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人士谈生活环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臺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盡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製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誌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製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昆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臺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紮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跡”在過去五年裏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跡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著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裏，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松”。歐洲中央銀行模仿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著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著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紮求存的企業放松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著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著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托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汙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製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跡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著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墻”，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製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製。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製。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蕩。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著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沖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沖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裏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發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沖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盡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製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跡”，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著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雇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製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註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系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製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反對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體控製，公布事實真相
工人有權組織獨立民主工會
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
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落實八小時工作製
國有化所有銀行及地產資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傑瑞米柯賓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汙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製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叠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沖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雇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註。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著一道萬裏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著「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只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著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註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著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儘管與世界水平相比，中國女性就業率較高，但城市女性就業率已經從20年前的77%強下降到現在的61%。
農村土地使用證書主要在男性手裡，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寫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離婚的話，女性只能淨身出戶。
在中國每年有數百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現有5萬多家整容機構，另外每年還有一百萬人前往韓國接受整容手術。在北京，高中和大學女生佔全體整容者的80%多，這無疑與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有關，因為招聘廣告普遍對應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現在很普遍，並且十分公開，儘管這樣是違法的。僱主對發佈公然含有性別歧視信息的招聘廣告習以為常，因為社會已經接受了這種反動觀念。人民大學去年做了一個實驗式調查，向求職網站遞交兩份同樣的履歷，但一份性別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結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試機會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試的機會高 53% ，在每個社會中，這些「規則」都來自上層的統治階層，就像《中央電視臺》的春晚那樣。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汙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製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製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製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麼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製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盡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註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1.2萬億元。
“資本家和地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澤民領導下的90年代，企業家才被允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日本時報評論道。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蕩。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註。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臺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製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著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幹，下午給中石油幹，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幹「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幹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製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著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臺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臺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製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只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傑瑞米柯賓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製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製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製之下，成為專製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征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製。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裏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註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汙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製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製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製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臺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系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汙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臺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盡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後，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借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註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製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麼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製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製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汙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汙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汙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著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麼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麼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麼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汙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汙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汙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製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墻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誌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贊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製，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裏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采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揚了希拉裏：「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幹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桿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註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製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製），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沖房地產泡沫爆包的沖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麼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桿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製。當然，這個控製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沖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誌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麼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汙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誇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桿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誌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製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桿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製。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僵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擡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擡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製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製，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傑瑞米柯賓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製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幹預、貸款和合約去控製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製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裏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製，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黨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麼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沖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註。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製猖獗的貪汙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汙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汙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著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製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汙，但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仿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製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麼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裏，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汙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汙，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汙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汙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蔔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鬥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汙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誌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癥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著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沖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製。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製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臺，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製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製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沖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杠桿去作賭註，並將一切押註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杠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只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杠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蕩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沖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著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杠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杠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累累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杠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沈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裏，影子銀行提供的杠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杠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註，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托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系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註。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製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幹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松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沖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註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蕩。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幹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幹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杠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杠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製。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麽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傑瑞米柯賓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著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蕩。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裏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幹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製。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盡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搖擺反復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麽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麽做出這麽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余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著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松”——沒什麽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製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著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著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僵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著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借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臺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製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製”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傑瑞米柯賓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采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板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著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復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誌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誌」參加了臺灣同誌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借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誌」。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著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製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松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製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在2006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中國的排放量比歐盟和美國加起上更多。
但中國也是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在巴黎峰會開始前，官方專家發表了一份900頁的報告，突顯了這一點。報告指出環繞中國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對作為經濟重鎮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脅。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鐵等大型基建項目都因為降雨量增加凍土溶解而受到威脅。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幹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臺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汙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癥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汙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麽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沖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製衡機製。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製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系，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製，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製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著顯著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製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臺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後撤訴。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采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著當局將采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臺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表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雇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著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蕩。」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系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製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製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製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著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停止迫害中國勞動維權人士！停止鎮壓罷工工人！
支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以爭取就業丶工資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條件！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反對緊縮與鎮壓！

浦誌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著「浦誌強無罪」。公安戴著虛偽的笑臉，對著聚集在浦誌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誌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盡管浦誌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誌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渺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誌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誌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誌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采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誌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盡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誌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裏出庭辯護。2004年，浦誌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誌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誌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著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麼溫和。

浦誌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裏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誌強案標舉著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誌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誌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