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

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8）

朗  钧

目录：

一、云遮雾罩1970年庐山会仪真相

二、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两种评说

三、毛泽东推荐张春桥做林彪接班人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诱因

四、张春桥与林彪团伙的两次争吵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一）“陈张争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谁“直接指挥”？

（二）“吴张争吵”——弃用还是留用“三个副词”？

（三）“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的背景分析

五、简述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过程

（一）林彪团伙试图在庐山会议前的搞定张春桥

（二）初上庐山林彪佯装无事

（三）林彪-陈伯达深夜密谈

（四）“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

（五）林彪发出“倒张”号令，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蜂拥而上

   （六）林彪为张春桥罗织的“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能成立吗?

（七）毛泽东的庐山策略

六、简议“清君侧”

七、简述1970年庐山会议的历史意义兼做结束语

内容提要： 1970年春天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之举，是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重要诱因。庐山会议前夕发生的张春桥与林彪团伙成员之间的两次争吵，则是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林彪庐山滋事之动机和目的不是抵制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路线，而是反对张春桥触碰林氏“个人崇拜”话语模式，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争夺对毛的评价权和对毛思想和诠释权，以确保自身核心政治资源“天才论”不被颠覆，“接班人”的地位不遭废黜。

毛泽东1966年8月曾赠《范晔传》与林彪。林彪的庐山下场和“九一三”结局可以用范晔的八字遗言来描述——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能够随毛泽东之寿终正寝戛然而止，正是由于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极“左”团伙垮台的先后次序使然！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军人团伙先于以江青为代表的“极左”文人团伙退出历史舞台是天意, 是历史的安排，也是12亿不幸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之万幸。

正文：

由于档案尚未解密，廓清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的全部细节不是民间文革研究的任务。但是，依据现已见诸于世的相关资料，客观勾勒庐山会议的基本轮廓，宏观把握庐山会议的实质，本应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然而，由于林彪拥趸近三十多年来心怀偏见的参与和误导，庐山会议显而易见的真相被他们诠释的面目全非。还原庐山真面目，揭示林彪及其团伙45年前在庐山围攻张春桥之真实动机和目的，对于整体识别“林彪事件”之本质有提示性的作用。

一、云遮雾档的1970年庐山会仪真相

1970年庐山会议的直接后果不止于陈伯达被打翻在地，还使已经恶化了的毛林关系趋向公开化。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林关系看似还在维系，但是，所有从庐山上下来的人都心知肚明，毛林间“亲密战友”的关系已经走到尽头。毛林之间尚待了结的事情只剩下一件，即林彪将在何时，将以何种方式退出政治舞台。一年后爆发的 “九一三事件”就是庐山会议的延续和终局。

但是，当年官方展现在民众面前的庐山会议却是另外一副嘴脸：

1970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刚刚结束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该公报沿用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标准提法。公报在叙述了国内外大好形势之后，报告了全会所作的三项工作：1）全会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2）全会批准国务院《关于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3）全会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似乎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只做了以上这三件事。

公报在起始和结尾处均重复了毛泽东在“九大”发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并宣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公报给普通民众的印象是：刚刚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一定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且毛林关系和谐依旧，牢不可破。

九届二中全会公告发布后20天，“十一”来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彪依然猥琐地挥动红宝书，依然亦步亦趋地尾随在毛泽东的左右，并发表了国庆献辞。在献辞中，林彪竟然口是心非、恬不知耻地盛赞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滑铁卢——刚刚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

国庆之后，依然平静。但是，到了冬季。人们从党报上嗅到了一点异样的气息。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1971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文章。文中以批判杨献珍“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的观点为由头，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在党内开展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

1971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人们从党报上嗅到了更加异样的气息。那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红旗》杂志的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该评论提示读者要“提高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用以“识别和抵制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1]^]”。政治神经敏感之人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察觉到，中共最高层又出问题了，且事情还在发酵。

春节过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传达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2]^]。这份材料用大量的篇幅述说陈伯达“一贯反共”的反动历史，而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文章则闪烁其辞，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与罪名等级相符的罪行事实。在中央文件跳跃式的陈述中，缺少了对庐山会议整体进程的详尽交代，似乎故意要隐瞒些什么。人们很难相信，单单散发和宣讲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天才”的语录就有如此大之罪过。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下发到基层的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凡谈及1970年庐山会议时，都只讲林彪陈伯达坚持鼓吹“天才论”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两点。而对林彪及其团伙成员煽动裹挟不知内情的中央委员围攻张春桥的情况则只字不予提及。

