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4500-前1500年间，作为马家窑文化及其后续文化的主体，羌部族先民在集仰韶文化发展之大成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创造出世界彩陶顶级群落、世界最早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和宫殿建筑技术，适应了当时东西方各族先民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由初级文明向成熟文明发展的需要，加之其地处欧亚大陆之间，必然吸引世界各地工匠来寻经探宝，将他们的这些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地文明进化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六册)。但是，在商王朝连续镇压羌族先民五百多年，使羌族成为落后的少数游牧民族之后，后世文献大都以这样的成见来记述其商代以来的不幸，而这个部族以前取得光辉成就便失传了；有些甚至以史前西方人从羌民祖先这里学得技艺而取得成就的遗存当作证据，反而把羌人后裔还在享用的其祖先的成就说成是西来的。这种局面从商代一直延续下来，使羌族史的实证研究陷于基础资料极度匮乏的困境之中。在此宭况下，国内外一些学者以西亚、欧亚草原带古文化遗存出土的一些铜器与齐家文化铜器的形似，提出种种“西来说”、甚至提出“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东向传播”的“青铜之路”（Fitzgerald-Huber 1995，梅建军，高滨秀2003，李水城2005，刘学堂、李文瑛 2015，Lin Meicun and Xiang Liu 2017，王璞2018)。 近些年来，这些“西来说”者说找到了“确凿证据”。据说，他们从新疆一些古代遗址出土文物中“甄别出塞伊马-图比诺文化遗存”，又把山西太原、陜西馆藏、河南南阳馆藏和淅川下王岗出土的倒钩铜矛，都冠以“塞伊马-图比诺式”，进而“首次提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源于欧亚草原文化”（梅建军、高滨秀2003，林梅村2015，胡保华2015，高江涛2015，刘霞、胡保华2016）。有的甚至强调：“对这些铜矛的两个新的观察表明，塞伊马-图比诺金属铸造技术是中国冶金发展的原因之所在”（Lin Meicun and Xiang Liu 2017）。在石峁铜器材料公布后的讨论中，“罗森将石峁放在半月形文化带和欧亚草原中观察文化与人群的交流与互动，李旻认为石峁处于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的交汇处，宫本一夫认为石峁的铜器可能是与赛伊马-图尔宾诺文化交流的产物”（张鹏程、邵晶，2016）。 所有这些“西来说”，都没有核实其西方来源是否都具备青铜器生产中心兴起所必备的基本前提条件。先生们所说的这些西方来源，无论“塞伊马-图比诺现象”，还是“安德罗诺沃文化”，或是别种的欧亚草原文化，都没有被确证：是否像石峁、齐家、四坝和二里頭文化主体——羌夏盟族社区那样，拥有一批批最富有合金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经验知识和技能的工匠，及其师徒传承链所积累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器生产科技；享有相当发展的农业基础；具备为矿石冶炼、精炼和最终铸造构建高温炉的能力；具备千百年来使用门类多种多样器具所积累的造型、设计与制作的丰富经验、传统和规范，而拥有将各种石、陶、骨、玉器铜器化的独特优势。如连这些前提条件都没确定，那怎么能证明这些铜器形制的相似是由西向东带来的？又怎么不是由东向西传去呢？历来一种科技的传播都是由其起源和发展中心向其四周传播，只要这些先生们拿不出系统而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西方来源的青铜科技起源和发展早于石峁、齐家、四坝和二里頭文化，且具备这些基本前提条件，那麽，他们的这些“西来说”就不能成立。 既然近来“许多研究者相信中国青铜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并以“塞伊马-图比诺现象”为其“确凿证据”，那麽，我们就来老老实实地考察“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的各个方面，从现象到本质的深究中探明其真相，弄清其“确凿证据”证明的究竟是什么(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六册)。限于篇幅，这里只概述“西来说”者们一直忽视的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的文化主体是谁的问题。 俄国资深考古学家Chernykh（1992）对其考古出土材料做了迄今最精深系统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塞伊马-图比诺现象是于公元前2千纪中期至公元前1100年间发生在从西蒙古和阿尔泰到芬兰如此广袤地域内的一种外来文化。其遗存的三处墓葬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铜器实例列举于图6.6.3。  如此图所示，塞伊马-图比诺铜刀、斧上常见纹饰“勿”字纹(图6.6.3.1.1-2，图6.6.3.2.1，图6.6.3.3.1-4，图6.6.3.4.1-4)，已为学界所注意（胡保华2015），如本书第二卷第六册所证实，“勿”字纹是禹族始祖族——有夏部族的族号；作为这些“勿”字纹主干的形式有六种：(1)只其下端为“y”形羌族族号文字(图6.6.3.1.1，图6.6.3.2.1)；(2)其顶端为“∧”形炎帝族团盟号文字，和其中间为“×”形姜戎族族号文字(图6.6.3.1.1，图6.6.3.2.1)；(3)只其中间为“×”形姜戎族族号文字(图6.6.3.1.2)；(4)只其下端为“∨”形禹族族号文字(图6.6.3.3.1-3，图6.6.3.4.1-4)；(5)其顶端为“∧”形炎帝族团盟号族号文字、其下端为“∨”形禹族族号文字，和其中间为“×”形姜戎族族号文字(图6.6.3.3.1-2，图6.6.3.4.1)；(6)只有“勿”字纹形的有夏族族号文字（图6.6.3.3.3-4)。