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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社会”只能养懒汉吗?

2021-10-21 23: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030| 评论: 0|原作者: 赵磊|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既要有效运作好国家财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更要真正掌控住国家财力(必须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既要有效运作好国家财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更要真正掌控住国家财力(必须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赵磊:“福利社会”只能养懒汉吗?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他们为啥“不怕养懒汉”?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共同富裕谨防“福利主义”陷阱》(载《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0日第3版)。

  自从中央提出“推动共同富裕”以来,有关共同富裕 “不是平均主义”,“不是福利主义”,“不是……”的警告,就特别地流行起来。

  文章作者为了警告“福利主义”的危害性,还专门拿西方发达国家作样本,以此证明“福利主义”只能养懒汉,是“懒惰、懈怠”的陷阱。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爆发的美国国债危机(因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公共开支,导致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从而引发危机)。

  美国国债危机过一段时间讨论,恐怕看得更清楚。在这里,我有必要回顾一下10年前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历史总是容易被人们遗忘。10年前,当美国还没有走出“次贷危机”的痛苦时,从2009年12月开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出来添乱了(紧接着不久,还爆发了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闹剧)。

  到了2011年9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纸醉金迷的闹市区开始频频上演“现在就革命”的社会动荡。

  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很多饱学之士读出了“福利社会”的失败,读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性。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连文质彬彬的“福利社会”都不可持续,那么激进好斗的共产主义就更不靠谱了。

  比如10年前我在北京开会,有位经济学教授对我说: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雄辩地证明,北欧的福利社会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养懒汉。这再次验证了‘经济人假设’的科学,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性”。

  在主流认识中,这位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不过,这个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且不说把“福利社会”与马克思划等号是否客观,记得10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群学者造访北欧,期间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中国学者问:“你们北欧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你们就不怕养懒汉吗?”

  ——北欧官员回答:“我们宁愿养10个懒汉,也不养一个罪犯!”

  与中国改革曾经推崇的“末位淘汰”相比,这样的回答很另类。

  表面上看,“福利社会”养了懒汉,导致入不敷出,这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元凶。但是,这个所谓的“元凶”,只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其然”,还不是 “其所以然”。

  为什么发达国家非要借钱搞“福利社会”呢?

  这才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二、为什么要搞“福利社会”?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搞“福利社会”?

  有人把“福利社会”归因于人权的道德诉求,有人把“福利社会”归因于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有人把“福利社会”归因于马克思的忽悠。

  而《共同富裕谨防“福利主义”陷阱》的作者,把“福利社会”的原因归咎于“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

  然而,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否认:“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只是表像,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

  换言之,如果发达国家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

  资本主义越来越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选择: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对于资本家的总体利益而言,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如果资本主义不想现在就灭亡的话,那么,所谓“福利社会”就是必然选择——哪怕是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宿命,而不是马克思蛊惑的结果。

  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国家负债已经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据称,如果由1130万希腊公民为这笔巨额债务买单,那么希腊人均负债就高达2.67万欧元。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吗?明明国库里已经入不敷出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借债呢?

  其实,之所以要“一个劲地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必须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问题不是要不要借债,而是为什么要借债?如果搞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就隐藏在“两极分化-高福利-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逻辑链条中。

  三、资本主义生病,谁该吃药?

  10年前,华尔街的资本家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全是失败者。可是西方著名学者齐泽克说,真正的失败者就在华尔街,因为他们要靠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救济才能脱困。(《齐泽克:“占领华尔街”的思想者》,载《乌有之乡》)

  可笑的是,也就是在10年前,面对希腊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我记得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居然还在我国媒体上自以为是地开药方(据《中国广播网》2011年9月23日):

  ——“第一实现它的企业的私有化,然后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改变希腊目前福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希腊的生产效率”。

  末了,她仍忘不了再踹上国有经济一脚:

  ——“第三是出售它的国有资产”。

  明明是资本主义生病,却要社会主义吃药。在自由主义卫道士的眼里,一切都是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惹的祸。

  其实,如果没有政府给市场经济擦屁股,如果不是福利政策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西方国家的“99%”早就起来占领华尔街了,资本主义早就玩完了!哪还有这位公知在媒体上大秀私有化的机会。

  四、你要哪种阶级斗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社会”本来是想把两极分化掩盖起来,从而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这个目的暂时达到了。没想到的是,福利社会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2011年9月19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旨在未来十年削减总额约3万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约半数将通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来实现。

