强满汉团结。

乙亥建储:光绪皇位废立的幕后斗争

“开懋勤殿”和“围园杀后”的决策,深刻影响了“后戊戌变法”时代的政治局势,它触发了满清统治阶层长期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满汉之争,促进了晚清两大统治集团的大分裂,加速了满清政权的覆亡。

在为杀害“戊戌六君子”找借口的上谕中,出现了一句很不寻常的话:“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1]

上谕把“保中国不保大清”作为一个叛逆重罪公开提出来,从政治上看非常不妥当,等于公开承认中国不等于大清。之前有保守派用类似的罪名弹劾过维新派,光绪皇帝批示说,保中国就是保大清,没矛盾,只要愿意保中国的,就都是同志。这个说法很高明,有利于加强满汉团结。等光绪被软禁,上谕反过来把“保中国不保大清”当做令人发指的罪名公开,这是因为在保守派内部,一个极端派别开始影响中央枢机决策。

这个极端保守派的主要头目,是一些满洲皇族宗亲。他们的特点是愚蠢无知而又盲目自大,对太平天国以后的国家局面非常不满,觉得都是汉人掌权瞎搞惹出来的祸,甲午战争的结局说明汉人根本无法管理好中国,解决方案是恢复太平天国以前、康乾时期乃至清朝初年的政治格局,由满人掌握一切军政大权,就可以恢复康乾时期的荣光。汉族清流派中的理学书呆子们,也有一部分人支持这种主张,以为只要恢复忠君理学的“万古纲常”,重建满洲专制理想国,中国就会再次强大。

这个派别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前是被压制的。满洲集团内部,慈禧、奕?都算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能看清太平天国以后满洲军事能力衰落的现实,深知如果不“放权”,不把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高级军政职位和财政收入盈余——交给汉族实权派,清政府只会灭亡的更快。他们从务实的态度出发,对列强妥协投降,拿着海关的关税大把的往“洋务运动”中投入,对李鸿章等实力军阀以权位和财政转移支付努力拉拢,这才勉强维持满洲政权不倒台。满洲王公贵族们才能继续在北京城中作威作福——虽然没有多大实权,好歹荣华富贵不缺。

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改变了这个局面。首先是的李鸿章的淮军对日作战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也丢掉了直隶总督的职位。这帮人一看,李鸿章也不行嘛!之前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他们还是服李鸿章的,就算嘴上不服心里也不得不服,但眼见淮军对日军的惨败,他们就忘掉了八旗和绿营之前是如何被太平军和捻军吊打的了,觉得自己起码能比李鸿章强点。直隶地区,淮军势力消退,满洲势力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这是极端保守派势力加强的基础。

不过,这还不够,因为慈禧并不支持极端保守派。她不是不想重用皇室宗亲,关键是这帮人太烂了,实在提不起来。慈禧的亲弟弟桂祥,慈禧就一直想重用提拔,先去当户部侍郎,账目数字一抹黑;民政不行,那就当兵,调去当神机营统领,甲午战争派他去山海关防御,出发前连马背都爬不上过去,走了半个月也没走到山海关,不得不叫回来;没办法,派去当崇文门监督,负责收税,很快就大发横财,修了很大一座宅院,结果施工监管不到位,一把火烧了,贪污的银子全打了水漂。此君最大的爱好就是抽鸦片,不管什么鸦片,他一闻就能告诉你这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云南货还是山西货,堪称鸦片鉴定专家。一旦没钱了就把慈禧、皇帝赐的各种宝物拿出去抵押变卖。八旗子弟、皇室宗亲在当时就是败家子的代名词,这帮人能重用吗?稍微有两个脑子清楚的,肯定都赶紧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了,剩下的那些实在是没法用。

这些人要是都像桂祥一样满足于抽鸦片打发日子也就罢了,偏偏还有很多眼高手低之徒,觉得自己比李鸿章还能干,在国家大事上想要插一脚,那就非坏事不可了。李鸿章虽然又贪又坏,但也是从基层一路层层竞争淘汰升上来的,个人能力绝非那般王公子弟能望其项背。慈禧对这班人的态度,一直是压制,但她毕竟是满洲的皇太后,权力合法性必须得到皇室宗亲的支持,因此也要给他们一些权力和发言的空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围园杀后”这个事儿让慈禧颜面扫地,她在皇室宗亲中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光绪是她亲自敲定的同治皇帝皇位继承人,是她亲自抚育长大的干儿子,也是她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现在,这个干儿子竟然想要对她动刀子,慈禧本人显然需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

