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壹　唯物史觀在整個世界觀上實現了科學的變革

   (壹)唯物史觀產生的歷史條件

　　世紀綜合了過去歷史上壹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並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在聯系。無數雜亂的認識資料經過整理、篩選，彼此有了因果聯系；知識變成科學，各門科學都接近於完成，即壹方面和哲學，另壹方面和實踐結合了起來。……在歷史學方面情況也完全壹樣；這時我們第壹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編纂著作，它們固然還缺乏評介並且完全沒有哲學上的分析，但畢竟不是從前那種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歷史片斷，而是通史了。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7—88頁。

　　世紀沒有解決巨大的對立，即實體和主體、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對立，這種對立是歷史從壹開始就具有的，而且這種對立的發展貫穿於整個歷史之中；但是，18世紀使對立的雙方在針鋒相對中得到充分發展，從而使消滅這種對立成為必不可免的事。由於對立的這種明顯的、極端的發展，結果產生了普遍的革命，這個革命散見於各個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將來的實現，同時就是迄今歷史上的對立得到解決。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9頁。

　　英國工業的這壹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上面已經談過，它的第壹個結果就是利益被升格為對人的統治。利益霸占了新創造出來的各種工業力量並利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於私有制的作用，這些理應屬於全人類的力量便成為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眾的工具。商業吞並了工業，因而變得無所不能，變成了人類的紐帶；個人的或國家的壹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業交往中，這就等於說，財產、物升格為世界的統治者。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05頁。

　　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從20世紀後半期，隨著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而開始的。

　　大家知道，這些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同時又推動了整個市民社會的變革，它的世界歷史意義只是現在才開始被認識。英國是發生這種變革(這種變革越是無聲無息地進行，就越是強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國也是這種變革最主要的結果即無產階級發展的典型國家。只有在英國，才能把無產階級放在它的壹切關系中並從各個方面來加以研究。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8頁。

　　這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出版了。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這就壹下子消除了這個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學而存在的；它是我們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賴以生長的基礎；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出來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的虛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體系”被炸開並被拋在壹旁了，矛盾既然僅僅是存在於想象之中，也就解決了。——這部書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壹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盡管還有種種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聖家族》中看出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5頁。

　　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艱苦細致研究工作的結晶

  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會彼此敵對、互相沖突，……人的本性是這樣的:人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達到完美。……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馬克思:《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 1835年8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459—460頁。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壹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裏必須根絕壹切猶豫；

　　這裏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4頁。

　　從早晨9點到晚上7點，我通常是在英國博物館[2]裏。我正在研究的材料頭緒繁多，雖然竭盡壹切力量，還是不能在6—8個星期之內結束這壹工作。而且期間常常還有種種實際幹擾，這是在貧困條件下過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這壹切的壹切”[3]，工作要趕緊結束。總有壹天必須強行結束。民主派的“頭腦簡單的人們”靠“從天上”掉下來的靈感，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工夫。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用經濟和歷史資料來折磨自己呢

　　馬克思:《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 1851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300頁。

　　當我不在時，倫敦出版了麥克拉倫的壹本關於全部通貨史的著作；就《經濟學家》的摘引來看，這是壹本第壹流的書。圖書館還沒有，這些東西總是在出版了幾個月以後才會到那裏。但是，在完成我的論述之前，我當然應把這本書看壹遍。因此，我讓妻子到西蒂區找出版商。……也許這本書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新東西；不過，由於《經濟學家》的推薦和我自己讀了這些摘引，我的理論良心不允許我不讀這本書就寫下去。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8年5月3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月第1版，第316頁。

　　單是討論地租的倒數第二章，按現在的結構看，就幾乎構成壹本書。我白天去博物館，夜間寫作。德國的新農業化學，特別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對這件事情比所有經濟學家加起來還更重要；另壹方面，自我上次對這點進行研究以後，法國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壹切都必須下工夫仔細研究。兩年以前，我結束了對地租所做的理論探討。正好在這壹期間，許多新東西出現了，並且完全證實了我的理論。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2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月第1版，第180—181頁。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於追求結論，渴望知道壹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系，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壹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

　　這是壹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壹點，並提醒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序言和跋( 1872年3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頁。

　　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壹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運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並移居倫敦，從而有時間進行研究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壹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當我不得不去探討杜林先生的所謂自然哲學時，我正處在這壹脫毛過程的中間。所以，如果我有時在這方面找不到確切的術語，如果我在理論自然科學的領域中總的說來表現得相當笨拙，那麼這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另壹方面，我意識到當時自己還做不到確有把握，這使我謹慎起來；沒有人能指出我真正違反了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不正確地敘述了當時公認的理論。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版序言( 1885年9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頁。

　　您自己確實已經做出些成績，您壹定會註意到，在依附於黨的青年著作家中間，是很少有人下壹番工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還對他有更多的了解呢!在這裏，新聞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壹切，不過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這些先生往往以為，壹切東西對工人來說都是足夠好的。他們竟不知道，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最好的東西對工人來說也還不夠好，他認為給工人提供的東西比最好的稍差壹點，那就是犯罪!……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588頁。

　　這裏現有的關於拿破侖戰爭和部分革命戰爭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歷史細節，可是我對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得很膚淺，有關這些細節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釋，就是只能得到壹些極為膚淺的解釋，而且還要費很大的勁去搜羅它們。自學往往是空話，如果不是系統地鉆研，那就學不到什麼正經東西。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魏德邁》( 1851年6月1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292頁。

