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八讲）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500年第八讲：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自然也包括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不但开启了人类又一个“文明时代”，也为本阶级争得了当家做主的政治经济地位。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革命的普遍规律。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规律，这就是以国会为平台，谈得来就尽量谈，谈不来就打起来。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召开新议会，到1688年资产阶级发动宫廷政变（所谓光荣革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共48年。期间王室与议会之间反复拉锯，先后爆发了两次内战，国王查理一世丢掉了头颅；经历两次王朝复辟，资产阶级最终通过政变取得了政权，确立了以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君主立宪制。

其实，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尼德兰革命（1566年—1609年，共持续了43年），它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首次确立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成为荷兰资本家阶级崛起的政治条件。只不过这场革命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完成的，解决的是民族矛盾，而不是单纯的阶级矛盾。即参与革命的不仅有资产阶级，还包括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等社会各阶级阶层，是全民一致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的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它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意义。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实质是，“它终结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全球通史》p537）人民通过世俗法律裁定，砍掉“君权神授”的国王的头颅，就意味着人们已经摒弃了由神来为人做主，确立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为此在今天，世界历史便以16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从英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经历来看，它产生于城市的兴起，成长壮大于同都铎王朝结成的互利共赢的联盟关系：它为国王提供经济援助，维护王权对封建诸侯的权威，自己又从王权建立的秩序中获益。他们共同构建了强化王权的民族国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展本国工商业，拓展海外贸易；他们一同建立了英国国教，奉本国国王为国教首领，切断了基督教与罗马教皇之间的联系，并共同瓜分了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财产；他们还一同建立了海军，为海外扩张保驾护航（英国红白玫瑰战争期间，拥兵割据的诸侯自相残杀，陆军自取灭亡；都铎王朝通过国教确立了“君权神授”，又因英伦海峡的天然屏障，国王无需保留常备陆军，这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实行了深得民心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尽管清教徒仍受迫害），等等。那么，现在又为何与王权决裂，砍下国王的头颅呢？

这种巨大的分野，其原因之一在于，伊丽莎白一世1603年死后，英国出现了一个朝代的转换。此前都铎王朝深受资产阶级和市民欢迎，此后的斯图亚特王朝（1371年至1714年间统治苏格兰，1603年至1714年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朝）却深受新贵族、资产阶级和市民、农民的痛恨。

今天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是由英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组成，英格兰是主体，首都就是英格兰的首都伦敦。都铎王朝时期（1485年-1603年）的英国只统辖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而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王国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终身未婚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603年去世之前，为了让自己的国家与唇齿相依的苏格兰联合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便指定自己的远亲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作了自己英国国王的继承人。这样，詹姆士六世就身兼两个国家的君主，只不过英国人称他为詹姆士一世（1603年—1625年在位）。由于其姓斯图亚特，所以都铎王朝就改朝换代为斯图亚特王朝了。后来在革命中被推上断头台的，正是继承了他王位的二儿子，叫查理一世（1625年—1649年在位）。

国王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集中体现在国王与国会的关系上。在都铎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由于资本原始积累和重商主义政策的需要，国会和国王之间利益比较一致，双方常常能够互惠互利，沆瀣一气，国会常常充当国王的“橡皮图章”。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也许资产阶级已经羽翼丰满，不再一味迁就和顺从，国王也一改都铎王朝时期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竭力消弱英国国会的权力，曾先后多次强行解散国会，而国会不但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大权，还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舞台。为了绕开难缠的国会，只有解散国会，国王才能够通过出售国际国内贸易垄断权和制造行业的专卖权，以及卖官鬻爵大肆敛财，这实际上严重侵害了一般工商业者的利益，尤其引起新贵族与中小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王权与国会的矛盾逐步激化。

