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 ——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命运

文章转载自：《红鼹鼠》杂志第六期

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命运

曼德尔 著 万毓泽 译

虽然布哈林（Bukharin）身陷于一场派系纷争的悲剧，而自己却没有掌握到这齣戏的历史重要性，并且也在这齣戏中失去了政治的方向，但他仍然是个诚实而卓越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在较低的理论认识的层次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轨迹，则戏剧性地说明了，建立在包办替代主义之上的权力政治、实用主义与现实政治（realpolitik），没有能力去形塑历史的发展方向。两人最后所创造的局势与选择，都恰恰对立于他们当初的计划。

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最关切的，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权力斗争中获胜。招致灾难的“大跃进”一发生，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便失去了多数的支持，于是他呼吁青年去反抗党机器，并塑造出狂热的个人崇拜，让人们相信他绝不会犯错。这整个操作方式，都压制了党内所残余的的自由讨论，并使肢体暴力蔓延，还以各种形式来镇压他那些真实、潜在或想象的敌人。

与此同时，就毛泽东以及广大的群众两方而言，文化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既有的党与国家官僚感到强烈的厌恶。我们不可能想象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或艾德礼（Clement Attlee）、斯大林或布里兹涅夫去动员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走上街头赶走官员。斯大林在展开清洗时，比较喜欢的武器是秘密警察。

广大的青年（不只是学生）之所以会回应毛泽东，是因为他们由衷地痛恨官僚，并且以为这是一个赢得更大的平等与民主的时机。没有错，要是有人否认文革第一阶段中广大群众的自发性与政治上的差异性，那可真的是扭曲历史记录了。(注1) 然而，在党（对立于阶级统治）的正统架构内，毛泽东对权力政治的着迷，很快就让他陷入无法解决的两难之中。他梦想着要透过动员广大群众，来周期性地重新改组官僚，以避免官僚巩固为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注2) 然而，真实世界之中的动员，开始脱离了他的掌控，导致了政治冲突，而使党的统治面临危机，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当时的社会仍处于分化状态，故这种社会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注3)

毛泽东因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让文革发展成一场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将会推翻他个人的权力与党内的亲毛派。因此，他很可能是出于无奈而做出了另一个选择：用军队来镇压或“惩戒”红卫兵，以及那些采取独立行动的工人。(注4) 数百万的城市青年被驱逐到农村；工厂中恢复了官僚的“法律与秩序”。党与国家官僚逐渐重新占了上风。

既然毛泽东还活着，既然四人帮掌控着官僚，那么表面上看来文革似乎的确导致了某些根本的变化。但是毛泽东并不存有幻想。他深信，官僚已经获得最终胜利，而官僚获胜的一部分原因正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他怀着失败的苦痛之感而死，告诉妻子自己无法长久保护她和她的派系，而且一旦他死去，他们都会马上被拉下台。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都极力反对党内民主与工人民主，也都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层才代表工人阶级。一切其他的派别，即使“名义上”代表工人与农民，实际上也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矛盾是非常清楚的：世界的历史让我们了解，反叛是正当的——反叛毛泽东思想和反叛“党的正确路线”除外！

在整个毛泽东的最后时期中，中共领导层和官僚内的权力斗争，都结合了互相冲突的经济政策上的辩论，其中许多细节仍不清楚。然而，毛泽东死后所发生的事情，整体来说已厘清了这些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派系对于经济发展的想法，基本上是要对大规模的国家部门进行集中投资，并且用一种特殊的强迫集体化的模式（“人民公社”），透过低效率的“直接劳动投资”（direct labor investment）的方式把剩余的劳动力留在农村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所提出的另一种方法，是要达到较高的效率与劳动生产力，一方面透过部分分散化的投资来使城市与乡村的工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将农业重新私有化，以释放农民的生产力。在一段短暂的过渡期之后，这就是邓小平1979年掌权时所采取的模式。

但是邓小平并不只是个“经济自由化推手”。他也是文革期间党内恐怖下的重要受害者。的确，他很可能是仅仅勉强留下了性命—不像他那位不幸的伙伴刘少奇前主席，便在残酷的境况下被毛派杀害了。因此，党官僚和一般大众都认为，邓小平的重新掌权，是减少恐怖与减轻压力的前奏，而且至少是知识与政治自由化的开始。由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向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开放，这便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印象。

这也不仅是幻想。它与真实的—虽然是非常局部与矛盾的—过程相符。我们完全不会怀疑邓小平是否真的采取了局部而受到控制的政治自由化，来配合经济上的自由化。的确，他所指定与推荐的两位接班人—即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所认同的路线近似于戈巴契夫早期的开放措施。邓小平当时试图摆脱彭真和杨尚昆周围那些布里兹涅夫式的老官僚，遂把他们从握有实权的领导位置转移到以名誉为主的位置上。杨尚昆是前国家主席。

然而，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是面临了两难，而这样的两难，不是一个从不愿与“四个原则”（包括斯大林主义的信条，即党由上而下的统治）决裂、不愿与官僚权力与利益决裂的人所能解决的。(注5) 自1986年以降，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了社会的不满，以及更为公开的冲突。各阶层的群众开始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行动。发生了农民的的示威与罢工；发生了工人的示威与罢工。学生与知识分子就象是催化剂，逐渐将分散零碎的运动汇合为一股整体的浪潮，来争取工人国家内的民主自由。在北京，学生与工人的联合运动发展成1989年五月到六月的天安门事件，将这场运动过程带入高潮。

