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30年前，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理想和意识形态，苏联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形势，如今虽已化为特定的历史符号，但仍以各种方式或多或少影响着地缘政治。保马今日推送《苏联解体30年：回顾与思考》一文，在文章中，于滨老师从个人、国家、国际制度三个维度，探讨了关于那场被定义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诸多问题。积极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让苏联重获新生，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瘫痪，直至崩塌。这一结局超出众人预想，但对美国/西方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冷战体系的终结并非是历史的终结，30年后，西方叙事中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步履蹒跚，以全新面貌崛起的中国，支撑起新一轮的大国博弈。这一时代，国际社会或许能真正明白——理解与共存的正向竞争，不应再以失去自我、甚至是失去和平为代价。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
苏联解体30年：回顾与思考
文 | 于滨
苏联解体 20 周年时，普京有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又过了10年，苏联作为一个曾经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一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一个几乎支配了整个 20 世纪国际风云的庞大国家，她的苦难与辉煌、希望与失望、欢乐与悲哀，如今不过是一些特定的历史符号，且渐行渐远。
往事不可追，未来不可及。21 世纪西方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普京所说的"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Kpymeima reononmrnuecka karacrpoφa XX Beka），而是主导世界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能否存续的问题。"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终结，未来却充满极大变数。
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层面，审视戈氏短暂但却足以改变世界的政治生涯，苏联解体的偶然与必然，以及伴随苏联崛起和败落的两极体制本身的利害得失。
一、戈尔巴乔夫∶ "未盖棺，已定论"?
2021年3 月初，世界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中，对 30年前的苏联解体之追忆却不期而至。原因很简单，2021年 3 月2 日是戈尔巴乔夫90 寿辰。戈氏作为苏联最后一任国家领导人，在任期间亲历了苏联超级强国的历史性改革和解体。如今，苏联解体余波尚存，不仅欧亚大陆碎片化仍在继续，戈氏和当年众多政治人物所憧憬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也已危机四伏，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难以为继。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对戈氏改革和苏联解体看法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西方仍高度评价戈氏及其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生日贺电中，称赞他"对自由的承诺和勇敢做出了艰难而又必要的决定，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继续成为激情的源泉"。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其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 1990 年的两德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此再次感谢戈氏"为和平克服冷战和完成德国统一做出的奉献"。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仍以负面为主。戈氏90 岁生日当天对塔斯社说，他当年的改革在俄罗斯仍是"众矢之的"。皮尤（Pew）近年来数次民调数据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三分之二左右）都认为苏联解体是件坏事，而 35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对苏联垮台持负面看法的更占到78%。即便是在 18-35 岁对苏联没有直接经历的人群中，仍有半数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坏事。2018 年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只有 5%的俄罗斯人仍然赞同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
30 年已过，俄罗斯国内外对戈氏评价的反差依然巨大。一国最高领导人，在国外被高度赞扬，在国内却被人们摒弃，如此内外有别，且 30 年如一日，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敬重，不仅仅是出于礼仪（戈氏是终结冷战一代领导人中唯一在世者），更是基于利益。其实，戈氏"新思维"的最初着力点是外交。他在 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当年，就在 11 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会面。一年后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再度晤面，戈氏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建议，美方为之震惊。次年美苏达成历史性的中导协议，解除了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核威胁。⑧此后，戈氏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自东欧、阿富汗撤军，促成两德统一，对东欧剧变网开一面。戈氏一系列外交大手笔，令人目不暇接，在西方形成一股强劲的"戈尔巴热"（Gorbamania），以至刚刚上任的美国老布什总统相形见绌。布什身边的人透露，戈尔巴乔夫的头像天天上头版头条，布什为此火冒三丈。为了给席卷西方的"戈尔巴热"降温，老布什政府甚至以种种方式，包括发布假新闻，以迟滞和干扰其前任（里根）与苏方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
由此可见，戈氏改革节奏和力度大大出乎西方意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让利，不求对等。然而惊喜之余，美国和西方对戈氏的善意和天真，充其量是积极推导、适当规范，但不会允许苏方喧宾夺主。苏联领导人在西方走红后，戈氏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
30 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其当年的政策"有误"，也意识到有人批评自己"过于相信"他人。当年西方政要私下对戈氏多次表示，北约不会东扩，后来都不认账。戈氏后来意识到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然而为时晚矣。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误判，韩克敌在苏联解体 20 周年的一段论述非常到位∶