　　自然，我們中間也有壹些人遵循這樣的原則:“我們幹嘛要刻苦學習呢，那是馬克思老爹的事兒，他的職責就是什麼都要懂”。不過，壹般說來，馬克思派學習是相當刻苦的，當妳看到流亡者中間還有些蠢驢，到處獵取壹些新詞句，因而最後把自己弄得糊裏糊塗的時候，我們黨的優越性絕對地和相對地增長就顯而易見了。但是這也是必然的，因為艱巨的工作還在前頭。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魏德邁》

　　年4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88頁。

　　壹般說來，在所有這些範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經過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壹些個別問題上探索到新的正確的觀點比較容易，……但是，要把全部材料壹下子掌握住，並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統化，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後才是可能的。否則像《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就會是很多很多的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 1883年9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61頁。

　　至於俄國革命運動中的迫切問題和農民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在我沒有對整個問題從頭重新研究壹番，並用最新的材料補充我對此問題的實際情況的極度貧乏的了解以前，在這些方面我是不能在報刊上問心無愧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伊薩克·阿道夫維奇·古爾維奇》( 1893年5月2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74頁。

　　該死的坎布裏亞的吉拉德的著作像鬼火壹樣躲著我。我必須得到它，因為這是關於英國人入侵時愛爾蘭狀況的第壹部外國的因而也是可靠的資料，我碰到的許多引文使我相信，還可以找到壹些什麼材料。《被征服的愛爾蘭》壹書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但我所感興趣的第壹部分卻收在坎登的法蘭克福( ! )版的《不列顛》壹書裏。該書有無其他版本，不知道。法蘭克福版這裏當然沒有；在公共圖書館收藏的英文版中沒有吉拉德的著作；在納費圖書館收藏的另壹種版本中，有可能包含這種材料的第三卷已經遺失；所以，我唯壹的希望寄托在明天要去的徹特姆圖書館。但是，這種對資料的追求，總比過去在該死的交易所裏對買主的追求使人愉快得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9年12月1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402—403頁。

傑瑞米柯賓

四)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經濟決定論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壹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壹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壹步發展。這裏表現出這壹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壹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系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系)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壹個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壹，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

　　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壹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而產生出來和發展起來的。但是，恐怕只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誌的許多小邦中，勃蘭登堡成為壹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只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決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決定(在這裏首先起作用的是這樣壹個情況:勃蘭登堡由於掌握了普魯士而卷入了波蘭事件，並因而卷入了國際政治關系，這種關系在奧地利王室權力的形成過程中也起過決定性的作用)。要從經濟上說明每壹個德意誌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臺德山脈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誌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語音變的起源，那麼，很難不鬧出笑話來。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壹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壹關系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系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裏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這方面，我不能不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的確造成過驚人的混亂……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頁。

　　五)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壹種目的論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壹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壹代壹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壹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後期歷史是前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於是歷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並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壹者”等等)“並列的人物”。其實，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後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後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頁。

　　六)反對篡改和曲解原著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壹種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說什麼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但他並未由此得出結論說，是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強加給了馬克思，相反，卻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哪怕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總是這樣感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16—617頁。

　　……洛裏亞在私人場合對我的令人作嘔的阿諛奉承，和在公開場合的“優越”腔調，以及為了便於反駁而對我的觀點所作的某種歪曲——所有這些都壹點也沒有使我感到高興。

　　馬克思:《致恩格斯》

　　年8月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76頁。

　　您在過去的壹篇文章[6]中就指責過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馬克思讀了以後，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對了原著，他對我說，他的引文全部是正確的，如果說這裏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現在您是怎樣引用馬克思的話，您多麼無恥地要他在說剩余價值的地方說利潤——而他曾經不止壹次地警告過，不要把這兩者誤認為是同樣的東西(穆爾先生和我又在這裏即倫敦向您口頭解釋過這壹點)，——那我就知道，我應當相信的是誰，是誰有意篡改引文。

　　恩格斯:《致阿基爾·洛裏亞》( 1883年4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17壹18頁。

　　七)正確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局限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壹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壹點上，在相信德意誌“共和國”很快成立這壹點上……，有很多錯誤，常常犯錯誤。他們在1871年也犯了錯誤——當時他們壹心壹意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頁)但是這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並且確實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擺脫日常的瑣碎的任務時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官氣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揚、喊叫和訴說他們的謬論(說革命是無謂忙碌，革命鬥爭是徒勞，反革命的“立憲”幻想妙不可言)時所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列寧:《〈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對社會民主黨內的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的經典評價》( 1907年4月6日［19日］)，摘自《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3頁。

　　八)堅持不懈以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

　　現在歷史著述方面的壹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杜羅·德·拉·馬爾以探究古羅馬土地所有制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為了解這個曾經征服過世界的城市的命運提供了壹把鑰匙，——與此相較，孟德斯鳩關於羅馬盛衰的論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學生的作業。年高德劭的列列韋爾由於細心研究了使波蘭農民從自由民變成農奴的經濟條件，在闡明他的祖國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壹大群全部貨色僅僅是詛咒俄國的著作家做出了遠為更大的貢獻。

　　馬克思:《馬誌尼和拿破侖》( 1858年3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月第1版，第450—451頁。

　　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別是在經濟史問題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和壹般文化史的關系這些問題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89年10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283頁。

傑瑞米柯賓

假如我們想知道什麼東西對狗有用，我們就必須探究狗的本性。這種本性本身是不能從“效用原則”中虛構出來的。如果我們想把這壹原則運用到人身上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壹切行為、運動和關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但是邊沁不管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凡是對這種古怪的標準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還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為它對刑法從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從宗教方面嚴加禁止。藝術批評是“有害的”，因為它妨礙貴人們去欣賞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銘是“沒有壹天不動筆”，他就用這些廢話寫出了堆積如山的書。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樣的勇氣，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稱為資產階級蠢材中的壹個天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頁註63。

