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2012：鬥爭的一年，新希望的一年

他們說2012將是“末日之年”，但我們知道2012將是鬥爭的一年，或將是新希望的開始。

過去的2011是全球憤怒的一年。從美國華爾街到俄國莫斯科，從埃及開羅到希臘雅典，英國倫敦、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裏、智利聖地亞哥、突尼斯突尼西亞、印度新德裏、馬來西亞吉隆坡、……全球數以億計怒不可遏的民眾一呼萬應，舊世界與舊精英在億萬怒吼中瑟瑟發抖。

2011年的中國，從嶺南閩粵到漠北草原，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從大都市到小鄉村，億萬工人、農民、青年、少數族群和廣大民眾前仆後繼地加入到風起雲湧的抗爭中。一年之中，30萬起群體事件、10萬起罷工，上萬起暴力抗爭與騷亂。憤怒的火焰已經越來越接近爆炸的臨界點。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

“2012世界末日的預言”只是個無稽之談，但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人們對於現實世界厭棄與絕望的心理寫照——“時日俱喪，吾與汝皆亡”。不過我們後人的歷史書或許會記下如下的話：

在21世紀初第二個十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與強大無比的資本在長期的危機面前束手無措。新自由主義的一神教被徹底唾棄，資本主義遭到了歷史性的挫敗。一切統治者被顛覆，一切壓迫者被壓迫。新紀元的大門已經打開，真正的人類平等解放從那時開始……

這一切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我們今年今日今時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絕不會以厭世和消極的態度等待罪惡的舊世界自我終結，更不會寄望於詛咒與乞求能贏得造物主的垂憐。

是的，還會有黑夜，還會有沈寂，還會有寒冷。但無論夜多黑，黎明終會來臨；無論多沈寂，吶喊終會迸發；越是冰冷的壓抑，越是熾熱的反抗；億萬雙渴望的目光，如林般舉起的拳頭；社會的主人必將重新聲張自己的權利，這不僅僅是權利，更是責任；這不僅僅是責任，更是希望。

普羅米修斯的後人們，高擎起火炬，焚毀舊世界，照亮新世界！

革命！將是我們對舊世界的回答。

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一個深陷危機的制度

本文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就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所發布的公開文件。文件將遞交給1月份召開的工國委國際執委會會議進行討論。經過會議上的討論與修改，文件最終的英文版本將於1月底在socialistworld.net網站上發布。

一個動蕩的世界

1.自從上次世界大會以來，僅僅過去1年，世界已陷入持續的動蕩中。我們已經見證了中東和北非的數場革命，11月末在開羅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流血沖突顯示革命仍在持續中。與之相隨的是埃及舉行的選舉。在埃及國會選舉的第一階段，伊斯蘭黨派似乎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根據選舉的初步結果，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正義黨獲得36.6%的選票。極端保守的信奉薩拉夫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光明黨（al-Nour party）在埃及27個省中的9個省中贏得了幾乎四分之一的權票，包括開羅和亞歷山大的城市地區。另一方面支持穆巴拉克政權的黨派只贏得了3%的選票！到召開國際執委會的時候，選舉將會完成。我們對這一次選舉的意義將會有一個更好的了解。

2.工國委（CWI）在世界大會上采用的文件，已經預見到了革命在這一地區的爆發，特別是埃及（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敘述事態的發展）。這需要和希臘的革命運動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群眾性罷工和抗議相結合起來分析。新的社會爆炸出現在意大利、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地方。甚至看似“最強大的”或者說目前“未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不會對從所謂“邊緣的”南歐傳播來，即使不能說是革命的至少也說是激進的病毒具有免疫力。而美國同樣見證了大規模的“占領”運動，其影響使部分工會也卷入其中。

3.世界和歐洲資本主義持續的深度危機為這些事件提供了動力。而“主權債務”亂局極大地加劇了危機。這可能會導致歐洲出現國家破產和歐元區崩潰，近而對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產生嚴重後果。這場危機已經導致眾多國家的政府和總理被推翻或下台： 僅僅在過去的一年中，意大利令人厭惡的貝魯斯科尼、希臘的帕潘德裏歐、西班牙的薩帕特羅、葡萄牙的蘇格拉底和愛爾蘭的科文紛紛下台。

4.在此之前突尼斯的本•阿裏，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紮菲，以及之後也門的薩利赫相繼被推翻。而中東和北非的群眾運動和革命並未完成其使命；這一地區的其他政府也很可能在下一階段被推翻。歐洲可能同樣面臨進一步的動蕩，導致現政府的提前下台，法國總統薩科奇可能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失敗而下台，同時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也可能會破裂，導致提前舉行選舉。令人絕望的影響整個歐洲的經濟形勢不僅僅可能導致卡麥倫政府垮台，歐元危機可能在一系列歐洲國家引發公投。盡管英國退出新的“條約”，但並不能排除保守黨在這一問題上可能發生分裂。

5.愛爾蘭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面臨一次重要公投。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愛爾蘭選民將會對修訂《裏斯本條約》投反對票，只有28%的選民會投讚成票。在英國，同樣可能會否決這樣的公投。如果歐洲其他各國政府都允許在條約修訂問題上進行公投表決，這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在那種情形下，我們（工國委）將被迫支持“反對”運動，正如我們此前在愛爾蘭做的。特別是當《裏斯本條約》和整個歐盟在財政緊縮方案上比以往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造成更為野蠻的損害。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英國勞工運動的議事日程。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中的鐵路工會希望我們積極參與“反對”運動。工國委（CWI）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認為有必要參與。然而我們必須給運動尋求一個清晰的反民族主義特征，無論是否在歐盟內部都支持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很可能會針對這一問題準備專題資料。

“占領”運動

6.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也被嚴重破壞。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面臨其“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英國央行行長金恩（Mervyn King）如此描述），而且還面對深度的合法性危機。這在工人階級群眾性罷工和遍布全球各大洲約1000座城市的世界性的“占領”運動中得以反應出來。

7.盡管運動有其弱點——沒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沒有深深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但它還是激發了廣泛而公開的包括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在內的同情。這場運動與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是在於現今正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下。但是，在許多國家，積極支持運動的是日益孤立的年輕人，以及眾多（假如不是多數）的社會中間階層。然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同義詞，群眾性貧困背景下所凸顯出的極端貧富不均在歐洲和美國的群眾中激發了強有力的回響。另一個因素是在這場危機中，不止是工人階級，而且大量中產階級同樣受到了影響——其中有人還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例如在美國，體力工人（仍被資產階級媒體說成是“中產階級”，以此模糊日益增長的階級覺悟）的平均工資實際上只相當於上世紀50年代的標準；資本主義將會永久發展下去的信仰已被打碎。‘1%’（的人）的財富的無限制的增長為抗議註入了燃料，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集中的資本。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這一點有很多象征，然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現任紐約市市長布倫博格（Bloomberg）同時也是世界上第30位最富有的人）——也就是地球上每兩億三千萬人中才有一個的億萬富翁，——而他試圖通過他管轄的警察撲滅在“他的”城市中發生的“占領”運動。關於這一鎮壓的照片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西雅圖（警方）無差別地對抗議人權使用胡椒噴霧，受害者中包括一位80歲的老年抗議者。

8.這些發生在英國對學生的打擊(提高學費)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嚴厲地報覆性懲罰。英國大學學費大規模增加並取消給予16歲到18歲學生的每周教育資助（英國政府原給高中生每周提供最高30英鎊（約合300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2010年末進行抗議的英國年輕人被捕後遭到嚴苛的監禁判決，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未來遭到毀滅性打擊而進行抗議。但鎮壓並沒有阻止2011年夏末倫敦發生的騷亂。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除非勞工運動能夠對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推動的野蠻削減福利公共開支的政策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否則出於絕望，就會爆發自下而上的不成熟的運動。政府試圖通過將騷亂參與者的“犯罪”來解釋這場騷亂。但這完全被後來的報告推翻，大多數參與者是窮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遭到雙重剝奪。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力量，諸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試圖美化這場運動，將之稱為“積極的”被壓迫者真正有覺悟的反抗！這種想法是同樣錯誤的，而且對於工人階級運動具有潛在的危險。

9.正如發生在希臘的事件，已經被孤立的青年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而不加選擇地和挑釁性地攻擊警察，這為政府鎮壓參與罷工和抗議的工人提供了借口。我們在希臘的同志正確地批評了這種行為，並與之保持距離。這些行為方式，特別是在運動遭遇失敗和挫折的條件下，可能導致一部分失望的青年（他們並不全都來自小資產階級）訴諸於恐怖主義的方式。在希臘的一場示威中，是工人自己—希臘共產黨（KKE）的成員—主動發起攻擊。這些方式完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使這些青年和工人真誠的相信這些方式可以削弱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改變這種錯誤傾向。這些行為持續下去只會使反動力量得益，不僅為政府進行鎮壓提供口實，而且（特別是在這個階段）讓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鬥爭的一部分中產階級甚至工人疏遠運動。因此有必要教育參與抗爭的新一代反對無政府主義方式，這只可能導致工人運動死路一條。我們需要特別指出，在歷史上不是采取爆炸和恐怖主義方式的人領導推翻了沙皇政權和封建主義；而是布爾什維克們，他們基於工人階級采用群眾鬥爭、總罷工、獨立委員會—蘇維埃—工農政權的方式推翻了沙皇政權。

10.最認真和最有遠見的資產階級已經改變了他們最初對“占領”完全敵視的立場，而尋求同化與“吸收”它。他們試圖影響這場運動的“領袖”或“非政治”發言人，通過一個“托賓（Tobin）”或者“羅賓漢”除去資本主義的一些刺眼的瑕疵，即向金融交易征稅。並且在事件轉折的關鍵時候給資本主義高層敲響警鐘。不排除美國政府會采取一些修補性的措施，例如向銀行甚至“富豪”下手。資產階級中的緊張情緒最近被倫敦右翼《獨立報》（Independent）的創建者安德魯斯•懷特阿姆-史密斯（Andreas Whittam-Smith）歸納成：“西方國家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懷特阿姆-史密斯的意圖和他的講話訴諸的資產階級並不準備進行自殺或離開歷史舞台，而是準備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個杠桿來拯救（如果有可能的話）或者修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由於大多數運動領導人缺乏明確替代方案，這有利於讓他們執行這一任務。

11.“占領”運動是自斯大林主義崩潰後最大範圍的全球運動。它比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涉及範圍更廣，並且意義更深。盡管“占領”運動的核心觀點是“反對資本家”，但運動並沒有嚴重地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許多運動領導人沒有建議“制度改變”反而去尋求“修理破爛的制度”。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左翼，甚至像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例如其西班牙支部）這樣的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嘗試去增強這種“非政治”的姿態。這種姿態是由於一部分參與的青年代表拒絕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和反映這些“政策”的大政黨。

12.歷史上，沒有一個階段像現在這樣需要強調組織、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以作為發展群眾中階級覺悟的關鍵重要一步。過去贏得的改良正在不斷喪失。某種程度上，由於歷史性的倒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我們面臨一些列寧當年面臨的任務——，例如在他的冊子《怎麽辦》中提到的，需要一個黨來和錯誤的概念進行鬥爭/在他的例子中包括那些“經濟學家”和所謂的“自發性”反對“政治”等等。當然我們面對完全不同的時期。我們並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我們有工人階級和組建政黨的經驗。但我們仍然需要考慮到人們對（社會主義）深深的懷疑——前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斯大林主義的產物——這影響到了新的一代，導致他們走進“反政治”的死胡同。這在最近西班牙選舉中清晰地顯示出來，群眾提出的口號包括：“他們不代表我們”，“他們都是一樣的”；“選票在歐洲央行的保險箱中”。不僅如此，廢票、棄權和空白票總共有1100萬張，比右翼獲勝者人民黨（Partido Popular）的選票還要多。

13.這一運動在這個階段在一些國家，包括西班牙、希臘以及一定程度上美國，有相當多的群眾參與。這代表了一個必要的階段，即群眾尚處於迷茫中，但重要的政治意識開始重新覺醒。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超過30年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制度，還得到了斯大林主義崩潰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反擊的全面支持。而當前這些運動為那些參與者和旁觀者提供了引發革命性後果的希望。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勞工運動的介入，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介入。馬克思主義在對運動保持同情與審慎的同時，應反對眾多參與運動的人所持有的“非政治化”和“反對政治黨派”的立場。

14.同時，我們也不會迷信一個組織和一個政黨。當然，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群眾性政黨來奪取和掌握政權。然而，這一道路必須根據各種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工人階級自身的經驗而得以發展，而且這一道路也會由於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政黨，特別是具有群眾性特征的黨，在這個爆炸性時期可能不會像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組建的那些群眾性政黨一樣以一種線性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構建起來。資產階級領導們向我們傳遞了工人階級面臨“無窮盡緊縮”的信號，而當前嚴重的危機形勢可能導致發生群眾性起義，這也許最終會迫使群眾轉向奪取政權。畢竟，這曾經在1936年7月西班牙起義之後發生過，也在1975年3月葡萄牙斯皮諾拉政變失敗之後發生過。當時銀行被沒收，大多數工業被置於國家政權的手中。在那些形勢下，迅速建立群眾性政黨的問題被提出，而且變得可能；因為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存在一個主觀因素——不需要數百萬只要有數千或者數萬用政治和理論武裝的幹部就足以幹預局勢。因此不能向現存的反政黨或反政治情緒讓步。相反，（我們）需要明確地表明建立組織的必要性，使之成為能夠吸引群眾的革命一極；從而有能力介入當前局勢，並建立起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尤其是在真正的前革命形勢下，工人階級邁向革命之時，以此來鞏固力量。僅僅在這階段提出這一問題就足以說明政治敏銳性，而這恰恰也是我們在當前時期所需要具備的。

