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科学，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畅想

革命红旗永不倒

民主并不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这是科学的事情

民主当然要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很多技术是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削弱劳动者垄断控制生产过程而改进推广的，本身就包含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在内

通过民主形成法律法规，让人各司其职

马克思的说法是：“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其实这有点类似于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法治是最大的形式主义，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法律法规充其量只具有象征意义

“让人各司其职”有固化分工的嫌疑，社会进步要朝打破专业化分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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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教育，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免费的，对个人免费无非是从全社会的经济剩余中多划拨一部分用于医疗教育

文革时期，所涉及的问题更多是“低成本向大多数人（尤其农民）普及”。赤脚医生由生产队出资到县医院受训3个月到半年，回到生产队仍然不脱产，挣工分。水平虽然没有多高，但重点在常见病多发病（治疗花不了几个钱），改进农村生活习惯

改革开放后，基层集体生产性组织解体，乡镇卫生院回到“坐办公室”“拿工资”的脱产专业化机构状态，钱越花越多，农民负担不起，脱离具体生产生活的医疗效果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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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教育问题感觉要更复杂一些，分这么几个层次：

一是基本教育普及，其实这一点感觉相对容易实现（行政体制似乎也乐于去做这件事）。未来面临的问题是生源减少，学校、教师严重过剩

第二，教育承担一个阶级分化的职能，绝大多数人接受教育都是为了将来活的更好（至少摆脱体力劳动）。只要存在脑体分工，以考试升学为目的的，残酷竞争的学校教育就很难避免。这样在劳动者中强行把人分成蓝领和白领，两拨人对话都困难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宣传中不怎么提教育平等（女性受教育权除外），经典说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

实事求是地讲，无论苏联还是中国，什么“培养普通劳动者”都只是说说而已。

文革时期，依托基层集体生产性组织，学生毕业去向“社来社去，厂来厂去”，不知多大程度避免了校内学生的恶性竞争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阶级地位提升暂且不论，什么才是劳动人民真正需要的教育？韩丁在《百日战争-文革中的清华大学》中，举了个事例：前十七年时期，一位以基层劳动模范身份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不适应精英化的、以所谓国外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教学内容，信心受到极大打击，最终退学

管理者可能认为进入清华大学是一种荣誉，但这真的符合个体需要吗？

文革中，到内蒙插队的张承志，亲自学蒙语，编蒙文课本，办符合当地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的草原“马背”学校。各厂还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将来是不是也要朝着打破学校作为专业化机构对教育的垄断这个方向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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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缩短劳动时间，凯恩斯1930年有篇文章“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记得里面有段大意是讲：

一百年后（2030年），对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的普通人，过度闲暇会引发极大恐惧。因为他们祖祖辈辈被社会训练的结果是去竞争一份生活必需品，生存下去。他们不懂得如何过有质量的生活

同时，资本积累的需要消失之后，人类做事的目的性也消失了。

凯恩斯作为资产阶级智囊，有着对劳动群众的蔑视。但为了避免被统治阶级有过多空闲时间，统治阶级近一百年来也有一些新措施，比如：延长被统治阶级受教育年限，延长并制造工作（尤其白领）晋升路径，发展大量对社会没有实际价值的服务业，或者干脆过度鼓吹女权、同性恋，引导青少年吸毒以消灭过剩人口

这些估计到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都要有所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