　　“關於這個國家(耶爾訥)，我們可以談到的唯壹令人置信的壹點，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顛人更野蠻，因為他們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貪食者；吃父母的屍體，並公開和別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親和姊妹發生肉體關系，這對他們來說是完全合乎規矩的”。

　　愛國的愛爾蘭史學界對這種臆造的汙蔑十分憤慨。但是近代科學已經肯定證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來是所有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的壹個階段。如果愛爾蘭人知道，在整整壹千年以後，現代柏林人的祖先對這些現象還持有同樣實際的看法，那他們大約就會處之泰然了

　　［“我們稱之為維耳茨的住在德國的韋累塔比人，認為他們比蛆蟲更有權利吃掉他們的父母，而並不感到這是壹項恥辱”］。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58—559頁。

　　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這樣，兩個人的模式既“適用”於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樣“適用”於平等和互助；而且因為我們害怕受到滅亡的懲罰而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家長，所以在這裏已經預先安排了世襲的奴役制。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頁。

　　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頁。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20]，［勞動者］對生產條件的所有制表現為同共同體的狹隘的、壹定的形式相壹致，因而同個人的狹隘的、壹定的形式相壹致，這種個人具有為組成這種共同體所需的特性，即狹隘性和自己的生產力的狹隘發展。而這個前提本身又是生產力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結果:既是財富的，也是創造財富的方式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頁。

　　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壹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沒有妒忌，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團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這種集團中才能實現由動物向人的轉變。的確，我們發現歷史上可以確切證明並且現在某些地方還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麼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與整群的女子互為所有，很少有妒忌余地的婚姻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46頁。

　　雖然到17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壹些天才的頭腦裏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作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18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並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壹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於啟蒙學者所說的話，[21]也適用於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這些活動的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申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壹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158頁。

　　由競爭關系造成的價格永恒波動，使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最後壹點痕跡。至於價值就無須再談了。這種似乎非常重視價值並以貨幣的形式把價值的抽象推崇為壹種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過競爭破壞著壹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價值，並且每日每時改變著壹切物品相互的價值關系。在這個旋渦中，哪裏還可能有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交換呢?在這種持續地不斷漲落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必定力圖碰上最有利的時機進行買賣，每個人都必定會成為投機家，就是說，都企圖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算計別人的倒黴，或利用偶然事件發財。投機者總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別是指望歉收，他們利用壹切事件，例如，當年的紐約大火災[22]；而不道德的頂點還是交易所中有價證券的投機，這種投機把歷史和歷史上的人類貶低為那種用來滿足善於算計或伺機冒險的投機者的貪欲的手段。但願誠實的、“正派的”商人不以“我感謝妳上帝”等表面的虔誠形式擺脫交易所投機。這種商人和證券投機者壹樣可惡，他也同他們壹樣地投機倒把，他必須投機倒把，競爭迫使他這樣做，所以他的買賣也與證券投機者的勾當壹樣不道德。競爭關系的真諦就是消費力對生產力的關系。在壹種與人類相稱的狀態下，不會有除這種競爭之外的別的競爭。社會應當考慮，靠它所支配的資料能夠生產些什麼，並根據生產力和廣大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應該把生產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應該允許生產或限制生產多少奢侈品。但是，為了正確地判斷這種關系，判斷從合理的社會狀態下能期待的生產力提高的程度，請讀者參看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23]並部分地參看傅立葉的著作。

　　在這種情況下，主體的競爭，即資本對資本、勞動對勞動的競爭等等，被歸結為以人的本性為基礎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傅立葉作過強差人意的說明的競賽[25]，這種競賽將隨著對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範圍內。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6頁。

　　

　　四　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唯物史觀。科學地運用唯物史觀的指導原則

　　壹)理解唯物史觀必須認真研讀原著

　　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壹篇不是貫穿著這個理論的。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資本論》

　　中的許多提示也是這樣。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2]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3]，我在這兩部書裏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頁。

　　壹個人如果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學會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閱讀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並且首先不要讀出原著中沒有的東西。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6頁。

　　研究原著本身，不會讓壹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奧爾格·亨利希·福爾馬爾》( 1884年8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00頁。

　　

　　二)唯物史觀需要隨著歷史的發展演變而發展

　　結論要是沒有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結論若本身固定不變，若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比無用更糟糕。

　　恩格斯:《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與現在〉》(大約1843 年10月—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11頁。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壹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壹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壹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德文版第19頁，那裏對這個思想作了更詳細的闡述。)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壹批判只包括到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72年6月24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繼施米特之後，彼·法爾曼曾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康拉德年鑒》第3輯第3卷第頁)。我不談他對馬克思的論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評論。這是出自他的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並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壹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做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7頁。

　　

　　三)不能將唯物史觀當作現成的公式或教條套用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壹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壹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壹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壹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至於我，對俄國現狀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對那裏在某壹時期所應采取的策略的細節作出判斷。

　　恩格斯:《恩格斯致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 1885年4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德國人壹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杠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壹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壹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越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而越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7年1月2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頁。

　　至於您用唯物主義方法處理問題的嘗試，我首先必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爾·恩斯特》

