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第六章第三节）

斗而不破：晚清新政背后的满汉角力

1.

汉族地方官僚和他们背后的士绅势力，对清廷的财政勒索和人事夺权相当不满。他们明面上不敢与清廷及其背后的列强对抗，便暗地里放任乃至支持革命党、会党，给清廷施加压力。马新怡总督两江引出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桩督抚遇刺案，端方总督两江也就引出了清朝历史上第二桩督抚遇刺案。不过这回遇刺的不是端方，而是另外一个满人督抚——两江总督下属的安徽巡抚恩铭。他被革命党人徐锡麟所杀。端方本人在两江总督任上没有被行刺，但在1911年带兵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路上，被加入会党的清军汉族士兵给刺杀了，连带被杀的还有其弟弟端锦。他最终未能逃过跟马新怡同样的命运。

“借刀杀人”、“养寇自重”是政治斗争的基本技巧。汉族督抚们不敢直接对清廷侵犯地方利益的行为动刀子，那就让敢动刀子的人上。《辛丑条约》签订后，革命党和会党的势力在长江沿线迅猛发展，与此有密切关系。徐锡麟给恩铭当副手是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的，而徐锡麟早就加入了革命党。徐锡麟与革命党的关系，本地官员依靠熟人关系网络多少总会有所耳闻，虽然不一定能拿到实据，但会有所防范。恩铭作为一个满人，只有官方信息渠道，以为湖南巡抚推荐的人绝不会有问题，加上徐锡麟本人确实精明能干，因此大加重用，引以为心腹。徐锡麟就在恩铭眼皮子底下发展革命党、组织反清起义，抓住机会把恩铭给刺杀了，随即发动安庆起义。起义很快被清军镇压，但干掉了满洲安徽巡抚，对清廷的心理震撼极大。

同时期还有革命党组织的惠州起义、广西的天地会大起义等等。地方督抚们都借此来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廷推动“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搞君主立宪，以新建国会和内阁的方式来大幅度的压缩满洲皇权，增加汉人在清廷决策中枢的话语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已经成了大清官场的“政治正确”言论，李鸿章等人就是利用这种“政治正确”拼命给自己捞好处。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推动维新变法的日本狂胜清军，“学习西方”就不仅是“政治正确”了，而且是“第一政治正确”，比维护祖宗体制还要更高一头。等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洋人成了满汉公认的“一等人”，清廷从抵抗西方的保守派变成了投靠西方的急先锋，“学习西方”成了清廷维护自己统治权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革命党人和汉族官僚士绅们的联合压力之下，它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慈禧也顾不得自己镇压戊戌变法的黑历史，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成了支持变法的开明君主。

这次最后的变法，被称为“晚清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01-1903年，宣布开始“研究”变法，但没有实际行动，主要工作还是给庚子赔款筹款，包括借钱和摊派；第二个阶段是1903-1905年，赔款的钱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练兵”，主要集中训练北洋军，地方上也训练了一些新军；第三个阶段是1906年开始搞“预备立宪”，才算是有正式的行动。

2.

满汉两大统治阶级在“学习西方”的旗号下达成了暂时的、表面上的一致。汉族官僚士绅们同意清廷以中央枢机的改革来换取地方财政对中央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中央决策权力从满人控制的皇位和军机处向汉人控制的国会和内阁转移。

满洲权贵们在表面上也赞同开国会、立宪法、设内阁，但并没当真打算交权。在他们看来，宪法只是确认皇帝最高权力的法律，内阁只是满洲控制的新一代决策中枢，相当于军机处换个名字。慈禧太后曾经问端方，立宪法有什么好处。端方的回答是，可以让满洲皇位永固，像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慈禧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同意派皇室宗亲外出考察国外宪政，并在1908年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内容参考了日本的宪法，但删除了诸多限制皇权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和“君权高于一切”的立法旨意。

随着对西方体制了解的增加，满洲贵胄还发现，“学习西方”不仅可以用来欺骗中国人，还可以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可以加强财政集权，从各地攫取更多的钱粮集中到中央花销。

