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代际赡养困难。 人口负增长问题是社会分配问题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反映。 要解决人口负增长，不能仅靠放开两孩三孩政策甚至N孩政策，否则会产生家族化、封建化趋势。 要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要从降低青年失业率，降低劳动时长，实现住房、教育、医疗市场化转变为社会主义化，降低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成本入手。 *************************************** 17日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85万。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这是1961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从总和生育率上看更明显。五常之中，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最低。中日韩之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高于韩国低于日本。 总和生育率计算公式为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这种生育率计算方式，并非建立在真正一组生育妇女的数据上，因为这涉及等待完成生育的时间。这种计算模式并不代表妇女们一生生育的子女数，而是基于妇女的育龄期，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一般来讲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对已发展国家来说），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 2021年以后的中国总和生育率，没有找到相对正式的统计，估计在1.1左右，甚至更低。
有人津津乐道，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有劳动力价格优势，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看，中国劳动力枯竭的速度，在五常和中日韩，七个工业国之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高于韩国。 有人说，俄罗斯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中国拥有人口优势，日后可以向北方渗透扩张。其实，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将来还不知道谁向谁渗透扩张。 有人说，日本将因为生育率低自然消亡。目前看，中国在这方面的风险也不小。
目前看，劳动力资源迅速减少的趋势很明显。 人口下降的原因，我们一会儿再说，先分析一下劳动力资源迅速减少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年的韩国也好，后来的中国也好，印度也好，现在的越南也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都与拥有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有关。这些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价格相对便宜，与西方产业转移的生产资料或技术相结合，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生产力水平在短期内达到较高水平。朴正熙的汉江奇迹，不是他比李承晚或张勉强多少，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婴儿潮叠加美日产业转移的结合的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劳动力资源迅速减少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利用人口红利高速发展的逆过程，如果没有突破技术天花板，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往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停滞和衰落。 劳动力资源迅速减少以后，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必然发生产业转移，随着而来的是国际贸易盈余下降，发展放缓。这时，如果没有实现产业升级，在国际分工中就会缺少相应的生态位。 即使不考虑产业资本转移和全球总体科技进步，由于出生率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中国的劳动力在全球主要工业国种劳动力比率数量将不断下降，必然导致中国在全球社会总产品分配中比率下降。 理想情况下，后发国家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产业升级，在人口红利枯竭前建立技术优势，人口红利枯竭后利用技术优势保持在全球主要工业国种的地位。很遗憾，截至目前，虽然人口红利枯竭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但是中国并没有在在大多数领域建立起技术优势。 许多需要积累的基础性研发领域，中国差得远，不止存在于芯片等有限的行业。这次疫情，许多地方辉瑞的P药紧缺，能使用的非贵即富，最初能用得上的都是能给卫健委打招呼的贵人。制药只是其中一方面。 如果人口红利彻底枯竭，技术优势没有确立，中国是否还能保住全球工厂的地位是值得商榷的。 要保住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地位，在全球产品分配总额的比率，必须通过积累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单位劳动力生产水平。单位劳动力产出水平上升的速率要快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现有全球分配之中的比率份额。简单地说，虽然中国劳动力数量在全球劳动者数量中占比少了，但是单位劳动力产出高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份额不变。 如果没有生产力水平的大幅跃迁，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逐步下降，是大势所趋。这是第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劳动力总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很明显，从2015年至今已经减少了2067万。 发展生产力所需的积累，可以是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可以是自力更生生产设备，也可以是出口换汇以后引进技术、购买设备。当然，出口换汇以后，如果辗转变成海外房产、存款或跑车之类消费品，自然不算积累。 突破同一项技术，需要的物质资源总量不变。均摊在不同劳动力总数上，单位劳动力需要承担的成本不同。劳动力总量越多，单位劳动力承担的成本越低。单位生产效率一定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积累总量，单位劳动力需要的人均积累量越少。反之，劳动力数量越少，单位劳动力需要的人均积累量越多。 如果还要达成原先的积累量，就要降低劳动力的消费水平。 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单位劳动供养人口数量的减少，单位劳动力供养人口数量增加，即时不考虑积累和产业升级，劳动力生活水平下降也是大势所趋。 