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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延烧下的公卫资源缺口

2022-5-15 16:00| 发布者: 托派分子| 查看: 4927| 评论: 0|原作者: 张仲方|来自: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摘要: 从3月底开始,台湾再度迎来了疫情肆虐的高峰期。不同于去年的三级封城,这一次的Omicron疫情规模远较去年的疫情高峰来得更加巨大,确诊人数也是直线上升。

3月底开始,台湾再度迎来了疫情肆虐的高峰期。不同于去年的三级封城,这一次的Omicron疫情规模远较去年的疫情高峰来得更加巨大,确诊人数也是直线上升。截止至5月15日的最新信息,单日本土新增数突破6.8万人,且确诊总数达75万人,台湾社会与「单日确诊10万例」的距离已不再遥远!

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想度过这段疫情的「涨潮」,首要任务仍然是公共卫生资源是否足够、医护人力是否充足。然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诸多医护人员的过劳与压力,也能观察到无数群众对防疫政策的怨声载道。这无疑说明民进党政府并未从去年的疫情经验中学到教训。

以下,我们将从公共卫生资源的角度出发,探讨本次疫情对公卫资源的冲击,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重大疫症。

快筛不足,反映公卫资源的稀缺

年年底,由南非研究人员首度确认的Omicron变异株凭借着高传染力,开始在全球造成比其他变异株更大规模的疫情感染。到了今年3月,台湾的边境防疫已无法再抵挡Omicron的高传染力,使得疫情开始进入台湾社区,造成各个大小、规模皆不同的群聚案。

随着疫情逐渐深入各县市与社区,针对快筛的需求也逐步提升。然而,首要的最主要问题即为快筛试剂的不足。尽管陈时中表示,目前的快筛实名制每天能提供40万人份,然而快筛试剂的准备速度却仍无法追赶上疫情的扩散速度。这也就使得快筛实名制上路后,不仅导致诸多劳动家庭纷纷抱怨「排不到」,更传出台北市与基隆市政府因快筛试剂不足而产生与中央政府的分配矛盾

不只如此,因为各校也逐渐出现群聚感染,使不少学校得远距离上课外,教育部所派发的70万剂校园快筛也丝毫无法填补上各校园的使用需求。报导指出,部分直辖市因为快筛试剂不足而向教育部反映,得到的结果却是各部会「踢皮球」,使地区防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认为,先前蔡英文政府不断强调的「1亿剂快筛」恐华而不实。事实上,不仅快筛试剂不足,就连其价格也相当混乱,不少群众因为无法透过实名制排队购得快筛,就只能花更高的价钱自购快筛试剂。

更重要的是,有诸多媒体争相报导,指出民进党政府采购快筛有图利财团的迹象。例如先前食药署核准福又达进口韩国的Gmate唾液快筛,结果进口价格却较其他国家更加昂贵,其利润高达45亿元;又或者是高登环球生医有限公司与卫福部的采购案,被质疑高登环球公司没有投标经验,且前身并无相关专业,更和民进党前立委蔡煌琅有关的指控。综上所述的相关争议,民进党政府不仅没有提出明确证据,更以「贵就别买」的说词简单推托。这样的行径不仅难以让基层家庭安心,加上变动极大的快筛价格和种种图利厂商的迹象,民进党政府的防疫政策不仅无法让人安心,更是将社会基层的健康安全推往财团厂商谋求利益的嘴边!

过劳的医护人员与产业劳工

资源不足不只会反映在物资上,还会更大程度的反映在人力上。由于疫症不断蔓延,确诊者人数也持续上升,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压力。5月7日,台大医院企业工会甚至发表公开求救信,希望政府单位与公众能伸出援手。

工会方面表示,现今的医疗情况已成为两位护理师负担一百位病人!这种悬殊的照护比例加大了护理人员的确诊机率,使原本就相当吃紧的人手变得更加紧绷。与此同时,由于外界的确诊数字仍不断增加,因此对医护人员来说,照护工作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看护质量不断下降,而高强度且超负荷的医疗业务更让医护人员苦不堪言。

台湾护师医疗产业工会就透露,当前台湾的医护量能根本就不足够,在疫情爆发时,同样的医护人力却得面临无数的确诊患者,使这些医护人员疲于奔命。另一份报导也指出类似的结果,过去亚东医院的护病比为1:10,可随着确诊者陆续增加,以及越来越多医护人力也遭受到感染,使护病比急速上升,另有医院的护病比甚至来到1:30!