塞伊马-图比诺铜斧上常见“勿”字纹及其主干的“y”、“×”、“∨”和“∧”形的有夏族、羌族及其下属的姜戎族、禹族号文字，除了类同于上述石峁及其相关文化的器物上的族号文字外，还可溯源至夏、羌部族历代祖先们曾经制作和使用的器物上的族号文字(图6.6.3.5.1-5)。 本书系第二卷第六册已证实，被学者称为“勿”字纹，是史前先民记录云象的图画文字(图6.6.3.5.1-5)。自距今5500年前黄帝时代有夏部族用此字(图6.6.3.5.1-2)表达云象观测以来，羌族先民也用此字表示云象观察而广泛绘饰在其陶器上(图6.6.3.5.3-4)，直到齐家文化中的羌人还用此字来装饰铜镜(图6.6.3.5.5)，以致“勿”字纹由表示云象观测的图画文字，进化成了商人表示夏朝国号的甲骨文“夏”字和甲骨文“云”的字根。因此，塞伊马-图比诺铜斧上常见纹饰“勿”字纹及其主干的“y”、“×”、“∨”和“∧”形羌、夏族号文字，正是该现象文化主体——羌夏盟族后裔标记其族属的正宗标志。它们同羌、夏部族历代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遗存器物上的族号文字一起组成的文字证据链，就确证了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的文化主体就是羌夏盟族的后裔。 除了这些族号文字外，还有平行排列的成组刻划线纹，都是直接来自中国的这种文化的主体——羌夏部族祖传的伏羲数字卦(图6.6.3.1.3，图6.6.3.2.2)。如图6.6.3.2.2所示铜刀把部三羊塑像的下面的一系列平行刻划线，按其排列的疏密组成“一一亖二一二的数字卦，即相当于《周易》的复卦“涣”。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降，古数字“一”、“二”、“三”、“亖”组合成的伏羲数字卦，就一直为中国各地氏族历代子孙作为原文字所共同行用。与之同为其标志的是铜刀上的刻划纹——伏羲数字卦。这些是中华先民所独有的原文字，是他们生为中国人之身份的最真实的极终证据——出土的文字证据。这就最直接地证明了：他们确实是永不忘祖、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中国好汉！ 塞伊马-图比诺刀、剑把上的羊、马、鸟和蛇形雕塑(图6.6.3.2.2，图6.6.3.3.3)，直接来自羌夏部族的习俗。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已证实，因羌族“Y”形族号与羊头形象相似，在其青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之时，神化其祖先崇拜的青铜羊头形象便会创作出来，参与以往流行的族号图案画形式。其中齐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羊头纹铜牌饰，与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铜羊头权杖头，都是羌部族首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由此，这四种青铜文化最突出的一大共同特征便是都出土有羊头饰和羊首铜器，标志著青铜时代羌族先民共同的祖先崇拜的神化趋势已转向羊图腾。在羊头饰和羊首铜器的带动下，各种动物纹饰乃至人像纹饰的青铜器便兴旺起来。其中，塞伊马-图比诺刀、剑把上的羊形象与齐家文化、二里頭文化羊形象的相似、特别是前者羊头权杖头与四坝文化权杖头的吻合，前者驾马车人的形象与齐家文化玉人像的吻合，也是二者共同出自羌部族的直接证据。塞伊马-图比诺和四坝文化的四羊首权杖头也是对马厂文化传统权杖头的仿制，其仿制所用的复合范、分铸技术也只能来自对羌族祖传合范铸造术的继承和发展。 古学家积累的有关考古材料，特别是依据其中苏联学者未能识别的出土文字材料，追踪了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的来龙去脉，以充分而系统的实物证据链和包括出土文字材料在内的内证性证据链，还原了于公元前16-11世纪期间跨越欧亚大陆的“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的真相：原来这种现象所表现的文化直接来自公元前16世纪商灭夏之际，在商王大军剿灭夏羌盟族的节节追击之下，几股夏羌盟军散兵陆续由中国逃到阿尔泰结集后继续向西逃亡，沿途以青铜器具为首要生存竞争手段所开展的救亡图存活动。它绝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而是恰恰相反，它把中国正在发展中的青铜器和青铜技术带到了当时尚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尚以砷铜为铜器制造主要原料的欧亚大陆和东欧，直接开辟了由东到西的青铜之路，为欧亚大陆和欧洲进入青铜时代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并发挥了强大的启动作用。同时，它启动了东、西方人文交流大发展、欧亚大陆民族大转变及文化多元化的机制，进而带动了游牧民族及其草原文化兴起、各种大宗产品通商之路的接连开通和各文明古国的思想的大解放而迎来世界“轴心时代”。 石峁遗址作为西夏方国都邑在此过程中，以发明环首铜刀的祖型而开创了铜器装饰和标记族号文字的先例，也就是开启了创造产品品牌效应的先河；也为铜器制造由多种合金混制向以铅青铜为主的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它处于世界青铜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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