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带领羌夏盟族创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

图6.1.1表明，黄帝族团在当时作为其都邑的西山古城，就用数字卦“ˇ”和“三”组合的美术体作云象纹，也就是当今一些学者在出土器物上发现的所谓“勿”字纹，发布强调云象观测或传授云象知识的云气图（图6.1.1.1），由此以这样的云象纹作主题纹样的云气图在豫中大河村文化分布地区（图6.1.1.2-6）、豫西煤山文化和王湾文化分布地区（图6.1.1.7-17）和豫北冀南大司空文化分布地区（图6.1.1.18-27）流行起来。该云气图的时空分布表明，同豫中地区云气图出现的密度和频率相对低，豫西和豫北冀南这两个地区不仅云气图出现的密度和频率较高，而且演变进程较快，特别是豫西地区南北两边的云气图已出现了向商代祭典中的“六云”演变的势头。甲骨卜辞中就有“燎于二云”、“燎于三云”……“燎于六云”的记载，表明商王朝把云象分成6个级别；而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二期陶杯标本WT89H189：（1）“器腹有一刻划符号”（图6.1.1.11）、陶豆标本WT95H210：13的“柄部刻有‘〣’形符号”、陶豆标本WT221H550：2“口沿刻划一个‘∕’形符号”（F286）；在此之前的王湾遗址一期陶钵、二期陶罐上就刻划有 “〢”、 “〣“形符号（图6.1.1.14-16），并在其傍边加云形纹来注明此号码为云的级别。这就表明，从王湾一期起，王湾文化居民——有夏部族就在对云象的观察中将云象加以分级了。与豫西地区王湾文化相呼应的，豫北冀南这地区的同期文化也出现了高密度、高频率和高度发达的云象图。这意味著，有夏部族当时以其擅长观云测雨治水技术而贡职于有熊国，带动了分别居住在这几个地区的祝融、有夏、高阳、高辛和共工部族世代。共同注重云象观察，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变化，以致与其这样的云气图相伴随的是祝融部族“∧∧”形族号、有夏部族“勿”形族号、高阳部族“日或↓”形族号、高辛部族“>”形族号和共工部族“ナナ”形族号（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

二．豫西王湾文化：为黄帝有熊国贡观云测雨职务的有夏部族

     图6.1.1所示云象纹的时空分布与古籍有关高阳、共工和有夏氏之记载的吻合更体现出，黄帝部族让有夏部族和高阳部族在共工部族的辅助下主管以云象观测为重点的天文历法事务，是适应距今5300-4000年期间气候变化向洪水期波动的趋势而采取的重大历法变革和战略部署。除上述遍布大河村、煤山、王湾和大司空文化的“勿”字形云象纹外，还有冬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古数字六、九）的图案画“S”形文字，作为以这四种考古学文化方式存在的四个部族——祝融、共工、有夏和高阳部族共同臣服于黄帝有熊国的标志，而普遍出现在这四种文化分布的各地遗存中；而呈“S”纹出现的数字卦简体“∧∨”正好对证《易传·系辞下》所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就确证公元前3300-前2800年间以西山古城为中心所分布的这四种文化就是黄帝族团主导的有熊国的主体（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

     其中以后岗型仰韶文化后续文化——大司空文化方式存在的高阳部族，以其分布地

区继距今6500年间濮阳西水坡45号墓出现蚌塑龙虎图之后，各地普遍出现的“日”字文和“↓”形数字卦（∣∨）图案画为共同族号文字，与有夏部族结成姻亲，而体现在这两个部族遗存的文物和文字中。这种关系可对证：《史记·三代世表》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鲧生禹”；《国语·鲁语》载： “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表明：高阳部族后裔的颛顼氏族属黄帝族团的孙辈部族，有夏部族后裔的鲧氏族属黄帝族团的曾孙部族，都是与黄帝族团有姻亲关系的部族。黄帝族团把此等决定其邦国前途命运的大事托付给自己的两个心腹部族来掌管，正好是发挥他们之间亲密关系之优势的必然举措。

随此期间气候变化趋近于洪水期，黄帝部族及其后裔的天文历法活动的重点，有一个由观云测雨到防洪治水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地,古籍对颛顼为首的高阳部族天文历法活动的记载强调其 “治气以教民”，而对鲧、禹为首的有夏部族的记载则以“禹治水导九州”为重点。这些古籍描写他们出生的神话都与“云从龙”的传统观念有关，如《竹书纪年》载：“(颛顼)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巳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巳”，《帝王世纪》载：“父鲧妻修巳，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列子·黄帝篇》载：夏后氏 “蛇身人面”等，其中表达虹、巳、苡、龙、蛇的卦象文字或甲骨文字都近似于云字，从而实质上都是在说他们这些为黄帝族团贡职观云候风测雨的后裔部族，都出身于以云象观测为重点之统掌天文历法的有夏部族及其姻亲高阳部族系统(本书系第二卷第三册对此有详述)。

