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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復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製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臺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匯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製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麽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製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沖擊獨裁製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裏,所采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沖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臺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誌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臺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誌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誌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裏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叠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誌,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製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裏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註。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製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板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沖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裏,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號的被擡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裏,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裏(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雇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著盾牌警棍、戴著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誌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誌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誌表示,在整場紛爭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裏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盡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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