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幽灵下的东方之星"救灾"行动

照胆之镜

“东方之星”船难事故发生已经7天时间了，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434人死亡，8人失踪，14人获救，其中7人游到岸边后报警，5人被冲到下游获救，现场获救的只有两人。这次事故是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最大的船难事故，令很多人悲痛，在很多人心里也投下阴影，以后估计很多人都不敢坐船游览三峡了。事故发生后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总理第一时间亲赴现场指挥救援，慰问受伤人员。大批官兵加入救援行动，但是这次事故也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维稳思路贯彻事故发生至今的整个过程。

这次事故造成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无疑应该是遇难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么多的家属却在事件中“失声了”，没有向外发出任何“负面”信息，很多人好奇他们为什么都没有开微博？他们即便露面也是在官媒中展现出对于政府救援行动的肯定。为什么针对他们的消息如此之少？难道他们没有任何抱怨和不满吗？非也，其实是媒体记者难以接近他们。

灾难事件中净是对于救援人员的褒扬，一次灾难似乎成为了某些人“出名”、接受奖励乃至升迁的绝好机会，但是对于事故原因以及相关人员的问责却不被允许讨论，最典型的是事故发生不久法律学者陈杰人的《长江沉船事故 救人要紧问责也要紧》一文被凤凰网转为头条评论展示，因为文中有两条“问责建议”，要求相关人员辞职，凤凰网转载时虽然删除了这一敏感部分，但是这条评论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在微博、微信等“公开场合”任何要求对相关人员问责的讨论都不被允许。

东方之星船难是1949年后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船难

事故发生后大批媒体记者奔赴现场，但是他们却不被允许接近事故现场，也不允许他们采访受害者的家属，即便有一些采访或者评论文章也不被允许发表，而是必须统一采用新华社或者央视的报道，统一报道口径。虽然后来媒体报道称李克强总理亲自允许一些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展现了一些开明形象，但是他们能不能接触到“真相”还很难说，他们的报道也不能影响到大陆的民众。

而大陆官媒的报道则令人大跌眼镜，颇有回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安所写的“纵做鬼，也幸福”时的感觉。《生为国人，何其有幸！》，《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 》，《4天3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世界透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以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些报道体现了当代中国大陆官媒的“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水准何其低，已经不是正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了。
任何关于这起事故的严肃讨论和质疑都没有办法“存活”。经济观察报一位记者通过微信发布消息称，他因为在微博发布轮船公司销毁文件的行为，迅速的被重庆警方以散布谣言传唤。和这位记者所描述的经历类似，其他以往习惯于追逐社会热点的自媒体，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公号，但凡持有了反思或者质疑的态度，这些不符合政府舆论宣传需要的声音，在最快的时间里被清理一空，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

这么多的力量用来“稳定”家属、媒体、乃至公众，但是政府的救援却又显得谨小慎微，以致于从开始到现在只从现场抢救出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李克强到现场前后被救起的一位65岁的老人。政府救灾的“迟疑”和保守导致没有更多的乘客获救。
此事距离黑龙江庆安事件正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起事件也是被政府重点维稳的对象，央视虽然为开枪民警李乐斌背书，靠一段经过大量剪辑的视频来论证民警开枪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是仍然难以阻挡广大网民的悠悠之口，大量的律师和网友前去“支援”，政府于是动用了“维稳”力量，100余位律师都被关押了起来。这样的模式继续在涉及如此多条人命的事故中再次上演，其对象已经不仅仅是律师，还有媒体记者、热衷于讨论公共事务的活跃网民，发出质疑声音的普通人，以及受害者家属等等。

政府这样做暴露了体制的脆弱性，政府没有能力避免发生这么大的安全事故，只能在事发后去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让媒体不能自由发声，让人民不能自由发表对事件的质疑和负面看法，遇难者家属也不能表达任何的“不满”和反抗意见，只能默默地接受家人的离去。

去年4月份韩国同样也发生了一起类似规模的船难即世越号船难，造成了304人死亡或失踪，遇难者家属表达了对于政府和船主极大地愤慨和责难，韩国总统第一时间道歉，总理引咎辞职，到现场跟家属道歉，家属拒绝接受他的道歉，连面都不让他见，被“隔离”在酒店门外。事故船主被判36年刑期，最后“以死谢罪”。399人被立案，154人被逮捕。但是仍然有很多家属不满，拒绝领取赔偿金。

而这次的东方之星船难发生后，有媒体即称国务院定性为因龙卷风引发的事故，替政府洗白，虽然事后辟谣称这是部分专家的意见，不能代替国务院的调查。但是还是对公众的感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显示出政府的高度不自信，防民如防贼，不允许媒体独立报道事故，也不允许公民讨论事故的原因和责任，采用维稳的思路对付所有关心此事的人，而政府的问责更是远远没有启动的迹象。什么时候官方在发生大的事故的时候不再采取维稳模式可能离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社会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