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国宿命 一、盛极而衰 唐朝充分借鉴了前代的经验教训，以郡县制为骨架，以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以科举制促进政治平等，把帝国制度推向了成熟。中华文明也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盛唐。 然而这个伟大的朝代，终究还是消失了。在历史上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在打破了秦、西汉、东汉、隋、西晋这五个大一统王朝的生存记录之后，永远的消失了。 秦朝和隋朝亡于暴君，两汉和晋朝亡于门阀。 那唐朝亡于什么呢？ 唐朝亡于 “帝制的绝症”——一种帝国制度无法解决的致命缺陷。 帝制的绝症，有点像人类的癌症。它是一种“高级病”。在人类古代医疗史上，几乎没有癌症记录。但是到了现代，癌症成了人类的第一大死因。所以就老有很多人觉得，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方式“不健康”，想要过古代那种青山绿水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就是环境最好的国家。像新西兰、挪威、澳大利亚这些空气环境极好、人均收入又高、医疗条件又好的国家都是癌症发病率排名前十的。中国根本排不进去。而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低是非洲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医学界研究发现，癌症其实是跟人的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种病变。人的身体几乎每天都会产生几个癌细胞，但人在四十岁免疫系统比较强，可以杀死癌细胞，得癌症的概率极低，而过了七十岁以后，免疫系统逐渐下降，得癌症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所以环境好、收入高、医疗水平高的国家癌症发病率比非洲高得多，关键是人家寿命长。人只要活得足够长，早晚会得癌症。如果将来人均寿命超过一百岁了，癌症发病率还会更高。 所以，癌症这个东西，是现代文明导致的“富贵病”。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人均寿命很少超过四十岁，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还没有得癌症就死了。现代社会像澳大利亚、挪威啊这些国家人均寿命都超过八十了，所以癌症就成了第一大致命疾病。 唐朝灭亡的原因，就跟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死于癌症一样：把帝国制度的各种缺陷都完善了，王朝的寿命延长了，以前没有灭亡过帝国的致命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个问题又近乎于绝症，帝国制度无法根治，只要达到一定时间就一定会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 从表面上看，它叫“土地兼并”。而它的病根，则存在巨大的争论。关于病根的争论，对中国命运影响极大。不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等。而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和反复风暴，也与它密切相关。对这个病根，我们将来后面做更详细的分析。 总之，这个致命的疾病，从表面上看，就是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大量的失去土地，同时却还要继续承担承重的税收和劳役负担。这就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最后就只能采用暴力反抗。农民起义就发生了。 发生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即使在各种治世、盛世也屡见不鲜。只不过在正常年景，老百姓虽然生活艰难，勉强还活得下去。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快就会被政府镇压下去。只有当土地兼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才会像火种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无法扑灭、最终烧遍整个中国，推翻一个大一统王朝。 中国的帝制朝代最长的也没有超过300年。如果对应人的寿命100岁的话，立国210年的朝代大概就相当于人的70岁。基本上“70岁”以前的帝国都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农民起义，像东汉只持续了一百多年，虽然爆发了黄巾起义，但不到一年就被豪强地主武装扑灭了。 西汉的统治持续了210年，刚好到“七十岁”这条红线，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临界点眼看就要到了。但是王莽出来篡夺了皇帝位，开始土地国有化改革，由于政策失误而彻底失败，这才诱发了大起义。所以，西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才能死于“癌症”，就被治病心切的庸医王莽葬送了，可以算是死于一次“医疗事故”。 西晋东晋的灭亡都是因为门阀政治。