　　年6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3頁。

　　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壹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做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壹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壹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杠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的觀點。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只做了很少的壹點工作，因為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這樣做過。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人們出大力，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但是，許許多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壹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繈褓之中呢! )盡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著作家和其他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他們來得正是時候，在種類繁多的新報紙的編輯部中占據了大部分位置；他們習慣性地把資產階級大學當做社會主義的聖西爾軍校，以為從那裏出來就有權帶著軍官證甚至將軍證加入黨的行列。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10年前妳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壹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壹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韋爾納·桑巴特》( 1895年3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傑瑞米柯賓

首先，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壹種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壹種手段。而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壹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生活本身僅僅表現為生活的手段。

　　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壹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誌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

　　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壹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壹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於這壹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系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壹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影響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壹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3頁。

　　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征在我們看來又是什麼呢?是勞動。猿群滿足於把它們由於地理位置或由於抵抗了鄰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覓食地區的食物吃光。為了獲取新的覓食地區，它們進行遷徙和戰鬥，但是除了無意中用自己的糞便肥沃土地以外，它們沒有能力從覓食地區索取比自然界的賜予更多的東西。壹旦所有可能的覓食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這種動物的數目最多只能保持不變。但是壹切動物對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並且常常毀掉還處在胚胎狀態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獵人那樣愛護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動物的這種“掠奪行為”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這種行為強迫動物去適應不同於慣用食物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獲得了和過去不同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而從前某個時候固定下來的物種也就滅絕了。毫無疑義，這種掠奪行為有力地促進了我們的祖先轉變成人。在智力和適應能力遠遠高於其他壹切猿種的某個猿種中，這種掠奪行為必然造成的結果就是食用植物的數目越來越擴大，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來越多，總之，就是食物越來越多樣化，隨之攝入身體內的物質，即向人轉變的化學條件，也越來越多樣化。但是，這壹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我們所發現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麼東西呢?根據已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並且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群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麼東西呢?是打獵的工具和捕魚的工具，而前者同時又是武器。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5—556頁。

　　人類社會和動物界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則從事生產。僅僅由於這個唯壹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界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頁。

　　他(指費爾巴哈——編者註)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壹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壹代都立足於前壹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壹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頁。

　　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19]這樣，在矛盾產生以前，人們進行生產的壹定條件是同他們的現實的局限狀態，同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種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產生時才表現出來，因而只是對於後代才存在。這時人們才覺得這些條件是偶然的桎梏，並且把這種視上述條件為桎梏的意識也強加給先前的時代。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壹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壹階段都是與同壹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壹個新的壹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五)從唯物史觀看人性及其改變的歷史

　　不僅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誌、愛等等)，壹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於它的對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囿於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 /對於壹個忍饑挨餓的人來說並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樣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說，這種進食活動與動物的進食活動有什麼不同。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因此，壹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壹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頁。

　　不論是生產本身中人的活動的交換，還是人的產品的交換，其意義都相當於類活動和類精神——它們的真實的、有意識的、真正的存在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壹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壹般的力量，而是每壹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

　　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會聯系並不是由反思產生的，它是由於有了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才出現的，也就是個人在積極實現其存在時的直接產物。有沒有這種社會聯系，是不以人為轉移的。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壹書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4頁。

　　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做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壹種事物的另壹種說法——人把自身當做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壹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壹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壹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頁。

　　在下面這個經典性的論斷中，簡略地敘述了我們的作者、所有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思想家和其他民族的現實運動之間的對立。德國人是sub specie aeterni〔從永恒的觀點〕根據人的本質來判斷壹切的，而外國人卻是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存在的人們和關系來觀察壹切的。外國人思考和行動是為了自己所處的時代，而德國人思考和行動卻是為了永恒。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如果我們以為只需頒布幾道法令就可以擺脫競爭，那麼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競爭。如果我們更進壹步建議廢除競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於建議用王室法令來做壹些毫無意義的事。但是各民族並不是按照王室法令來發展的。各民族在制定這樣壹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徹底改變他們在工業上和政治上的壹切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蒲魯東先生會堅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這是壹個關於“史無前例地改變我們的本性”的假設，並且他有權“把我們排斥於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據的又是哪壹道法令。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讓我們根據事實來談吧。法國革命既為了爭取工業自由，也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明確地說，雖然法國在1789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實現的原理的全部後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認這壹點，我認為他就喪失了任何批評的權利:我決不同壹個原則上認為2500萬人犯了自發性錯誤的論敵進行辯論……假如競爭不是社會經濟的原理、命運的法規、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那麼，為什麼人們寧願將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廢除，卻不肯考慮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這樣說來，既然18世紀的法國人廢除了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而不是將它們改頭換面，那麼19世紀的法國人就應該把競爭改頭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競爭在18世紀的法國是作為某些歷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麼它在19世紀的法國就不該由於另壹些歷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東先生不懂得，競爭的形成同18世紀人們的現實發展有聯系，他把競爭變成非現實的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他會把那位對17世紀說來是偉大人物的柯爾培爾變成什麼呢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2—633頁。

　　“人”?如果這裏指的是“壹般的人”這個範疇，那麼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應該被看做是壹種非群居的動物；如果這是壹個生活在不論哪種社會形式中的人，——瓦格納先生就是這樣假設的，因為他的“人”，雖然沒有受大學教育，但至少會說話，——那末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壹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壹定性質，因為在這裏，生產，即他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已經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

　　馬克思:《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04—405頁。

　　壹有了生產，所謂生存鬥爭不再單純圍繞著生存資料進行，而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在這裏——在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的情況下——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完全不適用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48頁。

　　黑格爾指出:“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壹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壹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爾那裏，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裏有雙重意思，壹方面，每壹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壹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壹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壹個獨壹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歷史對他來說是壹個不愉快的可怕的領域。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傑瑞米柯賓