總罷工

15.總罷工強有力地回到了工人運動的議程，特別是在南歐。在希臘，——僅2011年就發生7場總罷工，這其中包括一場48小時的總罷工，這還未包括公共服務部門的各種罷工。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近年來的法國，一日總罷工和部分“總罷工”如火如荼。與此同時歐洲北部正在迎頭趕上，正如英國11月發生的公共服務行業一日總罷工。這是一場龐大而有效的罷工，至少有150萬工人卷入罷工，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罷工，在工人運動歷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比利時總工會試圖在12月2日組織有8萬人參與的白天全日示威活動從而回避關於總罷工的呼籲，但是（工人中）對總罷工行動的支持在不斷增長。特別是在瓦隆尼亞（Wallonia）反對安塞樂米塔爾公司計劃部分關閉其位於比利時列日市（Liège）的平軋鋼廠，工會正式要求國有化該公司。

傑瑞米柯賓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制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覆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制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制，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制、同時捍衛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覆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覆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制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制，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覆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覆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覆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制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制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覆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制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傑瑞米柯賓

緬甸和哥倫比亞鬥爭的經驗教訓


這些運動以及其他非常多的運動，都為2022年及往後的鬥爭提供了極其多的經驗教訓。但平心而論，2021年最突出的鬥爭，正是2月緬甸反對軍事政變的革命運動，以及4月哥倫比亞使該國社會停止運轉、開啟民眾起義的全國罷工。

它們都具有自2019年以來席卷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征：由激進的年輕世代領導。這些運動都具有持續，都延續了數個月。而且，在最殘酷、最血腥的國家鎮壓面前，這兩個運動都沒有退卻，而是反擊，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斷升級。這些運動也是從防守轉向進攻，並隨著群眾在鬥爭中意識到自身力量，他們的訴求也有所強化、得以更大膽地提出。

這些運動有著哪些新的經驗教訓？這兩場鬥爭都有的一個特點是，在廣泛的民眾反抗中，工人階級的力量、方法和組織發揮了更加突出和主導的作用。這個因素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非常重要、與今天的情況息息相關，並且發展了我們對未來階級鬥爭的觀點。

在緬甸，這是一場初生且經驗尚淺的勞工運動，但已經是該國執政當局遭遇的最大打擊。如果沒有全國範圍協調和有組織的戰略，各行業工人（特別是衛生、紡織和金融業的從業者）就會一個接一個丟棄反對政變的武器——建立真正的總罷工、打擊統治階級的痛點，到一定時刻就能讓非法政變上台的政權沒法給它的員工發薪水。

在哥倫比亞，罷工/停工（當地西班牙語稱“paro”）是當地運動的核心鬥爭方法。這並不總是表現為全國罷工，而有時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眾鬥爭來令經濟停止運轉。雖然運動的官方領導——由該國工會聯合會領導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不知往何處去，並一再嘗試以談判來結束運動，但工人階級青年的先鋒隊卻在第一線保持群眾鬥爭的火焰不滅，用臨時自制的盾牌武裝自己以抵禦殘暴的警察鎮壓。

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危機


然而，我們不能止於欽佩這些運動的英雄主義，及他們所正確提出的思想。兩場運動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為何會這樣？

在思考答案時，我們要指出工人階級和我們全球各地的運動所面臨的核心戰略問題：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長期危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工人階級在哥倫比亞和緬甸的起義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並沒有清楚地反映在領導層中。領導層應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勝利。

相反，緬甸的工會領導人並非奮力爭取一個親工人階級的政府來取代執政者，而是將工人組織從屬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全國民主聯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這些被廢黜的反工人階級政客和他們的民族團結政府。在哥倫比亞，全國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一直嘗試將該運動帶離街頭，並與杜克政府進行秘密談判，最終成功煞停該運動。

工人階級的領導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英勇的工人階級鬥爭取得更決定性勝利的最大阻礙。終結這場危機的方法，只能以建立並加強工人青年的群眾組織，其領導層不能是受過失敗的階級合作方法訓練的老舊官僚，而應是群眾運動核心當中的年輕工人階級分子、民主地選出、對於廣大運動負責、通過群眾民主結構面向群眾運動。

這意味著工人自己打造基層網絡，努力重建鬥爭傳統，並直接挑戰現有領導層對於運動的控制。這也意味著要建立新的政黨，而這個新政黨必須可以為工人階級在群眾運動中提供獨立的政治發言權。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讓運動取得勝利的年輕工人階級戰士，不會簡單地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通過有意識地組織、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武裝而形成。

在2021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重要跡象，顯示好些國家的勞工運動內部有著重大發展。在美國，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工人，選出了左翼領導人，而這是近25年來頭一次。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成員投票決定直接選舉工會內的領導職位。在英國，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於全國兩個最大的工會——Unison全國執行委員會和聯合工會（Unite）總書記選舉中，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隨著我們進入2022年，階級怒火的升溫、疫情當下對工人在社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認識，再加上通貨膨脹、供應鏈問題和許多產業的勞動力嚴重短缺，都顯現新的一年的大規模工人鬥爭的潛力，也顯現為我們階級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條件。新一輪工人鬥爭可以在運動中產生新的力量，挑戰頑固的工會官僚機構，爭取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

政治兩極分化——極右翼的威脅


然2021年於特朗普因未能連任美國總統而蒙受恥辱開始，但在某些方面，隨著這一年接近尾聲，特朗普主義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國的地方選舉，我們看到特朗普主義攻下很多重要地區。此外，隨著拜登的總統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機和左翼民主黨“小隊（Squad）”右轉，在他的執政下，從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黨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重新控制美國國會，可悲的是“小隊”未能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階級提供想象。

我們還看到智利總統選舉，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極端反動的反工人、專制和厭惡女性的綱領，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領先。值得慶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輪中失利，因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進一步的幻想的情況下，動員起來投票給溫和左翼的博裏奇（Gabriel Boric）。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顯示了2019年智利抗爭的持久力量。極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歐洲，我們看到了以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澤穆爾（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聲黨（Vox）為代表，極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這一趨勢當中，更成熟的傳統右翼政黨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黨和英國保守黨近年來急劇右傾、轉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些醜惡的政治勢力的興起與鞏固，是2020年代更尖銳、更深刻的政治兩極分化的一個體現。上述工人階級領導和組織的持久危機，給人的暫時印象是，這些極右力量在2022年能夠在所有主要國家占有優勢。然而，社會中的真正階級力量對比，不能用選舉數據這樣表面的尺度來衡量。

盡管必須承認，這些極右勢力中的許多人在過去十年中強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而這一鞏固過程受到過去兩年的危機進一步推動，但並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讓這些極右分子獲得哪怕接近社會多數（尤其在年輕人和工人階級中）的支持。

戰鬥性的工人運動與左翼，可以遏制極右翼的增長。然而，只有采取大膽的獨立立場，提供真正激進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實現這一目標。為了反對極右翼民粹主義而屈服於“主流”的傳統資本主義政治勢力，正如美國桑德斯和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領導層多數派分別屈服於民主黨和勞工黨（PT）主流派那樣，只會進一步為特朗普主義和博索納羅主義打開成長空間。

我們需要革命社會主義，而不是改良主義


正如2008年危機後席卷歐洲的階級鬥爭浪潮之後的情況一樣，即將到來的國際階級鬥爭，包括革命運動，將在2020年代重新繪制政治版圖。

早在2021年，我們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現象的出現，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工人階級人民的鬥爭。在秘魯，鮮為人知的教師工會成員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規模抗議中擊敗了該國的一場制度性政變後，排除萬難贏得了6月的總統選舉。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會爆炸的火藥桶，當地將舉行數場重要的選舉——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和巴西，兩國的民調顯示，當地反動右翼勢力可能會因哥倫比亞左翼彼得羅和巴西前總統盧拉（Lula）的勝選而遭遇挫敗。但是，盧拉在21世紀初上任總統後，暴露了其親資本主義的本色。

這些新的左翼政府將在當今嚴重危機時期誕生，也會立即受到當前危機考驗。如果他們沒有一個革命視角、不了解需要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不通過挑戰統治階級的權力來實現真正的變革，那麽迎接他們的只會是危機。已經有跡象顯示，秘魯總統卡斯蒂略已經重覆失敗的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路線，而正是這一路線造成包括盧拉在內的左翼政府在過去10年中丟掉政權。面對資產階級壓力，卡斯蒂略將左翼人士從內閣中除名，並拋棄關鍵的競選承諾。盡管如此，右翼還是加緊步伐，企圖破壞其執政並罷免他。就任總統才幾個月，他就被迫面對國會彈劾案，僅以兩票優勢挺過這一關！

ISA支持所有有助於推動工人階級爭取其訴求的政治運動和組織，並將在每個選舉中努力擊敗反動右翼。但是，我們也必須講出實情：在這個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要真正為大多數人贏得勝利，改良主義是不足夠的。實施財富再分配、為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工程提供資金支持、在綠色新政中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等政策，需要采取大膽行動，從最富裕的“1%”手中奪取財富和生產資料，並將整個經濟公有化、實現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麽樣的？在西雅圖有這樣一個顯現革命性領導力量的例子：我們的同志薩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剛剛在億萬富翁的後院第4次擊敗這些億萬富翁的政治代表。這一發展尤其重要，因為在11月的美國，大部分正在右轉的進步派民主黨候選人輸掉了好幾場選舉，而這場罷免投票的結果（薩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圖市議員位子）與11月美國的整體選舉動向完全相反。

過去8年，薩旺特和社會主義替代在西雅圖所扮演的角色，正顯現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領導層所能作出的改變。想象一下，如果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國或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全國領導層中有所體現，情況該會是怎樣！

對於ISA而言，2021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在西雅圖挫敗罷免企圖的這一巨大勝利，是ISA充滿挑戰的一年中的其中一個事件。幾周前，來自16個國家的數百名成員湧入蘇格蘭格拉斯哥，通過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滿活力的國際社會主義隊伍，針對各國政客應對COP26氣候峰會的不作為發起大規模抗議，從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註。

我們的成員和各國支部經歷了封城和解封，歷經考驗，但始終保持警覺性、活躍性，努力抓住機遇，質與量並重地建設社會主義力量。在1月和7月，我們舉辦兩次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成功地讓1000多名成員齊聚一堂。

我們一直站在無數鬥爭和運動的最前沿。我們整個國際在5月的反對加沙戰爭的群眾運動中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我們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處無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員以及世界各地無數其他工人階級戰士的工作、成就和犧牲。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努力，將有助於改進我們的運動，讓我們準備迎接2022年的挑戰。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覆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計劃經濟體制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

傑瑞米柯賓

統治階級的文化

然而在富有的統治階級中，安德魯王子並不是唯一一個與涉嫌性拐賣的麥克斯韋爾和涉嫌性侵兒童的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密切聯系的人。在最近麥克斯韋爾被定罪後，大家很可能會提問究竟麥克斯韋爾和愛潑斯坦將受害者販賣給誰呢？

愛潑斯坦的私人日志中，可以找到證據證明許多人的罪行，性侵行為和其他不當行為。這些人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克林頓以及演員史派西（Kevin Spacey）。愛潑斯坦的聯系人“黑名單”中，許多是赫赫有名的富豪精英，包括政客、國家元首、影視名人、媒體大亨、軍火商以及當中一些人的妻子、女兒和女性親屬。他們包括電影制片人艾倫（Woody Allen），電視節目主持人羅斯（Charlie Rose）和喜劇演員考斯比（Bill Cosby），他們都曾被指控涉嫌性騷擾和性侵。

愛潑斯坦的長期密友當中，其中一人便是美國最大的連鎖女性內衣零售店“維多利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所有者、億萬富翁維克斯納（Leslie Wexner）。他的公司透過性化和物化女性中賺取暴利。近年來，該公司的一些模特公開談論過她們在該公司經歷的厭女癥和騷擾文化。

所有這些都描繪了緊密結合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商業和休閑活動都建立在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上。這些上層人士在個人生活中輕易剝削他人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同時他們正無情地剝削他們的雇員並且推行他們的政治政策，在他們的職涯生活中固化這種剝削。

停止剝削與虐待

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財富只能通過剝削、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來積累，並以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反LGBTQI的政策或思想來合理化低廉工資。對這些勢力龐大的資本家們，人力僅僅是資源，是用來榨取利潤的手段。最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只是這場資本遊戲中的棋子，統治階級自身將始終保持著階級團結，直到被人數遠遠多於他們的人民群眾迫使他們讓步。

迄今為止，只有愛潑斯坦和麥克斯韋爾因其行為面對不同的後果。這是因為有大約100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眾的支持，他們不再容忍這些虐待行為。那些從這個販運鏈中獲利的人必須被要求承擔相應的責任。社會中積累的憤怒和挫折感現在必須用來要求問責和正義，建設一個反抗所有形式壓迫和剝削的運動。

這與結束反社會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及他們捍衛的制度密不可分，安德魯王子、愛潑斯坦、麥克斯韋爾和他們的其他同夥是或曾是這些統治階級的親密一員。需要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組成的多性別、多種族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從而真正讓這種壓迫性的制度走入歷史。

回顧2021：無序時代第2年

2021年自始至終是世界資本主義風雨飄搖的一年。這個腐朽墮落的體系很少在這麽多方面同時面臨如此深刻的危機。把現行制度替換掉的客觀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到開始黴爛了，而2020年代才剛剛開始。

從巨響開始，以巨響結束

這一年以美國沖擊國會事件拉開帷幕，武裝暴徒企圖在1月6日采取行動，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變企圖。與此同時，印度貧困的農村群眾正在維持一場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反對莫迪政權殘暴的反社會政策，這場鬥爭在幾周前以勝利告終。

自從英國傳出“Alpha”變種病毒以來，災難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沖向新高，新一輪的封鎖正在歐洲蔓延。自已經成為新冠死亡與災難中心地區的拉丁美洲傳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響——阿根廷長達數年的爭取墮胎權的群眾運動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在2021年的開始幾周內，如此的種種事件，還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擁有力量，這些主題主導這一年。