美国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有交集的地方，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这是他比其他苏联领导人高明的地方。但是，美国利益和苏联利益根本不一致的地方，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到，或者说是看到了但天真地不愿意承认。而这种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世界观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内政方面，苏联解体后，戈氏对其政绩的反思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尽管有些举措失当，但改革的大方向正确，而且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他又多次表示联盟应该保留。对此，笔者不怀疑戈氏保留联盟的意愿。苏联解体 10 年后戈氏访问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演讲中，与主办方的意愿相反，他坚持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个错误，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尽管如此，戈氏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打压维护联盟的爱国派，纵容亲西方的自由派，而最终两方面都不待见。当时的苏联政坛党派林立，乱作一团，而人们的共识则是，“我们需要先摆脱戈尔巴乔夫，然后再重新洗牌。”
作为苏联帝国和冷战体系的终结者，戈氏内外政策引发的剧烈震荡，最终吞噬了戈氏本人。"当一个国家关注外来的评价胜过自己人民的感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总是挟洋自重，希冀来自异域的声援和支持; 当政治领导人考虑个人利益甚于国家利益……·这个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韩克敌如是说。
普京时代，戈普二人的关系尚属"正常"。普京治国，连选连任;戈氏退而不休，时而论政。苏联解体 20 周年时，普京称苏联解体为"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戈尔巴乔夫则奉劝普京不要再度出山，"普京已经担任两届总统和一任总理。如果我身处其位，不会再度参选总统"，戈尔巴乔夫告诫说。
尽管两人理念南辕北辙，普京对这位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仍不失礼仪，甚至德俄首脑会谈时，戈氏也应邀出席。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德国被称为三位"德国统一之父"之一。统一后的德国，一直是俄罗斯欧洲政策的基石，普京期待戈尔巴乔夫发挥余热，也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2020 年底，耄耋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在新著《何去何从∶ 呼唤和平与自由》中强烈批评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的决定是西方最大的战略错误。它导致欧洲以至欧洲以外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动荡。"⑦而书中对普京的评价也似更为接近现实∶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总统时，俄罗斯一片混乱……在这一灾难性的场景中，我很难想象任何人会按照"民主教科书"的套路按图索骥……俄总统别无选择，只能果断行事。他的一些做法被称为威权方式，社会上有人提出批评……如果威权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那么我就支持他，即便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决定。
戈尔巴乔夫 90 寿辰时，普京也发了贺电。短短电文中，戈氏被评价为"当代出类拔萃之辈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更为关键的是下一句，"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至于是变好变坏，是祸是福，见仁见智，普京仅仅是在描述一个人与一个帝国"人是而物非"的事实。
戈氏应是苏联最长寿的领导人（第二长寿者是 87 岁的马林科夫，但他身居高位仅一个月便让位于他人），也许也是俄罗斯帝国史上最长寿的执政者。一个夭折的帝国，一位长寿的掘墓人，二者之反差，足以令人思绪万千。
笔者曾数次前往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那里安葬着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诗人、演员、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等。这是一座特殊的无声纪念馆，它记录了俄罗斯的辉煌和苦难，光荣与梦想，其中很多墓志铭都在述说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不经意来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墓地，戈氏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已长眠于此，右边是为戈尔巴乔夫预留的空地。戈氏尚未盖棺，历史已有定论，即普京所说"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必然与偶然之间
对于 30 年前的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体制、决策和社会等宏观层面，苏联的衰败和解体非一日之寒，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僵化，经济低迷，军费沉重，两线作战，扩张过度，脱离群众……都程度不同地侵蚀着苏联的庞大机体。后续的改革失误，外部干预，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对此，多数学者对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乐此不疲，也无可厚非。毕竟，庞大的苏联体制，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也会积累种种痼疾，在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和挑战中，显得步履蹒跚，举措失当，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世界上体制僵化、经济不振的国家比比皆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帝国的消亡，无不经历了漫长的衰败过程，而且往往是在连年对外征战和长期内部腐败之后。而作为一个现代的超级强国，苏联解体过程异常迅速。1991 年的"八·一九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三天后便作鸟兽散，苏联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无所作为，快步进入自由落体的不归路。对此，深受苏联文化熏陶的作家王蒙感叹道∶"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
对于苏联体制的快速崩塌，近期学界的一些研究值得关注。其中复旦大学俄罗斯问题学者赵华胜教授提出的"浅层原因"，令人耳目一新。这篇2021年4月 26 日发表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的"苏联解体的浅层原因"一文，不同于一般的学究式考证，而是力图从"哲学角度"，将苏联解体的瞬间过程，置于历史和常识的坐标之中加以考量，开辟了一个观察历史事件和决策人物的不同视角∶
苏联的制度模式有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苏联解体没有直接关系。要说有，也只是间接关系。这些弊端使苏联不得不改革，苏联却在改革中丧失了存在。不过，葬送苏联的不是苏联制度模式，也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中的错误。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方向正确不意味着政策的和策略的正确，也不意味着改革一定成功。反过来说，改革失败说明一定存在严重问题，但不一定表明改革是错误的。
苏联的民族问题常常被用来解释导致联盟迅速瓦解的原因。赵华胜也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复杂，处理有相当难度。更何况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 14 个是少数民族，其中6 个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近 50%。但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有比较成功的一面∶