三)唯物史觀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

      感性(見費爾巴哈)必須是壹切科學的基礎。科學只有從感性意識和感性需要這兩種形式的感性出發，因而，科學只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14]可見，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15]。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壹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壹過程的壹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壹樣這將是壹門科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4頁。

　　我們僅僅知道壹門唯壹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裏不談；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意識形態本身只不過是這壹歷史的壹個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519頁註2。

　　但是，費爾巴哈沒有走的壹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壹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壹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因此，問題也在於，這許多單個的人所預期的是什麼。願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杠桿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機，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想。但是，壹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另壹方面，又產生了壹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後隱藏著的又是什麼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麼舊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壹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並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面的是什麼，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麼。不徹底的地方並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壹步追溯到它的動因。相反，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所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它不在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面，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歷史。例如黑格爾，他不從古希臘歷史本身的內在聯系去說明古希臘的歷史，而只是簡單地斷言，古希臘的歷史無非是“美好的個性形式”的制定，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實現。[16]在這裏，黑格爾關於古希臘人作了許多精彩而深刻的論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今天對那些純屬空談的說明表示不滿。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壹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壹途徑。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2—304頁。

　　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壹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壹切科學。在這裏，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系，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做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裏，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系。這樣，人們就用壹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因此，在這裏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裏壹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壹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壹般運動規律。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頁。

　　四)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

      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壹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非對象化，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人同作為類存在物的自身發生現實的、能動的關系，或者說，人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即作為人的存在物的實現，只有通過下述途徑才有可能:人確實顯示出自己的全部類力量——這又只有通過人的全部活動、只有作為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頁。

　　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麼來區別人和動物。壹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壹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頁。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壹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在這裏，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對於這種狀態來說，人類勞動尚未擺脫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狀態已經是太古時代的事了。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於人的那種形式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壹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註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誌，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做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208頁。

　　［唯物史觀是——編者加］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頁。

　　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壹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壹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壹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壹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盡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壹變革還沒有完成壹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壹次使人支配了壹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史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盡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壹種社會狀態，在這裏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壹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壹致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壹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樣壹段時間的歷史。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頁。

　　由於手、說話器官和腦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發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來越復雜的動作，提出並達到越來越高的目的。[17]勞動本身經過壹代又壹代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之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隨著商業和手工業，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壹起，人間事物在人的頭腦中的虛幻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在所有這些起初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似乎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創造物面前，勞動的手的較為簡陋的產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況能作出勞動計劃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很早的階段上(例如，在簡單的家庭中)，就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完成計劃好的勞動了。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於頭腦，歸功於腦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已經習慣於用他們的思維而不是用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頭腦中，是進入意識的)。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特別是從古典古代世界沒落時起，就支配著人的頭腦。它現在還非常有力地支配著人的頭腦，甚至達爾文學派的唯物主義自然科學家們對於人類的產生也不能提出明確的看法，因為他們在那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認識不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7—558頁。

　　文明的壹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壹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壹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觀的權力。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67頁。

　　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在壹起才是壹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但是勞動的作用還遠不止於此。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壹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0頁。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動物通過它們的活動同樣也改變外部自然界，雖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們也看到:動物對環境的這些改變又反過來作用於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發生變化。因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發生的，每個事物都作用於別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數場合下，正是忘記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才妨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看清最簡單的事物。……但是，如果說動物對周圍環境發生持久的影響，那麼，這是無意的，而且對於動物本身來說是某種偶然的事情。而人離開動物越遠，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就越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壹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征。

　　動物在消滅某壹地帶的植物時，並不明白它們是在幹什麼。人消滅植物，是為了騰出來土地播種五谷，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此外，不言而喻，我們並不想否認，動物是有能力采取有計劃的、經過事先考慮的行動方式的。……但是壹切動物的壹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誌的印記。這壹點只有人才能做到。

　　壹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18]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壹差別的又是勞動。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3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8—559頁。

傑瑞米柯賓

二)自然與人類

      自然史與人類史

　　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壹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於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4頁。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壹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壹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8頁。

　　無論是在人那裏還是在動物那裏，類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就在於人(和動物壹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較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範圍就越廣闊。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壹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壹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壹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壹部分。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壹部分。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壹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壹過程的壹個現實部分。

　　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壹樣:這將是壹門科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4頁。

　　自然科學和哲學壹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壹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壹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因此，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如德雷帕[13]和其他壹些自然科學家或多或少持有的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日耳曼人移入時期的德意誌的“自然界”，現在剩下的已經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本身都發生了無限的變化，並且這壹切都是由於人的活動，而德意誌的自然界在這壹期間未經人的幹預而發生的變化，簡直微小得無法計算。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3—484頁。

　　達爾文註意到自然工藝史，即註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壹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註意嗎?而且，這樣壹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壹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壹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意識形態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頁註89。

　　社會發展史卻有壹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壹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壹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壹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壹領域內，盡管各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總的說來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幹擾，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壹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

　　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壹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302頁。

　　惡無限性。真無限性已經被黑格爾正確地設置在充實了的空間和時間中，設置在自然過程和歷史中。現在整個自然界也融解在歷史中了，而歷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僅僅在於前者是有自我意識的機體的發展過程。自然界和歷史的這種無限的多樣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時間的和空間的無限性——惡無限性，但只是作為被揚棄了的、雖是本質的卻不是主導的因素。我們的自然科學的極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宇宙，而在我們的宇宙以外的無限多的宇宙，是我們認識自然界所用不著的。的確，幾百萬個太陽中只有壹個太陽和這個太陽系，才是我們的天文學研究的根本的立足點。就地球上的力學、物理學和化學來說，我們是或多或少地局限於這個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機體科學來說，則完全局限於這個地球。但是，這對於現象的實際上無限的多樣性和對於認識自然界來說，並沒有實質性損害，正如對於歷史來說，同樣地並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於比較短促的時間和地球上的壹小部分地區，也沒有什麼實質性損害。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01—502頁。