就像毛泽东在红卫兵动乱的时期一样，邓小平现在也必须做出选择。事态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也就是说，他将对群众的动乱进行暴力且彻底的镇压。这不仅意味着1989年六月四日的大屠杀及其后续事件，更意味了中共领导层内部派系的重组。邓小平身边的“温和自由派”以及“保守派”两方的斗争，变成了一场三方的搏斗，而在这场搏斗之中，邓派逐渐必须与“保守派”站在一起，来对抗那些更为坚定的“自由派”。中共的干部与中国人民，原本在邓小平身上看到的是远离“文化革命”政治恐怖（他们都非常害怕这样的恐怖再度发生）的象征。但现在，同样这位邓小平，却接连消灭了两位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又发动大型的威胁恫吓、迫害与恐怖，同时呼吁大众去告发反对者，严刑拷打政治犯，上演审判秀，无情地镇压“偏差”的意见，对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并有计划地骚扰知识分子。邓小平与其派系十年来所指责的那些弊病，又被邓小平主动引入了。(注6)

邓小平或许仍相信，藉由保卫中国官僚层对权力与庞大物质特权的垄断，便可拯救他“四个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我们还得再观察这到底有多少程度的真确性。但是根本的教训在别处。由于邓小平始终执着于权力政治以及“党的领导 = 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故深陷于他原本试图削减（如果不是镇压）的官僚内部的力量，而无法脱身。盛行的不是“自由化的内在逻辑”，而是官僚层用最为镇压的恐怖方式行使了政治权力。

若要与工人组织与工人国家的官僚化堕落进行不懈的斗争，则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拒斥包办替代主义的教条。这绝不表示我们幻想阶级斗争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正相反，这与建立革命先锋党的迫切需求完全并行不悖。然而，这的确需要去正确地理解阶级的自我活动∕自我组织与革命先锋党之间的辩证关联。托洛茨基对这种辩证关联做了经典的阐述：

“革命事件的动力，乃直接由各阶级心理状态的迅速、剧烈而激昂的变化所决定，而这些变化，在革命之前便已形成…。

当群众展开革命时，并无事先准备好的社会重建计划，而是激切地感到无法再忍受旧政权。一个阶级当中，只有那些走在前面的阶级成员会拥有政治纲领，而且这也还是必须经过事件的考验及群众的认可。因此，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乃是一个阶级逐渐了解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广大的群众能够以连续渐进（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的方式积极起来…。

唯有以研究群众本身的政治进程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党与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们绝不会忽视这样的角色。在这样的进程中，党与领导人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成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成分。若没有一个起领导作用的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消散殆尽，就像没有封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样。但是推动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注7) ”

注解

1.许多著作都讨论了这个主题，其中极优秀的一本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的中国》（Mao’s China）（London，1977）（译按：此指初版；本书经增修后，再版于1986年，三版于1999年，第二版起书名改为Mao’s China and After，中译本见《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另见Livio Maitan，《党、军与阶级》（Party, Army and Class），London，1975。

2.虽然毛泽东不使用“官僚”这个词，但他很明显地指责一些典型的官僚行为，如工厂层次的“一人管理”、高所得差距、干部子女“搞特权”（castification）（见Helmut Martin编，《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Mao Tse-tungs Notizen zum sowjetischen Lehrbuch Politische Oekonomie〕，Hamburg，1975，页82-4，99，114-5及全书各处）。但是，在高尚地宣布人民具有掌管国家（因此也包括国家产业）的“基本权利”之后，他却疲软乏力地下了结论，认为工厂经理的权威应该从属于党的委员会。党委员会即等于“人民”。他根本无法想象工人的管理，更别说是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工人议会所进行的工人管理了。

3.毛泽东“反官僚”的倾向，究竟是对苏联与中国的负面发展的真诚反应，还是因为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落居少数，故要对抗刘邓派背后的官僚，是颇受争议的题目。1949-64年期间，国家与党的极度官僚化（生动的描述可见A. Doak Barnett，《共产中国的干部、官僚与政治权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1967），似乎较倾向支持上述的第一种假设。

4.关于红卫兵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冲突，见Maitan。

5.毛泽东与林彪（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宣布林彪为毛的接班人）的联合，以是林彪对军队的控制为基础的。关于上海公社的兴衰，见Meisner。

6.见《邓小平选集1975-1982》（北京，1984），页172。四个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实行，且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

7.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恐怖性质，及其杀鸡儆猴的作用（用来警告全中国人民，中共不允许任何不受其领导层控制的群众运动），可见如《北京大屠杀》（Massacre in Beijing）（国际人权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及人权特别研究小组〔Ad Hoc Study Group on Human Rights〕的报告）；Fathers/Higgins，《天安门：血洗北京》（Tiananmen: The Rape of Peking），New York，1989；及Simmie/Nixon，《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Washington，1989。关于邓小平的镇压路线所引发的政治瘫痪，可见刘宾雁的访谈，刊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8.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一卷，London，1967，页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