  既然“勿”字形之类的云象纹是有夏部族的族号，那么它就必然随该部族的迁移和发展而经历一个跨时空的演进过程。随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有夏部族历代后裔都在所经历的留下了这样的族号文字（图6.1.1.24-29，31），尽管还不规范，但基本上向两个方向演进：一方面，向把部族首领观云测雨治水的功能神化为“云从龙” 方向来实现图云雷纹、勾云纹的图案画（图6.1.1.34）；另方面，把标榜部族族特长技能的“勿”字形族号规范化（图6.1.1.33）。前一个方向的发展目标，在二里头文化中由绿松石龙和绿松石铜牌来实现了（待后详论）；后一方向的发展目标，也在二里头文化中通过将“勿”字形云象纹规范成前甲骨文“夏”字（待后）而得以实现，并且正好同曹定云先生开拓的“夏”字溯源研究对接。有夏部族“勿”字形族号谱通过夏代“勿”形“夏”字，与曹先生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夏”字（图6.1.1.35）及周代金文“夏”字(（图6.1.1.36）谱系的对接，既是对曹先生这一重大发现之真实性的验证，也是对夏代前甲骨文和商代甲骨文中存在“夏”字的实证。正因如此，在诸位学者对甲骨文“夏”字的探索中，只有曹先生发现的甲骨文“夏”字是真实的，也能同古籍中对古文“夏”字的诸多解释对上号。

     曹先生以其发现的17个甲骨、金文“夏”字实例所作的精深考证，将夏字的起源追溯到了甲骨文；但甲骨文“夏”字还不是其最早源头，它本身还自有其来源。原来，商人在规范化各地地方文字的过程中，都以每个部族原有的族号为字根来构造其甲骨文族号字，以致“勿”字纹由表示云象观测的图画文字，被用作字根来表示夏族最根本特性——其立足于观云测雨治水之特长，同其統掌天文的高阳氏祖族的“日”形族号组合起来，便成了甲骨文“夏”字（图6.1.1，35）， 就像“勿“形云象纹也作为甲骨文“云”字（图6.1.1.33）的字根一样。这个甲骨文“夏”字, 将夏族的特长及其来历——“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大戴礼记·帝系》)，都概括其中而作出了明确定义。这表明在商人看来,建立夏王朝的夏部族是世袭其祖族——高阳部族統掌天文之圣责而专长于云象观测的掌天文者，他们祭祀的“帝云”和云神中就包括有夏人先祖。可见，商代先哲对作为夏朝国号的甲骨文“夏”字的构造是相当慎重的，就像他们构造自己商朝国号的甲骨文“商”字一样(详见本书系二卷六册)。曹先生认为“夏人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发高竖’”，其实，这高竖的不是什么“长发”，而是三羽冠；头戴三羽冠是古代统掌天文者的普遍形象（杜金鹏 1994）。正因自8000多年前贾湖人称統掌天文者为“大”以降，历代先民都予以遵循（详见本书系第一卷第二册），所以，《尔雅·释诂》曰：“夏，大也”。

     曹先生引《说文》解“夏”为“中国之人也”的“中国”，是指周文王《保训》指示武王立国都所在的“地中”，即西周初期铜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余其宅兹中国”所说的“中国”，其具体地点就在《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记载的武王所指：“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张国硕 1997，王珲 1998） 。可见，《说文》把“夏”释为“中国之人”，就是指夏是原居于洛伊流域的部族之人，而不是指其“正面完整人形”。一旦明确了许慎解释“夏”字的这个本义，不仅对这个解释的任何非议就陷于不攻自破，而且也表表明：直至东汉时期的学者还记得武王对有夏部族出生地的回忆。

曹先生创作的“‘夏’字衍变源流表”揭示，到西周时期，部分诸侯仍记得甲骨文“夏”字本义，所造金文“夏”字表达了他们对夏族世袭高阳氏颛顼、特长于观云、出生于地中的记忆（图6.1.1.36），并以对颛顼之“页”的突出，开此字“从页”之先河。既然西周金文“夏”如此强调夏族世袭高阳氏颛顼，《说文》释夏字“从页”是正确的，有些学者推测其“从目”，不合甲骨、金文“夏”字本义。

由此看来，曹先生对汉文“夏”字的溯源研究的意义之重大超乎人们的想象。这个研究不仅证实了他结论的“‘夏’字早就存在”，彻底推翻了一些人没调查就发言“甲骨文没夏字”的无知妄说，彻底取消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发言权， 而且证实了夏朝及其创造者的主导者——夏部族的真实存在，其存在是如此之悠久而宏伟，以致在夏朝灭亡之后两千年间的后世人们还一直延续着其基本特征的记忆。同时，这个研究树立了汉字探源研究的先进典型，为汉字探源研究，示范了一条把以往通用的 “以后证前”法同“以前证后”法结合起来，使甲骨文的考释及其溯源走上实证研究的道路。

     当然，王湾遗址出土材料同甲骨、金文“夏”字的对证，同得到经反复验证而确证可靠古籍《逸周书》和《史记·周本纪》的印证，尚只是其如山铁证中的一部分，还可同其他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相对证，来表明商人和周人及其后裔还记得夏王朝得以在各部族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即洛伊平原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距今6000-4000年的文化遗存，以连续突出云气图的大量而系统的遗物、遗迹所确证的是：有夏部族曾于此期间居住在这一地区从事过以云象观测为重点的天文历法实践，致力于发展有效的测雨防洪治水措施，适应了当时中国气候逐渐进入洪水期而亟待防洪治水的关键需要，而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组织由方国走向王国、中华文明由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的主导力量。深入了解有夏部族的这一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找到夏王国诞生的文字证据、从而也是证实夏代之历史存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