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期间农民起义不断，但都没有毁灭性的的大起义，秦朝、隋朝是由于出现了暴君而“突然死亡”。元朝并没有完全汉化，蒙古贵族对汉民族的压迫太厉害，它实际上也是亡于暴政。 剩下三个：唐朝、明朝、清朝，都是“年过七旬”以后才爆发毁灭性的底层暴动：黄巢起义爆发于唐朝建立后二百五十七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王二起义”爆发于明朝建立后二百五十九年；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清朝建立之后二百三十二年——稍微提前了一点，这应该和鸦片战争有关，西方的入侵加重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让大革命提前来到。 二、黄巢起义 有很多人认为唐朝是亡于藩镇割据。应该说藩镇割据对唐朝伤害很大，但真正毁灭它的，还是农民起义。 军权和地方政权分开，是帝国制度的一大基石。唐朝因为疆域很大，和边疆地区信息往来时间很长，为了方便对外作战，就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集中掌握地区的军政大权，统管数郡，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丧失、节度使军事割据的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唐朝中后期的地方势力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中央政府在关中地区，东北方面的藩镇是第一种：割据势力，不听从中央调遣，也不上交赋税，类似于独立王国；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一带。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独立，中央政府有时候也会派遣一些地方官过去，或者调出来一些官员到别的地方任职。只是掌握军政最高权力的节度使中央无法委派，而是由本地的军队自己拥立。这些节度使自己收税自己花，养活军队，负责抵御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入侵。应该说他们虽然不服从中央，但还是完成了自己的边防责任。 第二种是西北边的藩镇。这些藩镇负责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宁。西北地区边防任务很重，但经济远远不如河南河北一带发达，自己的赋税无法养活边防军。所以他们没办法脱离中央独立。 第三种是东南地区，这个地方赋税很充裕，但是没有边防责任，那个时候唐帝国还没有面临海上威胁，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军队，也不可能搞军事割据。 所以，唐末的局面，就是东北藩镇自己养自己，中央政权用东南地区的赋税来养着西北地区的藩镇。 黄巢起义爆发于东北方向的藩镇割据地区。这个地方骄兵悍将中央管不着，无法无天，老百姓负担最重。但这些地区兵力也最强大，起义军很难生存。他们就从藩镇突围，向南进入没有军事藩镇的东南地区：浙江、安徽、福州、广东等地。 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东南地区物产丰富，又没有主力部队。起义军一路走一路抢钱抢粮，沿途农民也跟着参与进来，队伍越拉越大。最后积累了百万之众。 这个时候，黄巢才挥师北伐，很快就攻陷洛阳和唐王朝的首都长安。 应该说，起义军这一路都非常顺利，因为东北方向的藩镇军队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任凭黄巢在东南地区发展而不加干预。西北地区的藩镇军队又离得太远。这是起义军能够一路顺风顺水的重要原因。 攻陷长安以后，形势就完全变了。关中离西北方的藩镇很近，从西面和北面调兵过来都很容易。黄巢在江南地区横扫一遍就很快北上，属于流寇作战，没有建立自己的赋税管理系统，军队一旦离开，就无法从江南地区获得补给[1]。百万大军困守关中，粮草短缺，又要面对西北方面赶来的唐军主力。他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黄巢攻取帝国首都反而导致失败的问题，还可以多讲几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在黄巢以前一直是“龙兴之地”。周王灭商的根据地就是这里。后来秦统一六国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关中这个地方的特点，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早期农业开垦最容易的地区。西安附近的黄河、渭河冲击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且它又周围被崇山峻岭环绕，向东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河南中原地区。这条通道上先后修筑了函谷关和潼关。要从关中地区向东攻占河南，比较容易；反之，要从河南向西攻打关中，就比较困难。所谓易守难攻，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占领了这个地方，中原地区势力强大的时候，可以闭关自保；中原衰落，出兵函谷吞并中原，就可以一统天下。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朝以后，当时很多人劝楚霸王项羽定都长安，但项羽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说：“一个人富贵了如果不回故乡，就如同穿锦绣衣裳在黑夜里行走，有谁知道呢？”