傑瑞米柯賓

三　唯物史觀是指引歷史學成為科學的可靠指南

      壹)唯壹科學的歷史觀

　　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壹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2]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壹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這種觀點表明:歷史不是作為“源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3]中而告終的，歷史的每壹階段都遇到壹定的物質結果，壹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壹代傳給後壹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壹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壹代所改變，但另壹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壹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壹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每個個人和每壹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加以神化並與之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盡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壹者”的身份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幹擾。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壹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壹方面還沒有壹定的生產力，另壹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迄今為止的壹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這壹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進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因此，歷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於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因此，這種歷史觀只能在歷史上看到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壹般理論的鬥爭，而且在每次描述某壹歷史時代的時候，它都不得不贊同這壹時代的幻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我們從上面所闡述的歷史觀中還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 1)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與此同時還產生了壹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壹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於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壹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個階級構成了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意識，這種意識當然也可以在其他階級中形成，只要它們認識到這個階級的狀況； ( 2)那些使壹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條件，是社會的壹定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這個階級的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壹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表現，因此壹切革命鬥爭都是針對在此以前實行統治的階級的[4]； ( 3)迄今為止的壹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壹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5]，並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因為完成這個革命的是這樣壹個階級，它在社會上已經不算是壹個階級，它已經不被承認是壹個階級，它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壹切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 ( 4)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壹切陳舊的骯臟的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2—543頁。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的壹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盡管另壹方面它對外仍必須作為民族起作用，對內仍必須組成為國家。“市民社會”這壹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市民社會[7]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壹名稱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壹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583頁。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壹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 [8]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壹種征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系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7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頁。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壹個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壹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於馬克思壹個人的。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頁。

　　德國的唯物史觀是以壹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壹切歷史事件和觀念，壹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0頁。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壹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相互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壹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壹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壹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把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了出來，使它成為辯證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壹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壹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壹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壹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壹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壹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這樣壹來，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壹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壹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頁。

　　我在英語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壹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我希望英國的體面人物[10]不至於過分感到吃驚。這種觀點認為，壹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 1892年4 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8—509頁。

　　

　　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證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壹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但是，問題在於:壹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壹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壹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壹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因為以往的批判主要是針對有害的後果，而不是針對事物的進程本身。這已經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兩個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壹切細節和聯系作進壹步的探討。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0頁。

　　在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於科學史冊的許多重要發現中，這裏我們只能談兩點。

　　第壹點就是他在整個世界觀上實現了變革。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壹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找，並且在壹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可是，人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是什麼——關於這壹點，沒有人發問過。只有在法國歷史編纂學家和部分英國歷史編纂學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了壹種信念，認為至少從中世紀起，歐洲歷史的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為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同封建貴族所作的鬥爭。現在馬克思則證明，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復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又是由於什麼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當時存在的基本的物質條件，即各個時代社會借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靠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農民公社的經濟，這種經濟自己生產幾乎所有必需品，幾乎不進行交換。農民公社由好戰的貴族保護它們不受外敵侵害並使它們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聯系。當城市產生，而獨立的手工業和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上的商業交往也隨之產生的時候，城市資產階級就發展起來了，這個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在封建制度內同樣躋身於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著15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發現，資產階級得到了壹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從而也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壹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經具有工廠性質的工場手工業所排擠，工場手工業又被大工業所排擠，而這種大工業是由於前壹世紀的各種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汽機的發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業又反過來影響商業，它在落後國家裏排擠舊式手工勞動，在比較發達的國家裏，創造出現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輪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雖然它在長時期內還被排除於政權之外，政權仍然操縱在貴族和靠貴族支持的王權手裏。但到了壹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起——它把政權也奪到手了，於是它對於無產階級和小農說來就成了統治階級。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充分認識了該階段社會經濟狀況(而我們那些專業歷史編纂學家當然完全沒有這種認識)的條件下，壹切歷史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同樣，每壹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壹時期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來說明。歷史破天荒第壹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壹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壹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於獲得了承認。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7—459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壹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壹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壹個民族或壹個時代的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壹生中能有這樣兩個發現，該是很夠了。即使只能作出壹個這樣的發現，也已經是幸福的了。但是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壹個領域，甚至在數學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這樣的領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壹個領域他都不是淺嘗輒止。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1—602頁。

傑瑞米柯賓

三)實踐與理論的關系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壹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就是說，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壹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國思想的要求和德國現實對這些要求的回答之間有驚人的不壹致，與此相應，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以及和市民社會本身之間是否會有同樣的不壹致呢?理論需要是否會直接成為實踐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3頁。

　　德國工人同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有兩大優越之處。第壹，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麼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壹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創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麼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深入他們的血肉。這個優越之處無比重大，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壹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在各個行業中有很好的組織，但是發展得非常緩慢，其主要原因之壹就是對於壹切理論的漠視；另壹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由於受初始形態的蒲魯東主義的影響而產生謬誤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於受經巴枯寧進壹步漫畫化的蒲魯東主義的影響而產生謬誤和迷惘。

　　第二個優越之處，就是德國工人參加工人運動，從時間上來說，差不多是最遲的。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個人的肩上的。雖然這三個人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質，但他們終究是屬於壹切時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真理。同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壹樣，德國的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當忘記，它是站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的肩上發展起來的，它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的榜樣，如果沒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予的那種巨大的推動，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麼境地呢

