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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颠覆了“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晚于西方”说

2022-5-16 22:55|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7645|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石峁遗址本是炎黄民族先辈们创建的4200年前的世界最大城市,一经申报美国《考古》期刊提名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却成了西方权威虚化、矮化中华文明的“证据”。这是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搞“除了文字”的“中华文明探源”所造成。
随著出土材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西方学者最近对冶金术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进行了批判,而通过将红铜熔炼的两种方式——坩埚和鼓风炉分开,进而按鼓风炉遗物在世界各地的分布,重新提出了以中东利凡特南部为中心的红铜生产向世界各地扩散的综合论(Amzallag 2009)。这一理论依据是:公元前5000纪利凡特南部地区红铜生产实现了备矿、鼓风炉冶炼和精炼到铸造的流水作业,公元前4000纪利凡特的这套红铜生产方式扩散到西亚两河流域,于公元前3800年伊朗叶海亚开始生产砷铜器;公元前3000纪这套方式扩散到西亚全境及欧洲中南部、黑海沿岸、埃及和伊朗,于公元前2800前后的伊拉克地区开始生产锡青铜器;公元前2000纪这套方式进而扩散到欧洲全境、北非和印度;这样的鼓风炉不曾扩散到中国来,因而不承认中国经历过“铜石并用”时代。这就意味著,中国青铜器的起源根本没有受到西方冶金术的任何影响;中国青铜冶炼术独立起源的历史真相,随著世界冶金史研究的纵深展开而显现得越来越明确。
既然西方最早的锡青铜器发现于公元前2800前后,而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公元3200年前就已开始了(其详论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六册),那麽,青铜冶铸技术就是中国先民的发明,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至少领先全世界400年!既然这已经是国内外学界不得不公认的历史事实,那麽,我们就得把“西来说”颠倒的历史还原到本来面目;把原来在“西来说”压力下不敢面对的考古发现,如半坡遗址发现的铜片、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器等(安志敏1981),以现代科学的方法重新加以审视;把 “西来说”成见下所看到的中西早期铜器的相似性,从“西来”或“东去”两方面影响的可能性作具体分析和系统考证。
这个事实向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新课题:西方最早青铜器的问世为何比中国晚?西方青铜冶炼术是其独立起源还是来自东方?东西方在青铜冶铸术的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贝格立(2009)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古代中国与近东地区在金属制作上存在的差异,首当其冲的重要因素就是金属资源问题,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中国采用了铸造工艺来制造器皿。其次,在中国的商代,手工艺人是不可能独立完成金属铸件制作的;而在西方世界,则只需要一至两名技工就能独立完成。现存最大最重的‘鼎’级青铜重器司母戊方鼎,其铸造技术上的成就让世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表明,中国商代的铸造作坊,其组织之周密,规模之庞大,为古代世界的其它地区所不及。”“古代近东地区,金属材质的匮乏和昂贵是成为铸器造价考虑的主要因素,一个器形较为简单的铸件,其锻制造价要比铸造便宜许多。所以,中国商代金属加工与古代世界其它地区的主要差异并非是合范法与失蜡法两种工艺间的差异,而只是因为中国工匠无因资源匮乏而受约之虑,故更多的是采用合范铸造法;相反,近东地区的手工艺人则总是采用锻制技术制器,以解决资源短缺的因难。”
