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

傑瑞米柯賓

與此同時，還有數百萬幸存的塵肺病患者及家屬在等待政府對病情做工傷認定期望獲得合理的賠償。大多數情況下，需要為工人提供財政支援的是他們貧困農村家鄉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他們所工作的城市。但是這些農村政府通常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財力有限，很難提供救濟。

對於政府，更嚴峻的問題是職業病索賠以及隨之而來的維權行動，這會帶來高昂的財政和政治成本，地方政府和工人之間像是壹直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地方官員擔心來自上級的壓力，通常更關心如何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是為工人提供真正的幫助。正如報告第七章中工人張江棟的案例，他的孩子在返回湖北時，被當地的“特別工作組”攔截，當局部署了大量的安保人員來監視工人和維權人士，以確保公眾對此事不知情、工人不給社會添亂。而這些成本為什麼不可以用來進行早期的協商和賠償呢？更何況職業病造成的貧困也同樣影響中共的扶貧大計。長遠來看，政府不可能永遠像鴕鳥壹樣自欺欺人的把頭埋起來，因為官方不僅是要應對塵肺病，還包括政府《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上的壹系列其他疾病的維權。

對於積重難返的塵肺病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政府必須對塵肺病問題進行全國普查，以評估受影響者的數量和具體需求；第二，必須調整法律認定，無論雇傭關系是否存在，都要將所有塵肺病患者定性為職業病患者，從而在法律層面消除補償不均的理賠障礙。因為事實是，除了工作之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感染塵肺病；第三，政府必須建立由中央管理的國家損害賠償保險基金制度，為患者支付所有必要的醫療費用及基本生活費用；最後，政府必須采取壹系列措施來預防塵肺病，包括對高粉塵行業征稅、為農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也需要讓工會和工人更多地參與其中，定期監測工作條件以確保合規性。

歸根結底，提出這些措施是希望中央政府敢於承擔責任，而不是不顧後果、利潤至上，以犧牲工人安全為代價來鼓勵經濟增長。

被有毒物質包圍的工作場所

工業設施及工廠的工人面臨的另壹種常見危險，是接觸有毒氣體或有毒化學品。壹個備受關註的案例發生於2010年，在蘇州壹家生產iPhone和其他科技產品的工廠，數十名工人因長期以正己烷代替酒精清潔屏幕，導致神經性中毒。中毒後工人出現頭暈、頭痛、體虛和四肢疼痛情況，至少有62名工人需要就醫。有幾名工人受到更嚴重的影響，不得不住院數月。

對於維修和維護工人來說，化學品暴露也壹直是工作中面臨的風險。工人們通常要在下水道般狹窄、通風不良的空間中工作，而這些地方積聚著許多有毒氣體。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上記錄了許多這樣的案例。例如，2016年4月，廣東省惠州市壹家公司承包了汙水池抽淤作業後，派遣了壹個三人團隊前往施工。團隊在地下遇到有毒氣體侵襲，1名工人在汙水池底部暈倒，2名工人先後下井施救時不幸遇難，造成3人死亡事故。最初的媒體報道稱，當地官員對此案給予“高度重視”、“事故原因正在進壹步調查中”，但再沒有跟進任何後續情況或出臺任何相關安全措施。2019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幾乎發生了壹起完全相同的事故，3名工人到深約5米的下水道裏疏通下水道，沼氣中毒昏迷後被困井下。

在這兩起煤氣中毒事件中，工人們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們正面臨的風險，也缺乏所需的防護設備。而且，盡管與塵肺病等癥狀形成所需的數年時間相比，中毒的反應更為直接，但將癥狀與工作場所聯系起來整理出證據，並申請工傷認定仍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很明顯，前線工人需要就安全問題進行溝通培訓，而為了防止同類悲劇重復發生，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通過企業或行業工會的形式對工人進行培訓，這是壹個在現行體制下可行且容易操作的解決方案。

“狼性文化”中筋疲力盡的社畜

隨著中國經濟從傳統的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新興的數字經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隨之而來的是，其從業者面臨的職業健康與安全威脅形態的改變。“過勞”便是今年經常被提及的詞匯，因為因過度疲勞所引發的身心健康問題在中國已經屢見不鮮。