西方列强的崛起，都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的。其中，国家财政的集权化管理是重要方面。清朝前期，财政也是高度集权的。各省设布政使主管民政钱粮。布政使品级低于总督巡抚，但不是督抚的属官，而是直接由吏部任命、由中央垂直管理。这种体制下，地方督抚对钱粮的控制能力有限。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督抚权力上升，布政使才沦为总督巡抚的属官，督抚们掌握了布政使的任免权，也就完全控制了地方财政。清廷搞“新政”，就趁机“学习西方”搞近代财政体制，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度支部”，由皇室宗亲载泽主管，然后在每个地方设立“财政正监理”，由度支部直接委派和管理，对各地财政收支账目进行全面清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初期中央直管钱粮的体制。这一条也是清廷搞“新政”抓的最狠、落实速度最快的一条。甘肃布政使因为抵制度支部监理对财政的清理，被直接革职。

1907年，清廷还设立了统计局，主要工作并不是统计国民经济数据，而是统计全国财政收支。

此外，清廷还积极支持建立地方议会，进一步制衡督抚的财政专权。地方督抚们想要开国会架空皇帝和军机处，清廷就借势反戈一击，要求各地先开“谘议局”，除了讨论新政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公开研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谘议局”的设立，逼着地方把财政收支情况公开。这也是一种新的“分而治之”统治术，就好像之前让湘军和淮军互相制衡、总督和巡抚互相制衡一样，多搞几个权力机关，让地方上的汉族势力“窝里斗”，中央可以借此获得更大的决策权。

通过这些个招数，清廷对全国财政收入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打着“学习西方”的旗号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方案。在清理财政过程中，中央迅速掌握了各地财政家底，加强财政摊派，中央财政收入不断上升。京城官员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升。

此外，清廷还在1906年宣布设立“陆军部”。这也是学习西方的重要成果，由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长，统一指挥全国新军，架空北洋军创始人袁世凯的兵权。这也是通过“学习西方”来变相加强满人对军队控制的方法。

清末的“新政”在本质上是满汉两大统治集团之间的一次合作和斗争。双方在“学习西方”的旗号下表面上形成团结，以“宪政”来欺骗中国人民，对抗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这是合作。同时，双方又各自心怀鬼胎，把“学习西方”当成打击对方的政治工具。汉族官僚士绅真正想干的是限制满洲皇权和夺取中央权力，而满洲权贵们真正想干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满洲特权。这跟明末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类似。明末的“政治正确”是“学习祖制”，海瑞从祖制中看到的是朱元璋的铁腕反腐败，东林党从祖制中看到的是朱元璋不准政府增加税收，双方谁都不是真的“保守”，不是真的像书呆子一样去研究祖宗制度，不过是把它当成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现实政治目标。清末的满汉两大统治集团搞“新政”，没有哪个集团是真的“开明进步”，而是因为在军事上实在打不过列强，执政地位又面临革命党的挑战，为了把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体制”和“文化”，便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来欺骗中国人，把“学习西方”当成政治工具箱，拿过来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

3.

慈禧太后政治经验丰富，懂得满汉统治同盟稳固的重要性，“新政”的旗号喊得响，实际上除了练兵以外没干啥实事。她重用袁世凯充当满汉斗争的缓冲，先让他当直隶总督，又于1907年提拔为军机大臣。袁世凯对北洋军的控制能力远远比不上李鸿章对淮军的控制力。李鸿章的淮军是其一手建立并一路血战杀出来的队伍，袁世凯的武卫军和北洋军都是清廷支持下训练出来的，也没有打过硬仗，要想用来造反推翻清廷，袁世凯的个人权威远远达不到。让袁世凯这个李鸿章的继承人在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的位置上高谈变法，满洲的控制力不至于削弱，汉族士绅们也不会着急夺权。这是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

在1900年到1908年的这八九年间，袁世凯愉快的扮演着清廷与汉族官僚士绅们的“调节人”角色，不断把地方的变法意见上达中央，又不断的督促地方督抚们将加强中央集权的”新政”思路落实执行。他本人既代表中央，又代表汉族官僚，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俨然成了新政旗手。这跟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担当“洋务运动”旗手的作用十分相似。这一时期首席军机大臣是奕劻，他搞政治唯一的乐趣就是收钱，而袁世凯最擅长的政治手段就是送钱。两人一进一出、相得益彰，共同打压那些不想收钱或送钱的政治对手，把满汉关系搞的相当融洽。慈禧和地方官僚士绅都对袁世凯和奕劻的组合表现颇为满意。

在这期间，汉族官僚士绅集团内部健康的力量曾经组织过一轮反攻，带头人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军机大臣瞿鸿禨。

