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傑瑞米柯賓

因此，這裏顯露出兩個事實。第壹，生產力表現為壹種完全不依賴於各個人並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壹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壹方面是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好像具有壹種物的形式，並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壹個時期，生產力都沒有采取過這種對於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無關緊要的形式，因為他們的交往本身還是受限制的。

　　另壹方面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壹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生聯系。

　　他們同生產力並同他們自身的存在還保持著的唯壹聯系，即勞動，在他們那裏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而在以前各個時期，自主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是分開的，這是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人承擔的，同時，物質生活的生產由於各個人本身的局限性還被認為是自主活動的從屬形式，而現在它們竟互相分離到這般地步，以致物質生活壹般都表現為目的，而這種物質生活的生產即勞動（勞動現在是自主活動的唯壹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動的否定形式）則表現為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在經濟學家看來，商品的生產費用由以下三個要素組成：生產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資本及其利潤，生產和加工所需要的勞動的報酬。但人們立即就發現，資本和勞動是同壹個東西，因為經濟學家自己就承認資本是“積蓄的勞動”。這樣，我們這裏剩下的就只有兩個方面，自然的、客觀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觀的方面即勞動。勞動包括資本，並且除資本之外還包括經濟學家沒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簡單勞動這壹肉體要素以外的發明和思想這壹精神要素。經濟學家與發明的精神有什麼關系呢？難道沒有他參與的壹切發明就不會落到他手裏嗎？有哪壹件發明曾經使他花費過什麼？因此，他在計算他的生產費用時為什麼要為這些發明操心呢？在他看來，財富的條件就是土地、資本、勞動，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需要。科學是與他無關的。盡管科學通過貝托萊、戴維、李比希、瓦特、卡特賴特等人送了許多禮物給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產都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這與他有何相幹呢？他不懂得重視這些東西，科學的進步超出了他的計算。但是，在壹個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經濟學家那裏發生的那樣——的合理狀態下，精神要素自然會列入生產要素，並且會在經濟學家的生產費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時，我們自然會滿意地看到，扶植科學的工作也在物質上得到報償，會看到，僅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機這樣壹項科學成果，在它存在的頭50年中給世界帶來的東西就比世界從壹開始為扶植科學所付出的代價還要多。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頁。

　　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產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動。土地無人施肥就會荒蕪，成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動的首要條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們看到，人的活動又怎樣分解為勞動和資本，這兩方面怎樣彼此敵視。這樣，我們已經看到的是這三種要素的彼此鬥爭，而不是它們的相互支持；現在，我們還看到私有制使這三種要素中的每壹種都分裂。壹塊土地與另壹塊土地對立，壹個資本與另壹個資本對立，壹個勞動力與另壹個勞動力對立。換句話說，因為私有制把每壹個人隔離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狀態中，又因為每個人和他周圍的人有同樣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敵視土地占有者，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敵對狀態中，正是由於利益的相同，人類目前的不道德已經達到極點，而這個極點就是競爭。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73頁。

　　（三）勞動力

　　可見，看起來好像是資本家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是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但這只是假象。實際上，他們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的東西，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以壹天、壹星期、壹個月等等為期購買這個勞動力。他在購買勞動力以後使用這個勞動力，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資本家用以購買工人勞動力的那個貨幣量，比如說兩馬克，也可以買到兩磅糖或壹定數量的其他某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馬克，就是兩磅糖的價格。他用以購買12小時的勞動力的使用的兩馬克，就是12小時勞動的價格。可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和砂糖壹模壹樣的商品。前者是用鐘點來計量的，後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去換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換得貨幣，並且這種交換是按壹定的比例進行的。壹定量的貨幣交換壹定量的勞動力的使用時間。織布工人的12小時勞動交換兩馬克。但是，難道這兩馬克不是代表其他壹切可以用兩馬克買到的商品嗎？可見，實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並且是按壹定的比例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兩馬克，就是為交換他的工作日而付給了他壹定量的肉，壹定量的衣服，壹定量的劈柴，壹定量的燈光，等等。可見，這兩馬克是表現勞動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即表現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商品通過貨幣來估價的交換價值，也就稱為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只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的特種名稱，是只能存在於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價格的特種名稱。

　　……

　　可見，勞動力的表現即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壹種手段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壹部分；相反，對於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壹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工人為自己生產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從金礦裏開采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樓大廈。他為自己生產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樓大廈對於他都變成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變成棉布上衣，變成銅幣，變成某處地窖的住所了。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3—716頁。

　　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工資的波動壹般是和商品價格的波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這壹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麼，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麼呢？

　　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並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壹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越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越少，他的勞動的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越低。在那些幾乎不需要任何訓練時間，只要有工人的肉體存在就行的產業部門裏，為制造工人所需要的生產費用，幾乎只歸結為維持工人的具有勞動能力的生命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

　　……

　　總之，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這種最低工資額，也和商品價格壹般由生產費用決定壹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千百萬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範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2—723頁。

　　壹些商品即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究竟是怎樣成為資本的呢？

　　它成為資本，是由於它作為壹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壹種屬於社會壹部分的力量，通過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而保存並增大自身。除勞動能力以外壹無所有的階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

　　……

　　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裏得到壹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

　　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有什麼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可是，如果我不把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我的生活的這段時間用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我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麼，只要我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我來說就會永遠消失。但是，工人為了交換已經得到的生活資料，正是把這種貴重的再生產力量讓給了資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這種力量。

　　……

　　工資的顯著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壹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729頁。

　　究竟什麼是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壹般規律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份額即利潤越增加，則勞動的份額即日工資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頁。

　　顯而易見，當壹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壹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同其他任何法郎壹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已經先以自己的勞動同資本進行了交換。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壹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麼他在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於證明當壹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1頁。

　　依照概念來說，地租和資本利潤是工資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現實中，工資是土地和資本讓工人得到的壹種扣除，是從勞動產品中讓給工人、讓給勞動的東西。

　　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壓迫特別沉重是由於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壹般壓迫則是由於社會狀況。

　　而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

　　社會的最富裕狀態，這個大致還是可以實現並且至少是國民經濟學和市民社會的目的的理想，對工人來說卻是持續不變的貧困。

　　不言而喻，國民經濟學把無產者即既無資本又無地租，全靠勞動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勞動為生的人，僅僅當做工人來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這樣壹個論點：工人完全像每壹匹馬壹樣，只應得到維持勞動所必需的東西。國民經濟學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工人，不把工人作為人來考察，卻把這種考察交給刑事司法、醫生、宗教、統計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頁。

　　勞動是生產的主要要素，是“財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動，但很少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正如資本已經同勞動分開壹樣，現在勞動又再度分裂了；勞動的產物以工資的形式與勞動相對立，它與勞動分開，並且通常又由競爭決定，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沒有壹個固定的尺度來確定勞動在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們消滅了私有制，這種反常的分離就會消失；勞動就會成為它自己的報酬，而以前被讓渡的工資的真正意義，即勞動對於確定物品的生產費用的意義，也就會清清楚楚地顯示出來。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頁。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然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壹點。這是馬爾薩斯應當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考察必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只選出壹個事實，對其他事實不予考慮，因而得出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業手段混為壹談。人口總是威脅著就業手段，有多少人能夠就業，就有多少人出生，簡言之，勞動力的產生迄今為止由競爭的規律來調節，因而也同樣要經受周期性的危機和波動，這是事實，確定這壹事實是馬爾薩斯的功績。然而，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由於機器力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這是僅就其最終結果而言；而生活資料，只要生產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壹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使資本加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壓垮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競爭者。對於這少數人來說，早年的那種小規模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無意義，而且成了大展宏圖的嚴重障礙。這樣，至少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因為在次要的工業部門中根本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弊端。這樣壹來，下面這個重大的基本事實就越來越明顯了：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工人為取得每天的壹定數目的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不多的幾小時工作之後，他就把這筆工資的價值再生產出來了。但是，他的勞動合同卻規定，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幾個小時，才算完成壹個工作日。工人用這個附加的幾個小時剩余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不破費資本家壹文錢，但仍然落入資本家的腰包。這就是這樣壹個制度的基礎，這個制度使文明社會越來越分裂，壹方面是壹小撮路特希爾德們和萬德比爾特們，他們是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壹方面是廣大的雇傭工人，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壹無所有。產生這個結果的，並不是這個或那個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這個事實目前已經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十分鮮明地顯示出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8頁。

　　但是，談到廣大工人群眾，他們的窮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況現在至少和過去壹樣嚴重。倫敦的東頭是壹個日益擴大的泥塘，在失業時期那裏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饑餓，在有工作做的時候又到處是肉體和精神的墮落。在其他壹切大城市裏也是壹樣，只有享有特權的少數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地區情況也是這樣。壹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壹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像自動機器壹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著作用，用它們的輪子碾壓著工人。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5頁。

傑瑞米柯賓

勞動和其他任何商品壹樣，也是壹種商品，因此，勞動的價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壹樣，也是由同樣的規律決定的。正像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在大工業或自由競爭的統治下，情形都壹樣，商品的價格平均總是和這種商品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的價格也是和勞動的生產費用相等的。而勞動的生產費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夠維持他們的勞動能力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滅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工人的勞動所得不會比為了這壹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將是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額。但是，因為工商業有時蕭條有時興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有多有少壹樣。如果把工商業繁榮期和蕭條期平均起來，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既不多於他的生產費用，也不少於他的生產費用，同樣，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會多於這個最低數額，也不會少於這個最低數額。大工業越是在所有勞動部門占統治地位，工資的這壹經濟規律體現得就越充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頁。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工業實踐方面因襲了工廠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廠主所購買和償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勞動。這壹看法對於工廠主進行營業、記賬和計算價格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可是，把這個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就在那裏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謬誤和混亂。

　　恩格斯：《〈雇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2頁。

　　經濟學家所看做“勞動”生產費用的，並不是勞動的生產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而這個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勞動。馬克思說：“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因此，他最多只能出賣他自己的未來的勞動，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擔在壹定時間內完成壹定工作的義務。但是，這樣他就不是出賣勞動（這勞動還有待去完成），而是為了獲得壹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壹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為完成壹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可是，這個勞動力是同工人本身長在壹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產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壹致的；那些被經濟學家稱為勞動生產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因而也就是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這樣壹來，我們就能從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進而談到勞動力的價值，並確定為生產壹定質量的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馬克思在論勞動力買賣的那壹節裏也就是這樣做的（《資本論》第壹卷第四章第3節）。

　　恩格斯：《〈雇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6—707頁。

　　（四）雇傭勞動

　　的確，私有財產在自己的國民經濟運動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財產只有通過不以它為轉移的、不自覺的、同它的意誌相違背的、為事物的本性所決定的發展，只有當私有財產造成作為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造成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貧困的那種貧困，造成意識到自己的非人化從而自己消滅自己的那種非人化時，才能做到這壹點。無產階級執行著雇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判決，同樣，它也執行著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著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頁。