隨著2021年接近尾聲，我們也來環顧一下世界各地的情況。盡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民眾已經廣泛接種疫苗，但對新變種奧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並且已經宣布了新的封鎖措施。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比比皆是，樂觀的增長預期迅速降溫，而中國金融業面對恒大違約威脅，正搖搖欲墜。

全球工人階級仍在反擊，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屬行業工人罷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個城市的大罷工。

在這之間，這一年時局急風驟雨、變化莫測。

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資本主義造成的氣候災難，它從未像今年那樣持續一整年作為世界政治的重要話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普通民眾生活、所想和所計劃的一部分。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數百萬人對現行制度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的認知。

2020年之後，2021年讓我們進一步領略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歷史時代的特征。這一年的危機，都不會（特別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決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銀行創造的一個短語，ISA使用“失序時代”來試圖描述這個新時期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推動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進程的加深，將越來越多地在全世界數百萬人的頭腦中提出制度變革的需求，其中許多人轉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個月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020年全年的數字——這還是在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經研發出好幾種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時出現的狀況。對於統治世界各國的犯罪般政府而言，還有什麽統計數據比這個更加可怕？

正如我們已經廣泛解釋到的那樣，從疫情大流行開始，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礙了各國和國際範圍的有效應對疫情的方案。在疫情開始時，由於政府犯罪般地掩蓋過失、害怕有損利潤而無所作為，任由病毒入侵社會大眾——關鍵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雖然公共部門的資源為疫苗研究提供資金，但生產和分銷都留在了賺取超額利潤的跨國公司手中。

要記得，在許多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經常是工人階級采取了有組織的行動、單方面停止了生產和經濟運作以保護性命，才使得老板們和政府行動起來。這不僅發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時。2021年1月，由采取工業行動的基層社運人士推動，英國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攤牌，而這迫使學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時停課。

疫苗民族主義和新冠病毒新變種


然而，在2021年，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根本矛盾，在其對疫情應對失當中更加凸顯出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與資本主義固有的各民族國家相互對抗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可總結為當年的一大關鍵詞：疫苗民族主義。

最初圍繞個人防護裝備、檢測和呼吸機發生的事情（各國政府之間為了供應而展開的毫無節制的激烈爭吵）在疫苗方面更為突出。早在1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宣布，由於新冠疫苗的國際上分配不均，世界“正處於災難性道德失敗的邊緣”。他警告：“最終，這些行動只會延長大流行時間、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導致人類的痛苦和經濟的崩潰。” （摘自2021年1月28日《經濟學人》）

12個月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覆蓋了大部分（盡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種計劃之後，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排隊接種第三劑時，兒童也在接種疫苗。

雖然較富裕國家的工人和青年顯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統治精英推動了疫苗囤積的進程，政府堅持維持疫苗技術的犯罪般專利，阻礙了大規模加緊生產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動。

“新變種”一詞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該術語的是“Alpha”變種（以前稱為“肯特”或“英國”變種），作為一種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傳播，它在2021年初引發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隨後出現了“Beta”（“南非變種”）和“Gamma”（“巴西變種”），但比在今年晚些時候的“Delta”傳染性更強。現在，世界在Omicron變種出現時為之恐慌，目前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但眾所周知，它的傳播性甚至比Delta都還高得多。

除了出現在英國的Alpha變種之外，所有其他變種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出現在新冠疫情嚴重肆虐的國家，而此時疫苗充足卻被帝國主義政府囤積。

如果Omicron變種確實有如上述所言那樣可怕（丹麥、英國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可證明這一說法正確性），那麽政府為進一步控制傳播而采取的措施，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矛盾搞砸，而且還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和公眾意見的分化。

盡管大多數工人始終明白，需要將公共衛生放在首位，但由於對傳統政客的疏離和不信任，新冠懷疑主義和反疫苗情緒的危險性增長，為民粹主義者和在全球範圍內的極右翼提供了險惡的支持，對步入2020年代的勞動人民、以及我們的運動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論2022年疫情如何發展，疫情下的經歷讓數百萬人看到，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全球危機。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是一支真正的國際性社會力量，對民族對抗沒有興趣，其經濟利益與保護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間沒有沖突，所以工人階級是解決世界危機的關鍵力量。

建立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戰鬥力，並以社會主義政治綱領武裝其運動，以從資本主義騙子手中奪取權力，是社會主義者在2022年開始面臨的一項關鍵戰略任務。 2021年的經驗表明，只有與積極的工作相結合，加強和擴大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的影響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經濟——從樂觀到悲觀


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2021年可謂大起大落。3月，在從2020年的封鎖和創紀錄的衰退中動態“反彈”之際，他們不顧一切地宣布，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越來越樂觀。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水平，源於經歷了一年的經濟低迷之後，被壓抑的需求釋放了出來、得以推動消費，以及各國（特別是較富裕國家）仍在向經濟註入資金。的確，拜登政府3月份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將全球GDP增長預測提高了整整1%！

總體上看，各資本主義政府處理這次新冠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方式，與處理2008-9年經濟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為了應對2020年經濟活動的大衰退，各資本主義國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續用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是根據世界各國的財政實力，不同程度地進行國家幹預來支撐經濟。

如此的遠離新自由主義、更多強調國家幹預、趨向去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的結合，是當前極其重要的特征。馬克思主義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與辯論，以厘清我們的觀點，但在某些時候也引發了爭議。

然而，雖然行使國庫的權力是在短期內緩解危機最壞影響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這種新的全球政策結合遠未為新的增長和穩定時期奠定基礎。

對於4月時，經濟學家當中蔓延的樂觀經濟前景，我們寫道：“世界經濟或將出現的反彈是否標志著經濟總體上開始好轉？一些資產階級媒體將這種情況，與一戰和1918-1920年的毀滅性流感疫情之後的情況（美國和歐洲持續經濟繁榮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並論。這種期望是個錯誤。”

那些之前對於經濟持樂觀前景的人，才過幾個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預測。世界經濟剛進入2022年，眾多因素將醞釀新的、潛在的危機。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續！

此外，中國建造業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的威脅，恐將喚醒全球金融危機這頭巨獸——這是世界經濟形勢中內在的危險，企業和公共債務越來越多為其特征。

通貨膨脹也是個主要問題。2022年，世界各國央行將面臨提高利率，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而這樣的舉措本身就或將引發新一波經濟衰退。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已經宣布即將加息。

在3月的蘇伊士運河堵塞危機中，一艘船堵住運河導致巨額經濟損失的景象，反映出供應鏈之脆弱。從石油和天然氣，到芯片和其他商品，由於地緣政治危機、封鎖後需求激增的瓶頸、“勞動力短缺”和氣候變化，供應鏈混亂也是貫穿2021年的主線。

與此同時，在經濟增長數據屢創紀錄和利潤暴增背後，貧困與不平等更是破紀錄地增加。最近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雖然有1億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極度貧困，但億萬富翁的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戰將持續


2021年，我們也見證了中美帝國主義在新冷戰上加倍下註。拜登繼續全力推進美帝國主義的議程。12月旨在鞏固深化美國冷戰勢力範圍的“民主峰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對抗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也是拜登經濟議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縮水版基礎設施刺激法案的明確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在所謂“疫苗外交”上表現出色，利用疫苗供應迫使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增強對中國的依賴，甚至在歐洲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這場大國競爭的驅使下，同時出於對內部穩定面臨諸多威脅的恐懼（尤其是工人階級鬥爭和革命）習近平政權加劇了其反動的威權政策。然而，隨著中國進入經濟風險陰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以便打造中國大陸式獨裁統治的條件）、針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反恐戰爭”、日益增長的反女權和反LGBTQ+打壓等等，以及許多其他政策，最終顯現的都是習政權的虛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將集中在台灣，在眾多潛在爆發的事件中，台灣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兩個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一場致命的纏鬥中，台灣在這場地緣政治較量中處在一個確實很危險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戰可演變成“熱戰”的表現，我們只需看看中東——以色列武裝部隊在加沙地帶進行的血腥與壓倒性的戰爭，造成防線兩側數百名無辜民眾死亡，包括12人死於來自加沙的火箭彈。埃塞俄比亞仍處於一場持續的血腥內戰之中，這也是新冷戰地緣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

除了這些沖突（所有這些沖突仍然是可能帶來大災難的火藥桶）之外，歐洲東部邊境還存在著持續的戰爭威脅，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集結和緊張局勢構成了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更廣泛競爭的一部分，以及不斷升溫的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今年早些時候，許多國家的海軍也在東地中海對峙，就天然氣儲量問題持續存在爭議。

有一點萬萬不能搞錯：雖然大規模核武庫的存在仍然會顯著遏止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但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在將全球拖入一個為帝國主義利益而戰和流血的時代。全球對5月加沙戰爭的反應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工人青年團結一致展開群眾性國際反戰運動，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謂“國際社會”支持。

就冷戰而言，ISA有原則的獨到立場（不對這一新的大國競爭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兩個帝國徹底的反動性質）對全球勞工運動至關重要。本著這種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樣，我們關鍵的國際運動——“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將在我們2022年的工作中占據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繼續


工人階級以多種方式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決定性的便是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每個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發生了重大的階級鬥爭。2021年的運動不僅地理上廣泛分布，還反映了資本主義多方面危機的廣度，及引發工人階級抵抗的苦難、剝削和壓迫之深重。

印度、哥倫比亞、韓國和其他地方的強大群眾運動，由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經濟改惡引發，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圖將另一場危機的成本轉移到最貧困的人口身上。在緬甸、俄羅斯、蘇丹等地，群眾在街頭和職場抗爭，來回應腐朽和寄生的統治精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而這為群眾抗爭拉開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爭再次浮現，反對肆虐的性別暴力。英國、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亞、波蘭和許多其它國家都爆發了新一波的戰鬥性抗議，而ISA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形象使我們的支部能夠積極面對這些抗爭。 自去年以來，在經濟危機的痛苦之上的封鎖中，被殺害的女性和跨性別者人數達到新高，因而“殺害女性（femicide）”已經成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詞匯。

在爭取生育權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國南部邊境兩旁同時發生了勝利和挫敗——英勇的墨西哥女權運動於9月促成該國科阿韋拉（Coahuila）州的墮胎合法化勝利，而美國得克薩斯州立法機關批準了《得克薩斯心跳法案》這一對墮胎權的歷史性打壓。2022年美國將出現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因為最高法院看起來可能至少部分廢除羅訴韋德案的成果。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即使主流女權組織嚴重缺乏領導力，比反對今年得克薩斯墮胎禁令更大的鬥爭浪潮仍會爆發。

傑瑞米柯賓

共產主義聯盟中的右翼分子在工會問題上的錯誤

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評論

1.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完全建立在作為物化勞動的價值概念之上，那麽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念之上。

無論機會主義錯誤和偏差的社會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麽，它們總是在意識形態上歸結於對革命黨、黨與其他無產階級組織和整個階級之關系的錯誤理解。

2.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這個概念的前提是，黨完全和無條件地獨立於所有其他組織。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與其他組織的各種協議（陣營、聯盟、妥協）不可避免，但我們只有在黨始終面向階級，始終在自己的旗幟下前進，以自己的名義行動，以及向群眾清楚地解釋達成協議的目的和限度地情況下才能允許這些。

3.在共產國際領導層的所有搖擺和所有錯誤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了對黨的性質和任務的錯誤認識。斯大林主義的“兩個階級政黨”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產國際官方還能容忍這一理論好幾年，並至今仍然沒有以必要的堅定態度譴責它，這是官方路線錯誤的最清楚跡象。

4.蘇聯中派官僚機構的根本罪行，是其對黨的錯誤立場。斯大林派尋求行政地將整個工人階級納入黨的各階層。由此，黨不再是先鋒隊，即自願選擇自最先進、最自覺、最敬業和最活躍的工人。黨與階級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機構的力量。另一方面，布蘭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隨者通過庸俗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缺乏文化”說法來為斯大林黨政權辯護，從而辨認黨和階級，也就是說在理論上消滅黨，正如斯大林在實踐中消滅黨一樣。

5.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災難性政策的基礎，是放棄了黨的獨立性。與國民黨在某個特定的時期達成實際協議是不可避免的。但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個致命的錯誤。這一錯誤的發展演變成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只是為了將其權力移交給國民黨。它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

6.英俄委員會的災難性實驗完全建立在踐踏英國共產黨獨立性的基礎上。為了讓蘇聯工會能夠維持與英國工會總理事會的罷工破壞者結盟（他們聲稱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英國共產黨必須喪失一切獨立性，將黨實在地瓦解成了所謂的少數派運動，即淪為工會內部左傾的反對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對派團體中，英俄委員會的經歷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們陣營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要求與罷工破壞者決裂是宗派主義。尤其是莫納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懷抱的原罪很明顯地體現在於英俄委員會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有著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發生在英國的事情，無論是整個共產主義還是左翼反對派都無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團結一致的，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他們試圖用一個“更廣泛的流派”來取代脆弱的英國共產黨，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流派的領導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朋友”、準共產黨員、或者是好人和熟人。當然，這些好人、“可靠的領導人”，並不想服從於一個弱小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他們的完全權利；黨不能強迫任何人服從它。共產黨和“左派”（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在工會運動部分任務的基礎上達成協議當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但有一個條件：共產黨必須保持其完全的獨立性，即使是在工會內部，在所有原則問題上以自己的名義行事，在必要時批評其“左派”盟友，並以這種方式逐步贏得群眾的信任。

然而，這條唯一可能的道路對於共產國際的官僚來說顯得太長和不確定。他們認為，通過對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和其他人的個人影響（幕後溝通、通信、宴會、友好的祝賀、溫和的勸告），他們可以逐漸地、隱秘地將左傾反對派（“廣泛流派”）拉到共產國際的床上。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證此事成功，這些親愛的朋友（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不會受瑣碎的詭計、不合時宜的批評、宗派的不妥協等問題所煩惱、惱怒或不快。但是，由於共產黨的任務之一恰恰是破壞和平並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須采取使共產黨上從屬於少數派運動的激進措施。在工會領域出現的只有運動的領導人。英國共產黨實際上已經脫離群眾了。