苏联最大的成功在于它使"苏联"和"苏联人"成为共同的身份认同（波罗的海三国除外）。俄语作为通用语言得到普及，世俗化深入社会，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共容，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在一起正常工作和生活，对民族身份和相互差别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不同民族间通婚也习以为常。诚然，苏联的民族关系并不完美，但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好的，认为民族关系不好导致苏联解体是过于主观的联系。
有鉴于此，改革的主要起因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事实上，在 1991年 3 月的全民公决中，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保留联盟的支持度达 95%，它们对苏联解体"最初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茫然甚至是失落"。
根据一般的逻辑关系，赵华胜也不认同经济困难和军备竞赛是苏联体制快速崩塌的直接原因。"从一般的道理来说，经济状况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联系……经济衰败确实使苏联国内政治矛盾加剧，社会不满高涨，但它导致的结果是政治斗争激化和社会混乱无序，而不是苏联解体。独立主要不是经济诉求，而是政治诉求，经济问题常常是独立的垫脚石，不管国家经济状况怎么样，都可以成为要求独立的理由……最终是中央政权瘫痪致使民族独立如脱缰野马，国家对局势失去控制能力，使联盟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赵华胜认为苏联解体是偶然不是必然。"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赵华胜还特别指出，在苏联处于国家命运多种选择之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将苏联推向解体不归路的居然是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
俄罗斯是苏联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就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也是由俄罗斯作为它的继承国。但作为主体民族，俄罗斯自我放逐，要求从联盟独立，它不是把那些想离开苏联的共和国拉回来，而是鼓励它们跑得更远，并视它们为经济负担，将它们弃之如敝屣。主体民族要独立，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少见，不能不说是苏联解体的一大奇观，也是苏联解体不同于一般国家分裂的重要特点。
对于戈尔巴乔夫，赵华胜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并没有摧毁苏联的意图，也没有抛弃苏联的理论，在维护苏联的统一上，他的问题不在于'背叛'，而在于失控。"
所谓政治背叛主要是中国部分学者的一种看法，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制度，背叛了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是对苏联解体的一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苏联解体与它的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直接关系，与它的国家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与谁是执政党也没有直接关系。
赵华胜上述推论，虽然是针对苏联改革的各种流行叙事方式的"哲学"反思，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和国家机器与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市场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层面。
在战后的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有两个"基本盘"，即自由主义的类型论和现实主义的能力论。前者注重政体类型，即西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类型国家属于现代型;后者关注国家治理能力，不在乎国家政体类别。二者之间，自由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本身侵蚀极大，但随着冷战式微，西方还是将新自由主义模式以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向世界，对中俄在内的转型体制都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一直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线的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震荡疗法，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所实行的经济私有化一步到位的经济震荡疗法一样，其结果是只有致死的震荡而无任何疗效。戈氏改革以弱化、回避以至消除现存的政治秩序为前提，至少是忽略了西方政治学中现实主义大师亨廷顿的治理能力论∶"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亨廷顿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选择，其实是个伪命题。在西方对中俄转型研究中有一些几乎一成不变观念，如，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只有政治改革而无经济改革;中国是渐变，苏联是突变，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全错，但仅仅着眼于中苏改革的表象。
在实际操作中，秩序和自由不是一个二择一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度"与"速"的互动和平衡。对中俄这样的超大型的国体，如何在改革与秩序之间实现同步和均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门艺术。这里，笔者借用赵华胜的"哲学"探讨的路子，以比较的方式，进一步审视戈氏改革。
首先是体制问题。虽然中国和苏联都实行过一定程度上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两国的国情和历史非常不同，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等方方面面都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垂直系统。苏联体制下的企业厂长制，军队中的一长制（政治委员服从军事首长），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都体现了苏式自上而下的"管控"观念和机制。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精英，对如何改动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几乎是跟着感觉走。
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则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这其中包括学习苏联模式，但又力图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如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国精英对各种体制的探索和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但从未停止过，包括在改革开放前十年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启的历史性改革，就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摸索、试验和优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机制。"治理"概念在中国，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governing ability），或亨廷顿的静态型秩序（order），它包括"理顺"各种复杂的关系（上下、左右、工农、军民、贫富、轻重工业等），目的是"优化"不同的治理方式。