如果要积累新生劳动力资源，必然需要进一步增加新生儿数量，这会进一步降低社会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新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变化相对缓慢，这与人口爆炸，出现大量新生儿，需要单位劳动力供养的人口居高不下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对劳动力的积累虽然没有对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却为日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不会因为劳动者的数量减少而大幅改善，劳动力数量减少以后，劳动人口仍然不可能充分就业，还会存在大量的失业者。 《卢瑟经济学》之中分析过，第一，资本主义的失业不是绝对失业，而是相对失业，由于存在剩余价值，总会存在一定比例的失业人口；第二，就业岗位的总量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有效总需求和单位劳动力提供的产品决定的；第三，一二战以前，德日法西斯国家的人口总数比现在少，但是失业问题更严重。 劳动力大量减少以后，就业岗位数量不会不变，而是会和劳动者数量一样，也会减少。一方面，中国单位劳动力的价格，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维持一定比例的需要赡养的社会成员（老人、青少年）的生活，劳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率越低，需要赡养的人口越多，单位劳动力的价格越高，全球市场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越少。一方面。中国国内劳动力实际收入下降，被赡养人群的实际收入也下降，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下降，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一样会减少。 如果没有生产力水平大幅跃升，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是大势所趋。这是第二。
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和产业研发。 与日本、韩国等国和台湾地区不同，美欧等发达国家不但对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没有兴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打压中国产业升级。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依赖美欧等国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 要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改变目前劳动者的生存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重复性简单劳动的价值不断下降，创造性劳动的价值不断上升。社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劳动者创造性。那种把劳动者当社畜对待，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生活成本最大幅度榨取利润的加速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只能适用于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密集型时代，绝不适合需要发挥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劳动的知识密集型时代！如果一国的生活成本、劳动强度都高于其他工业国，收入低于其他工业国，又无法限制技术移民，劳动者选择的选择自然是能润则润，没润就躺平划水摸鱼。 对私有资本来说，加大研发往往得不偿失。缺少必要的积累，与其冒投资失败的风险自主研发，不如照抄照搬，抢占对方放弃的低端领域，努力榨取利润，然后转移到海外或投资房地产榨取地租。对国有资本来说，管理者的晋升往往与业绩关系不大，个人业绩往往与上级给予资源相关，与个人努力关系不大，个人求稳的结果明显好于冒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个别理想主义和渴望业绩的管理者，难以脱颖而出，即使脱颖而出，也难以调动受大环境影响的众多躺平划水摸鱼的劳动者。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举国体制往往也效果不佳。掌握共财政资源的官僚并不能确保自己的后代不会陷入社畜的境地，他们的选择往往也是尽快榨取利润，然后安排自己的妻子儿女去移民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国家定居。严查腐败只能限制相对低端的官僚，对可以参与制订公共政策的官僚，完全可以通过制订公共政策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相关团体谋求利益，对方则可以通过给予海外的二代目好处的方式投桃报李。 作为对比，一些采用终身雇佣制的日本企业如同家族，家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家族照顾每位劳动者的利益，每位劳动者为家族尽力，资深员工如同家老，对企业管理发挥重要作用。终身雇佣制虽然有压制有才华的新人、阻碍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成本逐年递增居高不下等弊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员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企业和员工不再是经济上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双方，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的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应该采取终身雇佣制，而是说如何把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统筹协调起来，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许多类似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各种所谓的经济奇迹。但是，原有优势资源耗光前没有完成整体产业升级，没有在先进生产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原有优势资源耗光之后，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了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这些国家廉价贱卖优势资源的时候，是风口上的猪，资源耗竭以后，风停了，猪掉下来了。 目前看，中国社会中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环境、资本的谋利方式和官僚的选择都没有明显转变的迹象，因此成功使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削弱劳动者数量减少的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目前看，随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放缓，国际地位下降，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是大势所趋。 