　　蒲魯東最先提醒人們註意，付給單個工人的工資的總和，即使在每壹單個人的勞動都完全得到了報酬的情況下，也還是不足以償付物化在大家的產品中的集體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為集體勞動力的壹部分被雇用的。埃德加先生把這個思想牽強附會成了工人無非是單個的被雇用的人。這樣，批判的批判就利用蒲魯東的總的思想去反對同壹個蒲魯東對同壹個思想所作的進壹步的具體發揮。它用批判的方式奪過了這個思想，並在下面這段話中道出了批判的社會主義的秘密：

　　“當今工人的思維只顧及自己，也就是說，他只是為他個人而索取報酬。正是工人自己不考慮他在同其他力量合作中所產生的那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假如問工人們：“妳們的工資是多少？”那麼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做壹天工從我的雇主那裏得到壹馬克”；另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得到兩馬克”，等等。由於他們隸屬的勞動部門不同，他們每壹個人因做了壹定的工作（比如，織成壹尺麻布或排好壹個印張的字）而從各自的雇主那裏得到的貨幣數量也不同。盡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數量不同，但是有壹點是壹致的：工資是資本家為壹定的勞動時間或壹定的勞動付出而償付的壹筆貨幣。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2—713頁。

　　勞動力並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並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出賣自己的勞務壹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壹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壹個所有者手裏轉到另壹個所有者手裏。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壹部分勞動力。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裏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並且是零碎地出賣。他日復壹日地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某個所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卻屬於這些時間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雇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資本家不能再從工人身上獲得利益或者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壹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壹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壹個雇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中間尋找壹個買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6—717頁。

　　資本只有同勞動力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力的產生，才能增加。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產者及其經濟學家們斷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千真萬確呵！如果資本家不雇用工人，工人就會滅亡。如果資本不剝削勞動力，資本就會滅亡，而要剝削勞動力，資本就得購買勞動力。投入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越快，從而產業越繁榮，資產階級越發財，生意越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賣自己的價格也就越高。

　　原來，生產資本的盡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強過活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權力的增加，就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傭勞動生產著對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產著同它敵對的權力——資本，而它從這種敵對權力那裏取得就業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雇傭勞動又會變成的壹部分，又會變成再壹次把資本投入加速增長運動的杠桿為條件的。

　　斷言資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和雇傭勞動是同壹種關系的兩個方面罷了。壹個方面制約著另壹個方面，就如同高利貸者和揮霍者相互制約壹樣。

　　只要雇傭工人仍然是雇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於資本。這就是壹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7—728頁。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的價格同樣迅速下降、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實際工資同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同時增加，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以同壹比例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

　　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麼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所以，壹方面工人的收入隨著資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壹方面橫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會鴻溝也同時擴大，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著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迅速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這樣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盡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產者的利益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4—735頁。

　　如果說資本增長得迅速，那麼工人之間的競爭就增長得更迅速無比，就是說，資本增長得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盡管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長對雇傭勞動卻是最有利的條件。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743頁。

　　隨著經濟學家設定的前提即自由貿易得到實現，變為事實，勞動商品的這壹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得到了證實。因此，二者必居其壹：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這壹前提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承認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勢必要受到經濟規律嚴酷無情的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壹些仍然阻礙著資本自由發展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立，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難以理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6—757頁。

　　同樣，工資是在另壹個項目中被考察的雇傭勞動力：在雇傭勞動的場合勞動作為生產要素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工資的場合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麼，勞動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的分配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土地壹般，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勞動壹般壹樣。所以，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壹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這完全是幻覺。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頁。

　　但是，這些簡單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是有壹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例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占有開始，把占有看做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系，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系這些具體得多的關系之前，占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存在著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的家庭和部落整體，這倒是對的。所以，同所有權相比，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疇，表現為比較簡單的家庭團體或部落團體的關系。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壹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系。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系的比較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有壹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並不是法的關系。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壹些關系的表現，在這些關系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系或關系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做壹種從屬關系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傭勞動等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壹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壹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壹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以壹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頁。

　　顯然，應當以這樣來分篇：（1）壹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壹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闡述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的相互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的）。（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用信用。人口。殖民地。

　　向國外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入和輸出。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傑瑞米柯賓

產品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商品內在的貨幣屬性；商品的這個貨幣屬性作為貨幣同商品相脫離，取得了壹個同壹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離的壹般社會存在；產品對作為交換價值的自身的關系，成為產品對同它並存的貨幣關系，或者說，成為壹切產品對在它們全體之外存在的貨幣的關系。正像產品的實際交換產生產品的交換價值壹樣，產品的交換價值產生貨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因此，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在這裏就像貨幣和商品的關系壹樣；如果說壹方是財富的壹般形式，那麼，另壹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費為目的的實體。但是，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壹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來為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因而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而在這種發展狀況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這是因為壹種歷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見，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只有當資本本身成了這種生產力本身發展的限制時，資本才不再是這樣的關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70頁。

　　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並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就像當奴隸覺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財產，覺悟到他是壹個人的時候，奴隸制度就只能人為地茍延殘喘，而不能繼續作為生產的基礎壹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頁。

　　對象化勞動同活勞動相交換，壹方面還不構成資本，另壹方面也還不構成雇傭勞動。

　　整個所謂的服務階級，從擦皮鞋的到國王，都屬於這個範疇，不論在東方公社，還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組成的西方公社，凡是這些組織由於人口增長、戰俘釋放、各種偶然性造成個人貧窮和喪失獨立勞動的客觀條件，以及由於分工等原因，而分解為壹些單個要素的地方，我們到處都可零散地見到自由的短工，他們也屬於上述範疇。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4頁。

　　在貨幣同勞動或服務相交換以便用於直接消費的情況下，所發生的總是現實的交換。

　　雙方交換壹定的勞動量，這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使雙方能夠互相衡量勞動的特殊效用形式。這只涉及交換的形式，而不構成其內容。在資本同勞動相交換的情況下，價值不是兩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尺度，而是交換的內容本身。

　　……

　　為了把資本同雇傭勞動的關系表述為所有權的關系或規律，我們只需要把雙方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行為表述為占有的過程。例如，剩余勞動變為資本的剩余價值，這壹點意味著：工人並不占有他自己勞動的產品，這個產品對他來說表現為他人的財產，反過來說，他人的勞動表現為資本的財產。資產階級所有權的這第二條規律是第壹條規律轉變來的，並通過繼承權等等長期存在下去，不受單個資本家的易逝性的影響；它同第壹條規律壹樣被承認為規律。第壹條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同壹性；第二條是勞動表現為被否定的所有權，或者說，所有權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異己性的否定。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9—120頁。

　　蒲魯東先生稱之為財產——他所理解的財產正是指土地財產——的非經濟起源的那種東西，就是個人對勞動的客觀條件的，首先是對勞動的自然客觀條件的資產階級以前的關系，因為，正像勞動的主體是自然的個人，是自然存在壹樣，他的勞動的第壹個客觀條件表現為自然、土地、表現為他的無機體；他本身不但是有機體，而且還是這種作為主體的無機自然。這種條件不是他的產物，而是預先存在的；作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8頁。

　　如果不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看做已經成為決定性的、支配整個生產的關系，[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雇傭勞動的條件而預先存在的資本，就是雇傭勞動自身的產物，並作為雇傭勞動的條件被雇傭勞動本身當作前提，它作為雇傭勞動本身的前提是由雇傭勞動本身創造出來的。]而是看做正在歷史地形成的關系，也就是說，如果是考察貨幣向資本的最初轉化，考察壹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資本與另壹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自由工人之間的交換過程，那麼，自然會得出為經濟學家們所津津樂道的簡單結論：作為資本而出現的壹方，必定擁有原料、勞動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產期間直到生產完成以前能夠維持生活的生活資料。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方式，在歷史上往往非常明顯地表現成這樣：例如商人讓許多以前以農村副業的形式從事紡織的織工和紡工為他勞動，把他們的副業變成他們的本業。這樣，商人就掌握了他們，並把他們變成了受他支配的雇傭工人。後來他們又必須離開家鄉，聯合在壹個作坊裏——這是第二步。很明顯，在這個簡單的過程中，商人既沒有為織工和紡工預備原料，也沒有為他們預備工具、生活資料。商人所做的壹切，只是逐漸把他們限制在這樣壹種勞動之內，這種勞動使他們依賴於出售，依賴於買者，依賴於商人，最終他們就只是為他而生產，並通過他而生產。最初，商人只是通過購買他們的產品來購買他們的勞動；壹旦他們只限於生產這種交換價值，從而必須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全部用來換取貨幣，才有可能繼續生存，這時他們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最後就連他們好像是把產品出賣給商人的那種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購買他們的勞動，並且先是剝奪他們對產品的所有權，很快又剝奪對勞動工具的所有權，或者是為了減低商人自己的生產費用而把勞動工具留給他們作為徒有其名的財產。

　　在原始的歷史形式中，資本起初零散地或在個別地方出現，與舊的生產方式並存，但逐漸地到處破壞舊的生產方式。屬於這種原始的歷史形式的，壹方面，是本來意義上的手工工場（還不是工廠）。手工工場產生在為出口、為國外市場而大批生產的地方，也就是說以大宗海陸貿易為基礎，產生在貿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弗蘭德和荷蘭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羅納等等。工場手工業最初並沒有侵入所謂城市工商業，而是侵入農村副業，如紡和織，即最少需要行會技巧、技藝訓練的那種勞動。

　　除那些大的貿易中心地以外——在這些地方，工場手工業的基礎是國外市場，因而可以說生產自然而然以交換價值為目標，也就是說，是直接與航海有關的手工工場、造船業本身等等——，除這些大的貿易中心地以外，工場手工業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鄉村中，建立在沒有行會等等的農村中。農村副業包含著工場手工業的廣闊基礎，而城市工商業為了能夠按照工廠方式經營，則要求生產的高度發展。包含著這種基礎的，還有這樣壹些生產部門，如玻璃廠、金屬加工廠、鋸木廠等等，它們壹開始就都要求勞動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產以及勞動資料等等的集中。造紙廠等等也是壹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4—165頁。

　　亞當·斯密的觀點是，勞動決不改變自己的價值，所謂不改變，是指壹定量的勞動對工人來說始終是壹定量的勞動，也就是說，在亞·斯密看來，始終是同樣數量的犧牲。不管我壹個勞動小時得到的報酬是多還是少——這取決於壹個勞動小時的生產率和其他種種情況——，我已勞動了壹小時。不管這壹個勞動小時的結果有什麼變化，我必須為我的勞動結果，為我的工資付出的東西，始終是同樣的壹個勞動小時。

　　……

　　物質生產的勞動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獲得這種性質：（1）勞動具有社會性；（2）這種勞動具有科學性，同時又是壹般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作為用壹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壹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這個主體不是以單純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壹切自然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3—174頁。