19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制造業蓬勃發展，供不應求的出口訂單讓工廠工人不得不超時加班滿足需求，導致疲憊和身體重復性勞損，自然也就更容易發生工傷事故。近年來的加班問題則集中在了快速增長的服務業和科技行業中，也就是“996文化”。這種由科技巨頭倡導的犧牲文化給從業者帶來巨大的壓力。

2020年年底，西貝餐飲創始人、董事長賈國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715工作制”等內容，稱員工應該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小時。這番言論讓許多國民感到憤怒，壹位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回應指，賈國龍這樣的老板試圖“利用法律漏洞壓迫弱者”；還有人哀嘆“貪婪資本家”的回歸。

國內職場如今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工作疲勞問題。招聘網站智聯招聘2018年的壹項調查顯示，中國約85%的白領不得不超時工作，逾45%的白領表示每周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而法律規定每月的加班時間不超過36小時。工人為工作付出的健康成本越來越大，在中國，每年有約54萬人心臟性猝死，專家認為其中壹個主要因素是當下年輕人工作壓力較大。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加，年輕勞工死於心臟病的頻率也越來越高。

中國有關“過勞死”的統計數據很少，而且通常不完整，但近年來有壹些估算數據表明，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約60萬人。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術研究論文提及，因過度工作而死亡的醫生人數顯著增加，尤其以心臟病發作和腦出血為多。

盡管民間的批評聲壹波接壹波，但廣大勞工在現實中仍然疲憊不堪，不可避免地要長期過勞工作。2021年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李國華罕有地點名批評“996”工作文化，他指出當前我國996問題出於“企業失控、監管失序、工會失靈”的狀態，呼籲重視對“996”、大小周問題的監管。李國華發言之後，“對996工作制進行監管”馬上成為網絡熱門話題，沖上微博熱搜榜首。

令人震驚的事件還在不斷發生，讓全社會再次將目光聚焦在致命的過勞問題。2020年12月29日，賈國龍微博中“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即每周7天，每天工作15小時，白天加晚上，夜裏還總開會）”的說法言猶在耳，同日淩晨1點半左右，在中國電商巨頭拼多多工作的壹名張姓女員工，在與同事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腹痛暈倒，被緊急送往附近的醫院搶救，6小時後不治身亡，年僅22歲。——國內科技行業競爭激烈，勞工過度承受的壓力最終會轉化為對生命的威脅。

壹些人發起了“996.ICU”運動，這個名字內既包含臭名昭著的“996文化”，也包含“重癥監護室”的英文縮寫ICU——過度勞累的程序員生病後會住進ICU搶救，已經成為業內共識。該運動呼籲發起“996公司黑名單”，號召大家提交證據，列出那些強迫加班或有虐待性工作文化的公司；此外，還建議將“反996許可證”兼容進各個開源項目的授權協議，違反勞動法的公司將不得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

這場運動吸引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註，然而它對科技公司加班文化的改變仍然有限，高層們似乎對員工過勞工作的健康擔憂不屑壹顧。就在這些公司因“996.ICU”運動而備受批評之際，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在壹次內部交流中稱，“今天中國BAT（百度、阿裏、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我請問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妳怎麼能夠實現妳想要的成功？”

雖然拿著相對體面的薪金，但是中國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卻並沒有獲得體面的生活，並不得不在過勞的陰影下提心吊膽，不定期的裁員也令他們難以有長期而穩定的生活計劃。雖然那些“創業神話”早已被赤裸裸的現實戳破，但他們往往仍要在“狼性文化”的公司裏面忍氣吞聲。當然，資本並非剝奪中國工人正常休息權利的唯壹驅動，中共的“勞模文化”同樣“有毒”。

中國工人十年集體行動啟示（第九章）：只談犧牲不談保障的社會主義“勞模精神”
2023年02月10日

編按：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自2011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建立以來，通過案例收集、訪談、整合分析，總結出的近十年的中國工人權利現狀報告。包括工人權利的應有保障、工人權利侵害的發生和侵害發生後的救濟，各相關方尤其是官方工會就保障工人權利的履職問題。基於此我們嘗試探討在中國現有制度下，工人權利保障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本報告共分三個部分共十壹章：第壹部分為勞工權益和工人集體行動，簡述中國勞工權利被侵犯的現狀和工人的抗爭案例；第二部分為“效益第壹”下避無可避的工傷事故，將集中闡述中國數個行業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第三部分為叫醒“躺平”的中國工會，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員工會和沃爾瑪在中國建立工會兩個事件為主軸，探討中國工會的結構性問題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報告的第九章，我們將每周更新壹個章節，並公布pdf版本開放讀者下載。英文版鏈接在此。

