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学习笔记（二）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学习笔记（二）

远航一号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产生分工（也就是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专门生产某一种劳动产品）以来，就存在着怎样安排分工以及分别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们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如何交换、如何分配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中，这大致是由简单明了的社会需要以及社会习惯所决定的，比如男性专门从事狩猎，女性专门从事采集野菜和果实并抚养儿童，然后劳动产品由一个部落的人们按照社会习俗共同分享。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生，劳动产品不再由社会成员共同分享。但是在家庭内部，劳动分工通常还是根据生产和生活中比较明确、显而易见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则或者是通过家庭成员的协商、或者是依照某个主要的成年男性的意见在家庭成员中分享。劳动者家庭所生产的产品，一部分用于劳动者家庭自身的使用，另一部分则以地租、税收、劳役等形式转让给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并供后者使用。

        在整个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只有少数生产条件较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才能在满足自身需要并向剥削阶级及其国家缴纳一定的剩余之余，还有一些多余的劳动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中解释说：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

      所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仅占整个社会生产的一小部分，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但是，即使在早期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矛盾就已经存在了。这种矛盾，是由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在商品社会中没有一个代表社会的统一机关来自觉地、有意识地安排全社会的劳动分工及劳动产品的交换：

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

      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各自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加在一起以后，很难碰巧与社会对那种商品的需要相一致。如果总的产量超过了社会需要，那么一部分社会资源（劳动力、原材料、厂房设备等）就被浪费了；如果总的产量少于社会需要，那么对于那种商品的一部分社会需要就得不到满足。

      应当说，自从国家以及商品生产和交换分别产生以后，围绕着怎样安排和组织全社会的劳动分工以及劳动产品交换的辩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到底是由某种代表社会的统一机关（在阶级社会中这一般意味着国家）来安排社会分工好，还是由商品生产者通过“市场调节”、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自发的、无计划的过程中形成事实上的社会分工好？在中国古代，就曾经有过关于盐、铁等重要商品是否应当由国家专营的辩论。

      从亚当ꞏ斯密以来，所有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政府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任由所有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商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追求私利的行动加在一起，就会达到最大程度增加社会财富的效果。

      但是，在恩格斯以及十九世纪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们看来，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并加以自觉利用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产物—— “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比如，生产过剩了，商品价格要下跌，一部分商品生产者因而破产，迫使这个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减少产量或者改行。再比如，生产不足了，商品价格会上涨，从而鼓励这个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增加生产或者吸引其它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将他们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转用于生产不足的行业。这样的“市场调节”，在恩格斯和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看来，不仅是盲目的和自发的，而且是浪费巨大的。比如，原来生产过剩行业的商品生产者纷纷减产以后，又会出现生产不足；或者原来生产不足行业的商品生产者纷纷增产以后，又会出现生产过剩。真正合理的经济制度，不是听任社会生产的规律像人们还没有加以认识的自然规律那样强加在商品生产者头上——只有在经过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经过反复的和剧烈的波动以后才在某种长期的和平均的意义上勉强适合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而是应该由全社会对已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做出全面合理的统一计划，将这些资源合理地安排到各个行业、恰当地满足社会对各种劳动产品的需要。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还比较小，由此带来的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也还比较小。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逐步代替了个体的手工业，商品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原来劳动者家庭内部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纷纷被商品所代替，整个的社会生产商品化了，从而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状态——“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

      在资本主义的大工厂中，实行的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但是调节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关系的，仍然是自发起作用的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对立”就是反复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危机中，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

      如果没有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资本主义工厂内部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冲突必然愈演愈烈，从而导致越来越猛烈的经济危机，直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无法再容忍新的生产力而被炸毁。

      但是，即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有所调整了。

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恩格斯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随着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规模的扩大，资本家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仅仅是股份公司的形式也不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了。几个股份公司在一起建立起垄断整个行业的资本家同盟：“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恩格斯指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恩格斯进一步设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所以，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内部“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不可能根本解决这种对立。但是，“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也就是越来越猛烈的经济危机）“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而要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就需要逐步地扩大“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的范围，逐步地缩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范围”：先是若干个资本家将自己各自占有的生产资料合并到一起，将本来分别由个别资本家各自占有的私人财产合并为公司“法人”的共同财产；再是整个行业的资本家用类似于管理一个企业的、有计划的办法来管理整个行业；然后是作为整个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直接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难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最终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对整个社会实行有计划的调节，而资本家阶级仍然占有着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发生吗？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难道不会大大减轻吗？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并没有正面回答，而仅仅是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恩格斯的这一段论述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所有制企业仍然是“总资本家”、国家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仍然被剥削、资本关系仍然没有消灭。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段论述却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既然按照恩格斯自己的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为什么随着国家所有制范围的扩大，随着托拉斯那样“有计划”的生产逐步代替“无计划”的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逐步消失或者至少减轻呢？

      当然，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由国家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并实行计划调节那种极端情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普遍地、大幅度地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