　　活勞動同對象化勞動的交換，即社會勞動確立為資本和雇傭勞動這二者對立的形式，是價值關系和以價值為基礎的生產的最後發展。這種發展的前提現在是而且始終是：直接勞動的時間的量，作為財富生產決定因素的已耗費的勞動量。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科學的壹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壹切科學的發展，本身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例如，農業將不過成為壹種物質變換的科學的應用，這種物質變換能加以最有利的調節以造福於整個社會體。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6頁。

　　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物的條件即對象化勞動，同活勞動相比必然增長——這其實是壹個同義反復的命題，因為，勞動生產力的增長無非是使用較少的直接勞動就能創造較多的產品，從而社會財富越來越表現為勞動本身創造的勞動條件——，這壹事實，從資本的觀點看來，不是社會活動的壹個要素（物化勞動）成為另壹個要素（主體的、活的勞動）的越來越龐大的軀體，而是（這對雇傭勞動是重要的）勞動的客觀條件對活勞動具有越來越巨大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就通過這些客觀條件的規模而表現出來），而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部分作為異己和統治的權力同勞動相對立，關鍵不在於對象化，而在於異化，外化，外在化，在於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歸巨大的對象[化]的權力所有，這種對象[化]的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做自身的壹個要素而置於同自己相對立的地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在這裏[在工場手工業的條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終是，生產壹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相對地減少了，因為勞動量減少了，或者說，同壹工人人數所生產的東西更多了（從而在擴大生產時對勞動的需求也相對減少了），但同時，為了造成生產力的這種相對提高，必須使用更多的工人。在這裏，可以覺察得到的和看得見的形式，是必要勞動時間的相對減少，而不是所使用勞動的絕對減少，因為，在這裏，基礎始終是活的工人和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這尤其是因為工場手工業正是在需要、進入交換的商品量和對外貿易（實際上是相對的世界市場）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時候出現的。因此，我們看到，工場手工業只是同手工業生產進行鬥爭，而決不是同雇傭勞動本身進行鬥爭，後者最初只是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才被廣泛采用（在城市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選》（1861年8月—1863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0頁。

　　因此，只要分工沒有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自由工人對於自身勞動能力和自己勞動活動的預示著較好工資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正像經常流入城市的農村過剩人口所表現出來的情況那樣）。如果說成年工人在某種程度上不能適應這種改變，那麼他認為新的壹代總是能適應這種變化的，新的正在成長的壹代工人往往是可以參加到新的勞動部門或特別繁榮的勞動部門中去並得到使用的。在雇傭勞動不受舊行會制度等殘余的束縛而得到最自由發展的北美，這種變動性，對勞動的特定內容和從壹個部門轉移到另壹個部門所持的完全無所謂的態度，也表現得特別明顯。因此，壹切美國著作家也都把這種變動性與奴隸勞動的單調的、傳統的性質的對立，強調為北方自由雇傭勞動不同於南方奴隸勞動的最大特征，因為奴隸勞動不是按照生產的需要而發生變化的，恰恰相反，它要求生產適應於壹經形成即因襲不變的勞動方式（見凱爾恩斯）。勞動的新方式的不斷形成，這種經常的變化——與此相應的是使用價值的多樣化，因而也是交換價值的現實發展——，從而整個社會中不斷發展的分工，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分工開始於這樣壹種自由的手工業方式的行會企業，在這種企業裏，分工不會因任何特定經營部門本身的固定化而受限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選》（1861年8月—1863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頁。

　　作為勞動的物的條件的東西即生產資料，和作為維持工人本人生活的物的條件的東西即生活資料，只有同雇傭勞動相對立才成為資本。資本不是物，正像貨幣不是物壹樣。在資本中也像在貨幣中壹樣，人們的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物對人的關系，或者說，壹定的社會關系表現為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當個人作為自由人彼此對立的時候，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剩余價值生產，沒有剩余價值生產也就沒有資本主義生產，從而也沒有資本，沒有資本家！資本和雇傭勞動（我們這樣稱呼出賣自己本身勞動能力的工人的勞動）只表現為同壹關系的兩個因素。如果貨幣不同被工人本身當做商品出賣的勞動能力相交換，它就不能成為資本。另壹方面，只有當勞動本身的物的條件作為自私的力量、作為他人的財產、作為自為存在和堅持獨立的價值，簡言之，作為資本，同勞動相對立的時候，勞動才能表現為雇傭勞動。因此，如果說從資本的物質方面來看，或從資本借以存在的使用價值方面來看，這種物的條件就必然作為異己的獨立力量，作為價值——對象化勞動——同勞動相對立，這種對象化的勞動把活勞動看做是保存和增大自己本身的單純手段。因此，雇傭勞動或薪金勞動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是勞動的壹種必要的社會形式，正像資本即自乘的價值是勞動的物的條件為了使勞動成為雇傭勞動所必須采取的必要的社會形式壹樣。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形成的必要條件，始終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經常的必要前提。因此，第壹個過程，即貨幣同勞動能力的交換，或勞動能力的出賣，雖然本身並不加入直接生產的過程，但是它加入整個關系的生產。

　　馬克思：《〈資本論（1863—1865年）手稿）〉摘選》（1863年8月—1865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5—486頁。

傑瑞米柯賓

從工人方面看：他的勞動力，只有在通過出賣而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時候，才可能從事生產活動。因此，在出賣之前，勞動力是和生產資料，和它的活動的物的條件相分離的。在這種分離狀態中，它既不能直接用來為它的所有者生產使用價值，也不能用來生產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夠依靠這種商品的出售而維持生活。但是，勞動力壹經出賣而和生產資料結合，它就同生產資料壹樣，成了它的買者的生產資本的壹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38頁。

　　俄國的地主，由於所謂農民解放，現在用雇傭工人代替從事強制勞動的農奴來經營農業，他們抱怨兩件事。第壹，抱怨貨幣資本不足。例如，他們說，在出售農產品以前，必須對雇傭工人支付較大數量的金額，而這時缺少的正是現今這個首要的條件。要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生產，必須經常備有專供支付工資用的貨幣形式的資本。……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種怨言，這就是：即使有了貨幣，還是不能隨時買到足夠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因為俄國的農業勞動者由於農村公社實行土地公有，還沒有完全和他們的生產資料相分離，從而還不是完全的“自由雇傭工人”。但是，後者的社會規模的存在，卻是G—W即貨幣轉化為商品能夠表現為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貨幣資本循環的公式，—W…P…—，才是資本循環的當然形式，因為它是以雇傭工人階級的社會規模的存在作為前提的。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不僅生產商品和剩余價值，它還再生產並且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再生產雇傭工人階級，把絕大多數直接生產者變為雇傭工人。因此，既然實現G—W…P…—這壹過程的首要前提是雇傭工人階級的經常存在，所以，這個公式已經包含生產資本形式的資本，從而也包含生產資本的循環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41頁。

　　—A。雇傭工人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過活。勞動力的維持，即工人自身的維持，要求每天進行消費。因此，必須每隔壹個較短的時期付給他壹次報酬，使他能夠反復進行為維持自身所需的各種購買，反復進行A—G—W或W—G—W行為。因此，資本家必須不斷作為貨幣資本家，他的資本必須不斷作為貨幣資本，和雇傭工人相對立。另壹方面，要使廣大的直接生產者，廣大的雇傭工人能完成A—G—W行為，必須不斷有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可買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們相對立。因此，這種情況要求產品作為商品的流通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從而商品生產也已經有了廣泛的規模。壹旦依靠雇傭勞動進行的生產普遍化，商品生產就必然成為生產的普遍形式。商品生產普遍化了，它又使社會的分工不斷增進，就是說，壹個資本家作為商品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專門化，互相補充的各個生產過程越來越分裂為獨立的生產過程。因此，G—A發展到什麼程度，G—也發展到什麼程度；就是說，生產資料的生產會按相同的規模，和那種用它們作生產資料的商品的生產相分離，於是生產資料會作為商品，和每壹個不生產生產資料但為自己的特定的生產過程而購買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者自己相對立。生產資料來自那些完全和他的生產部門分離的獨立經營的生產部門，作為商品進入他的生產部門，因而是必須購買的。商品生產的物的條件，會以越來越大的規模作為其他商品生產者的產品，作為商品，和他相對立。資本家也必須以相同的規模作為貨幣資本家出現，或者說，他的資本必須執行貨幣資本職能的規模將會擴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壹定的社會性質。它是壹種運動，是壹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又包含循環過程的三種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那些把價值的獨立化看做是單純抽象的人忘記了，產業資本的運動就是這種抽象的實現。在這裏，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因為我們在這裏研究的首先是單純的運動形式，所以對資本價值在它的循環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革命就不去考慮了；但是很明顯，盡管發生各種價值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只有在資本價值增殖時，也就是在它作為獨立化的價值進行它的循環過程時，因而只有在價值革命按某種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時，才能夠存在和繼續存在。資本的運動所以會表現為產業資本家個人的行動，是因為他作為商品和勞動的買者，作為商品的賣者和作為生產的資本家執行職能，因而通過他的活動來促成這種循環。如果社會資本的價值發生價值革命，他個人的資本就可能受到這壹個革命的損害而歸於滅亡，因為它已經不能適應這個價值運動的條件。價值革命越是尖銳，越是頻繁，獨立化的價值的那種自動的、以天然的自然過程的威力來發生作用的運動，就越是和資本家個人的先見和打算背道而馳，正常的生產過程就越是屈服於不正常的投機，單個資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險。因此，這些周期性的價值革命證實了它們似乎應該否定的東西，即證實了價值作為資本所經歷的、通過自身的運動而保持和加強的獨立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122頁。

　　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是作為生產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產，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發展中之所以越來越如此，只是因為在這裏，勞動本身表現為商品，因為工人出賣勞動，即他的勞動力的職能，並且如我們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產費用決定的它的價值出賣的。勞動越變為雇傭勞動，生產者就越變為產業資本家；因而，資本主義生產（從而商品生產）只有在直接的農業生產者也是雇傭工人的時候，才充分地表現出來。在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上，貨幣關系，買者和賣者的關系，成了生產本身所固有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的基礎是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會性質；相反，後者是由前者產生的。然而，不是把生產方式的性質看做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而是反過來，這是和資產階級眼界相符合的，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滿腦袋都是生意經。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3頁。