50年代伊始，“勞動光榮”的概念盛行，為了國家進步、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事業而犧牲自己的“勞動模範”被奉為典型。即使是幼兒園的小朋友，也被教導要在群體中無私奉獻、辛勤工作。也有歌謠將中國工人比喻作不知疲倦、合作無間的蜜蜂：

“嗡嗡嗡 嗡嗡嗡
大家壹起去做工
來匆匆 去匆匆
做工趣味濃
天暖花好不做工
將來哪裏好過冬
嗡嗡嗡 嗡嗡嗡
別學懶惰蟲。”

勞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6年6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省安陽市革命區召開的首屆勞模大會， 會議表示“勞模英雄二百五十人……要積極領導群眾快收、快打、快藏”。除了農業生產工作以外，這些勞模還是“領導群眾翻身的積極分子”，即要改造群眾思想、讓他們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去。中共向廣大群眾大力宣傳勞模，無外乎兩點考慮：勞模們在生產力上是群眾的榜樣，是勤勞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宣傳勞模能讓大眾將社會主義事業視為責任、將為黨積極奮鬥視為義務。

時至今日，盡管中國已經發展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經濟體之壹，勞模卻並沒有變成櫥窗裏的文物，而是成了宣傳體系中為了“民族偉大復興”而無私奮鬥的勞動者形象。2020年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表示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努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創造新的時代輝煌。”

可是，在私有制為主導的現代經濟制度下，工人們本應按勞分配，那麼鼓吹無私奉獻到底還意味著什麼呢？為了國家不怕犧牲、堅持奮鬥的精神，其實從來就包含著對超長工時的“贊頌”。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無論是過勞還是高危作業，壹切的勞動都被視為對黨和國家英雄般的貢獻，而勞動帶來的虛假榮耀遮蔽了真實的勞工問題。

2019年2月農歷春節前夕，習近平視察北京冬奧會的籌備工作時，在壹家小餐館停下來與快遞員進行了交談：

“習近平與他們握手，詢問他們工作和生活情況，祝他們春節快樂。習近平指出，‘快遞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貪黑、風雨無阻，越是節假日越忙碌，像勤勞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勞動者，為大家生活帶來了便利。”

習近平的話表明，即使面前是壹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共產黨對於勞動的態度卻仍然是老調調，也就是：不論工作條件如何，努力工作都會為工人自身及其社會角色帶來尊嚴，同時助於社會的團結和繁榮。當這種宣傳論調反復出現在中國官媒上，工人們的個人努力往往被意識形態所輕易占據和收編。

傑瑞米柯賓

2021年2月，快遞員劉闊的故事登上了全總主辦的《工人日報》，從事順豐速遞工作的他曾榮獲“順豐北京勞動模範” 和“全國優秀農民工”榮譽稱號。文章中，劉闊多次被稱為“小蜜蜂”，他被贊揚有“高度的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文章完全照著自我犧牲的宣傳敘事進行，更以劉闊的壹番“豪言壯語”作為結尾：“只要力所能及為他人、為社會、為國家奉獻，也同樣會被接受、被認可、被尊重。我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將壹件件包裹安全無誤送達客戶手中，將‘小蜜蜂’的幸福和快樂繼續傳遞下去。” 說出這番話時，他已經輪班工作超過12小時。

圖片來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勞模”、“小蜜蜂”不僅是中共歷史遺留詞語，這些詞匯長期侵占著中國工人真正的話語權，將工人們強行嵌套進犧牲敘事當中。而那些以“996”為代表的的剝削性加班文化，往往也借鑒了此類官方話語——這種文化長期在國家層面得到默許。

在構建這套犧牲敘事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官方工會的角色。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地方分會作為代表中國勞動者權益的組織，在勞模的推薦和評選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正正揭示了工會自身工作的本末倒置：在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先行，地方工會工人權益保護工作為經濟利益讓路的基調下，工會工作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就像工會花大力氣宣傳勞模、鼓吹自我犧牲的價值觀，這些與爭取工人權益實則毫無關聯。