9.俄國左翼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要求？首先，重新確立英國共產黨相對於工會的完全獨立性。我們認為，只有在黨的獨立口號及公開批評的影響下，少數派運動才能形成，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其任務、改變其領導人、在工會中穩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鞏固共產主義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們的同伴對我們的批評做出了什麽回應？“你想把英國共產黨推上宗派主義的道路。你想把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趕到敵人的陣營。你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

左翼反對派反駁了什麽？“如果珀塞爾和希克斯與我們決裂，這不是因為我們要求他們立即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沒有人要求這樣做！——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想保持共產主義者的身份，這意味著珀塞爾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敵人。他們越快表現出他們的真面目，對群眾越好。我們根本不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相反，我們必須對這一運動給予最大的關註。與群眾或一部分群眾一起向前邁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識分子圈子的十幾個抽象綱領更加重要，忠於群眾與在臨時領導人和半領導人面前投降絲毫不同。群眾需要正確的方向和正確的口號，這就排除了一切理論上的和解和對利用群眾落後思想的一切保護。”

10.斯大林在英國的實驗結果如何？涵蓋近百萬工人的少數派運動，看起來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運動毀滅的禍根。群眾只知道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是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而且莫斯科也為他們擔保。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嚴峻考驗中就可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工人們陷入了混亂、變得冷漠，並自然地將他們的失望擴展到共產黨身上，然而共產黨本身只是整個背叛和背信棄義機制的被動部分。少數派運動銷聲匿跡；共產黨變回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派系。這樣，由於對黨的一種根本錯誤的概念，導致曾經帶來了總罷工的英國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運動，不僅沒有動搖反動官僚機構的機器，反而加強了他們，並長遠地損害了英國的共產主義。

11.機會主義的心理根源之一是低層次的輕浮急躁，對黨的影響力逐漸增長缺乏信心，渴望通過組織性手段或個人交際來贏得群眾。由此產生了幕後操作的聯合政策、消聲、隱瞞、放棄自我、迎合他人思想和口號的政策；最後，完全倒向機會主義的立場。中共從屈從國民黨，印度建立的工農政黨，英國的黨部屈從於少數派運動等等——在所有這些現象中，我們看到的都是同樣官僚的聯合主義方法，這種方法從低層次的革命急浮躁開始，並以機會主義的背叛結束。[1]

這正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堅持上述共產國際戰略的案例的重要教育意義的原因。在每一次新的經歷中，我們都應該重新研究和檢視這些錯誤，不僅是為了事後譴責歷史上的錯誤和罪行，而且是為了學會在新的情況下從一開始、在這些錯誤仍然可以糾正的情況下就辨別出類似的錯誤。

12.必須直截了當地說：部分法國反對派成員、共產主義聯盟的成員在工會問題上犯下的錯誤，顯示出與可悲的英國實驗的驚人相似之處。只是，法國的錯誤規模要小得多，而且還沒有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使某些同志在忽視了這些錯誤，或者低估了它們在原則上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聯盟允許其未來的工會工作按照舊領導層多數派制定的方法進行，那麽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和旗幟在法國將在日後長期受損。

如果對這件事視而不見，那就是犯罪。由於在初始階段通過私下建議和警告來糾正這些錯誤沒有成功，因此只有公開指出這些錯誤及持這樣思想的人，才能通過集體努力糾正政策。

13.從1930年4月開始，聯盟為了統一反對派的利益，實際上放棄了工會中的獨立工作，包括力求有自己的綱領、領導和政策。在這些範圍內，我們與英國的少數派運動實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法國的國情下，從一開始就存在某些特征，使得這一實驗更加危險。在英國，少數派運動作為一個整體，比起工會的官方領導更傾向於左翼。

可以同樣的描述形容統一反對派嗎？不。在後者的隊伍中，有一些人顯然傾向於右翼反對派，即改良主義。我們還不清楚他們的具體比重。

統一反對派的主要力量是教師聯合會。在法國，教師在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共產主義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教師中，我們無疑會找到許多朋友。但是，該聯合會作為一個整體不是無產階級的聯合會。由於其社會組成，教師聯合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鼓動者、記者和個人革命者，但它不能成為工會運動的基礎。其所有文件都表明其政治思想不夠清晰。聯合會的馬賽大會表明，其成員在官方路線、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三者之間搖擺不定。如果我們要掩蓋他們的錯誤、動搖和缺乏精確性，我們將為其成員以及整個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最壞的影響。不幸的是，直到幾天前，這還是《真理報》編輯委員會的政策——消聲政策——而這並非偶然。

14.那你想和統一反對派決裂嗎？不管是誰，提出這樣問題的意思就是，共產黨人作為共產主義者，不能參與統一反對派的工作。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相當簡單地表明，統一反對派是一個由共產主義的隱蔽敵人所組成的組織。幸運的是，情況並非如此。統一反對派作為一個整體既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也不是一個反共組織，因為它是異質的。我們有義務在實際活動中考慮到這種異質性。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最高度關註正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群體乃至個人。但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條件：當我們出現在工會工人面前時，我們以共產主義聯盟的名義行事，不接受任對我們行為的審查，除非是在聯盟自己（或在重新建立共產主義隊伍團結後的全黨）的控制下。

15.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有一些毫無疑問地強烈同情左翼反對派，但仍不是聯盟成員的人；他們必須被拉到我們的旗幟下。有一些持模棱兩可立場的人竭盡全力保持這一立場，將組織轉變為一個“平台”。對待這些人，我們可以在明確的基礎上達成策略性協議，維護相互批評的充分自由。最後，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也有毫無爭議與我們不相容的分子，他們偶然迷失地走進來，或者作為改良主義的代理人滲透進來。他們利用含混不清的方法來分化統一反對派。他們越早被揭穿和消滅，對事業就越好。

16.但難道我們不是支持與工會中的所有工作者合作，無論他們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如何嗎？當然，但統一反對派不是工會組織；它是一個政治派別，其任務是影響工會運動。讓莫納特和他的朋友們戴著假面具行事吧，革命者在工人面前公開行動。在統一反對派中，我們只能跟那些與我們肩並肩、共同前進的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未必會和我們一起走到最後。

17.有些同志首先堅持共產黨人必須用思想，而不是機械式手法來爭取他們對工會的影響。這一想法看似無可爭辯，但卻常常被轉化為空洞的陳詞濫調。中派官僚機構也非常頻繁、非常誠懇地宣稱，其任務是以思想進行影響，而不是機械地施加壓力。

歸根結底，整個問題歸結為政治和經濟方向、口號和行動綱領。如果方向正確，如果口號符合當前的需要，那麽工會中的群眾就不會受到“約束”；相反，如果方向是錯誤的，如果革命上升的政策是在政治低潮的時候提出，或者相反，那麽大眾不可避免地將其視為一種機械的壓力。因此，問題歸結為左翼反對派的理論前提是否足夠認真和深入，其幹部是否受過足夠的教育，是否能夠正確評估形勢並提出相應的口號。所有這些都必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因此，我們更不允許沈默下去，或低估我們臨時盟友以及我們自己的罪惡和錯誤。

18.聯盟的某些成員，盡管看起來不可思議，卻抗議某人或其他人將統一反對派從屬於聯盟的意圖。

在沒有自我意識的情況下，他們將自己建立在莫納特用來反對整個共產主義的同樣悲慘的論點上。實際上，這意味著一些在工會工作的同志希望自己完全獨立於聯盟之外；他們認為，通過他們的策略、告誡和個人機智，他們將取得聯盟通過集體工作無法取得的成果。其他同志，希望自己在新聞界有類似獨立性的，也歡迎這些趨勢。問題是：如果這些同志對聯盟沒有信心，他們為什麽還要加入？

19.關於統一反對派的“從屬地位”，情況究竟如何？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只其成員才從屬於聯盟。只要統一反對黨的多數不在聯盟內，這就只是一個說服、妥協或結盟的問題，當然不是從屬問題。事實上，所謂反對統一反對派服從聯盟的人，他們實際上再要求聯盟服從統一反對派。這正是至今的情況。在其工會工作中，即在其最重要的工作中，聯盟從屬於統一的反對派，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放棄了聯盟的一切獨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也決不能容忍這種政策——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

20.一些領導同志，直到昨天還頑固地實行投降政策，今天又宣布他們“完全同意”把統一反對派轉變成個集團陣營的必要性。事實上，他們想滿足於更名。他們越快“同意”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他們實際上越是在為一切保持原狀而鬥爭。他們只是想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措辭來掩飾舊政策。這些方法不是新的，但時間不會使它們更具吸引力。如果一個革命組織允許一種機會主義政策用革命的措辭來掩飾自己，那麽它將被口是心非和虛假的毒藥長期（如果不是永遠）腐蝕。讓我們堅定地希望聯盟不會允許這樣做。

統治階級的虛偽：英國安德魯王子與統治階級的墮落文化

英國童謠《約克大公爵》以這句歌詞起始：“哦，約克大公，他有一萬人……”正好反映出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有許多支持者，他們包括英國王室成員、主流媒體、富商、公關團隊、至少一位被定罪的性拐賣者和一位性侵兒童的罪犯，以及一個耗資數百萬英鎊的法律團隊。

從2001年起，安德魯王子不斷地逃避性侵遭拐賣的青少年的指控和責任，然而在本周，縱使是安德魯王子強勢的、有特權的朋友們，也無法再從席卷整個英國和世界的公憤浪潮中拯救他了。因此對於伊麗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員來說，繼續包庇女王最親愛的小兒子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

王室的袒護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一直有人要求撤銷安德魯王子的八個軍銜，本周四由150多名退伍陸軍和海軍軍人署名的聯名信更是將這一訴求推向了高潮。隨後，王室宣布，在雙方協議下，安德魯王子將其所有軍銜交還給女王。此外，盡管王子將保留“殿下”的稱謂，他不能在官方和公共場合使用此頭銜，這意味著他未來將會以平民身份面臨法庭審判。

這一事件的轉變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勝利，至少是為被拐賣性侵的受害者尤弗裏（Virginia Giuffre）帶來了一些公道。

然而，盡管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小步，安德魯王子在被指控的性侵事件發生後的20年，和在被曝光的6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回避對其行為的責任。事實上，他一直受到英國王室的袒護。

特別是王子的母親，伊麗莎白女王（今年是女王在位七十周年紀念日），在她奢華的住宅中給王子提供了安全住所，同時向媒體和狗仔隊發出法律警告，警告他們不要在關鍵時刻侵犯王子的隱私。根據報導，女王甚至為王子的法律團隊提供每小時約為2000英鎊的資金支持，據說總計已經高達數百萬英鎊。

廢除英國君主制

英國媒體有許多報告稱，整個事件使英國王室感到十分困窘，然而王室成員對指控中的受害者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關心。相反，交還頭銜——一個試圖盡力減低王室已經破敗不堪的聲望的決定，是極虛偽的。

王室成員的行為暴露了他們對普通英國民眾和性侵受害者的蔑視。他們更關心王室後代的膚色，而不是王室成員自己涉嫌性侵的問題。正如本文引用的童謠所提到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的醜聞再次說明，21世紀的英國君主制是完全無用的封建殘餘。

傑瑞米柯賓

帝國主義的定義

我們討論帝國主義，首先要清楚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讓我們重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定義：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可見，這裏並非指主流那種單純的軍事侵略占領的定義，而是政治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必然趨向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下，發展到最高程度階段的結果。列寧還提到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征，讓我們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國：

(1)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今天中國的生產與資本集中的程度是毫無疑問的。2020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榜上有名最多的國家，有135家，比2019年還增加了11家。相較美國則只有122家。

(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中國的四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行、農行、中國銀行）同時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銀行。這些雖然都是國有企業，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業。
至於中國最大的寡頭企業除了自身的核心實業外，同時也廣泛地涉足金融業務，例如阿裏巴巴有螞蟻金服、騰訊有騰訊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財富管理等等。

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證券市場之一。以市值計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國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開設全國第四個的北京股票市場 ，可見雖然日益面對西方資本市場的競爭，但中國的金融資本仍在擴張。

(3)    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國的經濟支柱，支撐了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起飛。近年來，資本輸出亦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資本輸出戰略發展的重要一環，甚至在2017被寫入中共黨章。這是唯一被寫入黨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籠罩全球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FDI）金額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國的FDI占全球投資比重也在增加，達到了20.2%，連續5年超過10%。

(4)    瓜分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合體已經形成

這裏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跨國企業。根據《全球數據》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營業額最高的2,190家跨國企業中，有10%來自中國，是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排在美國（33%）和日本（12%）之後。足見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份量。

(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

這裏的瓜分世界，包含了傳統上軍事占領式的殖民政策，還有更現代那種政治經濟支配性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則是兩者皆有。對內，伴隨著資本主義覆辟的進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實行殘酷的漢人殖民與種族主義政策。對外，則通過上述的“一帶一路”輸出資本來奪取市場，也使別國陷入債務陷阱來實行經濟支配，同時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頻繁的軍事挑釁和領土擴張的野心。
我們在過去曾將“一帶一路”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中國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本、債務、產能過剩輸出世界。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借貸均不是慈善事業，而全是牟利的。至於“一帶一路” 近年因中國自身經濟危機陷入了資本減少、項目爛尾等問題，甚至在各地也遭遇當地民眾抗議，我們之後會另文討論，但這更證明了這些項目的帝國主義性質。

可見，今天的中國相當符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事實上一般只有最強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資本主義，但不是帝國主義？

不過，有部分左翼對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持不同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於數個左翼網站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嗎？》一文中表達了另外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確是覆辟了資本主義，但還不算是帝國主義國家。

他認為中國不是列寧定義下的帝國主義，是由於中國的跨國企業並非“壟斷性”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雖然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這些企業普遍並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專利。