1628年，继承王位刚三年的查理一世，由于财政困难不得不召开国会，希望通过国会筹措到更多的资金。而国会则借机发难，向国王提请《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做到，一，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强行向人民募债或征税；二，不依据国家法律或法庭判决，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三，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公民等四项（概因查理一世实行强制借债，不少拒绝借债的人被捕入狱）。查理一世迫于财政压力，接受了请愿书。但当国会开始攻击国王的宠臣、执行亲西班牙政策的白金汉公爵时（英国的汉奸），查理立即下令休会。1629年，当这届国会在讨论征税问题时，又与国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查理一世直接下令解散了国会。从此时起到1640年革命爆发时的十一年间，英国成为了一个没有国会，任由国王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甚至任意逮捕议员，实行监禁的封建专制国家。

在宗教方面，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是，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自上而下推行的。即都铎王朝时期的1534年，国王亨利八世责成国会通过“至尊法案”，以国家权力的名义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并拥有任命教会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此前这都属于天主教罗马教皇的权力范围）。所以英国的教会也叫国教，即国家宗教，其实就是英国特色的天主教。改革后的国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只承认国王为最高宗教领袖，而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

但由于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仍然保留了天主教的重要教义和仪式，而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所产生的新教徒，则要求“清”洗国“教”中保留的天主教残余，故名清教徒。所以在英国，清教徒就是新教徒。清教徒信奉加尔文教（主要传播于英国、荷兰和挪威等国），认为《圣经》才是唯一最高权威，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他们认为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包括国王，因此备受国王们的打击迫害。清教徒主张简单实在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并认为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并最终得救。不少清教徒还信奉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即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和挥霍浪费，但却要求人们不断地积累资本和财富，这与资产阶级起初奉行的自由主义和财富观相一致，因此，加尔文教广受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信奉之。

都铎王朝时期的伊丽莎白一世，为维护自己的王权统治尽管也迫害清教徒，但为调和天主教和清教徒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较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颁布了《三十九条教规》，在某些有分歧的教义问题上采取中间立场，容许在一定限度内根据圣经作较灵活的解释。笼统规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但关键是否认教皇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满脑子天主教思想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父子，不但通过加强英国国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敌视和迫害清教徒远比都铎王朝时期为甚，迫使不少清教徒流亡荷兰，严重消弱了英国的工商业（1620年流亡到荷兰的百余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将清教主义的种子播撒到了北美洲）。还一反都铎王朝时期联合尼德兰，对抗西班牙的传统政策，而同西班牙修好。多为清教徒的资产阶级认为西班牙是英国海外贸易的主要敌人，而国王和封建大贵族则认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是支持国内专制统治的可靠力量。在宗教观念上和对外政策上，国王与资产阶级已经水火不容。

尽管查理一世也是苏格兰的国王，但苏格兰却有着自己独立的国会和教会组织，宗教势力强大的长老派教会是清教徒的一支，它反对英国国教的主教制，主张以选举产生的长老来取代国王任命的主教，故称长老派。它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保守势力。

1637年，当查理一世下令把英国的国教强行复制到英格兰时，立刻遭到了苏格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对，长老派教会号召苏格兰人起而反抗，起义随即爆发。1638年3月，起义者订立“民族圣约”，号召全苏格兰人民参加反对“倾向天主教的英国国教”的斗争。1639年2月，苏格兰起义军开始向英国进攻，随之点燃了英国革命的导火线。

大军压境之际，手头既没有常备陆军，又因长期欠债借不到款的查理一世，为筹措镇压起义的资金，只能被迫召开令他厌恶的却又掌控着国家财政大权的国会，以便让议会通过新的税收法案。1640年3月，被解散了11年的国会重新召开，曾经的反对派领袖们又重新当选。国会不但拒绝通过国王对经费的要求，还猛烈抨击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以及宗教迫害、滥征税收等暴政。查理一气之下，就把这届国会就地解散了。由于这届国会只存在了三个星期，所以史称“短期国会”。国会的解散激怒了人民，伦敦发生示威和暴动；兵临城下的苏格兰起义军要求的赔款又无处筹措，国王的处境极为狼狈，连上院中的大封建贵族都主张召开新国会。在此情势下，新国会在1640年10月进行了选举，当选议员的一半以上是“短期国会”中的反对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由于这届国会从1640年11月存在到克伦威尔时期的1653年4月，史称“长期国会”。