  在奥巴马看来,要解决美国的巨额赤字问题,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富人和大公司,都应该为政府开支承担“公平份额”。用奥巴马的话说:

  ——“巴菲特的秘书不应该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税率,这毫无道理”;“年收入5万美元的教师、护士或建筑工人缴纳比年收入5千万的人更高的税率,这是错误的”。(《中国新闻网》2011年09月20日)

  奥巴马不是共产党员,绝无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改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党人也坚决反对,并炮轰奥巴马的这项增税计划是在搞“阶级斗争”。

  奥巴马很委屈,说这并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不过是一道“数学题”。

  其实,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向富人增税是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如果你不搞向富人增税这种“阶级斗争”,那么,“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穷光蛋就会“现在就革命”,就会搞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可怜的奥巴马先生只能在这两种阶级斗争中做选择。

  既然富人一毛不拔,那么就只能勒紧穷人的裤腰带。为了实现2012年之前削减300亿欧元预算的目标,2011年9月21日,希腊宣布了苛刻的福利削减计划:每月养老金在1200欧元以上的,金额将削减20%。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由年收入8000欧元,下调至5000欧元。对此,希腊财政部长艾文格拉斯·维尼泽罗斯很有些担心:

  ——“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抗,我们不能在没有喂饱的牛身上挤牛奶。”

  面对危机,现代经济学绞尽脑汁,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开源节流”以及“增税减薪”。这个药方有点用,但治不了本。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触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所谓“节流”只能是进一步制造出新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所谓“开源”则是在为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火上浇油。至于“增税减薪”,如果此举是针对富人征收“巴菲特税”,其结果必然遭到资本的强烈抵制;如果此举是让大多数穷人“勒紧裤腰带”,那么结果必然使两极分化水落石出,最终重新激化阶级矛盾。

  200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国家债务是持续不了的,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赵磊:《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光明日报》2 0 0 1年5月2 9日第B 0 2版)。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只是从逻辑分析中意识到,美国政府借债迟早会出问题,在国家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情形下,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过我实在是没法想象,这个“出问题”的表现形式究竟会是什么?私人借债“出问题”是“破产”,国家借债“出问题”是什么呢?难道国家也会破产吗?

  后来看清楚了,99%的人要起来“占领某某街”——这就是国家借债“出问题”的表现形式。

  五、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预测(赵磊:《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 “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二者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

  今天,我把这个预言再做进一步发挥:“借债是死,不借债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这就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可以展示如下:

  ——为了掩盖“两极分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让穷人负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次贷危机。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欧洲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借债让穷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

  ——现在怎么办呢?现代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紧缩,紧缩,不断紧缩!结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头。

  看起来好像这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来越难了。

  问题不在于社会福利不该搞。社会福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从“没福利”向“有福利”进化,从“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扩展。关键在于:社会福利由谁来搞?在什么基础上搞?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这里讨论的范围,容另文讨论。

  面对“福利社会”带来的财政困境和债务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公共职能私有化”的改革过程:将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交给私人资本来建设和经营。

  遗憾的是,“公共职能私有化”虽然为私人资本在公共领域拓展了盈利空间,但是,却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加剧了日趋严峻的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平等,激化了社会和政治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南开大学的崔学东教授在《公共职能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危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1期),做了深刻的分析,不赘述。

  六、钱从哪里来?

  众所周知,“两极分化”是市场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

  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放福利也好,推动共同富裕也罢,都需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整收入分配。

  问题是,在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被调整的“收入”——钱,从哪里来呢?

  有人主张,应当依靠慈善的爱心力量发挥主力军作用(所谓“三次分配”)。

  我不否认,在道德和爱心的动员下,个别资本家可能会成为当代雷锋。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若以为依靠“道德呼唤”就能够把整个资本家阶级都变成活雷锋,这种唯心史观的主张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最终也只能是空头支票而已。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的钱,只能来自于国家公共财政。

  问题来了:公共财政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实情况是:钱要么来自于国家财政收入,要么来自于借债——即“国债”。

  大家都看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放福利的钱不得不主要来自于借债,最终导致发达国家陷入了所谓“福利主义”陷阱。

  发达国家借债搞“福利社会”,难道这些国家很穷吗?难道这些国家真的没钱搞“福利社会”吗?否!

  其实,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发达国家的“国力”无法支撑高福利,而是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那又掌握在谁的手中呢?答曰:掌握在私人资本的手中!

