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實名 Jean van Heijenoort)同志把我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完美,10月底我便離開了巴黎。我在德國的科隆和漢堡駐留了一會兒,那裡是希特勒剛剛掌權的地方。在換乘火車的空隙之間,我目睹了南軍、黨衛軍和希特勒青年軍的游行,他們用靴子的後跟敲打著人行道,並不斷粗著喉嚨吼著什麼,周圍的民眾似乎都呆住了,而且絕對都被它們嚇壞了。我仔細端詳著這些盯著頭盔、下巴上系著帶子的法西斯面孔。他們的氣息中既沒有智慧也沒有善良,似乎毫不懷疑自己,也毫不懷疑他們的領袖。
我給他講了皮埃爾·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如何邀請我去著名的咖啡館Auge rue des Archives,參加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的上一次會議。在那裡,所有的政治討論都是在出色的詳細報告後進行的,特別是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讓·魯斯、戴維·盧塞和巴丹(Bardin)的報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在社會黨的全國會議上,每個人都以支持他們自己的選舉為主,那種閑散混亂的場面與這裡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