光绪没有参与“围园杀后”的密谋。但在当时,清廷内部并不能确认此事。光绪先后给杨锐和康有为下过两道密诏,其中提到了自己与慈禧的政治分歧。但有没有跟“围园杀后”相关的内容呢?清廷未能追查到密诏原件,具体内容除了光绪、杨锐、康有为、谭嗣同这几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康有为跑到日本,宣布光绪给了他“衣带诏”,里边有带兵勤王的内容。我们今天知道这部分内容是他伪造的,可清廷不知道。慈禧对光绪到底有没有参与密谋,只能说是将信将疑、心里没底,她不敢冒险深入追查,因此匆忙杀掉“戊戌六君子”以切断线索。但杀掉六人之后,此事就更说不清楚了。对康有为在日本公布的“衣带诏”,她多半是信了。极端保守派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要求废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帝。

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算是头脑清楚的,正是在荣禄的劝说下,她才决定快速杀掉“六君子”以消除隐患。她明白光绪对她权力地位的重要性。但这个一手抚育成人的干儿子竟然想发动兵变杀掉自己,实在是让她难以释怀,更何况还有康有为在日本天天喊着要来救皇帝,更让她气不打一处来。对极端保守派要求废掉光绪的呼声,她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甚至一度倾向于支持废立。极端保守派提出了一种方案:对外不承认光绪有“围园杀后”的罪责,而是让光绪以“病重”不能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为理由退位,另立新君。简单来说,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但对光绪这个“逆子”还是要处罚。这是一个慈禧觉得可以接受的方案。

慈禧态度转变,荣禄也跟着摇摆起来。当时军机处已完全由满洲大佬把持,除了荣禄,其它军机大臣都支持废立。中央枢机没意见,接下来还需要打探地方督抚们对废立问题的态度。对此,汉族督抚们当然都持反对态度。清廷公开把“保中国不保大清”作为一个罪名,已经让他们很不爽了。他们本来就被民间骂成是“汉奸”了,因此只强调“忠君爱国”而故意淡化满汉之分,结果上谕竟然也说中国不等于大清,不是坐实了他们的“汉奸”身份吗?不怕人民造反就怕主子打脸啊。曾国藩当年发布《讨粤匪檄》,也只是说太平天国反对孔子名教,只字不提要保卫大清,难不成曾国藩也犯了“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重罪?现在这帮满洲权贵们还要得寸进尺,废掉主张“保中国就是保大清”的光绪皇帝,把满汉统治联盟双方共同认可的皇权当做满洲内部事务来处理,这当然更加不可接受。

刘坤一写了一份《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说“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意思就是帝后一体,不能彻底闹掰。他去找张之洞联合署名,张之洞是个老狐狸,不肯签字。刘坤一也是头铁,一咬牙就自己单独上奏了。回头又给荣禄发电报,更露骨的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劝荣禄站在反对废立的一方。清廷怕他捣鬼,调其进京,让江西巡抚鹿传霖代理两江总督,等事情过去了再放回两江。

对废立问题,李鸿章始终不明确表态。慈禧再次垂帘后,极端保守派把持朝政,一直没给李鸿章恢复总理衙门行走的职务,反而派他去巡视黄河河道,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后来,又委派他为商务大臣,负责考察各通商口岸的情况。李鸿章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提空名而无实际”,在1899年12月得到商务大臣的任命后,以大运河封冻为由窝在北京不动,要等天气暖和大运河解冻了再坐船南下。

慈禧让李鸿章当商务大臣,主要两个事,一个想办法把康有为抓回来,二是想叫他打探列强对废立的态度。当时已经定下来了,1900年1月就要册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也就是皇储。建储以后,是让光绪宣布因病退位,还是继续当皇帝,需要听听列强的意见。李鸿章心知肚明,故意拖着不动,跟慈禧讨价还价。他向荣禄透露自己的价码:“如必欲我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声,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2]

建储然后废立是极端保守派的急切诉求,为了把这个事儿办好,他们也顾不得打压李鸿章这个汉族权臣了,同意了这个要求,改授李鸿章两广总督,即刻南下。李鸿章得到任命,也就不管大运河封冻不封冻,迫不及待的离京赴任。12月19号任命下来,他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在两广总督府开署办事了。

在实权督抚的位置上,李鸿章才开始表露自己反对废立的态度。

1月24号(农历乙亥年12月24日),清廷正式册封溥儁为“大阿哥”,史称“乙亥建储”。驻英公使罗丰禄拍电报来问李鸿章,是否应该向溥儁发祝贺电,李鸿章回电说:“为毅皇立阿哥,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3]