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与工业化过程互为因果，有一定的人口数量才能维持必要的分工。 生产者数量较少，无法分工过细。消费者数量较少，分工便不经济。 比如，一个学校规模较大，有足够的教师，才可能细分出语文、数学、英语、体育、美数等专业教师，这样的学校必然对应较多的顾客。师生数量少到一定程度，就会退回到一位教师全科授课的时代。人口数量再少到一定程度，学校就会退化到私塾，甚至私人教师。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人口大量增长是英格兰等地出现专业分工的手工工场的前提，大规模分工推动生产力发展，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苏格兰等地因为人口稀少，迟迟没有出现类似英格兰的分工，生产力发展落后于英格兰。 目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分工日益细密，实现充分分工所需的人口规模日益增长，这也是美欧等发达国家控制核心高端产业，向仆从国转移非核心低端产业的原因。 中国没有海外经济殖民地，也没有可靠的仆从国，要实现高效的分工，必须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难以实现高效、经济的内循环。 人口减少到一定数量，不但不能推动社会进化，还会出现社会退化。 分工需要一定的人口数，没有达到一定人口数以前，分工并不经济。目前，在很多人口减少的地区，很多公共服务都是不经济的，比如煤气、自来水、电力、高铁、地铁、公交、邮电、物流、基站、供暖、污水处理、垃圾清运、医院、学校。提供治安服务，维持社会秩序的地方政府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之一。 这些公共服务其实都是靠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的财政补贴维持。一旦经济增长放缓，上级财政停止补贴，当地的公共服务就难以维持。那时，当地人要么忍受生活质量下降，要么迁往人口相对集中，公共服务相对经济的沿海发达地区。人口外迁导致当地公共服务进一步不经济，加速公共服务退出的过程。不止学校、医院，当地政府也必然出现大规模的撤并。 在这样的地区，随着人口迁移，必然出现生产资料集中，社会成员血缘联系增强，家族势力扩张，法治社会退化的趋势。 当年在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往往安排自己的长子接任土司，次子成为当地活佛，兄弟二人联手治理当地，统制农奴。土司兄弟就是当地的法，就是农奴的天。随着人口数量减少，偏远地区必然出现家族制和隐性封建制复活的趋势。 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工业化过程的逆过程，导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退化，即使在沿海地区不发生，在边远地区也会发生此类情况。 综上，人口尤其使劳动力的减少对中国总体影响是负面的，无法平稳实现代际赡养问题只是诸多负面影响中较小的影响之一。 为消除负面影响，中国先后在2015年和2019年放开两孩和三孩政策，目前看，效果并不理想，总和生育率不断下滑。在此有必要追本溯源，分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以做到对症施策。
从历史数据上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发生过两次大规模下滑，分别发生在1963年-1977年，总和生育率从7.51下跌到2.84，1990年-1995年，总和生育率从2.51下跌到1.59。第一次下滑，使中国结束人口爆炸，避免冲击自然资源极限，有正面意义。第二次下滑，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接近低生育率1.5的边缘，无法完成代际人口总量稳定不变，为人口负增长埋下伏笔。 需要注意的是，总和生育率能即时反映生育率上升，但是反映生育率下降有延迟效果。一名女性如果生育了子女，总和生育率立即会上升。但是，如果这名女性在年轻时生育了较多的孩子，那么直到育龄结束，她一直都在统计范围之内，对生育率有拉高的作用。所以，如果一项宏观政策抑制生育，需要在当年高生育率的女性退出育龄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这大致需要10至20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迅速下跌往往有两种可能：即期生育暴跌大幅拉低总和生育率水平，前期高生育女性退出育龄。 前工业化社会，妇女总和生育较高，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总和生育率本身有下降的趋势。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现代法治社会不在需要大家族势力保障个人安全和社会地位，家族地位削弱；避孕方式的普及减少大量不必要生育，使人类有技术条件控制生育；女性参加工作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在生育问题上有自主权；过于频繁怀孕和生育影响女性事业发展，女性生育意愿下降；教育普及适龄人群经济独立延后生育年限缩短。 1963年，建国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下跌。 1963-1977年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与解放后工业化进程有密切关系，具体因素包括：全国妇女教育水平、经济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女性广泛参加劳动，避孕药具普及有密切相关。 1977年，建国28周年，解放前进入育龄的女性基本退出生育年龄。当时的总和生育率2.84，考虑到个别不孕不育家庭，每位育龄女性大致生育2—4名子女，一个家庭有3名子女是常见情况。此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与其他四常在196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大致相当，考虑到中国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四常，这种情况大致正常。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 从时间上考虑，1990年代后期，解放后出生的第一代女性生育2-4个子女的女性逐渐退出育龄，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显现，应该出现总和生育率下跌。但是，这次生育率下跌在1990年即提前出现了。 在经济衰退、萧条时期，夫妻双方生活条件恶化，只要有相对廉价的避孕手段，往往选择减少生育，减少抚育子女的数量，减少生活成本。 199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两种现象。一是经济疲软，城市劳动者收入下降，许多人下岗，失去工作，没有下岗的劳动者，工作前景也迅速暗淡，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劳动者延迟婚育。二是随着石油农业的普及，大批农村劳动者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进城务工，客观上延迟了婚育年龄，减少了夫妻性生活的机会。 1990-199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5年时间中，即降低到了其他主要发达工业国的水平。