　　只是作為生產過程的條件而準備好的那部分潛在生產資本，如紡紗廠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產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價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閑置的資本，雖然它的閑置是使生產過程連續不斷進行的壹個條件。為保存生產儲備（潛在資本）而必需的建築物、裝置等等，是生產過程的條件，從而也是預付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它們的職能，是在預備階段保存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如果在這個階段上勞動過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變貴，但它是生產勞動，並且形成剩余價值，因為這種勞動同壹切其他的雇傭勞動壹樣，有壹部分是沒有報酬的。在整個生產過程的正常中斷期間，即生產資本不執行職能的間歇期間，既不生產價值，也不生產剩余價值。由此就產生了使工人在夜間也勞動的欲望。（第壹冊第八章第4節）——勞動對象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必須經歷的勞動時間的間歇，既不形成價值，也不形成剩余價值；但它促進產品的完成，成為產品生涯的壹部分，是產品必須經過的壹個過程。裝置等等的價值，與它們執行職能的全部時間成比例地轉移到產品中去；產品是由勞動本身安置在這個階段中的，這些裝置的使用是生產的條件，正如壹部分棉花變成棉屑，不加入產品，但仍把自己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是生產的條件壹樣。另壹部分潛在資本，如建築物、機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於生產過程有規則的休止才中斷自身職能的勞動資料——由生產的縮減、危機等等引起的不規則的中斷，是純粹的損失——，只加進價值，不加入產品的形成；這部分資本加到產品中的全部價值，由它的平均壽命決定；它在執行職能時和不執行職能的時間裏，都會因喪失使用價值而喪失價值。

　　最後，即使勞動過程中斷，但繼續留在生產過程中的不變資本部分的價值，會在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再現。各種生產資料在這裏被勞動本身安置在某些條件下，讓它們自己經過壹定的自然過程，其結果是產生某種有用的效果或改變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形式。當勞動把它們作為生產資料實際有目的地消費時，總是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在這裏，不論勞動必須借助勞動資料不斷作用於勞動對象，以產生這種效果，還是勞動只需給個推動力，把生產資料安置在壹定條件下，使生產資料由於自然過程的作用，無須再加勞動，自己發生預想的變化，情況都是如此。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9—140頁。

　　為了簡便起見（因為我們以後才考察作為資本家的商人和商人資本），我們假定，這種買賣的當事人是出賣自己勞動的人。他在W—G和G—W活動上，耗費自己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因此，他以此為生，就像別人靠紡紗或制藥丸為生壹樣。他執行壹種必要的職能，因為再生產過程本身包含非生產職能。他和別人壹樣勞動，不過他的勞動的內容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產品。他本身屬於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他的作用，不是使壹種非生產職能轉化為生產職能，或使非生產勞動轉化為生產勞動。如果這種轉化能夠通過職能的這種轉移來完成，那真是奇跡了。他的作用寧可說是使社會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只有更少壹部分被束縛在這種非生產職能上。不僅如此。我們不妨假定，他只是壹個雇傭工人，他的報酬盡可比較優厚。不管他的報酬怎樣，他作為壹個雇傭工人，總有壹部分時間是無償地勞動的。他也許每天幹了10小時而得到8個勞動小時的價值產品。他從事的兩小時剩余勞動，和他的8小時必要勞動壹樣不生產價值，雖然由於這8小時必要勞動，社會產品有壹部分轉移給他了。第壹，和以前壹樣，從社會的觀點看，壹個勞動力在10小時內耗費在這個單純的流通職能上。它不能用於別的目的，不能用於生產勞動。第二，社會對這兩小時的剩余勞動沒有支付報酬，雖然這種剩余勞動已經由完成這種勞動的這個人耗費了。社會並沒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額的產品或價值。但是，這個人所代表的流通費用減少了1/5，由小時減為8小時。社會對以他為當事人的這壹現實的流通時間的1/5，沒有支付等價物。但是，既然這個當事人是由資本家使用的，資本家會由於未對這兩小時支付報酬而減少他的資本的流通費用，而這種費用是對他的收入的扣除。對資本家來說，這是壹種積極的收入，因為他的資本在價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極限制縮小了。當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把他們的壹部分時間耗費在買賣上的時候，這種時間或者只是在他們的生產職能的間歇期間耗費的時間，或者是他們的生產時間的損失。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9—150頁。

　　由價值的單純形式變換，由觀念地考察的流通產生的流通費用，不加入商品價值。就資本家來考察，耗費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部分，只是耗費在生產上的資本的壹種扣除。我們現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費用的性質則不同。它們可以產生於這樣壹些生產過程，這些生產過程只是在流通中繼續進行，因此，它們的生產性質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蓋起來了。另壹方面，從社會的觀點看，它們又可以是單純的費用，是活勞動或對象化勞動的非生產耗費，但是正因為這樣，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它們可以起創造價值的作用，成為他的商品出售價格的壹種加價。這種情況已經來源於以下事實：這些費用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是不同的，在同壹生產領域，對不同的單個資本來說，有時也是不同的。這些費用追加到商品價格中時，會按照各個資本家分擔這些費用的比例進行分配。但是，壹切追加價值的勞動也會追加剩余價值，並且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總會追加剩余價值，因為勞動形成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本身的量，勞動形成的剩余價值則取決於資本家付給勞動的報酬額。因此，使商品變貴而不追加商品使用價值的費用，對社會來說，屬於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則可以成為發財致富的源泉。另壹方面，既然這些費用加到商品價格中去的這種加價，只是均衡地分配這些費用，所以這些費用的非生產性質不會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險公司把單個資本家的損失在資本家階級中間分配。盡管如此，就社會總資本考察，這樣平均化的損失仍然是損失。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4—155頁。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生產的規模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取決於對產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單個資本家支配的資本量，取決於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產過程連續進行和不斷擴大的必要性。因此，每壹個特殊生產部門中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或尋找銷路的產品量，必然增大。在較短或較長時期固定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資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儲備也增大。

　　最後，社會上絕大部分人變為雇傭工人，他們靠掙壹文吃壹文過活，他們的工資按周領取，逐日花掉，因此，他們必須找到作為儲備的生活資料。不管這種儲備的單個要素的流動性有多大，其中壹部分總要不斷地停留下來，以便儲備可以始終處於流動狀態。

　　所有這些因素，都來源於生產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產品在流通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形式轉化。

　　不管產品儲備的社會形式如何，保管這種儲備，總是需要費用；需要有貯存產品的建築物、容器等等；還要根據產品的性質，耗費或多或少的生產資料和勞動，以便防止各種有害的影響。儲備越是社會地集中，這些費用相對地就越少。這些支出，總是構成對象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會勞動的壹部分——因而，在資本主義形式上，這些支出就是資本的支出——，它們不進入產品形成本身，因此是產品壹種扣除。它們作為社會財富的非生產費用是必要的。它們是社會產品的保存費用，不管社會產品只是由於生產的社會形式即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轉化才成為商品儲備的要素，也不管我們把商品儲備只是看做壹切社會所共有的產品儲備的壹種特殊形式；它們是社會產品的保存費用，即使產品儲備不具有商品儲備形式這種屬於流通過程的產品儲備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2頁。

　　如果認為生活資料本身在壹切情況下都具有成為投在工資上的資本的屬性，那麼，“維持勞動”，“to support labour”[李嘉圖，第25頁]也就成為這種“流動”資本的性質了。於是，就以為生活資料要不是“資本”，它就不能維持勞動力。其實，生活資料的資本性質，恰恰使生活資料具有這樣壹種屬性；通過別人的勞動來維持資本。

　　如果生活資料本身是流動資本——在流動資本轉化為工資以後——，那就會進壹步得出結論：工資的數量取決於工人的人數和壹定量流動資本的比例。這是壹個人們愛用的經濟學定律。事實上，工人從市場上取得的生活資料量和資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費的生活資料量，取決於剩余價值和勞動價格的比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2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的基礎是雇傭勞動，工人的報酬是用貨幣支付的，並且實物報酬壹般已轉化為貨幣報酬——只有在國內現有的貨幣量能充分滿足流通和由流通決定的貨幣貯藏（準備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夠得到較大規模的、比較深入和充分的發展。

　　這是歷史的前提，雖然我們不能把這壹點理解為，必須先有充足的貯藏貨幣，然後才開始有資本主義生產。應當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和它的條件同時發展的，其中條件之壹就是貴金屬有足夠供給。因此，16世紀以來貴金屬供給的增加，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史上是壹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問題涉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須進壹步供給貨幣材料，那麼，壹方面以產品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投入流通時，沒有該產品轉化為貨幣所需要的貨幣，另壹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投入流通時，無須事先由產品轉化為貨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0頁。

傑瑞米柯賓

商品價值的第二個部分，是雇傭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力的價值。它和生產資料的價值壹樣，是決定了的，是和勞動力所要進入的生產過程無關的；在勞動力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它在流通行為中，即在勞動力的買賣中已經固定下來。雇傭工人通過執行他的職能——他的勞動力的耗費——生產出壹個與資本家為使用他的勞動力應支付給他的價值相等的商品價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這個價值交給資本家，資本家則以貨幣形式把它支付給工人。這部分商品價值，對資本家來說，只是他應預付在工資上的可變資本的等價物，這壹點絲毫不會改變如下的事實：這部分價值是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商品價值，它和剩余價值壹樣，都是由勞動力的以往的耗費構成的。同樣，這個事實也不受下述情況的影響：資本家以工資形式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對工人來說，采取收入的形式；由此不僅勞動力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且雇傭工人階級本身，從而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也不斷地再生產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430頁。

　　第Ⅰ部類投在工資上的貨幣，即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可變資本並不是在貨幣形式上直接地返回的，而是間接地、通過迂回的道路返回的。相反，在第Ⅱ部類，500鎊工資卻直接從工人那裏回到資本家手中，就像在同壹些人彼此交替地作為商品的買者和賣者不斷對立，反復進行買和賣時貨幣總是直接返回壹樣。第Ⅱ部類的資本家以貨幣支付勞動力的報酬；他由此就把勞動力並入他的資本，並且只是通過這種流通行為，即對資本家來說僅僅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流通行為，才作為產業資本家而和作為他的雇傭工人的工人相對立。但是，起先作為自己勞動力的賣者、出售者出現的工人，後來會作為買者，作為貨幣所有者，而和作為商品的賣者的資本家相對立；因此，投在工資上的貨幣，也流回到資本家手中。只要這些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詐等等，而是商品和貨幣進行等價交換，那麼，這就不會是資本家借以發財致富的過程。資本家並不是支付給工人兩次：先用貨幣，後用商品；壹旦工人把貨幣換成資本家的商品，資本家的貨幣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轉化為可變資本的貨幣資本，即預付在工資上的貨幣，在貨幣流通本身中，起著主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工人階級不得不掙壹文吃壹文，不能給產業資本家提供任何長期的信貸，這樣，各個產業部門的資本周轉期間盡管有差別，可變資本卻要在某壹短期內，例如壹周，即在比較迅速地反復的期限內，同時在社會的無數不同地點，以貨幣形式預付（這個期限越短，通過這個渠道壹次投入流通的貨幣總額相對地說也就越小）。在每個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這樣預付的貨幣資本在總流通中都占有壹個在比例上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這尤其因為，同壹些貨幣在流回起點之前要流過各種渠道，作為無數其他的營業的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0—461頁。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下，從而在雇傭勞動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前提下，貨幣資本顯然起著主要的作用，因為它是可變資本借以預付的形式。雇傭勞動制度越發展，壹切產品就越要轉化為商品，因此，除了幾個重要的例外，產品全部都必須經過轉化為貨幣這樣壹個產品運動的階段。流通貨幣量必須足以使商品轉化為貨幣；並且，這個貨幣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資形式提供的，是以這樣壹種貨幣形式提供的，這種貨幣作為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由產業資本家為支付勞動力報酬來預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為流通手段（購買手段）執行職能。這和自然經濟完全相反，自然經濟在任何壹種依附農制（包括農奴制）的基礎上，都占優勢，在帶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摻雜著依附農制關系或奴隸制關系）的基礎上，更是占優勢。

