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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与中共、日共的分歧

2022-6-2 01:43|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8878| 评论: 0|原作者: 后沙月光

摘要: 这本来是日共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它可以成为中苏两党的传信人,两不得罪。但日共却没有把事情办好,又造成了自己的分裂。在双方互相体谅后,达成了《联合公报》草案(不公开批评苏共)。

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遭受过残酷迫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共恢复合法行动,一些流亡海外的领袖也纷纷回到国内。


尽管日本处于美国占领军管制之下,但左翼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日本共产党花了大约五年时间进行组织重建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亚洲以及日本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


但日共派系林立,又缺乏真正的领袖人物,内部存在着各种政治倾向,无法制定一条真正的路线。


日共有一派主张武装斗争,通过城市暴动摧毁日本政权,还有的认为应当学习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些派别准备了武器和地下网络,成立了“山村工作队”,准备让青年党员干部进入农村发动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


但日共领导层一些人物却主张走“议会斗争”路线,双方争论不休。


1955年,日共在东京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武装斗争一派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会上通过决议确立议会斗争路线。


之后,虽然一些有声望的日共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令人震惊的背叛。


这样,与日共渐行渐远的这批人就成为了“新左翼”。当时,中共和苏共都没有给日共什么压力,因为日本情况特殊。


经过五年后,1960年1月19日,日美签署了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成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附庸,日本失去了自我解放的希望。


轰轰烈烈的“反安保运动”在日本全国展开,包括极右翼也参加进来,目标“反美帝、反驻军”。


新左翼成立了“全学联”(全国学生联合组织),这些人又在1968年催生出了“全共斗”各派。


1969年爆发了东京大学占领安田讲堂事件,校门两侧写着“造反有理”和“帝大解体”,不写“东大”写“帝大”就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还没灭亡。


“全共斗”这一代人的运动到了1972年达到高峰,一些人去了海外与阿拉伯人联手用极端手段打击西方国家(日本赤军),另一些人留在国内抗争(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后,联合赤军被警方打败,走向衰亡。


日本共产党在做什么?忙着议会里的事情,他们与“新左翼”运动因为路线分歧形同陌路。



日共问题


本来日共应当站出来去领导“反安保”运动,但日共实际上是退缩了。


除了在国内搞投机主义,日共在国际也是如此。


但日共又很喜欢刷存在感,什么事都要掺合,却总起不了作用,又老是想别人以为它很重要。


中苏论战一开始,日本共产党就开始摇摆,想在中苏两党间保持平衡。随着中苏裂痕扩大,日共的平衡策略不再管用。


1963年,日共内部出现了以议员志贺义雄为首的亲苏派,得到赫鲁晓夫的青睐,志贺甚至单独跟苏联驻日本大使馆联系,有篡权迹象。


日共领袖宫本显治打击了这一派,这激怒了赫鲁晓夫,苏日两党关系降止冰点。于是,日共向中共靠拢,但中共对日共并不热情。


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勃涅日列夫上台,苏日两党关系有了改善可能。


1965年7月,“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召开,邀请日共参加,日共在会上表现不错,苏共又邀请日共参加了古巴哈瓦那“亚非拉团结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苏共对中共进行了无端指责,日共选择了沉默。


回国后,日共觉得自己重要性增加了,可以成为亚洲代表,它向全世界喊话:“大家要联合行动起来,帮助越南抗击美帝!”,以响应苏共。


同年11月20日,中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驳苏联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重磅文章。


日共觉得不对劲,于是在机关报-《赤旗》上发表了一些自我解释的文章,试图消除中共“误解”。

1966年2月1日,《赤旗》将报名改为汉字(1928年创刊时就是汉字,后来又取消了汉字报名),这个细节被莫斯科解读为日共在向中共示好。


接下来日共向中共表示要加强沟通,1966年3月,宫本显治亲率日共中央委员冈正芳、不破哲三、砂间一良、上田耕一郎等人访华。


这本来是日共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它可以成为中苏两党的传信人,两不得罪。但日共却没有把事情办好,又造成了自己的分裂。


日共代表团先在中国各地参观,抵达北京后,宫本显治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在双方互相体谅后,达成了《联合公报》草案(不公开批评苏共)


周总理设宴款待了日本客人,《联合公报》草案谈判周总理没有参加,因为这是党对党的事务,总理只是礼节性的欢迎他们。


《联合公报》草案要点:


一、应中共中央委员会邀请,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


二、访问期间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三、两方一致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残的敌人,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


四、中日两党坚决支持全世界受压迫人民革命斗争。


五、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修正主义,分裂主义。


六、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省,反对”两个中国“阴谋。


七、其它事项。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是第二条,日本人耍了个小聪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接见日共代表团。日共为了显示其重要性,加了这一条。


日本人坚持加上这一条后,毛主席就同意他们来上海会面,因为《联合公报》不能出现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966年3月29日上午11时至12时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日共代表团。


其实,毛主席心情并不愉快,他不喜欢日共这种小聪明。


毛主席听完宫本显治关于不点名苏共的解释后(要斗争也要团结苏共)说:


谢谢你,我没有什么话要讲了,只想讲几句话。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这是第一句。但是我们不欢迎,这是第二句。


最后,主席表示:联合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请向野坂参三同志(日共主席)问好。


日共代表团没想到到了上海是这个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只好带着遗憾回国,但日共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长期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


回国后,日共山口县书记福田正义写文章狠批宫本显治,日共中央在9月解除了他的职务。


福田正义干脆与山口县的另一位干部原田长司宣布成立”日本共产党-山口县革命左派“,打出毛泽东思想大旗,应者如云。

接着,从山口县到东京,毛泽东思想成了批判宫本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集团的最有力武器。


在8月召开的日共九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委员西泽隆二号召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活动。东京大学进步学生成立”日本红卫兵“组织。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日本红卫兵。


日共领导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投机面目被揭穿后,完全站在了“新左翼”的对立面。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日共无法领导“反安保”运动的根本原因。


当时全日本的学生,青年人基本上都站到了日共的对立面,日共一边害怕被抛弃,一边又担心日本政府会怪罪他们,于是,《赤旗》不断发文章替自己澄清,恶毒攻击学生。

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诽谤玷污不了战士的荣誉》全面肯定了自1960年以来的日本社会反美日安保条约斗争,把日本人激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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