其實如果真的想讓勞模的評選更有建設性，那就不如切實讓工人們在工作場所加入工會，進而評選對工業安全、工友福利及“共同富裕”做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為勞模。那些人才是真的是基層選出來有實幹有代表性的真勞模。而勞模壹旦背離工人權益至上的原則，壹味強調個人犧牲，那他們便淪為了替企業說話的工具，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對工人權益的保護都無從談起。

新冠疫情下工人權益從何談起？

2020年初，新冠肺炎從武漢蔓延至全國，領導層積極鼓勵醫療、建築、社區服務等多個行業本著不懈奮鬥的民族精神，加班加點。犧牲變成了國民情緒，工人應有的合法權利則逐漸消失。

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後，於2020年1月23日開始實施全城封鎖隔離。在壹線承受巨大抗疫壓力的不僅僅是醫護人員，為了控制疫情並保證市內基本服務可以如常進行，壹切現有的社會支援都被調動起來。

武漢火神山醫院以驚人的速度落成，國內外贊好聲壹片，而建築工人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威脅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習近平在1月20日宣布“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壹位”，兩周後，7000名工人就24小時不間斷地施工了9天，只為方艙能在2月4日之前投入使用。工程初期，由於工人相對緊缺，還沒有輪班制度，工人們只能馬不停蹄地投入高強度作業。壹名工人告訴《冰點》周刊，他上午8點到達施工現場，已經連續作業了10小時，中間只是吃午飯休息了壹會兒。隨著更多工人到達現場，建築工人們開始每班12個小時兩班倒地進行工作，而管理人員的工作時間則更長。

圖片來源：Pan Jiaohao  / Shutterstock.com

火神山的建築工人中間，絕大多數都是因1月23日封城政策而滯留武漢、無法回家過年的農民工。部分工人表示，建新醫院讓他們賺到了更多錢，也讓他們留在這座城市為抗擊新冠肺炎做出了貢獻。有來自河南的包工頭告訴《財新》，這次春節期間打工，讓他賺到了比平時多壹倍的工資——其實熟悉勞工問題的人其實可以看出，明顯施工方已經違法了，因為《勞動法》規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

而官方媒體的報道中，凸顯工人無私奉獻的英雄主義故事比比皆是。“電網頭條”的壹篇報道就介紹了在國家電網武漢供電公司工作的“勞動模範”王波：“他和260多名施工人員日夜奮戰，僅用5天5夜就架通了火神山醫院的電力生命線。”此外，壹線醫務工作者被稱為“白衣戰士”，為了表彰他們身上無私奉獻的精神，湖北省政府在同年4月授予了其中24人勞動模範及先進工作者稱號，贊揚他們“不計較時間，不計較金錢，不計較壹時得失”。

與此同時，火神山的實地工作條件也十分惡劣。除了工時長、工資低，工人更面臨著爆發安全事故和感染肺炎的風險。就在火神山醫院收治患者的前夜，十幾名中建三局的工人還在處理壹處溝渠漏水。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他們只戴著薄薄的普通口罩，防護作用微乎其微。截至2月初，火神山建築工人中出現至少壹例確診個案，而在武漢的醫院早已人滿為患的當時，工人們很難獲得治療，此類病例也極少有機會被報道。

火神山醫院的簡稱被《環球時報》被稱為“火神山奇跡”，壹種官媒也紛紛贊揚這是中國速度、中國效率的偉大勝利，不過本文提到的勞動權益受侵犯問題，同樣出現在火神山醫院。2020年2月17日，也就是醫院竣工兩周後，被拖欠日結工資的火神山建築工人向媒體求助，該事件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也有收錄。3月19日，377名火神山、雷神山方艙的建築工人舉行抗議，他們完工後相繼撤離工地，可是在武漢當地集中隔離滿14天後，他們既未接到可以返鄉的通知，也不能離開隔離點，被困在中建三局安排的壹個安置點內。壹名工人這樣寫道:

“我們是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已經在壹個多月前完成了工作。壹個多月前，我們在雷神山工作，每天都面臨著生命危險，起早貪黑，甚至冒著大雨不停地做，還壹直暴露在病毒中，十分危險。最近，我們在中建三工白金大廈被隔離了壹個多月，還有人已經被隔離了6個星期。我們身體還好，也通過了血液檢查，但還是不能走，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又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每天有7、80個保安在看著我們。”

其實疫情中看守著被隔離人士的保安，待遇也好不到哪裏去。就在雷神山建築工人絕望發聲的同壹天，湖北大學知行學院隔離點的臨時安保人員也因勞務費用問題與工作人員發生糾紛。安保人員表示官方政策規定的補貼是每天1000元，但公司每天支付給他們的只有250元。壹名保安在社交平臺發帖抗議：“他們親口承認說國家標準給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潔1200元/天，中間這部分去哪裏了？”

國家緊急狀態對基層工人實際上意味著更大的風險。由於工作量更大人手又十分有限，武漢的環衛工人需要極其努力地保證城市街道清潔。疫情下，他們除了日常的清潔工作外，還需清理廢棄口罩回收桶、每天消毒轉運臺三次，並對公共道路進行消毒清洗。隨著疫情加重，社會對清潔工作的要求日趨嚴格，環衛工作的風險也越來越高，但環衛工人仍然請不起假，“因為如果不工作，壹天要扣150塊，而她壹天的工資也就70塊”。

與此同時，媒體繼續報道著“凡人英雄”的故事。2020年4月16日，武漢剛剛結束封城壹個星期，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快遞小哥”李順的故事，他在疫情高峰期時運送物資，壹天的快遞送下來，要跑100多公裏路。電視節目誇張地呈現了李順的奉獻精神，指他連續工作80天，沒有壹天休息，為了不影響家人和有孕在身的妻子，李順就壹直住在快遞站裏。他表示：“疫情之中，大家更需要我。”

這種把工作頌揚成奉獻的空泛論調無法讓勞動者的付出獲得認可，相反的只會變相令社會貶低勞動者的價值、放任對勞動者的剝削。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天災人禍，對勞動者的重視與保護幾乎從來都可望而不可及。

保障生產安全為何只剩行政手段？

《中國勞工通訊》始終主張：只有工人和工會壹起參與監督工作場所衛生和安全標準，中國的生產安全狀況才會得到改善。這也是“安全第壹”能夠優先於政治需要和經濟私利，真正被作為頭等大事對待的唯壹方法。

中國多部法律都清楚規定了工會在安全生產上的責任，重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1992年的《中國工會章程》（2001年修訂）、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產法》（2021年修訂）、2002年頒布的《職業病防治法》（2011年修訂）和2004年的《工傷保險條例》（2010年修訂）。這些法律構建了相對完善的體系，從理論上創建出壹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然而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在提升生產安全、減少生產事故、降低傷亡人數上，立法和行政手段不斷大做無用文章，似乎在理論上完整了法律法規，真實的事故也能隨即消失——這不啻於壹種掩耳盜鈴。

很明顯，隨著經濟發展，私營企業在政治經濟上發揮的作用日趨強大，這些立法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也越發突出。現實中，雇主們往往能夠無所顧忌地藐視安全法規，對此政府官員通常也睜壹只眼閉壹只眼——他們更關心的是當地經濟增長、個人仕途晉升，當然還有那些火中取栗的貪腐問題。

行政手段無法有效遏制安全事故最典型的例證，就是2015年發生的天津港“8·12”危險品倉庫的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發生後，中央的第壹反應是自上而下發布壹刀切命令，要求城鎮人口密集區的化工企業搬遷改造或關停，事故後各省上報需要搬遷改造的化工企業多達壹千多個。長遠來看，天津爆炸事故發生後政府公布的行政措施，遠不足以解決中國化工品制造和儲存場所中存在的安全問題。自天津爆炸至2020年12月，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收集到約2900起在工作場所發生的生產事故，其中至少有309起為爆炸（平均壹星期多於壹起），92起發生在化工廠，10起發生在化工品儲存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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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來看，中國采取了壹套重事後管理、輕事前預防的思路。當以應急管理部為代表的相關政府部門發現了違反安全規定的行為後，常見的處理措施是對涉事企業處以罰款，並下達整改命令。至於整改過程，則由企業自行處理。往往企業運作會壹切照舊，生產流程也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改變。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許多企業才剛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指出違反相關規定，轉頭就發生安全事故，實際上例行安全檢查並沒有讓企業落實任何實際整改措施。例如2018年11月，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司發生壹場爆炸及火災事故，導致22人死亡。該工廠於2013年和2014年分別遭遇過壹起小型事故，2015年政府的安全檢查也已披露該工廠的化學品儲存倉存在的諸多問題。