革命是以国会当即逮捕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洛德大主教正式拉开序幕的（英国版的清君侧）。次年1641年11月，斯特拉福被送上断头台（四年后洛德大主教也被处死）。国会重申未经国会批准的征税法令一概无效。国王还被迫签署了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国会的《三年法令》，承诺非得国会本身同意，不得解散国会。同年11月，国会通过了《大抗议书》，详细列举了查理一世的暴政，指出天主教复辟的危险，并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如保证工商业自由、建立大臣对国会负责制、限制主教权力等。《大抗议书》是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纲领，查理一世断然拒绝。谈不成自然就刀兵相见了。

1642年初，陷于孤立无援的查理一世离开了伦敦，前往英格兰北部，在那里聚集了约六千步兵和二千骑兵后，于8月22日在诺丁汉城堡升起了国王的军旗，宣布讨伐国会。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第一阶段——第一次内战（1642-1646）。

站在反革命阵营的是封建贵族、国教上层教士、宫廷官吏和一部分同国王有财政联系的资产阶级，称“骑士党”；反对国王的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并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信奉新教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支持，称“圆颅党”（因清教徒蓄短发，不戴假发而得名）。地域上，经济落后的英格兰北部和西部各郡支持国王，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和中部各郡拥护国会。

内战之初，国王军队掌握了主动，差点儿一举攻下了伦敦。在国会军处境危急的时刻，一方面伦敦市民给予解围，另一方面，国会与苏格兰国会建立了同盟，苏格兰出兵援助，战局才得以稳定。本来，市民和自耕农是革命的主力军，国会既有钱又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作保障，对王党来说是有优势的，但由于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国会中的长老派和独立派态度不一，不能团结一致，从而严重影响了战局。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长老派（所谓新贵族，就是购买了爵位的大资本家，或者有世袭爵位的贵族发财成了资本家），只想与国王取得某些让步，因此战略保守，致使国会军屡遭失败；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利益的独立派，同封建制度有较深的矛盾，因而在战斗中较为坚决。

后来国会军中出现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铁骑军”，其成员主要是由自耕农组成的志愿兵，组织者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1644年7月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大捷，从此扭转了第一次内战的局面。1645年6月，国会授权克伦威尔组建新模范军，并在纳斯比战役中只用了三个小时就摧毁了国王军的主力，次年6月又攻下牛津，查理一世逃亡苏格兰，被苏格兰人扣留。1647年2月，查理一世被英国国会以四十万镑的代价解回，囚禁于赫姆比城堡。第一次内战至此结束。

革命的第二阶段——国会分裂及其第二次内战（1646-1649年）

国会中的多数派是保守的长老派，他们主张内战即已结束，革命也应终止。并暗中与被囚禁的国王密谋，准备让国王复位，但以国王应受国会节制为条件。独立派是国会中的少数派，他们认为国王统治期间所授予的各种特权尚未被废止，工商业自由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因此革命尚未结束。由于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是军队的领导人，因此，军队站在独立派一边。

因内战结束，又深知革命化的军队是一个威胁，1647年2月，长老派占多数的国会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只保留6000名骑兵驻扎各地要塞，其余大部分军人复原回家。加之长老派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竭力把中小资产阶级和在革命中做出巨大牺牲的劳动群众排斥在各种应享的政治权利之外，国会的上述种种行为激化了同广大人民的矛盾，尤其引起了拿枪的士兵的激烈反对。这迫使左右摇摆的独立派不得不顾及民意，与长老派决裂。8月克伦威尔率军进入伦敦，不少长老派议员闻风而逃，独立派独掌了国会大权。