而与上述官方做法略有相违的几次例外发生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

“四人帮”豢养的写作班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借古喻今、褒法贬儒的史学文章中就点滴透露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真相。

例如，梁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写作班子）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文章中语破天机地说：“‘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搞掉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 ^[[3]^]。

又例如，署名康民的文章《晁错反复辟的斗争》中说的更加明确：“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用‘清君侧’的反动策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4]^]。

碍于毛和中央对庐山会议的宣传口径的限制，四人帮写作班子也只能点到为止，没有展开叙述，当然更不会挑明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团伙企图搞掉的“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就是张春桥。四人帮写作班子的隐晦表述表明，虽然庐山会议已经过去四年，且林彪也早就摔死在温都尔汗。但是张春桥之辈对曾经使自己身临险境的1970年庐山会议仍然心有余悸，耿耿于怀。

二、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两种评说

关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将其描述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5]]。毛泽东认定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八月逆流”^[[6]^]。

关于庐山会议，林彪拥趸的说法以丁凯文的文字最具代表性，他说：“庐山会议的要害实质是，林彪带头掀起了一次‘八月抗争’”^[[7]^]。

 “八月逆流”也罢、“八月抗争”也罢；在事件的概括认定方面，官方和林彪拥趸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即都承认在1970年的庐山上着实发生过一场撕斗。但是，该撕斗的发生所为何事？在“逆流”或“抗争”中，双方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官方和林彪拥趸却给出了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都与真相相去甚远的两种评说。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性质，官方的表述前后略有变动，但本质内容没有变化。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十大”政治报告。“十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了1970年庐山会议与“九一三事件”的关联性，明确指出：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8]^]。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认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在这段文字中，关于庐山会议及其性质的直接评述被回避了，但“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时间仍然被追溯到1970年。

官方说林彪庐山滋事是要搞“反革命政变”肯定是言过其实了。庐山会议时段，林彪还没有完全被逼到狗急跳墙的境地，他还想继续“吃毛主席这碗饭”^[[9]^]。至于庐山会议前期，200多名中央委员之所以发言拥护林彪的开幕式讲话，并不是因为林彪本人有多少人格魅力和林彪的开幕式讲话讲得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这些委员们急于要向毛泽东表忠心。如果林彪和叶群真的要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估计一分钟之内就会被负责安全警戒的8341部队和270名中央委员打成肉饼。

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届二中全会都缺乏全景式描述，都回避提及林彪及其团伙在会议前期围攻张春桥的活动和毛泽东在会议后期袒护张春桥的举动。因此，读者不可能通过阅读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庐山会议真相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性质，林彪“死党”和林彪拥趸做另样解说：

邱会作说：“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的人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10]^]

林彪拥趸领军人物王年一说：“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11]^]

林彪拥趸丁凯文说：“庐山上林彪发起的这场斗争实乃中共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自‘二月逆流’以来针对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反击，这才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所在。”^[[12]^]

林彪拥趸关于庐山会议的评述与官方评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涉及了林彪团伙围攻张春桥的活动和毛泽东袒护张春桥的举动。

但是，林彪拥趸将林彪团伙庐山滋事，围攻张春桥的行为说成是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完全是胡说。文革期间，在中共召开的全部重要会议（1966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来都是全力支持，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即使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林之间已经闹到几乎要 翻脸的地步，但是林彪及其团伙成员没有一个人从路线的角度和高度对毛泽东的文革主张提出过一丝一毫的质疑。

林彪既不想搞也没有搞“反革命政变”，同时又全力支持毛和毛的文革路线，那么林彪在庐山会上到底要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抗”个啥？“争”争个甚儿呢？

三、毛泽东推荐张春桥做林彪接班人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诱因

林彪拥趸在为林彪翻案的文章中，非常热衷于宣扬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率众围攻张春桥这件事。似乎只要是反对张春桥就光彩的不得了。

但是，林彪拥趸从来不敢对“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这个话题进行认真深入地讨论。他们只是泛泛地说林彪在庐山反张春桥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

在林彪拥趸的叙述中，引发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诱因事件和导因事件被他们故意回避或弱化了。在林彪拥趸的叙述中，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这件因果关系显然的事件被描述成一件无因而果的突发事件。

历史事实证明，确实存在着最直接的诱因事件和导因事件致使林彪及其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寻衅毛泽东。

1970年4月毛泽东去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简称“毛向林荐张”）^[[13]^]这件事与林彪1970年8月在庐山滋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是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最重要的诱因。