我們認為，只有壹個真正代表工人，在監督企業違規問題中扮演角色的工會，才有可能創建出壹個可持續的、常態化的安全管理機制。而中國工會只要負擔起其應有的角色，就能夠實現中共長期以來對勞動者的承諾。由此，我們引向了本報告的第三部分：工會在中國的角色。

中國工人十年集體行動啟示（第十章）：躺平的全總對中共的“政治綁架”——從天津港爆炸談起
2023年02月17日

第三部分 喚醒“躺平”的中國工會

2022年，中華全國工會會員近3億會員、全國有280多萬個基層工會組織。但是全總的數字遊戲往往和事實相差甚遠，從中國勞工通訊過往處理的欠薪、工傷個案來看，涉事工人極少人是工會會員，而在電話訪談中，能夠實踐習近平所說“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的工會也少之又少。

中共深知工人階級對其政權的重要性，習近平曾經苦口婆心的工會改革，卻仍然在全總系統性的僵化官僚體系中，淪為了對黨表忠心的作秀和大躍進式的數字報告。就好像近年來在各地工會都在大搞八大群體入會，成千上萬的入會人數往往非常唬人，但是工會的工作也就僅止於此。在工人最關註的集體協商和維權個案上幾乎沒有寸進，更不要提解決當下嚴重的勞資問題，曾經喊得震天響的“去四化、增三性”也淪為口號，更遑論協助工人階層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傑瑞米柯賓

前述章節我們已經提到，在工作安全保障、工人維權等明確屬於工會的法定職責問題上，工會經常處於缺位的狀態。而在第三部分我們將詳述兩個具體案例：天津港爆炸中長達20年的工會缺位問題和常德市沃爾瑪基層工會抗爭中，全總如何和沃爾瑪達成雙贏卻最終令工人淪為輸家的荒誕鬧劇。期望從這些具體案例展示出工會體系中潛藏的系統性問題。

第十章 天津港大爆炸中消失的工會

2015年8月12日23時30分，天津港發生劇烈爆炸事故。事故造成165人遇難（其中參與救援處置的公安消防人員110人，事故企業、周邊企業員工和周邊居民55人）、8人失蹤（其中天津港消防人員5人，周邊企業員工、天津港消防人員家屬3人），798人受傷（傷情重及較重的傷員58人、輕傷員740人）。

2015年8月13日下午5點，天津港爆炸事故17個小時後，央廣網記者寫道：

最新消息：已有12名消防員犧牲，仍有消防員失聯。

按照爆炸引起的地震強度推算，此次爆炸殺傷半徑達153米，嚴重損害波及半徑459米。此次爆炸的當量等於最強大的非核常規武器的當量的2倍，相當於50多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把那兒轟炸壹遍。

火場內，壹名消防員悲痛地告訴記者，事發時，第壹批進入火場的至少有19名消防員，“壹開始沒爆炸，他們都進去了，結果炸了。”“剛才擡出去幾個，都沒了。”

在小編寫下這篇文章時，還有數十名消防員生死未蔔，讓我們壹起期待他們平安歸來！

央廣網記者還寫道：“如果妳身邊有消防員親友，出發前，給他幾點建議吧！”第壹點建議便是：

現場偵查應細致全面。首先指揮員應對火情進行評估，調查起火原因、現場有多少易燃易爆物品、是否有二次災害可能等，不能在未全面偵查之前就盲目投入滅火戰鬥。其次，對火災區域內的建築分布和建築結構特點進行分析研究，不能在消防員進入後還對火場的內部結構和通道等基本情況心中茫然。

可以想見，這幾位官媒記者從爆炸現場和醫院回來，查閱過大量有關消防的背景資料後，對消防員的處境要有多麼絕望，才會發出如此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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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英雄需要工會