中國至今在關鍵領域中（譬如能源、通訊、晶片）仍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以華為作為例子，雖然他們是中國少數能夠走出世界的跨國企業，但仍依賴先進國家的晶片，無論是手機或5G網絡系統方面。自美國鎖喉式的制裁後，這家中國的龍頭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張中國的企業沒法通過外包低端生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來賺取壟斷科技的“超級利潤”。他認為19世紀美、德帝國主義的崛起時有關於壟斷了電力、化工、汽車等技術，使他們能與英、法老牌勢力競爭。

換句話說，Sam King認為中國並不是“壓迫者國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又以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至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試圖證明中國只擁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產。

辨證地看帝國主義

但列寧的分析中從來沒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過於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寧分析當時俄國為半殖民國家（受制於英法資本），但同時具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波斯、波蘭、芬蘭等）的雙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國，人均GDP還比不上波蘭，只是與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個則是列寧在《帝》書中為了規避沙俄審查而引用的國家——日本。19世紀末的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不爭的事實。1900年，剛打完甲午戰爭並殖民了台灣、朝鮮的日本，人均GDP也遠遠落後於西歐列強，甚至比當時沙俄還低。就算是1931年滿州事變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蘭、墨西哥的水平。無論是當年的沙俄或是日帝，兩者也沒有獲得壟斷性的科技，可見Sam King的唯科技論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的例子，證明帝國主義並非單純的 “富有vs貧窮”、“壓迫者vs被壓迫”國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況下可以同時擁有兩者元素。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發展，加上上世紀的反殖民、反戰鬥爭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完全延續傳統的殖民征服，部分過去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現代成為具有雙重性質的地區性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被歐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但同時在地區上擴充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力。特別是列強相互沖突背景下，這些後發國家會試圖在不同陣營之間平衡，讓他們有空間在區內比鄰的小國間發揮一定的帝國主義擴張。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於南亞地區；土耳其之於庫爾德斯坦、中東；沙特阿拉伯之於整個海灣地區；馬來西亞之於印尼，印尼又之於東帝汶和西巴布亞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對於越南、東南亞，以及中國也有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簡單地把國家二元對立地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國家是僵化且不辨證的。就算中國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國，但這也證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為地區性的帝國主義，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就代表帝國主義！

列寧在反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列強之間能夠和平而穩定地瓜分世界，從而長久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列寧就講的很清楚，帝國主義是靠“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狹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來定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金融、軍事發展程度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樣的發展規模很難想像在資本主義下不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

帝國主義並非“政策”

且列寧也強調帝國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可選擇或取消的“政策”，而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試圖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國市場界限的“特殊階段”。社會主義者經常說“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同理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到相當程度，必然地會走向帝國主義的方向。而各國帝國主義利益互相碰撞，就會出現帝國主義沖突，中國也不例外。

況且“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我們還要看到各國之間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中國朝著成為全球性頂尖勢力的方向發展，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來不斷縮窄，未來總體實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國，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在現在先發制人圍堵中國。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40年前開始資本主義覆辟，就註定最終是要走上帝國主義之路，這就是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任何淡化中國帝國主義的論述，往往會得出工人階級應該在今天中美沖突中站在“被壓迫者”中國一方的錯誤而危險的政治結論，而非采取政治上獨立於所有帝國主義的立場。

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關鍵角色，加上其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勢力，顯示出其發展並非為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的“例外”。反過來，中國崛起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完全符合在21世紀實際狀況下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傑瑞米柯賓

與上述兩種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辯證的思維——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在客觀發展中考察現象，同時在這種發展的內部矛盾中找到了實現其“標準”的基礎。當然，務必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綱領標準，只有在客觀歷史過程本身的進步趨勢是作為總體表現時，才能實現。

工會的綱領性定義聽起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由行業工人或產業的工人組成的組織，其目標是（1）為改善工人生活而與資本主義作鬥爭；（2）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參加革命鬥爭；（3）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參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 如果將這個“典範”定義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我們或許應該綁手綁腳地說：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工會存在。但是，將這種典範與事實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將朝向特定目標發展的一般表現與目標內容對立起來，淪為形式主義、最後通牒式、非辯證把綱領拿來對照現實，這樣絕對死氣沈沈，不會打開任何讓革命黨能夠介入的道路。同時，在資本主義解體的壓力下，現存的機會主義工會是可以（對於我們在工會中的黨團，在正確政策下則是必須）設法接近我們的綱領典範並發揮進步的歷史作用。當然，領導層徹底改變是這樣發展的前提。美國、英國、法國的工人必須趕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奧（Jouhaux）和其它資方代表。 蘇聯工人必須趕走斯大林和其同夥。如果無產階級及時趕走蘇維埃官僚層，那麽勝利後仍然可以掌握到國有化的生產數據和計劃經濟的基本要素。這意味著它不必從頭開始。那會是一項巨大優勢！ 只有習慣於漫不經心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激進浮誇份子，才能輕率地拒絕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巨大而又艱巨的任務，以至於人們無法輕易拋棄其無可估量的物質進步並從頭開始。

蠻好的一點是，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與我們的法國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沒有忘記生產力的因素，也不否認要保衛蘇聯。但只是這樣遠遠不夠。如果官僚機構的罪孽深重的領導使經濟增長陷入癱瘓呢？在這種情況下，伯納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動地允許帝國主義摧毀蘇聯的社會基礎？我們確信情況並非如此。 但是，他們對蘇聯的非馬克思主義定義，是認為它既非工人階級，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這為各式各樣的結論打開了大門。這就是為什麽必須明確拒絕這種定義。

同時是統治階級又是被壓迫階級

極左派說：“為什麽我們的政治意識並沒有不滿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那群家夥竟然要逼我們相信蘇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無產階級竟是『統治階級』…？！”這種以抽象方式表達的斷言實際上也引起了我們的“不滿”。事實上，在分析過程當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範疇，完全不適用於必須最為具體的歸納。蘇聯無產階級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那裏仍然缺乏著眾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蘇聯的無產階級僅統治著人類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國主義的勢力則統治著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國主義一而再再而三的壓迫下，俄國的落後與貧窮導致蘇聯無產階級的統治力量變得殘廢破損。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機關，即國家，變成了承受帝國主義（像是外交、軍隊、貿易、思想和風俗等等）壓力的機關。從歷史的進程上來看，奪取統治權的鬥爭並不是無產階級和官僚之間的事情，而是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官僚主義在鬥爭中只扮演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而鬥爭尚未結束，盡管莫斯科竭盡全力地向世界帝國主義證明其作為保守勢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為！），但世界帝國主義並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輕蔑地撥開了斯大林用來自我隱藏的薄霧，並準備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時機。而希特勒及其勢力，代表了世界資產階級對蘇聯官僚的態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現出來罷了。對於資產階級而言——當中包括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僅僅讓俄國和蘇聯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下孤立起來是不夠的。只要俄羅斯沒有在財產形式和市場的經濟開放方面進行徹底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認為蘇聯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想的是正確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政權主要具有著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特征。但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改變並扭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至許多國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獨立國家當中也有）的民族資產階級僅部分地達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的確，一個落後國家當中的帝國主義壓力並沒有改變其基本的社會特征，因為各國當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代表的只是各個資產階級社會當中不同的發展水平。然而，英格蘭與印度、日本與中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統治情形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嚴格區分何者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國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去幫助後者並反對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則同時是半個統治階級和半個被壓迫階級。

帝國主義壓迫蘇聯的目的是為了改變蘇聯社會的本質，這是一場有關財產形式的鬥爭（而這場鬥爭今天雖然是和平的，將來則會變成軍事的）。官僚集團在這場鬥爭當中起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過去官僚們靠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而今天則利用帝國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時，官僚無情地濫用自己作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由此，無產階級在蘇聯的政治統治就具有著一種被削減、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國家進行統治的無產階級仍然是被壓迫的階級，這個壓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壓迫的傳遞機制則透過是官僚。如果用“同時是統治和被壓迫的階級”一詞有矛盾，那麽它可不是源自於邏輯上的錯誤，而是源自於蘇聯自身情況的矛盾。而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承認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並非是個典型的工人國家，而是個殘缺的工人國家——這完全不代表我們在理論與政治上赦免了蘇聯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與工人國家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充分顯露了其中的反動性。而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我們揭露斯大林主義罪行才能獲得充分的動力。保衛蘇聯不僅是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首要之務，而且也是為將來能夠推翻波拿巴主義官僚集團所做的準備。

蘇聯的經驗表明，工人國家所蘊含的可能性與抵抗力量有多麽的大。但是，這種經驗還表明了，資本主義及其官僚機構所帶來的壓力又是如此強大，無產階級獲得充分解放的困難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調和的革命鬥爭精神來教育和鍛煉新的國際是又是如何必要。

二零二二年

書評：《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

在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的新書《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當中，Vera Zhou、Qelbinur、Erbaqyt、Gulzira和其他人談及他們被關押在集中營的故事。拜勒還強調了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與鎮壓加強之間的聯系。

在新疆，越來越嚴重的剝削，以及漢族定居者的大量遷入，標志著 19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覆辟。當地豐富的原材料和天然資源、發展特定農業的優越條件、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使這一地區對於北京至關重要。恢覆了市場經濟後，以前相對的自治就消失了。新疆漢族人口在1949年占比6%，如今已增至40%以上，而維吾爾人現在占總人口不到50%。

維吾爾人被標簽為“不可信賴”、“雙面人”和“恐怖分子”的發展過程，恰恰伴隨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新技術發展、歧視和壓迫的加劇。蘇聯解體後，中共政權開始恐懼新疆地區的獨立訴求以及對於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興趣與日俱增。911事件發生後美帝發起“反恐戰爭”，而中共也走上同一道路。兩國在反恐方面進行合作，中國敦促美國抓捕在阿富汗的維吾爾人，把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關塔那摩集中營。被拘留的22名維吾爾人沒有一個參與在“聖戰”中。

2014年，北京掀起了自己的“反恐人民戰爭”，從而將新疆全部1500萬穆斯林視為犯罪分子。拜勒描述了事件的背景。2009年，迫於生計到中國東南部廣東省打工的兩名維吾爾族工廠工人，基於種族主義動機被打死，觸發了新疆的群眾抗議。警方向人群開槍、打死示威者，最終釀成暴亂並導致130名漢族人喪生。隨之而來的是新疆社會的軍事化，加劇了本已強烈的對歧視和土地掠奪等的反對情緒。2013-2014年還發生了維吾爾人對漢族平民的暴力襲擊事件。

這一時期，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進入新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開始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它們的歷史和文化。穆斯林在線伊瑪目獲得了新的受眾。

檢查站、集中營和出生率

“反恐人民戰爭”改變了新疆。拜勒總結道：

“五年時間，國家首先在縣與縣之間、然後在城市管轄範圍內建立了檢查站系統。他們建立了限制維吾爾人在區域內流動的通行證制度，並沒收了少數擁有護照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護照。他們派出多達11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進入維吾爾和哈薩克農村社區，對‘不可信賴的’穆斯林進行評核。他們額外雇傭了超過9萬輔警，負責檢查穆斯林的手機和身份證，比得上柏林墻倒塌前東德的警察密度。他們還開始建立一個實施高度安保的拘留營網絡，在拘留高峰期曾關押新疆10%到20%的成年人口——這個百分比正是新疆當局認為已經發展了宗教極端主義‘腫瘤’的人口比例。與此同時，中國民政部開始執行對於‘非法生育零容忍’的政策，加上因拘留導致的家庭破碎現象，導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

拜勒為了寫這本書回到新疆，他從2010年起在當地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學術研究。在當時，他的40名學生和朋友已經失蹤了——他們被關進了集中營。

華盛頓大學學生、曾去新疆探望男友的Vera Zhou告訴我們，檢查站和高科技被用於大規模逮捕：“警察掃描了Vera的臉和虹膜，記錄了她的語音簽章，並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紋和DNA。”因為使用VPN、造訪境外網站，她被送到集中營。她後來因為被徹底“再教育”而被釋放，可以回到西雅圖講述她的故事。

集中營裏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被關押，他們猜測這是因為去過清真寺、戴過面紗或胡子太長、去過哈薩克斯坦或在手機上使用過微信。

其中一個被關押的主要原因是違反計劃生育規定。北京的政策借助支持婦女反對落後文化的口號，目的是要大幅降低維吾爾族出生率。甚至在體制內工作的國家雇員也被迫使用避孕環。這個制度也包括了安插在當地的間諜，手法猶如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獨裁。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線人；沒有可保證的盟友；相機和掃描儀的演算法一直在運行。”

監獄“學校”中的“準罪犯”

大多數被關押的人都被視為“準罪犯”，並被關進在稱為學校的監獄中。該書描述了裏面的情況：擁擠的牢房裝有攝像頭和揚聲器、禁止講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囚犯被迫“認罪”、看電視並學習習近平語錄、唱愛國歌曲，除了每周一次可以極短的洗澡時間外，不得離開牢房。被拘留者一旦在牢房內進行任何移動或交談，都會立即遭到懲罰。警衛使用棍棒和電棍，並大喊大叫。想要吃飯就必須先高唱習近平萬歲、歌頌是習大大賜予的食物。

中共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總結了集中營的特點：“施教像學校，管理像軍隊，防衛像監獄”。

300個集中營的數字， 是基於官方建築合同招標、衛星圖片以及對前被拘留者和營地工作人員的采訪得出的。官方統計數據還顯示，53.3萬人在2017-2020年於新疆被起訴，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倍，多達50萬兒童被送往所謂“寄宿學校”。將新疆所有穆斯林視同罪犯的“反恐戰爭”，與大量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密切相關。北京在內需和出口方面都嚴重依賴來自新疆的石油、天然氣、棉花和番茄。現在正有計劃將100萬個紡織工作崗位轉移到新疆，以剝削當地低廉和奴隸般的勞動條件。大多數低價值的紡織品制造已經因為不再有利可圖，而搬離了中國其他省份。國家對遷入新疆的企業給予補貼。