　　在奴隸制度下，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貨幣資本，起著固定資本的貨幣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隨著奴隸壹生的能動期間的消逝，逐漸得到補償。所以，在雅典人那裏，奴隸主通過在產業上使用他的奴隸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過把奴隸租給別人在產業上使用（例如開礦）而間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做預付貨幣資本的利息（和折舊費），這同資本主義生產中產業資本家把壹部分剩余價值和固定資本的損耗看做他的固定資本的利息和補償完全壹樣。對出租固定資本（房屋、機器等等）的資本家來說，通常也是這樣。單純的家庭奴隸，不管是從事必要的勞役，還是僅僅用於顯示排場，這裏我們都不予以考察，他們相當於現在的仆役階級。但是奴隸制度，只要它在農業、制造業、航運業等等方面是生產勞動的統治形式（就像在希臘各發達國家和羅馬那樣），也保存著自然經濟的要素。奴隸市場本身是靠戰爭、海上掠奪等等才不斷得到勞動力這壹商品的，而這種掠奪又不是以流通過程作為中介，而是要通過直接的肉體強制，對他人的勞動力實行實物占有。甚至在美國，在實行雇傭勞動制的北部各州和實行奴隸勞動制的南部各州之間的中間地帶已經變成替南部各州豢養奴隸的地帶，因而在那裏投入奴隸市場的奴隸本身成為年再生產的要素以後，時間壹長就感到這不能滿足需要，還要把非洲的奴隸貿易盡可能長期地維持下來，以便充實市場。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538頁。

　　但同時，剩余價值的這種占有，或價值生產分為預付價值的再生產和不補償任何等價物的新價值（剩余價值）的生產，絲毫也不影響價值實體本身和價值生產的性質。價值實體不外是而且始終不外是已經耗費的勞動力——勞動，即和這種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質無關的勞動——，而價值生產不外就是這種耗費的過程。例如，壹個農奴在六天當中耗費了勞動力，他勞動六天。這種耗費的事實本身，不會因為他例如其中三天是在自己的田裏為自己幹活，另外三天是在地主的田裏為地主幹活，而發生變化。他為自己幹的自願勞動，和為地主幹的強制勞動，同樣都是勞動；如果我們對他這六天的勞動從它所創造的價值或從它所創造的有用產品來考察，那我們就看不出他這六天的勞動有什麼差別。差別只涉及壹點：在六天勞動時間內，農奴的勞動力在壹半時間內的耗費和在另壹半時間內的耗費是在不同的條件下進行的。雇傭工人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情形也是這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頁。

　　在這以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仍然是階級反對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最高表現就是全面革命。可見，建築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導致劇烈的矛盾、人們的肉搏，這用得著奇怪嗎？

　　不能說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哪壹個政治運動不同時又是社會運動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壹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5—656頁。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2頁。

　　這種剝削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壹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壹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壹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壹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3—874頁。

　　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致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對象化竟如此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致工人被剝奪了最必要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甚至連勞動本身也成為工人只有通過最大的努力和極不規則的間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對象。對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

　　這壹切後果包含在這樣壹個規定中：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產品的關系就是對壹個異己的對象的關系。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種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壹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於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7頁。

　　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恒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任何壹個規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系的，都不是先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壹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關系。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爾伯特·朗格》（1865年3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5頁。

傑瑞米柯賓

（五）勞動是價值的源泉

　　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精美完善，同時卻使工人陷入貧困直到變為機器。勞動促進資本的積累，從而也促進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時卻使工人越來越依附於資本家，引起工人間更劇烈的競爭，使工人卷入生產過剩的追獵活動；跟隨生產過剩而來的是同樣急劇的生產衰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頁。

　　我們說過：“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壹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壹定量的生產性勞動的那壹部分。”但是，資本家必須從出賣由工人創造的產品的價格中再補償這筆工資。資本家必須這樣做：他在補償這筆工資時，照例要剩下壹筆超出他所支出的生產費用的余額即利潤。工人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價格，對資本家來說可分為三個部分：第壹，補償他所預付的原料價格和他所預付的工具、機器及其他勞動資料的損耗；第二，補償資本家所預付的工資；第三，這些費用以外的余額，即資本家的利潤。第壹部分只是補償原已存在的價值；很清楚，補償工資的那壹部分和構成資本家利潤的余額完全是從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並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價值中得來的。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為了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看成是工人的產品中的份額。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1頁。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麼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麼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壹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壹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且是社會勞動。壹個人生產壹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壹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系。但是，壹個人要生產壹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壹部分。

　　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麼，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做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做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壹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壹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采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於、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壹個商品對另壹個商品的價值的關系，相當於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系。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48頁。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麼壹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壹個可悲的錯誤。妳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於或結晶於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會狀態中，在壹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動力織機和手工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壹半勞動時間就能把壹定量的紗轉化為壹碼布或呢子，可憐的手工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18個小時了。

　　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壹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麼，生產壹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頁。

　　資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僅僅是這個有限的價值，即按工人的全部勞動來測量的價值，所以壹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壹個壹定的數，其中壹部分在增加時，另壹部分相反地總要減少。工資有了變動，利潤就要朝相反的方向變動。工資下降了，利潤就要上漲；工資上漲了，利潤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設，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於他所創造的價值的壹半，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整個工作日壹半是有償勞動，壹半是無償勞動，利潤率就是100%，因為資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壹整天中只有1/3的時間為自己工作，資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潤率就是。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資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潤率就降至50%。但是，這壹切變動都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所以，工資的普遍提高只會引起壹般利潤率的降低，而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

　　但是，商品的價值——這種價值最終壹定要調節商品的市場價格——雖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總量來決定，並不取決於這種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但是決不能說，例如在12小時內所生產的個別商品或成批商品的價值會永遠不變。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或由壹定的勞動量所生產的商品的數或量，取決於所用的勞動的生產力，而不取決於勞動的延伸或長度。例如，在壹個12小時的工作日內，紡紗勞動在壹定的生產力水平下能生產12磅棉紗，在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下只能生產2磅棉紗。如果在前壹場合，12小時的平均勞動體現為6先令的價值，12磅棉紗就要值6先令，而在後壹場合，2磅棉紗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壹場合，1磅棉紗只值6便士，在後壹場合，1磅棉紗竟要值3先令。這種價格上的差異，就是所用勞動的生產力有差異的結果。生產力較高時，1小時勞動體現為1磅棉紗；生產力較低時，6小時勞動才能體現為1磅棉紗。在前壹個場合，1磅棉紗的價格只等於6便士，盡管工資較高而利潤率較低，在後壹場合，它的價格卻等於3先令，盡管工資較低而利潤率較高。這是必然的，因為1磅棉紗的價格是由耗費於這磅棉紗的全部勞動量決定的，而不是由這個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比例決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說的高價勞動可能生產低廉的商品，而低價勞動可能生產昂貴的商品這壹事實，也就不再像是什麼奇談怪論了。這只是說明了壹般的規律，即商品的價值是由消耗於商品的勞動量決定的，所消耗的勞動量完全取決於所用勞動的生產力，因而也隨勞動生產率的每壹變化而變化。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66頁。

　　勞動不是壹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壹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壹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壹切兒童識字課本裏都可以找到，並且在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前提下是正確的。

　　可是，壹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回避那些唯壹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只有壹個人壹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壹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壹源泉，把自然界當做屬於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壹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於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壹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壹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頁。

　　李嘉圖從商品價值由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引申出由勞動加到原料中去的價值量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為工資和利潤（這裏指剩余價值）。他論證了：無論這兩部分的比例怎樣變動，商品的價值總是不變，這個規律，他認為只有個別例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頁。

　　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壹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壹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系，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壹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壹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壹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壹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壹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22頁。

　　—A壹般被看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但是，絕不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即由於勞動力的購買是這樣壹種購買契約，按照這個契約，提供的勞動量，壹定要大於補償勞動力價格即工資所必需的量，也就是，壹定要提供剩余勞動，——這是預付價值資本化或者說剩余價值生產的根本條件。相反，是由於它的形式，由於勞動是以工資的形式用貨幣購買的，而這壹點被認為是貨幣經濟的標誌。

　　在這裏，被當做特征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這種不合理正好被忽視了。這種不合理在於：作為價值形成要素的勞動本身不能具有價值，從而，壹定量勞動也不能具有在它的價格上，在它和壹定量貨幣的等價上表現出來的價值。但是我們知道，工資只是壹個偽裝的形式。在這個形式上，比方說，勞動力的壹日的價格，表現為這個勞動力在壹日中付出的勞動的價格，以致這個勞動力在6小時勞動內生產的價值，表現為這個勞動力小時的工作或勞動的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7頁。

　　投在運輸業上的生產資本，會部分地由於運輸工具的價值轉移，部分地由於運輸勞動的價值追加，把價值追加到所運輸的產品中去。……在每壹個生產過程中，勞動對象的位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必需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車間運到紡紗車間，煤炭由井下運到地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完成的產品作為完成的商品從壹個獨立的生產場所轉移到相隔很遠的另壹個生產場所，只是在較大的規模上表示同樣的現象。在產品從壹個生產場所運到另壹個生產場所以後，接著還有完成的產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成的消費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生產資本其余的要素，壹部分是由存在於輔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變資本要素構成，壹部分是由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資本構成。……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作為產品形成要素和價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輔助材料和原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和由勞動資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完全壹樣——，是作為僅僅轉移的價值，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而勞動力則通過勞動過程，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或者說，實際上把它的價值再生產出來。其次，壹部分輔助材料，如充做燃料的煤炭、用於照明的煤氣等等，在勞動過程中消費掉，但不會在物質上加入產品，而另壹部分輔助材料以物體加入產品，並成為產品實體的材料。不過，這壹切差異，對流通來說，從而對周轉的方式來說，是沒有關系的。只要輔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產品時全部消費掉，它們就把自己的全部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這個價值也全部通過產品而流通，轉化為貨幣，並由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的生產要素。它的周轉不像固定資本的周轉那樣被中斷，而是不斷地通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全部循環，因此，生產資本的這些要素不斷地在實物形式上更新。