他坚持把首都定在靠近老家的山东徐州。结果项羽刚走，被他赶到汉中的刘邦就派兵把长安占领了。 刘邦打仗的水平不如项羽，在中原地区跟项羽交战屡战屡败。但丞相萧何在关中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人员物资的补给。这就让他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项羽虽然不断的打胜仗，实力却越来越弱。徐州那个地方地处中原之地，四周都是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后来刘邦派韩信北上占领河北。刘邦从西面进攻、韩信从北面进攻，最终形成合围之势。在徐州南面一百公里的“垓下”将项羽军队围歼。刘邦因此夺取天下。 南北朝的时候，北周定都长安，很容易的就把定都河北的北齐灭掉了。也是一个意思。 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皇位以后，继续定都长安。公元613年，暴君杨广第二次“御驾亲征”朝鲜，在河南负责军需供应的杨玄感发动兵变。杨玄感的谋士李密建议他立刻占领长安，杨玄感拒绝，最后兵败被杀。李密后来自己当了山东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当时杨广跑到扬州“南巡”去了，长安再度空虚。他的谋士也建议他赶紧占领关中地区，李密考虑到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大都是山东河南一带的人，远离家乡可能叛逃，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没多久李密也同样失败[2]。 跟李密的谋士同时看中关中的，是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他们抓住机会从太原起兵，沿着山西吕梁山脉和太行山中间狭小的山谷，出其不意的进入关中平原，一举攻陷长安。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向东消灭了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和占据河南山东的窦建德，很快统一中国。 但这个“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规律在黄巢占领长安以后失效了。而且是永远失效了。此后再也没有政权可以凭借关中平原夺取天下，再也没有大一统政权定都长安。到了今天，关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发得很充分了，而且修建了大运河把长江下游跟黄河中下游连接起来，这两个广大区域的物资产出数十倍于关中平原，足以在中原地区养活百万大军。这样的军事力量翻山越岭进入关中地区毫无困难，关中“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丧失，而关中平原面积狭小、粮食产量低、跟中原地区交通不便的缺点就凸显了出来。 黄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攻陷长安以后就登基称帝——因为按照历史规律，取得长安就可以当皇帝了。但很快被赶来勤王的唐军击败，黄巢被杀。不过他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以后，唐僖宗把他封到开封当节度使。开封这个地方是大运河连接黄河的交通枢纽，从黄河和长江下游运送的粮食物资都在这里中转。朱温因此坐大，然后密谋再次叛变。这一次朱温吸取黄巢的教训，很注意在洛阳-开封一带营造根据地，逐步的消灭唐军主力，最后再去攻打长安，取得成功， 公元907年，黄巢死后11年，朱温杀掉唐朝皇帝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享年289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大一统王朝，没有之一。 [1] 根据历史记载，黄巢本来打算在广东建立根据地搞地方割据的，但是北方来的士兵无法适应当地潮湿炎热的气候，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死亡超过一半。黄巢这才被迫仓促北上。 [2]这个故事也说明，当谋士给人出高明的主意相对容易，自己做最终的决断其实很难。 三、苟且偷生 朱温是农民起义出身，本人是个文盲，虽然很有打仗的天才和谋略，但个人品行极差。当了皇帝以后竟然把他所有的儿媳妇召进宫乱伦。后来他的儿子发动兵变把他杀掉。然后就是天下大乱，经过了七十二年的五代十国混战之后，赵匡胤的北宋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我们前面说过，汉朝建立后，就会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搞休生养息；隋朝建立后，就吸取汉朝灭亡的教训，搞均田制和科举制；唐朝建立后，又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继续搞修生养息。这样逐步的推动帝国体制的完善。 宋朝建立以后，当然就要反思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搞制度改革。 这一回，总结错了。 跟很多人一样，赵匡胤把唐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藩镇军事割据，而不是土地兼并。 