相对于中国的"动态"治理机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官僚体制非常稳定，具有一般官僚体制的惯性和惰性;很难说是高效，但绝非是一个失败的体制。正因为如此，要说服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强国的官僚阶层对现存体制进行深度整改，难度非常之大。官僚体制对戈氏改革的抵制，迫使这位年轻的苏共总书记只能在体制外营造变革的气氛和声势，如所谓"透明化"（rnacHocTD）。而戈氏发起的"重建"（Iepecrpoika）苏联党政机制的改革，却使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各自为政，最终酿成中央计划体制的瘫痪，直接导致了 1990 年苏联全面的食品短缺。对此，《华盛顿邮报》当时指出，苏联的粮食危机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政府没钱从国外购粮，不如说是苏联管理体制的混乱所致。在民族政策方面，戈氏为了反对党内强硬派，采取以下逼上的手法，不仅给地方放权，甚至对民族分裂势力网开一面。1990 年开放党禁后，戈氏甚至允许民族分裂政党、宗教政党合法注册。在这个意义上，戈氏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弱化以至破坏现存体制的过程。破旧而未立新，苏联体制气数已尽。
相比之下，1978 年以后中国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重建各级国家机制的渐进过程。此前十余年里，中国实行的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机制，其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苏联体制和各种不同的选项，采取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避免了长期的、全面的、战略性的重大政策失误;中国政体"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这也许是中苏两大转型社会的最大不同。
2004 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此刻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17年后，赵华胜的哲学观点更为尖锐∶苏联领导人治国无方，在操作层面犯有一系列致命错误，这是中央权力衰落的又一关键因素……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的选择，或无力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也许就是苏联的宿命。
三、冷战结束 vs.苏联解体
30 年前，苏联解体，两极终结，西方精英弹冠相庆。西方政要在给戈尔巴乔夫 90 岁生日的贺电中，除了对戈氏泛泛的溢美之词外，绝口不提苏联解体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失忆"，也许会淡化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个人色彩，但客观上模糊了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间的界限。
苏联解体 30 年后，西方叙事中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步履蹒跚，难以为继，西方自身在民粹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夹击下也已满目疮痍。甚至疫情以前，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连年征战和无休止的"人道"干涉，已经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度，极端主义盛行，难民浪潮滚滚，极大地冲击着西方本身。而西方学界最热门的话题，竟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两极体制结束，并不是此前冷战的结束，而是此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开始。苏联解体这个"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其实并非西方有意为之，但它至今仍然影响着 21世纪的地缘政治走向。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更非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知，即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五年（1987 年）就已成为过去式。与此同时，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依然存在，但两国政治精英之间已视对方为伙伴而非对手。数年后苏联解体，则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一）冷战结束的若干"拐点"
柏林墙倒塌数月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断言西方自由主义已经完胜任何其他对手，"在未来世界中，人们不再会为了某种纯粹的空泛目标而前赴后继;世界范围内可歌可泣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让位于经济核算、为解决技术问题而进行的无止境的努力，对环境的关爱，以及消费各类奇技淫巧所带来的满足"。
而苏联解体一年前，美国老布什总统也宣布"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新时代，世界将免于恐怖，人们将致力于公正，追求和平。在这个世界会让东西南北各国共同繁荣，和谐相处。千百年来，人类都在对虚无缥缈的和平孜孜以求，但却陷于无数征战和屠戮之中而无法自拔。此时此刻，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这将是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她将是法制取代丛林规则的世界，各国将共同承担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义务，强国会尊重弱者的权益 ...
这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都不以苏联解体为前提。二人所憧憬的新奇世界，恰恰是以苏联存在为基础的两极体制。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认为，冷战在 1986 年10 月 11 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和 1987年 12 月 7-9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苏峰会上就结束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就全面销毁各自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达成共识，一年后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中导协议。一个更为安全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已经成型。与此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期待或臆想苏联即将垮台，而苏联解体时美方毫无准备。尽管美方希望对苏联经济施压，但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却（错误地）认为苏联经济状况良好，可以支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事实上，里根总统本人确实相信美苏应该在排除恐怖的核平衡条件下实现共存，而不管其撰稿人如何为他的演讲稿字斟句酌，也不管他那并非聪明睿智的头脑中如何作想。里根所梦寐以求的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那个离北极不远的冰岛，正值阴冷的深秋季节，里根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拍即合。
显而易见，美国所关注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能够威胁美国的苏联核战略，为达此目的，美国期待一个相对无害的两极体制，并不指望改变苏联国家机制的性质或弱化其执政能力，更没有寻求单极世界的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