在地方督抚们的授意或纵容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对废立的抗议浪潮。特别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上海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全国电报系统的总办都是李鸿章、盛宣怀挑选任命的),联合沪上各省士绅一千二百多人上奏,请光绪“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并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清政府对这种民间干预皇位更迭的举动,大为震怒,下令捉拿经元善,但他提前得到消息跑到了澳门。清廷又命两广总督李鸿章负责捉拿,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永远也捉拿不到。两年后风波平息,经元善又回到了上海。

与此同时,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也都通过各种形式向慈禧和荣禄表示:如果匆忙废立,可能引起列强干涉。

实际上,列强对光绪的废立并无立场。驻华外国公使们对这场废立大戏很感兴趣,拼命打听光绪的健康状况和慈禧的态度,还找了些外国医生去给光绪看病,但他们大多是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八卦心态,无意深度介入。

俄、法两国本就支持慈禧和李鸿章,只要中国继续执行亲俄、亲法路线,谁当皇帝他们懒得管。英国在变法期间支持光绪和维新派,想把他们培养为对抗慈禧和李鸿章的“亲英派”。但是,善变的英国政府始终秉承“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外交信条,等他们发现慈禧仍然可以掌控全局以后,就像俄国驻京公使的报告中说的那样:“(政变以后)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方向,最近急剧的转向了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英国外交副大臣也通告日本驻英公使:“至于立储,英国不打算给清廷任何劝告,因为实权早已掌握在慈禧手里,光绪是否在位,并没有多大区别。” 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于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的谈话中说:“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对改革运动而受到特别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 [4]

此外,德国刚刚取得胶州湾,无意与清廷为难;美国更是从来不愿过多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倒一直想拿变法和废立的问题做文章,以此搞乱中国,所以才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又默许他们在日本组织勤王活动。不过,等英国表明态度,日本自知孤掌难鸣,放弃了对康有为的支持,将其“礼送出境”。康有为给英国驻华公使致信,请求“主持公议、调兵会议、速为救援”,如同石沉大海。他又亲自跑到英国去请求干预,幻想能见到女王,请“英皇能开导中国西太后”,英国政府根本就不理他。

显然,列强并无以废立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的计划。但慈禧和极端保守派心里有鬼,不敢从官方渠道询问外交公使,对外只说光绪病重,绝口不提“废立”二字,让李鸿章等人私底下去打听。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方督抚,便通过其外交信息优势,利用“政治买办”的有利地位,挟洋自重,借口列强干预来间接的表达自己反对废立的态度。

这一招很有效。慈禧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列强干预”,听说列强不高兴,便不再摇摆,否决了极端保守派在建储之后即行废立的计划。[5]

对此,溥儁的父亲端王载漪对此极其不满。如果溥儁登基,他就可以像醇亲王奕譞一样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他跟慈禧一样,相信了李鸿章等汉族大佬的鬼话,认为是洋人在妨碍皇帝的废立。为了实现让自己儿子当皇帝目标,他决定与洋人决一死战。

载漪、庄亲王载勋、惇勤郡王载濂(载漪的大哥)、辅国公载濂(载漪的弟弟)这四个皇室宗亲,再加上军机大臣刚毅,是极端保守派的领袖人物,围绕他们形成了一个“端王集团”。这些人既有夺取国家权力的私欲,也有对清朝现状不满想要改变现状的雄心,以及作为满洲精英的自豪感。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其才能与欲望、雄心和自豪感很不匹配,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看法也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

在端王集团看来,清朝就是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立谁当皇帝是“爱新觉罗家事”,汉人是奴才、洋人的外客,都无权干预。但是,国防军力量都掌握在汉人手里,李鸿章的淮军这种准私家军不必说,甲午之后的护卫京畿地区的新军,其统帅袁世凯、聂士成也都是李鸿章的老部下。这些人对朝廷的“忠诚”更多体现为传统中国将领对皇权的服从,也就是只听皇帝和太后的,并不把爱新觉罗皇室宗亲们当回事,端王集团指挥不动他们。而且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也从来都是对外妥协投降的思路,明里暗里的反对废掉光绪,靠不住。端王集团能指挥得动的,仅限于驻京八旗。单靠这一部分人马,不可能抵抗得住列强入侵。要打消慈禧对列强的顾虑,废掉光绪另立溥儁,那就必须另外想办法,找到一股愿意跟他们一起对抗洋人的力量。

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很合他们的胃口。他们遂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进而再次推动废立。



[1]《德宗皇帝实录》,卷四百二十七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22页。

[3]谢世诚,《李鸿章评传》,618页

[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404页

[5]本注释因涉及对建国初期某部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的电影的讨论不符合规定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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