　　必須承認，德國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處。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壹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系，有計劃地推進。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也正是由於這種可以說是集中的攻擊。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2版序言的補充( 1874年7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7—218頁。

　　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壹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7頁。

　　要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壹塹，長壹智”。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四)人類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發現

　　我所得到的， 並且壹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 可以簡要地表述如
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
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
的經濟結構，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
的現實基礎。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不
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 相反， 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社會的物質生
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 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
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 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勢變成生產力的桎梏。 那
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 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
生變革。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 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壹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
所發生的物質的、 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 壹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
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 政治的、 宗教的、 藝術的或哲學的， 簡言之， 意識形態的
形式。 我們判斷壹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 同樣， 我們判斷這樣壹個變革時代
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 相反， 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 從社會生產力和生
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 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 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
出來以前， 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 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
胞裏成熟以前， 是決不會出現的。 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因為只要仔
細考察就可以發現， 任務本身， 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
中的時候， 才會產生。 大體說來， 亞細亞的、 古希臘羅馬的、 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
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
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 這裏所說的對抗， 不是指個人的對抗， 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
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 但是， 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胞胎裏發展的生產力， 同時又創造著解決
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 因此， 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下面這個原理，不僅對於經濟學，而且對於壹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壹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歷史上出現的壹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壹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壹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壹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個原理非常簡單，它對於沒有被唯心主義的欺騙束縛住的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個事實不僅對於理論，而且對於實踐都是最革命的結論。“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勢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胞胎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 [7]由此可見，只要進壹步發揮我們的唯物主義觀點，並且把它應用於現時代，壹個強大的、壹切時代中最強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面前。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壹分冊〉》( 1859車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598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壹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壹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壹個民族或壹個時代的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1頁。

傑瑞米柯賓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壹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因此，第壹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當然，我們在這裏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2]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頁。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壹切人類生存的第壹個前提，也就是壹切歷史的第壹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4]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壹些東西。因此第壹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壹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裏被歸結為像壹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5]它仍然必須以生產這根棍子的活動為前提。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必須註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未擁有過壹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盡管對這壹事實同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是因為他們受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但畢竟作了壹些為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次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1頁。

　　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壹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壹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519頁。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頁。

　　這些前提在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壹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壹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壹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使他成為壹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壹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壹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壹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壹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壹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M—2］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壹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像許多個人不在壹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壹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18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裏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壹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壹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系的起源作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麼亞當或普羅米修斯已經有了現成的想法，後來這種想法就被實行了，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詞濫調更加枯燥無味的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質生產的基礎，也是他進行的其他各種生產的基礎。因此，所有對人這個生產主體發生影響的情況，都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變人的各種職能和活動，從而也會改變人作為物質財富、商品的創造者所執行的各種職能和活動。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證明，所有人的關系和職能，不管它們以什麼形式和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都會影響物質生產，並對物質生產發生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00頁。

　　二)唯物史觀是實踐唯物主義

　　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它“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壹切，擁有這壹切並且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仿佛歷史是壹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

　　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我們看到，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只是在社會狀態中才失去它們彼此間的對立，從而失去它們作為這樣的對立面的存在；我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做理論的任務。——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2頁。

　　從前的壹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汙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頁。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壹致，只能被看做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頁。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頁。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 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壹個理論的問題，而是壹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壹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馬克思:《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頁。

　　有壹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壹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壹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壹部分淩駕於社會之上。(例如，羅伯特·歐文那裏就是如此。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壹致，只能被看做是並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

　　馬克思:《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4頁。

　　他［指費爾巴哈——編者註］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壹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壹代都立足於前壹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壹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甚至連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於社會發展、由於工業和商業交往才提供給他的。大家知道，櫻桃樹和幾乎所有的果樹壹樣，只是在幾個世紀以前由於商業才移植到我們這個地區。由此可見，櫻桃樹只是由於壹定的社會在壹定時期的這種活動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確定性”所感知。

　　……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壹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裏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壹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529頁。

　　“施蒂納”在此認為，那些使社會革命化並把生產關系和交往形式置於新的基礎之上，即置於作為新人的他們自己、他們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共產主義無產者，依然是“舊人”。這些無產者的不懈的宣傳，他們每天彼此之間進行的討論，都充分地證明他們本身是多麼不願再做“舊人”以及他們是多麼不願人們再做“舊人”。只有當他們和桑喬壹起“在自身中尋找過錯”的時候，他們才會依然是“舊人”；但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變了環境，他們才會不再是“舊人”，因此他們壹有機會就堅決地去改變這種環境。在革命活動中，在改造環境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4頁。

　　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傑瑞米柯賓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壹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29]在他們看來，壹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壹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容易理解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壹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

　　形而上學的考察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壹次遲早都要達到壹個界限，壹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壹個壹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540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頁。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做壹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余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據的。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壹個事物是什麼，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做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壹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頁。

　　但是，此外，還有其他壹些哲學家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認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學家中，休謨和康德就屬於這壹類，而他們在哲學的發展上是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的。對駁斥這壹觀點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凡是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所能說的，黑格爾都已經說了；費爾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義的東西，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機智的。對這些以及其他壹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

　　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壹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並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壹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9頁。

　　在從笛卡兒到黑格爾和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這壹長時期內，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在唯物主義者那裏，這已經是壹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義體系也越來越加進了唯物主義的內容，力圖用泛神論來調和精神和物質的對立；因此，歸根到底，黑格爾的體系只是壹種就方法和內容來說唯心主義地倒置過來的唯物主義。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頁。