赵匡胤的家庭背景是军官，家里比较富裕，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家里还给他请教书先生教他念书，成年后又资助他四处游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见多识广。这个人性格平和、心胸宽广、待人厚道。但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对民生疾苦的了解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切身体会。 “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是指的唐灭亡之后的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北方主要的帝国。总共存在了72年，也就是平均存在了不到15年。每个帝国都只有两任或三任皇帝，然后就被军事将领推翻。赵匡胤自己就是军事将领出身，依靠兵变把后周的第三任皇帝推翻了自己当上皇帝的。他面临的危险非常现实：宋朝也可能很快被手下某个武将发动兵变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他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抑制军事将领的权力，保证皇帝集权上面，而对于土地兼并问题，则毫不介意——宋朝从一开始就完全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也没有搞过任何形式的均田制。 赵匡胤这个人很厚道。他死后留下了三句遗言，刻在石头上，放在一间密室里，只有新皇帝登基以后才能打开来看。宋朝灭亡后，大家才知道上面写的啥： 第一，不杀后周皇帝的后人； 第二，不杀文官； 第三，不增加田赋。 这三条，可以说上对提拔自己当大官的后周皇帝很厚道，中对文武百官很厚道，下对黎民百姓很厚道。这确实是个厚道人。 除此以外，他还对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很厚道。虽然很担心这些人将来可能发动兵变，但仍然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而不是屠杀的办法来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然后给他们高官厚禄以享受人生。 “不杀文官”和“杯酒释兵权”这两个事儿，被后世长期津津乐道。但所谓“过犹不及”，这两个政策搞得太绝对，危害也不小。 文官犯了政治错误，或者说话触怒了皇帝，这个不杀自然是好的。但要是严重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呢？武将交出兵权，就让他去享受良田美宅，要是他在地方上欺压百姓、祸害一方呢？ 这个问题赵匡胤没有回答，或者说虽然想过，但是不在乎。在他看来，帝国最主要的还是得到官员和军事将领的支持。实际上，有的时候，对官僚、对权贵厚道，就是对人民不厚道。这个矛盾总是存在的。宋朝不杀文官，可不是不杀普通人。不仅杀，而且杀的比唐朝汉朝更加残酷。“凌迟处死”这个酷刑就是从宋朝开始成为国家法定刑罚的，专门用来对付人民造反的。 赵匡胤的这些厚道做法，被后世的文人夸成了一朵花；而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批处决违法乱纪的官吏，则被描写成了暴君。文人们给他编派了很多故事，比如谁谁谁写文章或者作诗出现“光”“秃”这样的字眼就会被他抓起来杀掉，因为他以前当过和尚、心理变态云云。而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1]。 说到底，还是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赵匡胤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照顾文官士大夫，文人就说他好；朱元璋牺牲文官的利益来照顾老百姓，文人就说他暴虐、没人性。仅此而已。 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高官厚禄，把文官武将都养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利用复杂的权力制衡，官位和职位分离，将领和军队分离。官位决定你的俸禄，但具体做什么职位则根据需要临时委派。军事将领也由文官担任，平时在家养尊处优，跟军队不接触，需要打仗了，朝廷给予临时授权让他带某个军队出去。下次打仗，将领和军队的搭配又会换一下。所谓“兵不习将，将不知兵”，就是说的宋朝。 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任何官员都无法专权、任何将领都无法专兵，永远不会威胁皇帝的地位。 这样的制度安排说明，赵匡胤把权臣和武将视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而把人民反抗和蛮族入侵的威胁视为次要威胁。 结果，北宋只维持了168年，就被北方的金国消灭了。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虐待致死。开封城内数万人被金兵劫走，沦为奴隶。当然更惨的是北方的老百姓，不断遭受战乱之苦。 有宋一代，对外战争可谓有败无胜，打一次输一次，动不动就被对方屠杀十几万人，毫无获胜的希望。而且北宋的农民起义爆发频率也很高。文学名著《水浒传》描写的就是北宋年间农民起义的故事，里面把北宋政治黑暗、官逼民反的现实揭露得很清楚。不过宋朝有一个很独特的办法对付农民起义：招安。