  虽然私人资本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但是,这些财富怎么可能用于资助“福利社会”呢?更何况推动共同富裕了。

  众所周知,私有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一个公有制缺位的国家,国家的公共财政只能来源于对私人资本的有限税收。除此之外,若不借债,它的“福利社会”能支撑下去吗?能可持续吗?

  那位因撰写《21世纪资本论》而享誉世界的皮凯蒂,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

  ——“令人震惊的是,在2020年初,西方各国的由国家持有的资产几乎为零。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负的’。”

  ——“不妨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富裕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富裕,是因为其民间的私人资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即便在富裕国家,也只有国家是穷的。”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各国公共部门所持有的资产将继续‘负增长’,公共债务持有者将不仅坐拥公共部门的所有资产(如学校、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等),而且还将‘有权抽取纳税人上交的部分税收’。”

  看见没有:不是发达国家没钱还非要搞什么“福利社会”,而是发达国家的钱都在私人资本手里。所以,政府只能依靠借债,才能维持所谓的“福利社会”!

  在我看来,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

  ——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既要有效运作好国家财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更要真正掌控住国家财力(必须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一言以蔽之,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更要强化和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力量。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之所以在新时代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精准脱贫、小康社会、美丽中国、抗击新冠的伟大成就,所依靠的力量,恰恰就在于中国仍在坚守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如皮凯蒂所言:

  ——与部分“负债”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资产体量巨大,以至于远远超过了负债。凭借此优势,“中国才能够在国内外具体实施雄心勃勃的政策,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七、“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

  最后,我总结一下本文的基本观点: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而并不是什么“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如果不搞“福利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一个劲地借钱”维持高福利,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不得不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社会”本来是想把“两极分化”掩盖起来,从而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直到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这个目的暂时达到了。没想到的是,高福利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4)看起来好像这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来越难。

  (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债搞“福利社会”,难道它们很穷吗?否!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在于发达国家的“国力”无法支撑高福利,而是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掌握在私人资本的手中,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

  (6)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既要有效运作好国家财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更要真正掌控住国家财力(必须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21年10月22日)

  

附录:共同富裕谨防 “福利主义”陷阱

  乌裕尔 学习时报 昨天

  

  做点轻松的工作,甚至不工作,就可以享受到各种保障,冬天可以去滑雪,夏天可以去海边晒太阳,而且这样的日子是普遍的,人人可以享有的,是不是很惬意?这当然令人向往。还记得前些年,很多人羡慕北欧国家的日子,认为那才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幻想有朝一日国家能够包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社会福利覆盖每一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近来强调共同富裕,有些人又陷入了这样的迷思,某些不适当的情绪涌上心头,以为高福利、全福利的时代就要到了,好在权威部门和有识之士果断发声:共同富裕需防落入“福利主义”陷阱。

  共同富裕—福利—福利主义—福利主义陷阱。你看,从共同富裕到“福利主义”陷阱也就一两步之距,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它们是近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近邻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掉入陷阱就有可能。

  “福利”这个词还是很有魅力的,也是很有想象力的,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利益、待遇和保障。而福利主义就显得很有学问了,已经上升到政策、制度和学说理论的层面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产生的时间也比较早,大概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流行,它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学说体系,但本质上是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局部改良。从一些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实践来看,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比较普遍地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两极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它的副作用可不容小视,第一,会使人过度依赖福利而变得懒惰、懈怠,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奋斗,逐渐失去进取心和创造力;第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福利开支会增加政府负担,使国家不堪重负,而增加税收又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形成非良性循环,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破坏;第三,福利制度一旦形成民众依赖,在政府经济困难时,缩减福利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第四,如果政府为了维持福利进行不断举债,那么债务危机就已经迫在眼前了,政府破产就会成为现实,曾经的希腊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五,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在竞选时,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大开口头支票,不顾实际地承诺福利只增不减,实际上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体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第六,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发生债务危机,便利用霸道手段千方百计转嫁危机,割全世界人民的韭菜……

  福利主义的这些负面作用形成了“福利主义”陷阱,但福利主义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致使一些人在走向陷阱的时候还趾高气扬。在我国,福利政策、福利制度乃至福利国家,一直为一些人所倡导和向往,因此在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中,讲清楚二者的根本区别,讲清楚福利主义的危害,十分必要。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讲的共同富裕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就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样一个表述与福利主义有本质不同,特别是我们强调,要通过辛勤劳动和共同奋斗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享有,强调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强调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富裕在内的全面的富裕,强调政府不会大包大揽,强调要防止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等现象,等等,无一不是在和福利主义划清界限。所以,虽然是近邻,但绝对是近而不同。

  • end •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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