毛林关系的恶化始自中共“九大”会议期间。

“九大”会议期间，林彪在确认自己“接班人”身份的新党章刚刚通过之后，便在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中操纵黄、吴、叶、李、邱之选票，对江青投了反对票。而同步发生的李必达事件^[[14]^]则暴露了林彪及其喽罗的朋党迹象，使毛泽东洞察了林彪及其团伙的离心倾向。

于是，毛泽东一还一报，还以颜色，“九大”刚刚闭幕，毛泽东就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并当着林彪的面发出“王八蛋之骂”^[[15]^]。摘语录牌的行为可以视做毛泽东颠覆林彪政治资源的最初始尝试。而毛发出的“王八蛋之骂”则清晰地表明毛已经开始厌恶和憎恶林彪了。

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客观上延缓了毛林关系破裂的进程。但是，中苏边界紧张形势在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谈之后得到缓解。于是，毛林关系的继续恶化又重新成沦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6]^]。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的意图很清晰，那就是毛不想把国家最高权力交给林彪。“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显然含有掷闲林彪的意向。

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遭遇林彪的强反馈。一贯提倡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林彪自食其言，用“不理解的就不执行”的姿态在4月11日用电话和书信两种形式正式通报毛泽东，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假惺惺地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17]^][[18]^]

当林彪明确表态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后，时隔仅十多小时，毛泽东用更加明确的表态回复林彪：“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毛泽东的回复之神速显示了毛泽东坚决“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心。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返京途中路过林彪居住地苏州。毛泽东亲携张春桥低屈下就来到林彪官邸。在与林彪的谈话中，毛泽东以林彪体弱多病为由，直接提议张春桥做林彪的“接班人”。毛笑嘻嘻地问林彪：“你看小张怎么样啊？”毛泽东的嬉笑之问弄得林彪手足无措。林彪借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林彪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9]^]。

林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于“小资产阶级”，没有资格做接班人。林彪实际上是含蓄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荐张”提议。然而，林彪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多么地滑稽和无力。按照共产党的阶级划分理论，像黄、吴、李、邱这样农民家庭出身的人何尝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呀。后来毛泽东选定无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做党的副主席，或许和林彪的“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的挑剔有点关系。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张春桥或黄、吴、李、邱是否属于“小资产阶级”。谁接林彪的班对毛而言只是一个话引子，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人接林彪的班”这类挑衅性题目一经正式讨论，就意味着林彪必须“歇菜”的大前提就已经确立。这才是“毛向林荐张”的真正用意所在。

据说，毛走后，林彪越想越窝囊，还与叶群抱头痛哭。

林彪此哭真是大可不必。毛和林之间在政治路线的方面并无分歧，毛想掷闲林彪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整死林彪。林彪完全可以依照林氏犬儒主义^[[20]^]的生存法则欣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心甘情愿地被掷闲。如此一来，则困惑苦恼一了百了，烦事愁事万事皆休。但是林彪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庐山碰壁和温都尔汗的下场。

高文谦先生曾认为“毛向林荐张”之事是“毛林交恶”的根由，“是解读庐山会议前后这段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很到位的评述。

总之，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是导致林彪团伙在庐山围攻张春桥的重要诱因。只是多年来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官方和林彪拥趸都极不情愿提及此事罢了。

四、张春桥与林彪团伙的两次争吵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已经让林彪愤懑不已，庐山会议前夕，张春桥和林彪团伙又发生了两次正面冲突。一次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简称“陈张争吵”），一次是吴法宪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简称“吴张争吵”）。这两次争吵均涉及对林彪本人及其核心政治资源之评价。“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是林彪决心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一）“陈张争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谁“直接指挥”？

文革初期，随着林彪“亲密战友”身份的确认，一种关于林彪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关系的荒谬提法出现在官方的宣传文本中，并成为一种党八股定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如果林彪是个聪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一经出现，他就应该自己站出来坚决予以纠正，而不是默认和受用之。但是，事情却很有趣，第一个站出来纠正这种既与历史事实相悖，也与现实状态不符的提法的人却是张春桥。

1970年7月底，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围绕草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陈伯达主张坚持以往的一贯提法，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黄永胜同意陈伯达的建议，也与张春桥发生争吵。而张春桥则坚持社论原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

如果抽象掉毛林争斗之大背景，单纯评判“陈张争吵”的话，张春桥的提法显然稍具合理性。

从历史上看，林彪虽然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红一方面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短暂指挥过八路军115师、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第四野战军。但是林彪从未以全军统帅的身份指挥过红军、八路军或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尤其是当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