現實是，至2015年8月12日23時30分，天津港爆炸事故發生時，在火災災害多發的中國仍然沒有消防員工會。換句話說，如果有消防員工會，記者當然會采訪工會，工會當然會表達消防員權益保障和生命安全保障的需求和缺失，而無需記者向自己的讀者發出如此無助幾近絕望的呼籲。

時任總理李克強視察天津港爆炸事故現場時曾被問及，最先趕到火場救火、遭遇突發猛烈爆炸而犧牲的消防員是否為“編外消防員”。他以堅定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英雄沒有編外”，承諾“犧牲的現役和非現役的消防人員履行同樣的職責，也應壹視同仁對待，讓他們得到同樣的撫恤和榮譽”。李克強這番話難免給人壹個錯覺，好像救援中犧牲和失蹤的115名有編制和無編制的消防員，只需令死後的待遇壹視同仁便行了。那麼中國其他的那些仍然沖在第壹線的“編外”消防員們呢？

問題的核心是，如果消防員真的存在編內、編外（現役、非現役）等身份差別，不但兩種身份消防員的收入和待遇有可能不公，更有可能存在編外消防員由於培訓不足，以至於在險象環生的救援現場隨時可能將自己和隊友（包括編內隊友）陷於險境而不自知的問題。

總理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竟以偷換概念回避如此嚴肅的核心問題，各地各級行政官員遇事耍滑頭避重就輕、推卸責任，也便不足為奇。這也提醒我們，在中國這樣壹個廣袤的國家，事無巨細全都指望領導和政府行政權力，既不可靠也不現實。

消防員作為壹份危險性極高的職業，需要最好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心理素質訓練，需要高質量的防護用具和設備，從而最大程度的確保自己和隊友在執行救援任務時的生命安全。同時，消防員與其他職業從業者壹樣，需要合理的工資待遇，以保障自己和家人有尊嚴的生活。但是，包括在爆炸事故中遇難的99名消防員在內的天津港壹線消防員，名義上隸屬交通部公安局下屬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但卻與天津港集團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天津港集團公司發工資。這些肩負最危險滅火救援、搶險救災戰鬥任務的“合同制隊員”（非現役無編制），他們的工資待遇和職業穩定性，相較於職業危險性相對較低的“防火監督檢查和隊伍管理”崗位（現役有編制），要低得多。以至於，這些“基本來自農村，年輕，思想單純、社會經驗少”的壹線消防隊員，大部分“抱著出來玩玩、在城市開開眼界、兩三年再另謀職業的想法。”。

天津港爆炸事故四天後，壹位曾在三線城市消防特勤隊擔任過指揮員的消防員寫道：

戰友受到了這麼大的傷亡，都從事著這個崗位，也不知道會不會有壹天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朋友圈裏也到處彌漫著傷感的氣氛。網上有著各種各樣的言論，有最美逆行的煽情，有滅火決策的質疑，有為消防官兵喊冤，有罵決策領導的。作為壹名曾經的壹線指揮員，自認為不是專家，只談自己的感受，只有壹個詞，悲傷。

造成現在這樣的結果，原因不止壹個，不只消防，包括安檢、規劃、政府監管等等等等都存在問題。……起火——消防員進入現場——爆炸。……事實上已經過了4天了，裏面具體的危化品種類仍未公開。

……

我們其實和好多普通人壹樣，並沒有專業多少，也並沒有鋼鐵之軀，我們也有父母，也有妻兒，比普通人多的，只是身上的這身警服，頭上的這枚警徽，和心中的那份責任。遇到危難，我們怕不怕？也怕！可是上不上？還是要上！我們不上，誰上？作為壹名消防員，我為上面提到的壹系列問題而煩惱，也常常和戰友們互相抱怨，羨慕發達國家的消防員，羨慕他們的專業，羨慕他們的先進裝備。可抱怨歸抱怨，危難來臨時，我和我的戰友依然會戰鬥在前線，我們為自己是壹名消防員而自豪，為自己所擔負的責任而驕傲。

新聞的熱度會慢慢過去，犧牲的戰友也會漸漸被人們遺忘，……我自知自己改變不了什麼，只是希望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希望我們的消防體系越來越科學，希望我的戰友們永遠不要成為那個“英雄”。