　　至於生產資本中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組成部分，那麼，勞動力是按壹定時間購買的。

　　壹旦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並把它並入生產過程，它就構成他的資本的壹個組成部分，即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它每天在壹定的時間內發生作用，在這個時間內，它不僅把它壹天的全部價值，而且還把壹個超額剩余價值，追加到產品中去；在這裏，我們暫且把這個超額剩余價值撇開不說。在勞動力比如說按壹周購買並且發生作用之後，這種購買必須按習慣的期限不斷更新。勞動力在執行職能時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這個等價物隨著產品的流通轉化為貨幣。要使連續生產的循環不致中斷，這個等價物就必須不斷地由貨幣再轉化為勞動力，或者說，不斷地經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完整的循環，就是說，必須不斷地周轉。

　　因此，預付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生產資本的價值，全部轉移到產品中去（我們在這裏總是撇開剩余價值不說），同產品壹起經過流通領域的兩個形態變化，並通過這種不斷的更新，不斷並入生產過程。所以，在另壹場合，即就價值的形成來說，不管勞動力和不變資本中形成非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多麼不同，它的價值的這種周轉方式卻和這些部分相同，而與固定資本相反。生產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投在勞動力上的價值部分和投在形成非固定資本的生產資料上的價值部分——由於它們在周轉上的這種共同性，便作為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相對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5頁。

　　固定資本需要有各種特別的維持費用。固定資本的維持，部分地是依靠勞動過程本身；固定資本不在勞動過程內執行職能，就會損壞。……因此，英國的法律把那種不按國內習慣耕種租地的行為明確地當做破壞行為來看待。……這種在勞動過程中通過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勞動的無償的自然恩惠。而且勞動的保存力是二重的。壹方面，它保存勞動材料的價值，是通過把這壹個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另壹方面，它保存勞動資料的價值，是通過保存勞動資料的使用價值，通過勞動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即使它並不把勞動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勞動力也是這樣。生產資本的壹部分必須不斷固定在勞動力上，不論在什麼地方，同樣壹些勞動力，和同壹些機器壹樣，在較長的時間內是由同壹個資本家使用的。在這裏，勞動力和機器的區別，並不是在於機器壹次全部買下（在分期付款時，情形也不是這樣），工人不是壹次買下，而是在於工人耗費的勞動全部加入產品價值，機器的價值卻只是壹部分壹部分地加入產品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頁。

傑瑞米柯賓

重農學派把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部分正確地列入和“原預付”相對立的“年預付”。

　　但另壹方面，在他們那裏，不是勞動力本身，而是付給農業工人的生活資料（用斯密的話來說，就是“工人的給養”）表現為租地農場主使用的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這壹點恰好和他們獨特的理論有聯系。在他們看來，由勞動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正像原料、勞動工具等不變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完全壹樣），只是等於付給工人的為維持他們作為勞動力的職能所必須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他們的理論本身使他們不可能發現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如果勞動（除了再生產它本身的價格外）生產剩余價值，那麼，它在工業中也像在農業中壹樣，生產剩余價值。但是，按照他們的體系，勞動只在壹個生產部門即農業中生產剩余價值，所以，剩余價值就不是由勞動產生，而是由自然在這個部門的特殊作用（協助）產生。僅僅由於這個原因，在他們看來，農業勞動和其他種類的勞動不同，是生產勞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6—237頁。

　　投在工資上的資本的現實物質，是勞動本身，是發揮作用的、創造價值的勞動力，是活的勞動。資本家用死的、對象化的勞動來和它交換，把它並入他的資本，只有這樣，他手中的價值才轉化為壹個自行增殖的價值。但是，資本家並不出賣這種自行增殖的力。這種力，和他的勞動資料壹樣，始終只是他的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資料當做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不是作為固定資本和勞動力相對立，同樣，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也不是作為流動資本和勞動力相壹致；從勞動過程的觀點看，這二者都是作為物的因素和作為人的因素的勞動力相對立。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看，二者都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勞動力即可變資本相對立。或者，如果這裏指的是那種影響流通過程的物質差別，那麼，這種差別只在於，從價值（它不外是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性質和從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它不外是正在對象化的勞動）的性質中得出的情況是：勞動力在它執行職能期間不斷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勞動力方面表現為運動，表現為創造價值的東西，在勞動力的產品方面，在靜止的形式上，表現為已經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發生作用之後，資本就不再是壹方面由勞動力和另壹方面由生產資料構成。投在勞動力上的資本價值，現在是加到產品中的價值（+剩余價值）。為了使過程反復進行，產品必須出售，由此得到的貨幣要不斷地重新購買勞動力，並把它並入生產資本。於是，這就使投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勞動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資本壹樣，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7—248頁。

　　我們從前面已經知道，亞·斯密自己後來也拋棄了他自己的理論，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矛盾。而這些矛盾的來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學的起點上去尋找。轉化為勞動的資本所生產的價值，大於這個資本本身的價值。這是怎樣產生的呢？亞·斯密說，這是因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把壹個價值加到他們所加工的物品中去，這個價值除了為他們自己的購買價格形成壹個等價物之外，還形成壹個不歸他們而歸他們的雇主所得的剩余價值（利潤和地租）。但是，這也就是他們所完成並且能夠完成的壹切。壹天的產業勞動是如此，整個資本家階級在壹年當中推動的勞動也是如此。因此，年社會價值產品的總量，只能分解為，分解為壹個等價物和壹個追加價值，前者工人用來補償作為他們自己的購買價格而耗費的資本價值，後者工人必須作為這個資本價值的超額部分提供給他們的雇主。但商品的這兩個價值要素同時又形成參與再生產的不同階級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資，即工人的收入；後者形成剩余價值，其中壹部分被產業資本家以利潤形式保留在自己手裏，另壹部分則被作為地租讓出，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5—416頁。

　　亞·斯密的第壹個錯誤，是把年產品價值和年價值產品等同起來。後者只是過去壹年勞動的產品；前者除此以外，還包含在生產年產品時消費掉的、然而是前壹年生產的、壹部分甚至是前幾年生產的壹切價值要素——生產資料，他們的價值只是再現而已，就它們的價值來說，它們既不是過去壹年間耗費的勞動生產的，也不是它再生產的。亞·斯密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從而巧妙地趕走了年產品中的不變價值部分。這種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觀點的另壹個錯誤上：他沒有區分勞動本身的二重性，這就是，勞動作為勞動力的耗費創造價值，而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創造使用物品（使用價值）。每年生產的商品的總額，即全部年產品，是過去壹年發生作用的有用勞動的產品；這壹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為社會地使用的勞動已經在各種有用勞動的壹個枝杈繁多的系統中耗費。只是因為如此，在生產它們時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才得以保留在它們的總價值中，而以新的實物形式再現出來。因此，全部年產品是當年耗費的有用勞動的結果，但年產品價值只有壹部分是當年創造出來的；這壹部分就是年價值產品，它體現了壹年之內所推動的勞動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8頁。

　　……如果只考察價值量，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在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簡單說來，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因此，A、（Ⅰ）方面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形成——通過相繼出售他們的在沒有任何資本主義貨幣支出的情況下形成的剩余產品——，在這裏也就只是追加地生產出來的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的貨幣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9頁。

　　另壹方面，工資，即收入的第三個獨特形式，總是等於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不是用於勞動資料，而是用來購買活勞動力，用來支付工人的報酬的組成部分。……這是工人的總工作日中用來再生產可變資本價值，從而再生產勞動價格的那部分工作日的對象化，是工人用來再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或他的勞動的價格的那部分商品價值。工人的總工作日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工人為了再生產他自己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量；這是他的總勞動中的有酬部分，是他的勞動中為維持他自己和再生產他自己所必要的部分。工作日中整個其余的部分，是工人在他的工資價值中實現的勞動以外完成的全部剩余勞動量，這是剩余勞動，是無酬勞動，表現為他的全部商品生產中的剩余價值（因而表現為剩余商品量）；這個剩余價值又分為幾個名稱不同的部分，分為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4—945頁。

　　工資是各個範疇的這種界限的基礎。壹方面，工資由自然規律調節；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在身體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規定的，也就是由壹定量的商品規定的。這些商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從而是由新追加到生產資料上的那部分勞動決定的，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為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的等價物所需要的部分決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價值=6小時的平均勞動，工人就必須每天平均為自己勞動6小時。他的勞動力的實際價值會偏離身體上的這個最低限度；氣候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也就不同；它不僅取決於身體需要，而且也取決於成為第二天性的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要。

　　但在每個國家，在壹定的時期，這個起調節作用的平均工資都是壹個已定的量。因此，其他壹切收入的價值就有了壹個界限。這個價值總是等於總工作日（在這裏，它和平均工作日相壹致，因為它包括社會總資本所推動的勞動總量）借以得到體現的價值減去總工作日中體現工資的部分。因此，這個價值的界限是由無酬勞動所借以表現的價值的界限決定的，也就是由這個無酬勞動的量決定的。如果工人用來再生產自己的工資價值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後界限，是他的工資的身體上的最低限度，那麼，工作日的另壹部分——代表他的剩余勞動的部分，即表示剩余價值的價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體上的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的情況下每天壹般可以提供的勞動時間的總量。

　　因為在當前的探討中，說的是每年新追加的總勞動借以體現的價值的分配，所以在這裏，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壹個不變量，並且假定它是壹個不變量，而不管它會以怎樣程度上下偏離它的身體上的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余價值並分解為利潤和地租的價值部分的絕對界限是已定的，是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無酬部分決定的，因而是由總產品中體現這個剩余勞動的價值部分決定的。如果我們像我已經做過的那樣，把這些在界限上已定的並且按全部預付資本計算的剩余價值叫做利潤，那麼，這個利潤按絕對量來說，就等於剩余價值，因而它的界限也和剩余價值的界限壹樣，都是按照規律來決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3—974頁。

　　……工資對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的影響，同工作日長度和勞動強度對它們的影響是相反的；工資的增加會減少剩余價值，而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強度的提高則會增加剩余價值。

　　例如，假定有壹個100的資本，使用20個工人，在他們每天勞動10小時，每周總工資為20的情況下，生產壹個20的剩余價值。這樣，我們就得到：

　　；m′=100%，p′=20%。

　　假定工作日延長到15小時，但工資不增加。這樣，20個工人的總價值產品，就由40增加到60（10：15=40：60）；因為支付的工資v保持不變，所以剩余價值就由20增加到40。

　　這樣，我們就得到：

　　；m′=200%，p′=40%。

　　另壹方面，如果每天勞動仍舊是10小時，而工資由20下降到12，那麼總價值產品仍舊是40，但分配情況不同了；v減少到12，余下的28就是m。這樣，我們就得到：

　　；m′= %，p′

　　。

　　由此可見，工作日的延長（或勞動強度的相應提高）和工資的降低，都會增加剩余價值量，從而會提高剩余價值率；相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的增加則會降低剩余價值率。所以，如果v因工資的增加而增加，這並不表示勞動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勞動量的報酬更高了；在這個場合，就不會提高，而會降低。