      下面的图说明了自1871年至2021年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波动的情况：

      上图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剧烈。在经济繁荣的年份，经济增长率有时会超过10%；遇到经济危机时，则发生猛烈的收缩：1893年，美国经济下降5%；1908年，美国经济下降8%；1914年，美国经济下降接近8%。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经济从1929年至1933年累计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其中1932年下降了13%。

      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中，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般在0%和5%之间波动；即使发生经济衰退，往往也相对温和。1982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比较严重的危机，那一年美国经济下降了不到2%。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危机出现了一定的更加严重化的趋势。尽管如此，在2009年，美国经济下降了不到3%；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美国经济的下降幅度也仅比3%多一点。

      总的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国家干预的加强，至少在像美国这样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再没有发生像大萧条那样特别严重的经济危机，一般的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比也大大减轻了。

计划、市场和经济增长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尾部分，恩格斯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维埃政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胜利，终于使得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大规模试验。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等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

      米塞斯、哈耶克认为，现代经济的合理运行、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将大量关于各种商品需求和供给的信息充分且有效地收集起来，并传导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便指导他们做出合理的决策和反应。而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计划当局既不可能将散落在经济各个角落的各种有用信息充分收集起来，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有效处理已经收集起来的信息。相比之下，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了解的一切信息都会在他们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决策及行为中得到反映，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共同决定了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了解、所收集到的一切信息就都可以通过价格体系得到集中、充分的反映，价格又会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做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决定。比如，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生产者就会自动地努力增产，消费者就会自动地努力节约对这种商品的使用，促使商品价格回落；反之亦然。所有这些，都只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而不需要政府或者某个专门的机构给他们下命令。

      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进一步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所谓“激励问题”。简单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财产都是社会的或集体的，不允许个人发家致富，而且还有充分就业以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社会保障——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既不用害怕丢掉饭碗饿死，又没有发家致富的巨大诱惑，“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导致劳动者普遍偷懒、磨洋工，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攻击社会主义时常常说的“大锅饭、养懒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

      在1929年至1970年期间，苏联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5%。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西欧年平均增长2.2%，拉丁美洲年平均增长1.6%，东南亚年平均增长0.5%，南亚年平均增长0.4%。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6%，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1970年以后，由于国内自然资源枯竭、外债增长过快等原因，苏联和东欧经济增长放缓，并于八十年代遇到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

      苏联和东欧经济在1970年以前的快速增长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攻击——认为计划经济完全解决不了所谓“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也没有展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就1950年至1988年的整个时期来说。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4%、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8%，都高于世界平均的增长速度，但是低于西欧、东北亚（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和东南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至于中国，虽然在1950年至1988年的整个时期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8%，但是在1970年以前的增长表现并不突出。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没有能够防止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凌驾于人民之上，而在官僚特权集团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资源浪费，并扼杀了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然而，即使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能够真正建立起以劳动人民的高度民主参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能保证未来的计划经济运行在所有方面都尽善尽美。以“激励问题”来说，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劳动者都能够自觉地为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而劳动，总还是有少数落后分子，平时劳动不出力，一有机会就要占社会或集体的便宜。而社会主义社会又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用大规模的失业来胁迫工人，更不能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权、逼迫大多数工人将劳动时间延长到生理极限。

      以“信息问题”来说，即使未来的计划工作完全计算机化，从而得以大大节约对已有数据的加工处理时间，但仍然会有大量的、只有通过具体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知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认识”）是无法数据化的，却是合理的经济计划应当考虑到的。此外，就收集整理经济信息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因而不能像资产阶级独裁国家那样滥用大数据监控手段。

“看不见的手”还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如上所述，自亚当ꞏ斯密以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只要政府允许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自己的私利，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就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私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决定。

      现代的比较“开明”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现实的市场经济有种种“不完善”并承认政府可以起一定的干预或调节作用，但是仍然迷信所谓“市场经济”是现实世界中最有效率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比如，在反动的十八界三中全会上，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就一方面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言不由衷地说什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所谓市场要成为有“效率”的，价格就必须是“正确”的。通俗些说，一种商品的价格要能够正确地反映这种商品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样的价格引导下做出的决策才能是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然而，即使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承认的理论以及经验证据，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也往往是“错误”的，并且“错误”价格与“正确”价格之间的偏差往往很大，而且往往长时间得不到校正。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既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往往是“错误”的，并且“错误”的偏差很大，并且得不到纠正，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的是私利并且只追求私利——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一大群自私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一大批普遍“错误”的价格引导下所做出的供给和需求决策，不会将经济甚至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确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样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在避免经济大萧条方面的成功，却使得人类社会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几百年以来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驱动下累积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将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置于毁灭的危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仍然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条件统治着和支配着，仍然没有真正地摆脱动物界，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反过来作为一种既不受人们支配又无法为人们理解的、异己的力量威胁要毁灭人类自身。

      不仅是人们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是人类的存续和繁衍，都有赖于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以“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代替“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不过，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任务，不再是与资本主义比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而是自觉地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调节到与生态可持续性（即人类文明物质基础的可持续性）相协调的方式与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实现一切社会成员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开启人们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