瞿鸿禨是朝廷清流派的新一代领袖。清流这一脉一直没有断，总会在军机处占一个职位。岑春煊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冒出来的英雄人物。在各地搞“东南互保”拒绝服从中央的时候，岑春煊以甘肃布政使的身份坚决带兵“勤王”，在半路遇到往西安逃难的慈禧，一路护送。慈禧对其忠心相当满意，此后就一路提拔为两广总督。瞿鸿禨和岑春煊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清廉刚直，特别是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力惩办贪官污吏，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官屠”，跟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在两广总督任上获得“官场佛子”的外号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个晚清最后的改革派清官彼此惺惺相惜，结成政治同盟，决心扳倒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

瞿、岑与庆、袁之间的斗争，是比较纯粹的清正廉洁和贪腐无耻两条路线的斗争，跟搞不搞学习西方没有关系。岑春煊是维新派出身，因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积极建言而被提拔为广州布政使，跟反对维新的两广总督谭钟麟互相上奏弹劾，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的一大政治焦点。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贬为甘肃布政使。瞿、岑二人的合作，是戊戌变法期间清流与维新派合作的延续。他们所主张的改革路线是：在学习西方政体之前，必需先肃清吏治，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僚队伍，然后才能去搞维新变法，用现在的人马和风气去搞改革，啥改革都是扯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要推行这个路线，显然必需搞掉袁世凯和奕劻这两个当朝最大的贪官。但这条路线根本行不通，因为“庆袁路线”背后的总后台就是慈禧本人。瞿、岑联手挖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很多贪污腐败的“黑材料”，向慈禧弹劾，制造了一些舆论风波，但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因为慈禧对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介意，所谓“变法维新”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关键还是要对清王朝和慈禧本人忠诚。她之所以容忍岑春煊的反贪行动，是因为她认定带兵勤王的岑春煊对她本人绝对忠诚而非支持其政治路线。

奕劻和袁世凯才是真正懂得慈禧心思的人物。他们挖掘或编造了一些岑春煊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密切关系的材料交给慈禧，又拿钱贿赂瞿鸿禨的门生弹劾瞿鸿禨跟外国势力勾结泄露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慈禧很快就决定让岑春煊和瞿鸿禨走人了。这次健康力量的最后反击也就草草收场。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死了。之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暴毙。慈禧安排的“接班人”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由载沣年仅三岁的儿子溥仪继承皇位，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秉政，光绪的皇后隆裕为太后。

载沣此时才26岁，严重缺乏政治经验却又盲目自大。他背后的整个满洲新生代皇室贵胄们也都是如此。他们跟以慈禧、弈忻为代表上一代满洲贵胄的主要区别就是更加了解国际形势，知道很多西方的政治军事知识，但对中国内部的问题却相当无知。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只经历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光知道列强厉害，不懂得太平天国的厉害，因此也就从来不把能帮他们镇压革命却不能帮他们抵抗外地入侵的汉族官僚士绅们放在眼里。以为只要抱紧西方列强的大腿，中国人绝不敢把他们怎么样。1905年、1906年，清廷连续两次派遣皇室宗亲出国考察。这种短期考察根本不可能对西方政治有深入了解，只能浮光掠影的看些皮毛。这些人到西方转了一圈，又读了几本中国学者介绍西方政治的书，以为搞到了宝贝，觉得用西方政治制度来继续统治中国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只需要搞个宪法、开个国会，就能够永保满洲特权，继续让汉人当奴才。

慈禧是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懂得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一帮人的重要性。有她在，镇着新生代满洲权贵，重用汉族能臣，协调好满汉关系，局势尚能维持。等慈禧死了，新一代八旗子弟掌权，就开始自作聪明的胡来。眼见之前仗着列强的支持对各省摊派勒索、又派满人担任两江总督等事情都没有激起什么大的风浪，他们更觉得汉人的手段不过如此。其中，袁世凯最为可恶，天天拿着中央的钱练兵增长自己的兵权，又举着变法的旗号威胁中央、削弱满洲特权，第一个该死。

上台之后，载沣第一件事就是想要除掉袁世凯。他原本想直接找茬杀袁，但遭到张之洞和奕劻这两大重臣的坚决反对，只能作罢。最终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袁世凯的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

对此，袁世凯丝毫没有反抗，一收到罢免自己的命令，立刻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休养去了。他没有能力直接对抗满洲皇权，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一样——在八旗兵丧失战斗力以后，一旦失去掌握兵权的汉族实权派支持，满人在中国皇帝的位置上是坐不稳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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