　　在這裏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勞動強度和工資的變化，壹定會使v和m以及它們的比率同時發生變化，從而也會使，即m和c+v（總資本）的比率同時發生變化。同樣很清楚，m 和v的比率的變化，也就意味著上述三個勞動條件中至少有壹個條件已經發生變化。

　　在這裏正好可以看出可變資本同總資本的運動及其增殖之間的特殊的有機聯系，以及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的區別。就價值形成而言，不變資本所以重要，只是在於它具有的價值。在這裏，對價值形成來說，1500鎊不變資本究竟是代表1500噸鐵（假定每噸1鎊）還是代表500噸鐵（每噸3鎊），是完全沒有關系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究竟代表多少實際材料，對價值形成和利潤率來說，是完全沒有關系的。不變資本價值的增減和這個資本所代表的物質使用價值的量不管成什麼比率，利潤率同不變資本價值總是按相反的方向變動。

　　可變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是這樣。在這裏重要的，首先不是在於可變資本具有的價值，不是在於對象化在可變資本中的勞動，而是在於這個價值只是可變資本所推動的但沒有在可變資本中體現的總勞動的指數。這個總勞動和在可變資本本身中體現的勞動即有酬勞動的差額，或者說，總勞動中形成剩余價值的部分，在可變資本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小的時候，就越大。假定壹個10小時的工作日等於10先令=10馬克。如果必要勞動即補償工資或可變資本的勞動=5小時=5先令，那麼，剩余勞動就=5小時，剩余價值就=5先令。如果必要勞動=4小時=4先令，那麼，剩余勞動就=6小時，剩余價值就=6先令。

　　因此，只要可變資本價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動的勞動量的指數，或者不如說，這個指數的尺度本身已經發生變化，那麼，剩余價值率就會隨之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發生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2頁。

　　第三，工作日長度不等。如果20個工人在勞動強度相同的情況下，在Ⅰ式每天勞動小時，在Ⅱ式每天勞動12小時，在Ⅲ式每天勞動18小時，那麼，它們的總產品之比30：

　　：60，就等於9：12：18，而且，因為工資在每個場合都=20，所以剩余價值又分別是，20和40。

　　可見，工資的提高或降低會以相反的方向，勞動強度的提高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長或縮短會以相同的方向，影響剩余價值率，從而在不變時，影響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77頁。

　　在可變資本不變，也就是說，按相同的名義工資使用的工人人數不變的條件下，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或剩余勞動從而工作日的延長，——不管額外時間有沒有報酬都壹樣，——會相對地降低不變資本同總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價值，並由此提高利潤率（這裏也是把剩余價值量的增加和剩余價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開不說）。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廠建築物、機器等等的規模，不管用來工作16小時，還是12小時，都會仍舊不變。工作日的延長並不要求在不變資本的這個最花錢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資本的價值，由此會在壹個較短的周轉期間系列中再生產出來，因而，這種資本為獲得壹定利潤所必須預付的時間縮短了。因此，甚至在額外時間支付報酬，而且在壹定限度內甚至比正常勞動時間支付較高報酬的情況下，工作日的延長都會提高利潤。因此，現代工業制度下不斷增長的增加固定資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延長工作日的壹個主要動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頁。

　　資本的源流，或者說資本的積累，將比例於資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於利潤率的高度而滾滾向前（撇開資本由於生產力的提高而發生的貶值），如果工作日很長，即使勞動的生產效率不高，高的利潤率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以高的剩余價值率為基礎；高的利潤率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勞動的生產效率雖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平均工資因此也很低。與工資低相適應的將是工人的精力缺乏。因此，盡管利潤率高，資本的積累還是很慢。人口停滯，生產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很多，雖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很少。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4頁。

傑瑞米柯賓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壹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壹切社會形式中，在壹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壹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壹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8—929頁。

　　每壹單個資本家，同每壹個特殊生產部門的所有資本家總體壹樣，參與總資本對全體工人階級的剝削，並參與決定這個剝削程度，這不只是出於壹般的階級同情，而且也是出於直接的經濟利益，因為在其他壹切條件（包括全部預付不變資本的價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潤率取決於總資本對總勞動的剝削程度。

　　平均利潤率和每100資本所生產的平均剩余價值相壹致；就剩余價值來說，以上所述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潤來說，不過要把預付資本價值作為利潤率的壹個決定因素加進來。事實上，壹個資本家或壹定生產部門的資本，在對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上特別關心的只是：或者通過例外的過度勞動，或者通過把工資降低到平均工資以下的辦法，或者通過所使用的勞動的例外生產率，可以獲得壹種額外利潤，即超出平均利潤的利潤。

　　撇開這壹點不說，壹個在本生產部門內完全不使用可變資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資本家（事實上這是壹個極端的假定），會像壹個只使用可變資本，因而把全部資本都投到工資上面的資本家（又是壹個極端的假定）壹樣地關心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並且會像後者壹樣地從無酬的剩余勞動獲取他的利潤。但勞動的剝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時，取決於勞動的平均強度，而在勞動強度已定時，則取決於工作日的長度。剩余價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變資本的總額已定時，剩余價值量，從而利潤量，取決於勞動的剝削程度。壹個部門的資本，與總資本不同，對本部門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的關心，而單個資本家，與整個本部門不同，則對他個人使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的關心。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220頁。

　　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階段不同、因而資本有機構成也不同的各個國家中，剩余價值率（剩余價值是決定利潤率的壹個因素）在正常工作日較短的國家可以高於正常工作日較長的國家。第壹，如果英國的10小時工作日由於勞動強度較高，而和奧地利的14小時工作日相等，那麼，在工作日分割相同的情況下，英國5小時剩余勞動，在世界市場上可以比奧地利7小時剩余勞動代表更高的價值。第二，同奧地利相比，英國的工作日可以有較大的部分形成剩余勞動。

　　壹個同樣的或甚至壹個不斷提高的剩余價值率表現為不斷下降的利潤率這個規律，換壹個說法就是：某個壹定量的社會平均資本（例如資本100）表現為勞動資料的部分越來越大，表現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這樣，因為追加在生產資料上的活勞動的總量，同這種生產資料的價值相比，減少了，所以，無酬勞動和體現無酬勞動的價值部分，同預付總資本的價值相比，也減少了。或者說，所投總資本中轉化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因而這個總資本所吸收的剩余勞動，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來越小，雖然所使用的勞動的無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時增大。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和不變資本的相對增加（盡管這兩個部分都已經絕對增加），如上所說，只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另壹種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0頁。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過程，要求勞動過程的規模及其範圍日益擴大，要求每壹個企業的預付資本相應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長的資本積聚（與此同時，資本家人數也會增加，只是增加的程度較小），既是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物質條件之壹，又是二者本身產生的結果之壹。與此同時進行並互相影響的，是或多或少直接從事生產的人日益被剝奪。因此，對單個資本家來說，不言而喻的是：他們支配的勞動軍越來越大（盡管對他們來說，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已經減少）；他們占有的剩余價值量，從而利潤量，會隨著利潤率的下降並且不顧這種下降而同時增長起來。那些使大批勞動軍集中在各單個資本家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資本和原料、輔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勞動量相比以越來越大的比例增加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4頁。

　　勞動的剝削程度，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占有，特別會由於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而提高。……使勞動強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相對增加，因而也包括利潤率的下降，例如在壹個工人必須看管更多機器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在這裏——也像生產相對剩余價值時使用的大多數方法壹樣——，引起剩余價值率提高的同壹些原因，都包含著按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壹定量來考察的剩余價值量的減少。但是，還有使勞動強化的另壹些因素，例如提高機器速度，這些因素固然會在同壹時間內消費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資本來說，固然會加速機器的磨損，但是絲毫不會影響機器價值和使機器運轉的勞動的價格的比率。而特別是延長工作日這壹現代工業的發明，會增加所占有的剩余勞動的量，但是不會使所使用的勞動力和它所推動的不變資本的比率發生實質上的變化，實際上反而會使不變資本相對減少。此外，我們已經指出——這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真正秘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辦法總的說來可以歸結為：壹方面，使壹定量勞動盡可能多地轉化為剩余價值，另壹方面，同預付資本相比，又盡可能少地使用勞動；所以，使人們可以提高勞動剝削程度的同壹些原因，都使人們不能用同壹總資本去剝削和以前壹樣多的勞動。這是兩個相反的趨勢，它們使剩余價值率提高，同時又使壹定量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減少，從而使利潤率下降。這裏也要提到大規模使用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因為即使付給他們全家的工資總額增加了（這絕不是普通的情況），他們全家為資本提供的剩余勞動數量必然比以前更大了。——在所使用的資本的量不變時僅僅通過方法的改善來促進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壹切辦法，都有這樣的作用，例如在農業中就是這樣。雖然在這裏，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同被我們看做所使用的勞動力的指數的可變資本相比並沒有增加，但是產品量同所使用的勞動力相比卻增加了。如果勞動（不管它的產品是進入工人消費，還是成為不變資本的要素）的生產力從交通方面的各種障礙下，從各種任意的或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起幹擾作用的限制下，總之，從各種束縛下解放出來，不致由此直接影響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那麼，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260頁。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發現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的。古典經濟學滿足於這樣的解釋。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為止。不過為了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提醒壹下，這種解釋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夠了。馬克思曾經第壹個徹底研究了勞動所具有的創造價值的特性，並且發現，並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產某壹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都會在任何條件下給這壹商品追加壹個與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當的價值量。因此，如果我們現在還是簡單地采用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們的說法，指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決定的，那麼我們在這裏總是以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帶條件為當然前提的。這裏指出這壹點就夠了。其余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和《資本論》第壹卷裏找到。

　　恩格斯：《〈雇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3頁。

　　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揭示了在現代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自從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是壹切財富和壹切價值的源泉這個原理以後，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壹個問題：雇傭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總額，而必須把其中的壹部分交給資本家，這壹情況怎麼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是社會主義者都力圖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復，但都徒勞無功，直到最後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壹方面是資本家，他們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另壹方面是無產者，他們被排除於這種占有之外而僅有壹種商品即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這種勞動力以占有生活資料。但是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該商品的生產中，從而也體現在它的再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所以，壹個平常人壹天、壹月或壹年的勞動力的價值，是由體現在維持這壹天，壹月或壹年的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量中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壹個工人壹天的生活資料需要6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也可以說，它們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當於6小時的勞動量；在這種場合，壹天的勞動力的價值就表現為同樣體現6小時勞動的貨幣量。