这其中有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的作用，也有城市经济萧条，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因素。考虑到总和生育率存在延迟效应，当时中国育龄女性的即期生育水平，应该远低于同期主要工业国的水平。 1995年以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至2015年又过去了20年，当年生育1-2名甚至3名子女的女性已经基本退出了生育年龄，于是总和生育率再次暴跌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国家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试图以此拉动人口增长。2016、2017，总和生育率出现反弹。反弹只持续了两年，到2018年再次报复性走低，当年即低于俄罗斯，在五常之中处于最低水平。至2020年，亦低于日本水平。 显然，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不再是导致中国劳动者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如果认为一个社会之中，主要社会成员都是劳动者的话，分析生育下降，主要要分析劳动者的处境。劳动者生儿育女需要对应的物质条件：第一，劳动者要有工作，有工作才能有稳定的收入；第二，他们的收入水平要足以覆盖劳动力再生产所需成本，要有足够的钱供养孩子完成学业，具备成为下一代劳动者的资格；第三，他们要有足够的闲暇养育子女；第四，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足够的闲暇，那么他们的父母就要有足够的闲暇，或者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支付育儿机构的费用。 中国劳动者要进入婚育阶段，首先要经历大学教育。2004年，出生人数1588万。2022年，高考招生人数1108万。69.77%的年轻人首先要接受2-4年的高等教育。
这些高等教育名额，大多数是扩招的结果。他们的父母花费若干万的资金，他们本人花费2-4年时间，毕业后从事高中毕业就能从事的工作。 由于接受意义不大的扩招后的高等教育，他们进入社会的时间要延迟2—4年，使他们的育龄时间将缩短2—4年。 这还没完，由于毕业后就业困难，其中还有大约10—20%的年轻人在完成本科教育后，继续备考或攻读研究生。 12月22日，教育部发布最新公告：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日至27日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报考人数377万人增加了85万人，增长率为23%，再度创下历史新高，成为我国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一次。 近年来，各高校研究生招生人数虽处于扩招状态，但增长幅度远低于报考人数。2020年研究生报考人数341万，录取人数99.05万，录取率29.05%；2021年报考人数377万，录取人数111.4万,录取率29.55%。据教育部最新公布数据，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录取人数110.7万人，不升反降，录取率只有24.22%。 备考和攻读期间，显然多数人更倾向于单身。这些年轻人的婚育年龄将继续后延，他们的育龄时间将进一步缩短2-5年。
即使他们毕业，什么时候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好说。 国家统计局消息，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劳动调查失业率为16.7%，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25-2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8%，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在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以前，他们很难成家。
图中蓝色的线是16-24岁人群的调查失业率，2020年以来，一直在两位数以上，2022年7月，摸高到19.9%。可以想想年轻人有多难。 不断求学的原因，也是就业困难。在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年轻劳动者不断提升学历，以求在其他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企业也不断提高应聘所需学历门槛，许多高中生甚至初中生能胜任的工作，也要招聘本科生甚至研究生。 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为764．3万对。这是自2003年以来，结婚人数首次低于800万对大关。 初婚人数与出生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上一年减少70．8万人。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为1985年以来的新低。 从历年数据看，2013年是我国初婚人数的最高峰，达到2385．96万人，也就是说，近8年来，我国初婚人数下降了51．5％。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增加了3．78岁。 加就业困难，是导致年轻人结婚率越来越低，初婚年龄越来越晚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婚姻成本，其中的重点是房价。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年轻人成家立业，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住宅。在自由竞争婚姻市场中，女方家长甚至女方本人也倾向于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对象，在特殊情况下，即使对方是有妇之夫，或者不可能与女方结合，女方也乐于选择经济条件较好者作为相对稳定的性伴侣，而不是与经济条件较差者结为法定夫妻。
2002年以来，房价一路向上，初婚年龄也一路向上。当然，这两者可能纯属巧合。 看看房价收入比，就不难发现，对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婚恋人群，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婚恋人群出现两种极端，一是拥有房产的土著居民，尤其是男性居民，往往并不急于结婚，而是反复更换性伴侣；二是缺少房产的外来劳动者，尤其是男性劳动者，即使有同居对象，也不具备结婚条件——双方同居，一是满足生理需求，二是共同分担房租，减少生活成本。 近年来，未婚同居大量增加，这种隐形事实婚姻，很难受到法律保护，也很难生育。由于未婚同居大量普及，社会对未婚同居的态度也从排斥变为包容。不是观念改变生活现实，而是生活现实改变观念。 经济压力导致了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上升，直接影响生育。 即使能够成婚，大多数人也往往推迟生育年龄。
2011-2021年全国人口数及自然增长率 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比2020年下降1.11个千分点。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由于出生人口继续减少，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a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