这也就解释为何会有医护人员认为确诊才是「解脱」,以及当卫福部于国际护理师节发布影片感谢医护人员时,不少基层医护人员甚至会对此感到愤怒,表示中央政府并没有进一步的作为。除此之外,北市联医工会更是直言,仅有卫福部和高层的加油打气,实质上完全无法改善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困境。

问题症结何在?

以上无疑显示民进党政府不只没有做好准备,更低估了Omicron在台湾的潜在传播力。然而,这些都丝毫没有阻止民进党政府准备进入「新台湾模式」的步伐。

根据《卫报》之报导,所谓新台湾模式即「无法遏阻Omicron,但可延缓疫症高峰期、避免集中爆发,以此来学习与病毒共存」,而前副总统陈建仁亦指出「这是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公卫资源是否足够」,而不是在无视前者的情况下选择「与病毒共存」;换句话说,从民进党政府对新台湾模式的态度可以看到,其并没有选择正视总体公卫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仅仅是聚焦在如何使医疗体系不至于崩溃。

我们于去年的文章已清楚强调:

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内群聚感染主要归结为匡列不够迅速,分舱分流不够确实,而最重要的也在于医疗人力及资源匮乏…这些医疗资源的匮乏,以及应对公共医疗及卫生的政策和相应投资也在全球疫症期间未见到民进党政府有什么样重大改革的决心。

这番话所昭示的是2021年台湾防疫政策的缺口与不足,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再次看到民进党政府仍是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来看待重要的抗疫工作。其不仅没有在这段期间扩大医护资源、常设更多卫生设备,更没有在疫情深入各社区之际,加大对医疗物资的添购和对总体医护系统的投资[1]

进一步来说,纵然Omicron病毒株的普遍致死率不高,且由于去年台湾顶着疫情压力却还能创造高经济成长率的成绩后,使得五成以上台湾民众(据绿个别的智库统计)认为与病毒共存将成为未来趋势。然而倘若民进党政府仍打算使新台湾模式建基于缺乏公共服务保障与健全医疗投资的前提下,那么其不仅不利于台湾公众在未来面对新一波的疫症威胁,更会反噬既有的经济增长,使社会基层暴露在更加缺乏保障的疫情风险中。

增强医疗量能才是解方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一套量能更强、资源及人力都更充足的医护制度和公卫系统,这才会有助于加强整体医疗体系的韧性,使其不致于在疫情高峰期间濒临崩溃。另一方面,在疫情趋于稳定时,充足的公卫资源也有助于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照顾,甚至能依这些资源与预算,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卫设备抑或健教体系。

理所当然地,我们支持针对医护人员的薪资加给,也正如我们在过去所强调的,劳权的提升并不能缩限于薪资的提升,还得包括更好的福利制度、稳定给薪休假以及充足的人力。这也就回应了上述第一点诉求,即要解决当前医师人力不足的问题,我们仍需要更大力地投资医疗产业。

然而问题在于,台湾长期处于紧缩樽节的大环境下,不仅现有公卫资源的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公卫预算还可能在「财政纪律」的原则下被裁撤掉。对于基层人民来说,公共服务资源涉及的不仅是所有人民皆能使用、运用的资源,更攸关整体公民的生活水平。经由去年的封城与这波尚在延烧的疫情,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公共资源稀缺的恶质后果:资源不足使得政府推行防疫工作变得更加手忙脚乱,进而带动民众的情绪恐慌,造成物资抢购,抑或施加更多精神压力给予本就超负荷的医护人员!

要想扩编公卫资源,仅将标的放在议会的立法阶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建立扩增公卫预算的群众运动,藉此将医护产业劳工与其他劳工联合在一起[2],共同为扩大公共服务而民主抗争。进一步来说,倘若整体公卫体系转由基层劳工与各专家民主控管,使整个医护系统都能成为公共资源的一环,那么公共资源将能延伸到各个角落。到了这个阶段,公卫制度将是「看得到、用得到」的广泛资源,而非「看得到、抢不到」的稀有珍物。


[1] 不只是中央政府,实际上去年台北市政府也在秉持着「财政纪律」的原则下,删除了28亿的防疫预算。然而,彼时台湾疫情虽然暂趋稳定,可全球仍处在疫情的威胁下。待今年台湾再陷疫情高峰后,原有的防疫预算不仅不够用,更因为删除了既有的预算而使民众吃足了苦头!

[2] 因为疫情不只会冲击医护劳工,还会使得其他产业劳工也暴露在无薪假、任意解雇抑或高工时无加班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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