　　再假定說，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這個數目，即付給他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樣，如果工人每天給這個資本家做6小時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償了資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時的勞動抵償了6小時的勞動。在這種場合，這個資本家當然是什麼也沒有得到；因此，他對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說，我購買這個工人的勞動力不是6個小時，而是壹整天。因此他就根據情況讓工人勞動8小時、10小時、12小時、14小時或者更多的時間，所以第7小時，第8小時和以後各小時的產品就是無酬勞動的產品，首先落到資本家的腰包裏。這樣，給這個資本家做事的工人，不僅再生產著他那由資本家付酬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除此之外還生產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首先被這個資本家所占有，然後按壹定的經濟規律在整個資本家階級中進行分配，構成地租、利潤、資本積累的基礎，總之，即非勞動階級所消費或積累的壹切財富的基礎。這樣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壹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壹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各種社會壹樣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數不多並且仍在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0—461頁。

　　除此之外，從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中還可以得出別的結論，而且已經得出了別的結論。

　　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決定的。但實際上，在這個可惡的世界上，商品時而高於其價值時而低於其價值被出售，並且這不只是競爭引起的波動所產生的結果。利潤率也具有壹種對所有資本家保持同壹水平的平均化趨勢，正如商品價格具有通過供求關系把自己還原為勞動價值的趨勢壹樣。但是，利潤率是按照投入壹個工業企業的總資本來計算的。在兩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年產品可以體現同樣的勞動量，因而代表同等價值，兩部門的工資又同樣高，但是壹個生產部門的預付資本卻可能是並且常常是另壹個生產部門的兩倍或三倍，這樣，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在這裏就同利潤率平均化的規律產生了矛盾，這壹點李嘉圖本人已經發現。如果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利潤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潤率平均了，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就不可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所以我們在這裏遇到兩個經濟規律的矛盾，兩個經濟規律的二律背反；這個矛盾的實際解決，照李嘉圖的說法（第1章第4節和第5節），占上風的照例是利潤率而不是價值。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向烏托邦的過渡，壹揮手之間就完成了。為保證商品按勞動價值進行交換成為毫無例外的常規而采取的“措施”，沒有引起任何困難。這壹派的其他空想家，從格雷到蒲魯東，都煞費苦心地揣摩過用什麼社會機構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至少還試圖通過經濟途徑，通過進行交換的商品占有者本身的活動，來解決經濟問題。洛貝爾圖斯解決問題的辦法卻簡單多了。他作為壹個地道的普魯士人，求助於國家：國家政權的壹道命令就能實現這個改革。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現在可以理解了，為什麼洛貝爾圖斯徑直用“勞動”來決定商品價值，頂多只承認勞動有不同的強度。如果他研究過勞動通過什麼來創造價值和怎樣創造價值，從而決定價值和計量價值，他就會得出社會必要勞動——不論從個別產品對同類其他產品的關系上來說，還是從它對社會總需求的關系上來說都是必要的勞動。這就會使他面臨壹個問題：單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是怎樣來適應社會的總需求的；而同時他的整個烏托邦也就搞不成了。這壹次，他的確是寧可“抽象”，亦即把問題的實質“抽象”掉。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1頁。

傑瑞米柯賓

（六）勞動和教育

　　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裏，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裏，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工人本身沒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頁。

　　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壹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壹天比壹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壹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頁。

　　可見，未來的國民學校只不過是稍微“完美”壹些的普魯士中等學校，在那種學校裏，希臘文和拉丁文被更為純粹些和實用些的數學，特別是被現實哲學的諸要素所代替，而德語教學又倒退到已故的貝克爾時代，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級的程度。事實上，“完全不能想象”，為什麼杜林先生的那些在他所涉及的壹切領域中現在都已被我們證實是十足小學生的“知識”，或者確切地說，這些“知識”經過事先徹底“清洗”以後留下來的東西，不能全部“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因為杜林先生的知識實際上從來沒有脫離過這壹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會略有所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既使多方面的技術訓練也使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得到保障；因此，這壹點也被他照例用於共同社會。但是，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舊的分工在杜林的未來的生產中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所以學校中的這種技術教育就脫離了以後的任何實際運用，失去了對生產本身的任何意義；它只有壹個教學上的用途：可以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這位根底深厚的變革家是什麼也不願意知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頁。

　　這種空泛的無內容的清淡，同《資本論》第508—515頁上所說的壹比，真是可憐到了極點，在那裏馬克思發揮了這樣的見解：“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裏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壹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壹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壹方法。”

　　我們不再談未來大學的問題了，在這種大學裏，現實哲學將構成壹切知識的核心，並且除醫學院外，法學院也十分興旺；我們也不再談“專科技術學校”了，關於這種學校我們僅僅知道，它們只開“兩三門課程”。我們假定，年輕的未來公民在讀完了學校全部課程以後終於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夠去物色妻子。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340頁。

　　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壹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壹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壹個有500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份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復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壹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裏，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壹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壹次在這裏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壹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78頁。

　　六 城市和鄉村

　　（壹）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蒲魯東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國從9世紀到12世紀發生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這種分離必然成為永恒的規律，因為他既不知道這種分離的來源，也不知道這種分離的發展。他在他的整本書中都這樣論述，仿佛這個壹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壹直會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魯東先生就分工問題所說的壹切，最多不過是亞當·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說過的東西的歸納，並且是個很表面、很不完備的歸納。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頁。

　　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壹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壹方面是每壹單個生產機構內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會”是怎樣看待分工的呢？

　　第壹次社會大分工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頁。

　　在生產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壹切社會中（今天的社會也屬於這樣的社會），不是生產者支配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支配生產者。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壹種新的生產杠桿都必然地轉變為生產資料奴役生產者的新手段。這首先是大工業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杠桿——分工的特點。第壹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居民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肉體發展的基礎。如果說農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藝，那麼，土地也同樣占有農民，手藝也同樣占有手工業者。由於勞動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為了訓練某種單壹的活動，其他壹切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犧牲品。人的這種畸形發展和分工齊頭並進，分工在工場手工業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8頁。

　　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除，改建成別的房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2頁。

　　要造成現代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割斷那根把昔日的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正是現代大工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了壹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壹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正是在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壹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6—257頁。

　　那麼怎麼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裏，這個問題同其他壹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壹樣的，這就是靠經濟上供求的逐漸均衡來加以解決。這樣解決了之後，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壹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壹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構建未來社會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壹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壹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征用民宅那樣容易實現了。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4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裏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壹個經濟必然性在壹個地方產生了這些東西，在另壹個地方也會再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頁。

傑瑞米柯賓

（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鄉村

　　可是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每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壹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越是活躍，越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當時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沖突的階段。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們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差別從而發生解體以前，可以存在幾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裏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300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100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壹方面，資本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另壹方面，壹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走向滅亡。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頁。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壹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蕩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在當時條件下唯壹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壹切傳統的血緣關系、宗法從屬關系、家庭關系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頁。

　　大工業使我們學會，為了技術上的目的，把幾乎到處都可以造成的分子運動轉變為物體運動，這樣大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生產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卻是自由的。如果說水力必然存在於鄉村，那麼蒸汽力卻決不是必然存在於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資本主義應用才使它主要集中於城市，並把工廠鄉村轉變為工廠城市。

　　但是這樣壹來，蒸汽力的資本主義應用就同時破壞了自己的運行條件。蒸汽機的第壹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壹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較幹凈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所有的水都變成臭氣熏天的汙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關於這壹過程，可以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紡織工業地區詳細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屬加工工業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在那裏，壹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

　　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壹個統壹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三）城鄉的對立及其消滅

　　空想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了解壹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壹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身重復同壹動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的分工的第壹個基本條件。他們兩人都主張人口應該分成1600—3000人的許多集團，分布於全國：每個集團居住在他們那個地區中央的壹個巨大的宮殿中，共同管理家務。雖然傅立葉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個到五個這種相互毗連的宮殿組成的。根據這兩個空想主義者的意見，每個社會成員都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工業；在傅立葉看來，手藝和工場手工業在工業中起著主要的作用，而在歐文看來，大工業已經起著主要的作用，而且認為在家務勞動中也應該應用蒸汽力和機器。但是，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業中，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盡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要求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盡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面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面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力，這首先是通過經常調換工種和相應地使從事每壹種勞動的“活動時間”（用傅立葉的話說）不過長的辦法來實現。他們兩人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於這樣的狹隘觀念，即似乎壹定數量的“人”無論如何必然註定要從事某壹種物品的生產；它要使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永世長存，這些人據說對從事恰恰是這壹種事物而不是別種事物感到樂趣，就是說，他們落到了竟然樂於自身被奴役和片面發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癡”傅立葉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較，即使同“粗陋、無力而貧乏”的歐文的最貧乏的觀念相比較，還完全被分工奴役著的杜林先生也是壹個妄自尊大的侏儒。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替它們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壹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壹方面，生產勞動給每壹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壹種負擔變成壹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9—311頁。

　　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處，並在那壹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壹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說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後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而且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於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1883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頁。

　　七 人口與資本主義發展

　　（壹）流動人口

　　現在我們來考察壹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裏，時而調到那裏。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種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種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壹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它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它紮營的附近地區。在像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企業主本人通常為自己的軍隊提供壹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種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做產業士兵又當做房客進行著雙重剝削。木棚裏各有壹個、兩個或三個洞穴，住戶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數每周分別付房租兩先令、三先令或四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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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礦以及其他礦山的工人是屬於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壹類工人。他們花了怎樣的代價才掙得自己的工資，這壹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在這裏我再略微談談他們的居住情況。礦山開采者，不管他是礦山的所有主還是承租人，通常要為自己的工人建造壹定數量的小屋。工人“無償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說，這些小屋和煤構成工資中用實物支付的部分。靠這種辦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領到四鎊作為補償。礦區很快就吸引來大批的居民，他們是原來的礦工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等。這裏也像其他壹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壹樣，地租很高。因此，采礦業主力圖在井口附近的狹小的建築地段上，蓋起盡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屬的必要數量的小屋。壹旦附近又開鑿新礦井或者重新開采舊礦井，擁擠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壹起作用的著眼點就是：凡是絕非必需的現金開支，資本家壹概實行“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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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社會輿論”或甚至同衛生警察發生沖突時，資本總是恬不知恥地對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勞動和居住的、既危險又使人受辱的條件進行“辯護”，說這是為了更有利地剝削工人所必需的。當資本拒絕在工廠的危險機器上安裝防護設備，拒絕在礦山中安裝通風設備和采取安全措施，對此壹概實行禁欲時，就是這樣說的。現在，在礦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這樣說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5—768頁。

　　（二）工業人口

　　壹般說來，經驗向資本家表明：過剩人口，即同當前資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較的過剩人口，是經常存在的，雖然這些人發育不良、壽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說尚未成熟就被摘掉。另壹方面，經驗向有頭腦的觀察者表明：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幾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麼迅速多麼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業人口的衰退只是由於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盡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氣，盡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著無限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退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0—3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