　　費爾巴哈在這裏把唯物主義這種建立在對物質和精神關系的特定理解上的壹般世界觀同這壹世界觀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即18世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為壹談了。不僅如此，他還把唯物主義同它的壹種膚淺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為壹談，18世紀的唯物主義現在就以這種形式繼續存在於自然科學家和醫生的頭腦中，並且被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在50年代拿著到處叫賣。但是，像唯心主義壹樣，唯物主義也經歷了壹系列的發展階段。甚至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壹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後，壹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裏開辟出來了。

　　上壹世紀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唯物主義，因為那時在所有自然科學中只有力學，而且只有固體(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學，簡言之，即重力的力學，達到了某種完善的地步。化學剛剛處於幼稚的燃素說的形態中。生物學尚在繈褓中；對植物和動物的機體只作過粗淺的研究，並用純粹機械的原因來解釋；正如在笛卡兒看來動物是機器壹樣，在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是機器。僅僅運用力學的尺度來衡量化學性質的和有機性質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力學定律雖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較高的定律排擠到次要地位)，這是法國古典唯物主義的壹個特有的，但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壹種過程，理解為壹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人們已經知道，自然界處在永恒的運動中。但是根據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是永遠繞著壹個圓圈旋轉，因而始終不會前進；它總是產生同壹結果。這種想法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陽系起源理論剛剛提出，而且還只是被看做純粹的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完全沒有人知道，而關於現今的生物是由簡單到復雜的長期發展過程的看法，當時還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提出來。因此，對自然界的非歷史觀點是不可避免的。根據這壹點大可不必去責備18世紀的哲學家，因為連黑格爾也有這種觀點。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只是觀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時間上發展，只能在空間擴展自己的多樣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壹切發展階段同時地、並列地展示出來，並且註定永遠重復始終是同壹的過程。黑格爾把發展是在空間以內，但在時間(這是壹切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生的這種謬論強加於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質學、胚胎學、植物和動物生理學以及有機化學都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在這些新科學的基礎上到處都出現了對後來的進化論的天才預想(例如歌德和拉馬克)的時候。但是，體系要求這樣，於是，方法為了迎合體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這種非歷史觀點也表現在歷史領域中。在這裏，反對中世紀殘余的鬥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蠻狀態造成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裏壹個挨著壹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紀和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壹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壹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壹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1—283頁。

　　可是愛啊!——真的，在費爾巴哈那裏，愛隨時隨地都是壹個創造奇跡的神，可以幫助克服實際生活中的壹切困難——而且這是在壹個分裂為利益直接對立的階級的社會裏。

　　這樣壹來，他的哲學中的最後壹點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壹個老調子:彼此相愛吧不分性別、不分等級地互相擁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簡單扼要地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它的壹切前驅者壹樣的。它是為壹切時代、壹切民族、壹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壹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壹個階級，甚至每壹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並且，只要它能破壞這種道德而不受懲罰，它就加以破壞。

　　而本應把壹切人都聯合起來的愛，則表現在戰爭、爭吵、訴訟、家庭糾紛、離婚以及壹些人對另壹些人的盡可能的剝削中。

　　但是，費爾巴哈所提供的強大推動力怎麼能對他本人毫無結果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極端憎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他緊緊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裏，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話。無論關於現實的自然界或關於現實的人，他都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確定的東西。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考察。而費爾巴哈反對這樣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對他來說只意味著和現實世界最後分離，意味著退入孤寂的生活。在這方面，主要又要歸咎於德國的狀況，這種狀況使他落得這種悲慘的結局。

　　但是，費爾巴哈沒有走的壹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壹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4—295頁。

　　

　　六)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見，壹切禍害都只在工人們的“思維”中。而事實是，英國和法國的工人成立了各種聯合會，在這些聯合會中，工人們彼此談論的話題不僅有他們作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們作為人的各種需要，此外，在這些聯合會中，他們表現出了對從他們的合作中所產生的那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認識。但是，這些群眾的共產主義的工人，例如在曼徹斯特和裏昂的工場中做工的人，並不認為用“純粹的思維”就能夠擺脫自己的企業主和他們自己實際的屈辱地位。他們非常痛苦地感覺到存在和思維之間、意識和生活之間的差別。他們知道，財產、資本、金錢、雇傭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決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異化的十分實際、十分具體的產物，因此，也必須用實際的和具體的方式來消滅它們，以便使人不僅能在思維中、在意識中，而且也能在群眾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為人。而批判的批判卻相反，它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中消除了雇傭勞動的想法，只要他們在思想上不再認為自己是雇傭工人，並且按照這種極其豐富的想象，不再為他們個人而索取報酬，那麼他們在現實中就不再是雇傭工人了。從這以後，作為絕對的唯心主義者，作為以太般的生物，他們自然就可以靠純粹思維的以太來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上征服了資本這個範疇，他們也就消除了現實的資本；只要他們在意識中改變自己的“抽象的我”，並把現實地改變自己的現實存在、改變自己存在的現實條件，即改變自己的現實的“我”的任何行動當做非批判的行為輕蔑地加以拒絕，他們就會現實地發生變化並使自己成為現實的人。這種“精神”既然把現實只看做壹些範疇，它自然也就把人的壹切活動和實踐統統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辯證思維過程。批判的批判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同群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也就在這裏。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274頁。

　　二　唯物史觀現實前提的揭示和歷史發展規律的發現

      壹)唯物史觀的現實前提

　　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裏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壹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壹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做是有生命的個人。後壹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做是他們的意識。

　　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壹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壹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