工人是通過脅迫招募的。從集中營釋放的人被告知他們必須在工廠或被送回集中營之間選擇。工資極低，還會被老板任意扣除。工人必須住在在宿舍裏、與家人分開。

私有科技與監控公司已獲得龐大利潤，並擁有成熟、世界尖端的科技，用以人臉識別和打造“智慧城市”。這些科技也被用在應對疫情上。拜勒講述了亞馬遜購買了中國熱圖系統，來檢測上班工人的體溫的。

2016年以來，新疆在安保方面的開支已經增長了50%，1400家民營企業爭奪價值80億美元的訂單。

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宣傳為能幫助公民生活、降低碳排放和其他積極措施，但其實際基本上是一個加強控制、監視和可能的鎮壓的系統。對於政客和資本家來說，這個概念可用來保衛私有財產制。這是一項快速增長且利潤豐厚的業務。

除了智慧城市，在新疆使用的技術也常用於反恐政策和對付難民的邊境管制。拜勒以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和美國大多數城市的警察部門作為案例說明。他還提到英國反恐專家於2017 年受邀訪問新疆。

拜勒將當今的全球化與1800年代進行了比較。他引用了歷史學家摩爾（Jason Moore）的話說：“曼徹斯特的背後是密西西比州”。這是基於恩格斯對於曼徹斯特的紡織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曼徹斯特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是因為密西西比州的奴隸制度。

在新疆和中國奧威爾式監控系統背後的人工智能龍頭企業——曠視科技（Megvii）——與微軟和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曾任微軟副總裁的李開覆投資曠視科技，而曠視科技將自己總部設在微軟附近，並招募了美國計算機優秀人才。該企業以矽谷和美國科技業為藍本。

西雅圖和首爾背後是新疆

借助這些資源， 曠視科技開發了其Face++人臉識別系統，包括識別到維吾爾人時的警報。在美國，這可以用來對付黑人。拜勒總結道：“在許多方面，新疆勞教工具是這個世界的產品”、“整個地球，不只在中國，都有社會監控的問題”。

基於摩爾和恩格斯的理論，拜勒提到，西雅圖的背後是新疆。其他全球領先的公司，如亞馬遜、谷歌和 Adobe，以及首爾的三星也與曠視科技相聯系。

在中國，曠視科技的主要投資方是阿裏巴巴，這家大公司想跟隨其美國同行亞馬遜和谷歌進行投資。然而，國家才是主導力量。2017年，曠視科技與中國256個城市和地區的警方建立了“深度合作夥伴關系”。

拜勒的書和他關於新疆的其他著作一樣，內容豐富。北京指責他代表美帝國主義是毫無根據的。反對新疆的殖民式種族主義壓迫的鬥爭，與反對美國跨國企業和國家鎮壓的鬥爭是攜手並進的。全球工人和青年應當從反對鎮壓的鬥爭中吸取經驗教訓。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通過分析和鬥爭，得出了必要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結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命運與中國的鬥爭息息相關。正如書中的一名親歷者Erbaqyt所言：“我不能為此責怪中國人民，他們也是受害者”。

中國是帝國主義嗎？

自資本主義覆辟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美之間陷入歷史性的沖突之際，中國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成為了國內外左翼熱烈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厘清當中的一些誤解，讓我們可以得出正確的政治結論。

傑瑞米柯賓

最後，他們使用槍支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對於許多黑人工人和窮人來說，武裝使黑豹黨成為一群他們可以尊敬和讚揚的英雄領路人——但不是他們可以加入的對象。牛頓本人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寫道：“但我們很快發現，武器和制服使我們與社區成員區別開來。我們被視為一個特殊的軍事團體，身處社區結構之外，過於激進因而無法融入其中。也許我們當時的一些策略是極端的。”

盡管犯了錯誤、錯失了良機，黑豹黨還是在美國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英勇篇章，為推進民主自由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中，我們這一代人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而今天，我們將接過他們的旗幟，繼續為黑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不是工人國家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

政治形式與社會內容

不久前，伯納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兩位同志對蘇聯的階級性質提出新的質疑。在我看來，他們的答案大錯特錯。但是由於兩位同志沒拿尖叫扯頭發代替科學分析（某些極左分子的強項），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真地同兩位同志討論再度討論這一重大問題。

兩位同志沒有忽略蘇聯與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區別：由於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導致生產力的強力發展。他們進一步承認“十月革命奠定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未變”，由此得出結論：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侵犯，是在蘇聯及全世界無產者的重任。就這點來說我們與兩位同志擁有充分共識。但無論我們的意見多麽一致，它都不能涵蓋問題的全部。

雖然兩位同志不與極左派混在一塊，卻認為“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定義來看”，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但由於“經濟結構基本未變”，蘇聯沒有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兩位同志同時卻否認官僚是獨立的階級，而我們只能對此表示祝賀了。上述前後矛盾的斷言綜合起來，恰好呼應了斯大林主義的說法——蘇聯已不是階級社會的國家組織。那麽，蘇聯到底為何物？

對國家性質的階級理論，我們嘗試回歸到國家的階級理論上。毋庸置疑，我們並非不理論的拜物教徒。假設出現新的歷史事實要求突破舊思想，我們不應故步自封。但過去修正主義者的可悲經驗教會了我們一件事：保持謹慎。在我們試圖創立一種新學說之前，我們應該深思熟慮地比較舊理論與新現象，而非急於開宗立派。

兩位同志不經意地提到一個事實：由於存在各種主觀與客觀條件，無產階級的統治“可能體現為千差萬別的政府體制”。為了清晰起見，我們還要補充：這一階級統治既體現為蘇維埃的自由黨爭，也體現為一黨獨大，甚至體現為權力實際集中於一人手上。個人獨裁無疑是政權瀕危的征兆；但特定情況下卻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終，國家的階級性質不僅由政治形式決定，而且由社會內容來決定，即根據當前國家所保衛和維護的財產形式與生產關系性質來決定。

兩位同志在原則上並不否認上述觀點。但如果他們仍拒絕將蘇聯視為工人國家，那是因為兩個理由：一個是經濟原因、另一個是政治原因。他們寫道“在過去的一年裏，官僚徹底走進毀壞國有計劃經濟的不歸路。”（只是“走進不歸路”？）接著又指出局勢的演變“將官僚帶到了與國有經濟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這樣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漲和深化。”（只是把他們“帶到”這般局面？）官僚層與國民經濟的矛盾並非始於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徑正大大地破壞著經濟的計劃性和國家壟斷。”（只是“正破壞著”？所以不是已經破壞了？）。

而第二個論點，就像剛才所說，是政治性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經濟範疇，而主要是政治範疇……如今，無產階級統治的所有形式、組織和機構均遭摧毀，可以說無產階級的統治現已遭到毀滅”。兩位同志剛宣布無產階級制度具有“各種形式”，卻又拋出這麽一段話，讓我吃驚不小。誠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主要”是而徹頭徹尾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經濟的集中表現。德國社民黨一度主導國家和1918-1919年德國各地的蘇維埃，這卻與無產階級專政毫無共通之處，因為它們始終沒有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相反，假設有一種政治制度保衛著從有產者剝奪而來的國有化財產，使其免遭帝國主義毒手，那麽它就是獨立於一切政治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兩位同志像先前那樣“一般來說”承認上述這點。他們的對策，是綜合運用經濟與政治論據。他們說：“官僚不僅奪去了無產者的政治權力，更把經濟攆進死胡同。”如果說在前一時期，官僚雖有反動性，仍扮演過相對進步的角色；那麽現在，它徹底蛻變為反動因素。這一論斷的中心內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國際的評估和預測。“開明專制”曾扮演資產階級發展史的進步角色，後來卻演變為社會前進的絆腳石；眾所周知，絆腳石與進步的沖突以革命來解決。然而在為社會主義經濟奠定基礎時，我們寫道，官僚的“開明專制”只有相較甚少的時間能發揮進步作用。這一觀點已得到現實的證實。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騙，期望相應達到空前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它卻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反過來成為當權者慌張情緒與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這有導致蘇聯生產力的發展停止腳步嗎？我們可不會如此妄言。盡管生產力受到官僚專斷的牽制，國有經濟的巨大的生產力，在成長速度比以前放緩的情況下，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多年。目前無法確切預測具體的過程，但有一點無論如何都很明白，對執政集團來說，當前的政治危機正將自身扯得四分五裂，這比生產力走向停滯還要危險得多。為了簡化這個問題，讓我們暫且假定官僚已是經濟發展的絕對阻礙，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著蘇聯的階級性質已變？抑或蘇聯已喪失任何階級性質？在我看來，兩位同志的主要錯誤正在於此。

直至一次大戰前，資產階級社會一直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僅僅在最近的25年，資產階級才成為進步的絕對阻礙。那麽，能說當今社會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嗎？不能，這只是證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只能通過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資產階級產權；換句話說，資產階級耗盡了一切直接統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動用一個中介物。那麽，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不再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走到法西斯主義野蠻手段的窮途末路，為的就是保護生產數據私有制，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國家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

我們無意將這些模擬無限上綱。但它畢竟展示了權力集中於官僚手中乃至生產力的停滯，仍未改變社會及其國家的階級性質。只有在產權制度上闖入一場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將之改變。[1]

難道沒有國家與經濟的階級性質處於對立狀態的例子？是有的！“（法國舊制度的）第三等級”掌權後，有一段時期社會仍帶有封建性質；蘇維埃政權誕生的最初數月，無產階級也以資產階級經濟為基礎進行統治。在農業領域，無產階級專政在小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礎上運轉了好幾年（相當程度上，現在也是如此）。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獲勝，覆辟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得依靠國有經濟。但這種經濟與國家之間的暫時沖突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著一個階級戰勝另一階級並固守自己的勝利，它意味著勝利者將從自身利益出發重組經濟體系。“政經分裂”是各種社會轉折的必經時刻，它與極左派所謂的“無階級國家”的理論（宣稱由於沒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據了剝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幹。

標準與事實

正是由於使用了主觀的“規範性”思路代替客觀的、辯證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導致許多同志很難對蘇聯進行正確的社會學評估。伯納姆和卡特會說蘇聯“不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賦予這一詞匯的傳統意義”視為是一個工人國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這僅表示蘇聯並不符合我們原先預料一個工人國家所應有的樣子而已，在這個劃分上我們其實並沒有分歧。我們原先預計工人國家會隨著逐步的發展而逐漸消亡，然而歷史並不總是“照著計劃走”，反而則是使我們見到工人國家蛻化的過程。

但這是否意味著與我們預料狀況相左的工人國家便不再是工人國家了嗎？生病中毒的肝臟與健康的肝臟不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顆肝臟。為了了解其性質，僅僅使用解剖學和生理學分析是不夠的，運用病理學也是必要的。當然，去對患病的肝臟說：“我不喜歡它”，然後就拋棄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個醫生不能允許自己這麽奢侈隨便，他必須去根據病癥的狀況與器官所受到的病變而進行治療（“改革”）或手術（“革命”）。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先去認知到病變的東西是生病的肝臟，而不是別的東西。

但是讓我們拿一個更令人熟悉的例子來與工人國家的問題做模擬：工會。從我們期待的方面來看，工會應該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呢？他們的頭領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爾（Matthew Woll）及其同夥都選擇了直接反對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路線。我們可以把這個模擬擴大來看，並說如果直到產業工會聯合會 （CIO）出現後，AFL才完成了一些具進步性質的工作，因此它現在活動的主要內容包含在更具先進（或更少反動）趨勢的鬥爭當中。對於CIO而言，格林那夥人絕對是一個反動因素，這樣想完全正確，但是，AFL並沒有因此而不再是一個工會組織。

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取決於它與生產資料中財產形式的關系；而諸如工會之類的工人組織的性質則取決於其與國民所得分配狀況的關系。格林及其同夥保衛私有財產制這點，足以說明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如果這些人做出保衛資產階級的收入來源不被工人攻擊的行為，如果他們要阻礙的是罷工行動、提高工資及對失業者的救助等行動，那麽他們領導的這個組織就是工賊團體，而不是一個工會了。但情況相反，格林及其同夥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礎，便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去領導工人進行增加（或至少反對減薪）其國民所得份額的鬥爭，這個客觀征兆足以使我們明確區分出最反動的工會與工賊團體的界限。因此我們不僅有義務去繼續在AFL當中的工作，也必須去保護其不受工賊、三Ｋ黨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與格林的作用一樣，具有雙重性質，斯大林為官僚層服務，因而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捍衛官僚層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會基礎，那麽他就不能為官僚層服務，於是斯大林在這個份上捍衛了國有財產制不被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隨意的官僚機構而搞垮。但是，這種捍衛方式終將會使蘇維埃社會完全毀滅，正因為如此，斯大林的集團必須被推翻，而且無產階級絕不能讓帝國主義代替自己完成這項任務。盡管有斯大林的存在，無產階級仍會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攻擊。

歷史的發展情形使我們對各式各樣類型的工會習以為常，包括戰鬥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動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會類型。而工人國家卻是另一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現象，這尤其需要我們用獨到的革命綱領作為標準來理解蘇聯。在此同時，工人國家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其正在受到各種不同時代性力量的影響，而且我們認為這點與我們的“傳統”標準完全矛盾。

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說斯大林及其同夥在政治上服務於世界資產階級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想法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條件下。希特勒也是為著資產階級服務，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間則存在著差異。希特勒捍衛著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斯大林則是使官僚機構的利益適應於無產階級的財產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資產階級政權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則是起著希特勒的作用（從他們的政治路線上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小）。從斯大林在蘇聯與西班牙，兩個具有不同體制的社會當中起著的不同作用這點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階層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屬於某個階級的工具，而且我們也絕對不可能僅從官僚機構的德行或惡行來定義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