还有不少西方求实学者在深究这些问题。如英国历史学家H. G. Welis(1922) 在汇集世界各国史前遗存最早铜器化学成分的分析材料的基础上结论:“世界早期文明古国如古埃及、西亚、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原来不产锡的国家,虽然文献中说它们于公元前3000年或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青铜器,其实那不过是铜与其他金属而不是与锡的合金。其性能远不能与青铜相比。为了提高这种铜合金的硬度,当时他们往往采取冷锻的办法。这就形成了“西方锻造,中国铸造”这两大不同工艺体系。” 英国被称为第一流史家的牛津大学教授 Geoffrey Barraclough(1979)也指出:“中国最初出现了青铜,并且很快就在黄河流域的商王国和周王国里达到了无比精密的技术水平。”美国考古学家James Muhly(1985)对上述结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核实后,对西方早期青铜器锡来源的问题作结论:” 其中最难攻克的难关就在于古代锡的来源问题。众所周知的是,经二十多年密集的学术调查和田野工作之后,我们在古代大量青铜工业广泛采用锡的来源方面仍没有过硬证据。“ 于是,Wikipedia”Bronze Age”(2022)综述道:”既然西亚稀缺铜和锡矿,在锡贸易于公元前第3000纪兴起之前,,西亚是没有青铜术和青铜器的。“因此,世界上真正最早青铜器,是公元前3200年前后中国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遗存的青铜刀。
这些改写世界冶金史重大课题,我们放在以百万年时间跨度和全球视野对中西原始文化进化到成熟文明的过程的比较研究中,用认识进化考古学的协同进化研究法,跟踪青铜冶铸技术和产业兴起之基本前提条件及其知识背景形成及其集成出技术与产业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得到的主要发现如下。
羌族铜器工匠集体的师徒相传链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良性循环体系连续展开空间广度、时间跨度和持续发展程度,都是绝对地举世无双,以致全球任何地区,都绝无可能存在同羌族青铜工匠协作群体的专业资历之悠久持续、技术艺术积累之博大精深和集体协作之巧夺天工相媲美的工匠集体。在此铁证如山的史实面前,一切“西来说”、“晚于西方说”之妖言邪说的狰狞面目毕露,而其中始终贯穿师徒传承链和祖先崇拜信条的文字证据链之无以伦比,也使一切矮化其文明之说法的无知妄语本质曝露无遗。
原来,作为青铜冶铸术发明者的羌族先民,自其始祖于公元前4500年参与炎帝族团半坡部族火试炼出白铜、又于公元前4200年参与炎帝族团姜寨部族火试炼出黄铜并锻造成黄铜片的实践以降,就养成了广泛采集各种矿石放入不断改进的陶窑做火试炼铜的习俗,一直本著其族内工匠师徒传承体系来不断积累和发展铜器制造经验知识,直到于公元前3200年在林家地区做无数次采矿火试中,冶炼出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并将其合范铸造成世界最早的青铜刀。从此,羌族历代工匠遵循祖传铜器制造传统,不断利用所到各地区的矿石条件,探索革新各种铜合金冶炼和制造技术,一直把铜器制造作为自己四处求生、安身立命的优势产业,于公元前2300年在关中地区同擅长观云测雨治水的鲧部族及其子部族——夏禹部族结成联盟,扩张到陜北石峁地区筑城对抗入主中原的尧、舜王朝而招致失败之际,于公元前2200年前后转而向西迁移到甘青地区以至欧亚大草原,向中原挺进到二里頭及其四周,向北远征到蒙古以至东北各地,每到一地定居就开办铜器生产中心,一直坚持其青铜制造技术自身独立发展的源流而持续领先于世界。在他们中的一支迁移到蜀地后,这里相对封闭的环境,让他们迎来了发展其独具优势的青铜制造业的最佳条件。这支羌人的历代工匠的集体协作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条件,将其祖传的青铜制造业发展到手工作坊的极限,一直占据世界青铜文明的制高点,以其造出的青铜器在技术上和艺术上的极高造诣所达到的独一无二境界,既强调了他们的技艺只能是羌族世世代代数千年铜器制造经验知识和技能之连续积累的结晶,也展示了其一脉相传的羌族文化风格及其与其他地区和种族的本质区别,从而雄辩地证明了和有力地捍卫了其祖先作为世界青铜术发明者的历史地位。因此,以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链与实物证据链相结合,并同古籍相关记载相对证,还原三星堆文明由羌夏盟族所主导的真相,就能力排众议,在彻底颠覆“外星文明”、“西来文明”和贬低矮化中华文明的种种说法中,夺回羌族先民曾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占据的制高点,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回到自古以来应有的位置上去,提供铁证如山得毋庸置疑的历史依据和博大精深得无以伦比的历史经验。
生活在石峁遗址中的羌夏盟族工匠集体,作为羌族铜器工匠师徒传承链上,介于公元3200年间的林家与公元前2100年间的齐家、四坝、二里頭、三星堆和北方系之间的承上启下环节,以其二元的铅青铜刀、三元的铅青砷铜刀和石范铸造强调了:林家青铜刀制造技术世代相传到石峁青铜刀,代表了其间延续了1100年间各地羌族工匠,在以各自矿源发展多种合金铜器制造技术中逐渐形成的熟练冶炼青铜合金之生产能力。正是这青铜器生产力的持续递增达到熟练的过程,标志著青铜时代初级阶段(方红等 2015);而西方由西亚拉克地区于公元前2800年开始生产锡青铜刀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初级阶段。中国与西方开始生产青铜刀之间的时间差(Amzallag 2009),这就确证了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早于西方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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