给农民起义的首领封官许愿，然后让他们带着起义军去前线跟辽国、金国军队打仗，打光了完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用民族矛盾转嫁阶级矛盾。 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黑暗的大一统朝代，西晋第一、北宋第二。跟“魏晋风度”一样，北宋在文学艺术上面成就很高。前段时间，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如果能穿越到过去，他最想生活在宋朝。这个选择是很明智的，因为宋朝最尊重知识分子，只要是有点名气的文人，都给官做，俸禄也很高，可以随意兼并土地、营建豪宅、蓄养奴婢，同时又不用认真干活，而且言论自由，批评朝政批评皇帝都行，保证不杀头，真把皇帝惹毛了就把你从中央贬到地方当县令，继续作威作福，有机会还能亲自去指挥一场战争，对着地图一通比划就能调动千军万马，打输了死个万把人丢上几个城池也不会被处罚。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呢？ 不过，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最好别去宋朝。你们家的土地或者房产哪天被某个当官的文人说占了就占了，老婆说抢了就抢了，没有人管的。税负沉重就不说了，征的税都用来养一帮擅长琴棋书画的官员去了。遇到征兵上战场，突然派来一个没打过仗的指挥官，在地图上一画，直接给指挥到敌军埋伏圈里去那也是常有的事。实在混不下去想造反的话，抓起来就是凌迟处死。好不容易把这些苦难都熬过去，金兵打过来政府不抵抗就跑了，留下你全家被烧杀抢掠。 当然了，北宋比西晋还是要强很多，因为有了科举制度，进入文官集团至少需要精通儒家经典。而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所以北宋的官员除了吟诗作画，多少还能干点正事。像王羲之父子那样只会写书法，或者王衍那样只会清谈道家哲学，于军国大事百无一用的人，无法进入国家管理层。 北宋被金国灭亡以后，赵家的一个亲王在南方称帝，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继承了北宋的全部制度和苟且偷生的立国精神，将民间抗金武装领袖岳飞杀害，以此换取了跟金国的议和。偏居东南一隅150年，最后亡于蒙古。 南宋的经济相当发达，首都临安（杭州）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唐朝的长安。主要原因是海上航行用的罗盘技术已经成熟。可以进行远洋航行。海上贸易因此兴盛。除临安外，泉州和广州的外贸也十分发达。当时已经可以跟东非和中东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商业的繁荣，以及和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大大的促进了科技进步。由于对外贸易的需求，各种冶金、瓷器、纺织等城市手工业部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后，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城市还可以从事商业手工业，大大的缓解了社会矛盾。 这是南宋扭转局面的历史性机遇。如果统治集团不是那么腐朽无能，完全可以利用海权来对抗蒙古帝国的陆权优势。但内政的腐败让他们不仅陆军打不过蒙古，竟然连海军也打不过蒙古，这还能有啥可说的？ 公元1279年，南宋海军和蒙古海军在广东江门附近的崖山海域展开决战。蒙古海军以少胜多，只用了一天就全歼南宋海军。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7岁的皇帝跳海，南宋灭亡。 由于两宋的立国时间都在150年左右，时间太短，土地兼并和官僚腐败的程度还没有恶化到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没有机会死于“帝国之癌”。 [1] 明初的几个著名“文字狱”故事都不见于官方档案，是两百多年后的野史中出现的。经过后代学者考证，几个流传最广的“文字狱”故事的当事人都不是死于“文字狱”。 比如：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经考证，杭州地方志里面记载，徐一夔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还在杭州做地方官，徐一夔在朱元璋死后，还给别人写过墓志铭。此则故事为假。 再比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著名僧人释来复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根据明朝档案记载，释来复是因为卷入胡惟庸谋反案被杀，与写这首诗无关。 凡是能够考证的朱元璋文字狱故事，都被考证为假。有一些无法考证的野史故事，没有时间和背景，也并不可信。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各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多次回忆自己当过和尚的贫贱出身，像“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这样的文字，还下令刻在石碑上流传后世。他自己也写过几首谈僧论道的诗。可见他对这个事情，毫无避讳之意，说他因为别人提到他当过和尚的经历（还不是直接提到，而是出现光、秃这种字）就杀人，没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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