關於工人國家的官僚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主張，對於那些被形式束縛的頭腦來說，不僅無法理解，而且完全無從認識。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沒有單純類別的階級國家，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半封建制的普魯士君主制執行著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執行，即以封建體制而非雅各布賓式的方式執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性質與統治階級的半封建性質之間存在著相生相成的聯系。但是，所有這些例子並不妨礙我們去清晰區分何為封建社會何為資產階級社會。當然，有人會反駁說，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並存相比，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並存則更容易實現，因為前者涉及兩種形式的階級剝削。這點完全正確，但是一個工人國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能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馬克思寫道，在工人國家的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分配型態還仍然會存在。（關於這一點，請參見《被背叛的革命》中《社會主義與國家》一章）人們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細思考一下這一點。只要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還在運作，工人國家本身就還仍有必要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

這意味著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機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仍是存在於工人國家的資產階級機關。當然，工人國家資產階級化的程度和總體發展趨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工人國家去除了官僚機構並逐漸開始消亡，這便意味著其發展將步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機構變得越來越強大、權威、享有特權和保守，這便意味著在工人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以社會主義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從一開始便一定程度上內嵌於工人國家的內在矛盾並未按“正常”而減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這種矛盾還未從分配關系的範疇轉移到生產關系的範疇當中，並且還未摧毀國有化的財產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那麽這個國家就仍然還是一個工人國家。

列寧在15年前就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帶有官僚主義的畸形變異。” 在那個時期，官僚主義的變異是直接繼承自資產階級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僅僅是過去的殘余。然而，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官僚的“存續”獲得了新的營養來源，並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因素。正因為如此，我們稱它為工人國家的“墮落”。正如波拿巴主義肆無忌憚施行的恐怖所顯示，這種蛻化已來到轉捩關頭。目前，所謂“官僚主義的變異”正在準備不留殘塊地吞噬工人國家，並且正在國有產權制的廢墟上孕育出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這種可能性已經非常接近了。但這一切還只是可能性，我們不打算事先屈服於此。

蘇聯作為工人國家，不符合“傳統”標準。這並不表示它並不是工人國家。這也不表示那個的標準是錯誤的。 我們的“標準”是建基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蘇聯只是工人國家落後和孤立狀態的局部且殘缺的表達。

理想化、僵化、“純粹”的規範性思維，是以一廂情願的形象來構建世界，於是只想擺脫他不喜歡的現象。宗派主義者，即只憑自己的想象力進行革命的人，會以空洞的理想主義準則來指導自己。他們說：“這些工會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參加。這種工人國家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保衛它。”他們最擅長一次又一次承諾歷史會重頭開始。當上帝將理想的政黨和理想的工會擺在他們手中時，他們才會建立一個理想的工人國家。但是，在這個幸福的時刻到來之前，他們會對於現實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擺出一副不滿的臉——這是宗派“革命主義”的最高表現。

純粹“歷史”的、改良主義、孟什維克式的、消極的、保守的頭腦，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忙於用昨天的光榮證明今天的光榮。這類人的代表進入群眾組織並在那裏自我溶解。而蘇聯可鄙的“朋友”主動迎合惡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歷史”情境。

傑瑞米柯賓

相對的，化石燃料公司們主動資助自然科學研究以淡化氣候變遷，誇大不完整且選擇性的資料、使用偽專家、以及助長各種陰謀論。

與此同時，這些石油公司也花費多到難以置信的金錢遊說政客。這些政客盡管也認知到氣候變遷，但寧願收這些臟錢來贏得選舉，或者忙於跟殼牌石油的執行長打交道。在1990年，石油和天然氣產業花費超過1200萬美金資助政治獻金，但老實說，相對於他們2020年的1.407億美金的花費來講九牛一毛。

2021年，大型森林野火、洪水、颶風見怪不怪的今天，科學事實已經無法否認，令政客們也開始要“跟上潮流”，甚至大型石油公司亦說他們也想投資再生能源！但是拜登政府卻放行7800萬畝地的墨西哥灣外海鉆油，而且2022年的化石燃料產量將持續增長。

錢並不是一切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對普通民眾和地球來講，億萬富翁和政客們從來沒有起過什麽幫助，所以我們不必倚靠他們。我們應把焦點放在市議會、公眾廣場、社區中心地下室、學校建築和大學校園。在這些地方，工人階級和年輕人正在為更好的未來組織著。

1970年第一屆地球日，美國有2000萬人參加前後12,000個活動。包括有著約35000名講者和更多組織者的多個教育講座。到了年底，美國環保局成立，並且《幹凈空氣法案》得以通過。

這是第一個保護河流和湖畔的法案，而大學的環保學生團體，以及報紙的環保專欄也都如雨後春筍般誕生。這些都是見基於群眾性的草根組織運動，將數以千萬計的人政治化起來，在討論會結束之後持續為氣候保護奮鬥。

一份2021年的報導指出，美國原住民從拱心石（Keystone XL​​​​​​​）到立巖（Standing Rock​​​​​​​）反抗新的輸油管計劃，且透過直接行動和社區動員來延遲、擾亂、並完全阻擋各種化石燃料計劃，他們已經延後了相當於美加兩國25%的年碳排放量至大氣中。

愛爾蘭的梅奧（Mayo）郡也發生一個歷史性的勝利，包括農民、漁民以及學校老師在內的當地居民，發動長達13年的鬥爭反抗殼牌石油公司。最後公司嘗試但仍無法驅逐郡民以建造天然氣管，是抗議、占領、以及當地組織力量迫使殼牌石油最終放棄這項建造天然氣管的工程。

還有很多案例，而這也是為什麽我們應當有希望。

我們有群眾站在我們這裏，而且很顯然已退無可退。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和億萬富翁有的就只有金錢，但如果我們拒絕運轉他們的工廠，拒絕讓他們建造新油管，甚至拒絕讓他們控制我們的政治制度，這些錢並無用武之地。

今年十一月，世界各國領袖將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舉行會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與其他許多人一起參與抗議行動；我們動員我們世界各國的成員，表達我們急需的訴求：

立即停止所有新建化石燃料計劃，立刻在下個十年內轉型成100%再生能源。
公有化所有的石油公司和公共設施公司——我們不信任億萬富翁，我們無法承受以利潤為依歸的能源生產模式。
提供緊急幫助給極端氣候收災戶，大量雇用緊急應變人員、護理師、以及其他醫療照護人員。
推行綠色新政就業計劃，雇用百萬計人來增強公共設施禦寒能力、建設再生能源電網、整頓農業、覆育林地、擴張公共運輸、以及實行其他綠色政策。
建立青年及工人階級群眾行動，從每個校園校區到每個工作場所擴及全世界，我們是唯一能贏得永續、根基於實際人類需求而非企業貪婪的社會主義地球的力量。

革命歷史：美國黑豹黨55周年紀念——對於今天的教訓

在歷史性的密蘇裏州弗格森抗議活動後僅僅兩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已經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016年，碧昂絲（Beyonce）和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等名人進一步將種族主義問題帶入了主流媒體和社會的視野，隨後美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種族問題的沖擊。盡管BLM已經極大地推進了美國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但它仍需進一步尋找實現根本、持久變革的方法。

今天黑人運動面臨的問題使我們回憶起了黑人自由鬥爭的上一個重要時期，即民權運動和黑人力量運動，黑豹黨為其最突出表現。勇敢的、戰鬥性的黑豹黨一度嚇退了種族主義者，激勵了黑人工人階級、窮人和青年。在他們多個戰線的行動中，最出名的是武裝巡邏黑人社區。在持續和殘酷的警察暴力下，巡邏被視為對黑人生命和尊嚴的勇敢捍衛。

黑豹黨於50年前的10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Oakland）成立。該黨誕生於南方民權運動衰退和黑人力量運動開始之間的關鍵時刻，因為鬥爭的經歷引發了關於更深遠問題的辯論。由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領導的運動在法律層面粉碎了讓公共設施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Jim Crow）法，並成功通過了《投票權法案》和《民權法案》。然而，絕大多數黑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沒有改變，他們依舊被住房隔離，在尋求高等教育和體面工作時依舊遭到歧視，貧困率也更高。馬丁·路德·金對此發問：“如果你買不起漢堡包，有權坐在餐廳裏又有什麽用呢？”

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都談到了民權運動局限於合法的正式運動所帶來的問題，隨後當他們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和根本變革問題時，他們兩人都被暗殺了。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黑豹黨也面對了這個問題。西爾（Bobby Seale）明確表達了黑豹黨的態度，他說：“我們不用種族主義對抗種族主義，我們用團結來對抗種族主義；我們不用黑人資本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用全體的社會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不用更多的帝國主義對抗帝國主義，我們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來對抗帝國主義。”黑豹黨的做法與“文化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的融合主義者徹底決裂。

黑豹黨聯合創始人西爾和牛頓（Huey P. Newton）在社區中心的屋子裏編寫了黑豹黨著名的10點綱領，其中包括呼籲激進民主改革和經濟正義的訴求。

黑豹黨的十點綱領（簡短版）

1.我們要求自由，我們需要決定我們黑人和受壓迫社區的命運的權力。

2.我們要求我們的人民能夠實現充分就業。

3.我們要求結束資本家對我們黑人和被壓迫社區的掠奪。

4.我們要求體面的、適合人類居住的住房。

5.我們要求為我們的人民提供教育，揭露美國社會頹廢的真實本質，教會我們真實的歷史，指明我們在當今社會中的角色。

6.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受壓迫者爭取完全免費的醫療保健。

7.我們要求立即結束警察暴力，立即停止謀殺黑人、其他有色人種以及美國境內所有受壓迫者。

8.我們要求立即結束所有侵略戰爭。

9.我們要求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監獄和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受壓迫的窮人獲得自由。我們希望由同儕組成的陪審團對所有被“依法指控犯罪”的人進行審判。

10.我們要求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裝、正義、和平，我們要求現代技術掌握在人民社區的手裏。

黑豹黨在灣區迅速發展。在位於薩克拉門托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他們公開地帶著步槍進入大樓，大聲朗讀反對《馬爾福德法案》的聲明（該法旨在禁止他們在社區中武裝巡邏），這讓他們成為全國的焦點，並使黑豹黨人數在全國範圍內爆炸式增長。除了反對警察暴力，黑豹黨還組織了抗繳租金、免費早餐、醫療和服裝計劃，這些計劃與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結合。在鼎盛時期，黑豹黨的報紙發行量達到250,000份，全職黨員人數達到5,000名。

但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曾著名地將黑豹黨稱為“對國家內部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黑豹黨的武裝巡邏確實引起了胡佛和其他人的註意，但更讓當權派感到不安的是黑豹黨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以及黑豹黨引爆黑人工人和青年群眾革命運動的潛力。隨著黑豹黨開始朝著受壓迫人民聯合鬥爭的方向發展，與代表拉丁裔、美洲原住民和貧窮白人的組織建立更大的聯盟，他們的擔憂大大加劇。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通過監禁、滲透、誤導和暗殺嚴重打擊了黑豹黨。1969年，聯邦調查局在一年內殘忍地殺害了25名黑豹黨成員，並非法監禁了數百人。

雖然來自統治階級的鎮壓是可以預料的，黑豹黨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世界上其他革命運動歷史上也遭遇過更嚴重的鎮壓。不幸的是，黑豹黨在革命戰略上的錯誤導致了他們的衰落。

黑豹黨傾向於關註黑人中最受壓迫的部分，那些永久失業或是半失業的階層。加上“每個成員都需要成為全職人員”的要求，使得百萬計的黑人工人難以參與黑豹黨的活動，也就極大地限制了其體量。的確，任何革命運動都應該組織起失業者，但也必須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進步的力量，具有使經濟停擺的社會力量。如果他們建立了具有民主結構的群眾性力量、而不僅僅是從中國和古巴革命中汲取靈感，在面對鎮壓時就可以有千萬人站出來捍衛黑豹黨。

傑瑞米柯賓

當時，社會主義替代成員呼籲如果運動領導者不帶頭，則應自下而上組織總罷工，並要求投票和遊行反對入侵的工黨議員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麥祖恩（John McDonnell）成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與支持戰爭的新工黨及新自由主義政策作鬥爭，這樣向數以百萬計抗爭者的呼籲會收到巨大的積極響應，有可能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立一個新政黨。但是，盡管在伊拉克戰爭於3月20日打響後的幾天裏，一些英勇的努力使得動員行動能夠繼續進行，包括全國各地的學生罷課，但剛剛萌芽的運動最終未能阻止戰爭。

然而，對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反戰運動代表了潮流的轉變。它使許多後來在其他運動和團體中組織起來的人變得政治化，他們現在仍然對貝理雅及其派系的立場深惡痛絕。即使運動沒有成功，資產階級仍然害怕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這是他們猶豫是否向敘利亞和利比亞出兵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我們的教訓同樣很清楚。普通民眾會蜂擁而起反抗帝國主義戰爭。但那時運動領導者需要的是制定一個果敢的計劃來組織和推進運動，現實卻是在逐步平息運動。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工會和工作場所行動來利用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利用罷工這一極其強大的武器來打擊資本主義國家的好戰行為。今天，社會主義替代進行組織，正是為了建立這樣一個領導層而提出了方案。

馬克思主義與恐怖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手法與恐怖主義截然相反。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部分時間裏，左翼分子以暗殺、劫持和爆炸的形式實施恐怖活動。但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這種行為總是會分散社會主義者的實際工作：建立群眾性工人階級運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看到自己集體行動的力量。這才是改變社會的作法。相反，秘密策劃的個人恐怖策略會破壞集體工作。

當然，基地組織從來都不是一個左翼團體，而是一個反動的組織，其議程是要將世界倒退到宗教偏見和仇恨之中。在這方面，9/11的暴力事件似乎只是在挑起反恐戰爭這件事上取得成功。在短期內，阿拉伯世界肯定會有所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基地組織的事業，促進了招募和籌款。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伊斯蘭恐懼癥對歐洲和美國的伊斯蘭社區也有類似（但很有限）的影響。