接着在军队中又出现了独立派与一个更为激进的平等派之间的矛盾。争执的焦点是政权的形式和普选权的问题。高级军官站在独立派一边，主张保留君主制和上院，根据财产资格选举议员，即“有钱才有权”。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站在平等派一边，主张普选制（其实是有限普选制，妇女、仆役以及领补助金者仍无选举权），信仰自由，取消国王和上院，建立一院制的国会。政见相左，难以弥合。克伦威尔作为独立派领袖，担心平等派的主张会走向无政府状态；平等派不满，举行示威，甚至扬言兵变，随遭独立派镇压，示威领袖被捕，有的被处死刑。平等派失败。

国内亲国王的势力乘军队内斗之际，力图卷土重来。1647年底，被囚禁的国王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封建主的帮助下逃走，但逃到威特岛时被扣留。英国国会中的长老派和苏格兰的长老派都派人到威特岛同查理一世谈判，企图使查理一世复位，一致对国会军作战。保王势力也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和饥荒在各地暴乱，支持国王。甚至苏格兰军队也开进英国北部，支持查理一世复位。于是英国革命过程中的第二次内战爆发。

面临保王派的压力，国会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暂时妥协，一致对付保王势力。经过激战，克伦威尔不仅击溃了前来侵犯的苏格兰军队，而且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1648年8月，第二次内战结束。

此时，究竟如何处理查理一世成了焦点。议会以129票对83票通过了继续与国王谈判的议案，这一结果在国会军中引起轩然大波，激进的平等派官兵随即“清洗”了议会，扣押了100余位长老派的国会议员，剩下的大约200人几乎都是独立派的议员了。随后，独立派把持下的国会同军队一起组成特别最高法庭，审理查理一世案件。1649年1月19日，查理一世被押解到伦敦，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的公敌”判以死刑，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当众斩首。3月，国会通过决议，废除君主制，取消上院，建立一院制的国会体制。5月，国会宣布英国为共和国。此后九年中，克伦威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1649-1660）

处决了查理一世，清除了保王势力后，独立派的资产阶级就要面对左边的为数更众的劳动人民的不满了。英国宣布为共和国后，接连又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平等派士兵起义，二是爱尔兰人起义，三是苏格兰叛乱以及苏格兰支持下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活动。

克伦威尔首先联合残余的长老派势力镇压人民，先后镇压了士兵平等派和农民掘地派（空想共产主义派别），又用了三年镇压爱尔兰人，致使150万爱尔兰人中有一半死亡或逃散，三分之二的土地被英国军官以及与英军有关联的英国贵族和资本家所占有。

历史上有两种现象常与资产阶级革命如影相随，一是资产阶级随时与封建王朝妥协或勾结，另一方面就是随时准备镇压底层无产者更进一步的革命要求。曾经革命的克伦威尔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取得政权后，必然要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而苏格兰长老派国会因担心英国革命的发展会激起苏格兰农民革命，两害相权后，他们更愿意选择王权，所以在1648年时他们就加入了查理一世的王党阵营。当查理一世被处决后，1650年，苏格兰长老派国会便拥立查理一世之子，逃亡荷兰的查理王子为国王，称查理二世，进军英国北部，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农民不愿封建王朝复辟，支持克伦威尔击败了复辟势力，查理二世逃亡法国。第一次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失败。

受上述事件的影响，克伦威尔认为，国会的权力既可能影响自己的统治，也可能同复辟势力相勾结，于是决定解散国会。1653年4月，他以一些不靠谱的“花边新闻”为借口（说“这些人中有些是色鬼……有些是酒鬼，有些是品德败坏的人”），解散了这个自1640年革命以来，存在了13年的“长期国会”。