然而2010年初阿拉伯之春的非同尋常的群眾革命表明，9/11事件事實上並沒有如策劃者所希望的那樣取得成功。突尼斯、利比亞、埃及、也門、敘利亞和巴林的起義是群眾的政教分離世俗起義，要求改變制度，結束專制和資產階級精英統治。工會會員和左翼政黨為革命變革而鬥爭；團結和集體行動是當務之急。這與基地組織的伊斯蘭神權哈裏發的狂想完全相反。

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9/11發生二十年後，事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衰落暗淡的象征。統治階級沒有了展開報覆的正義咆哮，而只有懷疑和猶豫。在阿富汗，美軍盡可能地悄然撤離，該國再次落入塔利班手中。它的未來仍然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前景，在美國轉移焦點往他方後，其主導性的因素將減少。無論如何，任何帝國主義勢力都無法解決阿富汗的問題。9/11之後的20年發生的這一切，作為客觀教訓印證了大國幹預為何總是失敗。

世界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穩定且危機四伏，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只有全世界廣大普羅民眾，以工人階級和有志青年為首，才能推翻可憎的資本主義制度。到處都有跡象表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你可以加快這個進程——成為社會主義者，加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十年之後——論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意義

占領華爾街為美國的階級鬥爭開啟了新的篇章。在九月占領華爾街邁入十年之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發展新左翼、開展反資本主義鬥爭、沖擊選舉政治和培養新一代鬥士的第一步，這場運動的重要性如今已經彰顯得淋漓盡致。

占領華爾街行動是美國自2008-2009年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活的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抗爭。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對勞動者權益的三十年攻擊和工人運動的大退潮之後。但對奧巴馬在經濟衰退期間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震驚，和對奧巴馬的幻想使鬥爭的發展延緩數年。在這幾年裏，數以百萬計的普羅大眾失去了工作和家庭，而銀行卻得到了萬億美元的救助；與此同時，勞工領袖和民主黨“左派”卻日以繼夜地確保人民放棄抵抗。

在促成占領行動的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的政治兩極化日益嚴重：奧巴馬勝選後，右翼煽動紅色恐慌和種族主義情緒，並聲稱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關於醫保的激烈辯論還有其他很多在整個美國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憤怒。左翼和勞工運動缺席帶來的真空使得2009年成立的右翼民粹主義茶黨在輿論中成功上位。茶黨既反對銀行救助計劃，又反對救助普羅大眾的主張，預示了特朗普主義的崛起。

風暴卷集

在占領開始幾個月前，南歐發生了反對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的緊縮措施的鬥爭。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人民在中心廣場抗議，反抗超級富豪試圖讓勞動人民為危機買單的企圖。

不過，最嚴重的社會爆炸是2011年初跨越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和埃及成為了抗爭的前沿。他們占領廣場的鬥爭形式不但源於久遠的鬥爭傳統，還受到了南歐的啟發。中東和北非獨裁者的倒台重新點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以西班牙反緊縮運動、希臘的數十次總罷工以及新左翼政黨的興起為標志，歐洲的群眾運動星火燎原。

在美國，引爆群眾情緒的第一個火花來自威斯康星州長沃克（Scott Walker）。作為一位邪惡的茶黨共和黨人，他在2011年初就開始破壞該州公共部門的工會，大幅削減教育開支。於是，公共部門工會、年輕人和廣大工人開展了長達數月的鬥爭。在這次歷史性的反擊中，工人使用了歐洲和中東群眾的一些策略。成千上萬人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進行持續抗議，“占領”州議會大廈，討論鬥爭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公共部門總罷工的想法得到廣泛支持，但工會拒絕號召總罷工，並將鬥爭方向轉向選舉。

2011年春天，在紐約市，為了對抗億萬富翁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強加的緊縮政策，一小群激進分子聚集在一起，以大蕭條時期的“胡佛村”帳篷聚落為靈感，於金融危機時期在市內搭建帳篷，組成了“布隆伯格村”。就這樣，他們的行動預言幾個月後的大規模抗爭。

在鬥爭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反全球化雜志《廣告克星》於9月17日呼籲“占領華爾街”。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範式”：“…… 令人興奮的是這種新穎的策略的務實與簡單：我們在各種線上與線下的集會中交談……我們將化整為零，喚醒想像力，以此走向未來的激進民主……最後，我們坐在一個具有獨特象征意義的廣場上，占領它。”雖然這個想法的局限性不久之後就會暴露出來，但毫無疑問，當時它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鬥爭航跡

9月17日，數百人前往距離華爾街僅幾個街區的祖科蒂（Zuccotti）公園紮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活動人士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街頭集會、抗議和占領活動。在紐約，第一周結束時有85人被捕。第二周結束時，紐約警察局圍堵了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群眾，700名抗議者在橋上逐一被捕。報紙頭版顯示，一名年輕男子被紐約警察局官員逮捕時，臉上有血跡。警方的暴行引起了國內外的關註，許多年輕人來到紐約市，在祖科蒂公園搭帳篷或參加周末群眾活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得到了廣大紐約人的支持，每個周末都有數千人前往營地參觀。

許多人將占領視為左派對茶黨的回應。與將經濟危機歸咎於移民和政府“過度社會主義化”的茶黨不同，占領運動認為大銀行和社會上最富有的1%理應為危機負責，它讓剩下的99%形成階級鬥爭意識，明白99%應對現狀展開反擊。他們呼籲廣大群眾有組織地反抗日益增長的右翼威脅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不公。

這場運動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各地。隨後，占領運動發展出了社區會議，帶來了新的運動和鬥爭。在明尼阿波利斯，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在占領家園運動（Occupy Homes）中保護勞動人民免受驅逐和迫遷，發揮了重要作用。

占領運動從當年的國際運動中汲取了許多靈感。威斯康星州和紐約州的運動與迫使穆巴拉克倒台的群眾運動在群眾意識上有著重要的聯系，威斯康星人和紐約人集結在“像埃及人一樣戰鬥”的口號下。

國際主義意識是一種強大力量，但運動人士並不總能從國際鬥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這體現了認真研究國際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的重要性。

雖然這場運動熱火朝天，但要帶來真正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工人階級遭受了數十年挫敗、工會領導層右轉之後，新一代民主群眾運動戰士沒有創建戰鬥組織、領導層和綱領的現成參考。

許多運動人士最初拒絕討論有關教育、住房和醫療保健的訴求，以為只需要有一個普遍的訴求（“我們是99%”），就可以贏得廣泛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藉此獲得的群眾支持大多是被動的。如果他們能圍繞日常問題，推動制度變革，那他們就能讓工人階級感覺到自己正在為一些實質的東西而戰，從而吸引到更多人。缺乏具體要求也意味著移民和種族主義等問題沒有得到廣泛認識——就這樣，我們錯失了一個反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反擊警察暴力的大好機會。

除了缺乏具體訴求外，活動家也沒有民主地選舉領導層、建立對運動基層負責任的組織架構。這表示真正的領導者在街頭運動扮演著無責任角色。沒有選舉出來的領導，也就沒人有權代表運動，沒有提出民主決策平台。相反，決策必須基於數百人在經過數小時的疲憊對話後達成的共識，只要有任何一人反對就足以阻擋所有決策。小團體發起零星行動，各行動之間彼此基本上沒有協調，於是眾多浪費不起時間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他們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也就不會為此翹班甚至睡在帳篷裏。

這些問題部分源於一些非民選領導人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方法。他們認為占領公共空間可以開啟新的民主社會形式（由勞動人民捐資），隨後運動就會自發傳播到其他領域。

雖然一些左翼組織要麽譴責占領運動，要麽成為被動的啦啦隊，但是我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積極參與其中。我們不斷提出訴求和建議，呼籲將占領運動擴展到其他城市，並形成一個網絡來協調幾天的行動、戰略和計劃；呼籲參與者討論能夠將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的訴求；呼籲將運動擴展到學校、社區和其他有組織潛力的地方……許多最優秀的活動家與我們不謀而合，他們不僅僅希望只是每晚在廣場上一聚。

我們還警告說，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運動就會消亡。隨著冬天的臨近，許多人會收起帳篷回家；如果不能團結一致，市長們組織的警察鎮壓將不斷加強，削弱運動；我們還認為在資本主義內部建立替代社會的想法是一種根本錯誤的方法。這種想法並不挑戰資本主義，也沒有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因此運動無法前進。

市長布隆伯格​​​​​​​​​​​​​​在10月份首次嘗試封鎖祖科蒂公園的嘗試以失敗收場，是因他發出的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前，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呼籲工會成員保衛公園。這使得紐約警察暫時退讓。

在奧克蘭（Oakland​​​​​​​），一個1500人的大會呼籲於11月2日在全市範圍內舉行總罷工，以回應警察的野蠻鎮壓。他們的強烈反應迫使市長公開宣布減少警察人數，允許占領繼續進行，並允許工人休假參加罷工。

11月2日的罷工使奧克蘭港停擺，並鼓舞了12月12日由ILWU（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和占領運動的活動家在西海岸共同領導的歷史性港口罷工。

雖然一些工會支持11月在奧克蘭舉行的罷工，但許多保守的工會領導層並不支持。他們並沒有發起動員，僅僅鼓勵他們的成員請病假參與活動。一場真正的全市大罷工可以對事件產生歷史性影響，並激勵數以千萬計的人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進行反擊。

11月15日，由布隆伯格領導的市長網絡協調了對全國各地營地的襲擊。在此之前，聯邦調查局已經協調當地警察和國土安全部對運動進行了大規模監視。公開的文件顯示，​​​​​​​占領運動被視為“國內恐怖主義”威脅。

抗爭覆活

占領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表達了人們對不平等增長、工人權利受損、出發大蕭條的銀行與救助他們的政客沆瀣一氣的憤怒。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通過行動證明，群眾不會屈從於緊縮政策和止贖，並將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激烈反抗。

這是一場激勵住房活動家積極打擊房屋止贖、激勵學生對抗學費上漲、激勵教師和家長反抗削減和私有化教育資源的“教育改革”的鬥爭。

一些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客試圖把占領浪潮為自己所用。民主黨紐約市長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競選活動中以“雙城記”為口號。社會主義替代則指出需要將對企業權力的挑戰帶到政治領域，並呼籲占領華爾街運動在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派出200名獨立人士參選。2012年，社會主義替代以身作則，​​​​​​​派出占領西雅圖的領導者薩旺特（Kshama Sawant）​​​​​​​參選華盛頓州議會，作為公開社會主義者身分的她拿下了歷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們乘運動之勢再次參選，成功讓薩旺特​​​​​​​贏得了西雅圖市議會的席位；2014年，我們建立運動首次在主要城市贏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選舉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獨立於民主黨之外贏得議會鬥爭。

在2011年和2012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分子反對參加選舉。一方面這避免了運動被民主黨收編，但同時也打擊了工人階級政治。2016年，許多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蜂擁幫助桑德斯的總統競選活動。作為占領運動在政治上表達了對不平等、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憤怒，為桑德斯的兩次競選奠定了基礎；但可悲的是，桑德斯將這場巨大的政治熱潮禁錮在了民主黨內部。

在之後十年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MeToo浪潮以及自2018年共和黨執政的州的教師抗議以來勞工鬥爭的重建等標志著群眾運動的歸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發展到1970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增長。而且即使是局限在民主黨的框架裏，也已經有數十名民主社會主義者當選。

在西雅圖，在右翼與統治階級猛烈攻擊BLM運動，並試圖以不民主的方式將薩旺特​​​​​​​從市議會中罷免。而許多十年前因占領而變得激進的人都在應對這種攻擊的鬥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我們應該對占領運動的遺產給予應有的重視，並從其失誤中吸取教訓。如今，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工人階級將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組織社會運動，捍衛自己的權益並爭取更美好的未來——一個由億萬人民而非億萬富翁掌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氣候危機：汙染能源的真相

幾乎所有我們日常生活的事物，從開燈到使用手機，都由汙染能源驅動。

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大約25%）來自發電及熱能生產。其實能源生產早該由100%再生能源替代，更準確地來講應在數十年前就該如此。

我們並非一直以來如此使用能源，早在1800年代工業革命前，我們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行也沒有使用谷歌地圖。他們總是利用柴火撐過寒冬、長期面對食物稀缺、也難以遠距離通訊和旅行。

經過崎嶇漫長的創新，全世界的能源得以更有效的方式生產，從新型的水輪科技到1800年末由燃煤和蒸氣驅動引擎。很快，我們除了能更好地產生熱能暖房，燃煤也使機械引擎的效率更勝以往。

飛機，火車和汽車隨之而來，氮化肥料也使食物供給指數增長。生活水準也有所改善，更多人得以生存，充足的能源讓各式各樣的現代生活成真，這得歸功於化石燃料。

但是我們所熟悉的故事，很顯然並不在這裏劃下句點。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從開始使用化石燃料後產生，這也使得我們無法在不沖擊環境的狀況下持續依賴它滿足人類文明。

好消息是，透過現代科技，我們持續發現更多的綠色替代能源運作現代社會。壞消息是，化石燃料公司不會就此罷休。

化石燃料產業的大欺詐

事實上，當化石燃料成為我們的主要能源時，整個產業就已經由少數個人權貴掌握。至今這個狀況並沒有改變。

1800年代末的新興資本家們需要這種新能源，用以鐵路和興建工廠及城市，這也代表掌握煤炭的人得以快速富有。

但是當他們以及石油和天然氣大亨們在接下來數十年間財源滾滾，當時科學界就已經指出對化石燃料的威脅。瑞典科學家和化學家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在19世紀末已經提出，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溫度上升。

隨後有越來越多人認同，都表示相同意見並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燃燒化石燃料完全不可持續。

化石燃料公司們對此非常了解，並且資助當中的部分研究，最早在1950年代就發現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升高、以及“劇烈的環境影響”。環保人士麥吉本（Bill McKibben）說，化石產業造就“美國歷史上後果最嚴重的真相掩蓋”。

如果社會是理性的運作，這些研究理應立即促使社會尋找和發展再生能源，並馬上轉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下，只要化石燃料利潤夠高，它就會擋在轉型的路上，移除它將變為極度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