紧接着，在克伦威尔授意下，1653年12月16日，高级军官、法官和伦敦市长组成的代表团提请克伦威尔接受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主的称号，克伦威尔在盛大的仪式下接受这一称号。于是克伦威尔在共和国的名义下成为军事专政的首脑。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是终身职，兼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陆海军统帅，同国会分享立法权，即法律要有国会和护国主双方同意才生效。

新建立的国会为一院制，天主教徒和在战争中反对国会军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财产不足200镑者不得参加选举。表面上国家政权由护国主、国会和国务会议共同掌管，实际上护国主在行政、立法、军事、外交等方面拥有左右一切的实权。护国政府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克伦威尔事实上跟国王没有多大差别了，因为掌控军队和国会，甚至比查理一世国王的权力还要大。共和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1658年，克伦威尔病故，其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他昏庸无能，既控制不了高级军官们，也控制不了动荡的局势。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再次召开国会寻求支持者，但在高级军官的压力下，理查·克伦威尔被迫辞职，国内局势一片混乱。1660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积极策划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得到了驻苏格兰英军司令蒙克的支持，蒙克率军进入伦敦，并解散了原国会，召开了他一手操纵的新国会，使长老派和保王党分子占多数，迎接查理二世回国。从这时起开始了英国的“复辟时期”(1660-1688)。

革命的第四阶段——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60-1688）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背弃复辟前的承诺（曾允诺赦免一切曾参加革命的人，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保障革命期间获得的土地产权，补发军队欠饷，限制常备军名额为五千人等），大肆镇压曾经反对过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人。克伦威尔虽已病故，仍从棺木中拖出尸骸装在囚笼里吊在绞刑架上。逃亡回来的贵族把持朝政，宗教迫害加紧进行。

在对外关系上，查理二世采取亲法的政策，力图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帮助下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并向法国许诺不再保护英国的工业。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信教自由宣言》，以信仰自由为名，实际上是准备恢复天主教教会的地位。这一宣言激起了国内的恐慌，在国会中也有反应。但此时的国会已经不是革命前那种逆来顺受的应声虫了，而是很快分裂出了新阵营，形成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大党派。托利党代表与宫廷有联系的贵族地主的利益，支持君主专制治；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同工商业有联系的新贵族的利益，主张扩大国会权力，限制国王权力。两派冲突日益激化，查理二世也曾连续解散国会，迫害辉格党人，但在查理二世时代，不服查理二世管束的辉格党时常占据上风，成为国会中资产阶级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团体。

1685年查理二世病死（1660-1685年在位），无嗣，其弟詹姆士二世即位（1685-1688年在位）。詹姆士二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天主教的政治地位，起用天主教徒担任军官，并逮捕了七名不服从命令的主教（法庭却将这七名主教无罪释放）。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都担心天主教势力的恢复以及有可能要把以往多年来所没收和拍卖的天主教教会财产归还给原主，于是便联合起来反对詹姆士二世，决心发动政变。1688年6月，国会派代表去荷兰迎接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来英国继承王位。11月，威廉三世率领军队乘顺风在英国登陆，既不便杀也不便留的詹姆士二世被有意放走，逃往法国，复辟时期告终。这一没有流血的政变，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作“光荣革命”。

革命的第五个阶段——宣布国会权力至高无上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旨在英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1689年，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了国会至高无上这一基本原则，规定国王必须实行法治，且无权废止法律，国会必须定期召开，国会议员的言论自由得到法律保证，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乡绅都视常备军为加强专制暴政的邪恶工具，对军队干预政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国会决定，包括征税、招兵、对外政策等。

1701年，国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威廉三世去世后，王位由詹姆士二世的幼女安妮继位，安妮去世后，由詹姆士一世女儿的后裔、信奉新教的汉诺威选侯继任，这就保证了英国不再有天主教势力和旧贵族重掌政权的可能，并使英国沿着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以后的历史发展正是如此。威廉三世于1702年去世；安妮女王继位，于1714年去世。1714年，汉诺威选侯乔治一世任英国国王，相传至今，这就是汉诺威王朝。（2021-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