假如，假如中國有消防員工會，假如天津港的消防員們都加入了工會；再假如，假如工會能夠代表消防員有所作為，天津港的消防員們，不但工資待遇會更合理、職業會更穩定，而且，也可以受到更高水準的專業培訓。假如，假如上述假如成立，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犧牲和失蹤的115名有編制和無編制的消防員，便無需成為“英雄”，他們家庭的命運，便會是另壹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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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之下工會20年的無所作為

據《北京青年報》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後發出的壹篇報道透露，濱海新區涉及危化品的企業超過1800家。報道說，早在20年前，也就是濱海新區早期規劃階段，時任天津市規劃局濱海處籌備組成員胡源便發表過壹篇題為《現階段濱海新區規劃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的文章，呼籲就“遠近期規劃目標之間、總體規劃與分區規劃之間、各部門規劃之間存在的矛盾，發表個人的看法”。《北京青年報》這篇報道還提到，爆炸事故發生前6個月，濱海新區安監局工作人員曾發出警告，說新區共有危險化學品企業1828家，安全隱患多，危險源源點多，壹個螺絲沒擰好、壹處工藝不完善就可能引發事故。而涉事瑞海公司壹名危險品倉庫裝卸工在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訪時，不但承認他本人沒有危險品裝卸從業資格證，更對采訪他的央廣記者說：“這個崗位找的工人哪壹個有證的？”。

現實如此不堪，令人窒息。而濱海新區總工會、天津市總工會乃至中華全國總工會，本有足足20年的時間在天津港內企業中能夠有所作為。

壹方面，就算是在行政主導壹切的制度之下，完全依靠政府壹手操辦制定法律法規、確定工資待遇、安排職業健康和安全培訓，既不可能也不現實。另壹方面，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安全生產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了工會代表職工確保合理工資待遇，以及職業健康和勞動安全的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 第二十四條，工會依照國家規定對新建、擴建企業和技術改造工程中的勞動條件和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進行監督。對工會提出的意見，企業或者主管部門應當認真處理，並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工會。
• 第二十五條，工會發現企業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現明顯重大事故隱患和職業危害，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企業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工會有權向企業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企業必須及時作出處理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

• 第七條，工會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
• 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制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
• 第六十條，工會有權對建設項目的安全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進行監督，提出意見。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從業人員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從業人員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工會有權依法參加事故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理意見，並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也就是說，各行各業工作場所，既要有工會，工會也必須依法對安全生產進行有效監督。制度設計清清楚楚，從未有過灰色地帶。天津港爆炸事故發生前20年間，各級工會那怕沒有任何創新能力，只要踏踏實實依據《工會法》第24、第25條、《安全生產法》第7條、第60條規定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天津港爆炸事故便有可能不會發生。

假如，如果還可以假如的話，假如天津市總工會、濱海新區總工會在天津港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瑞海公司）建立了工會，假如工會定期對生產壹線工會會員進行了安全生產群防群治培訓。那麼，瑞海公司的壹線工會會員便不但有願望，而且有能力，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民主監督。如果上述假如真的存在的話，工會和工會會員便能依據《工會法》第24條的規定，阻止瑞海公司“嚴重違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和濱海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未批先建、邊建邊經營危險貨物堆場”。瑞海公司“無證違法經營”、“未按要求進行重大危險源登記備案”、“安全生產教育培訓嚴重缺失”、“未按規定制定應急預案並組織演練”等問題就能在第壹時間被揭露出來。壹線裝卸現場的工會會員不但不會“違規開展拆箱、搬運、裝卸等作業”，更可以依據《工會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拒絕在“違規存放硝酸銨”、“嚴重超負荷經營、超量存儲”、“違規混存、超高堆碼危險貨物”等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下繼續工作！企業工會或上級工會也能夠依據《工會法》同壹條款，向企業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

現實中，上述假如從未發生。

傑瑞米柯賓

忙於不務正業的工會

其實，天津港所在地濱海新區總工會在安全生產上並非完全無所作為。自2012年起，區總工會和區安監局每年都會聯合舉辦旨在“送文化送安全”的文藝演出活動。就在爆炸事故六周前，2015年6月24日，名為“中國夢勞動美”的文藝演出還為近千名壹線建設者“送去了水杯、安全知識撲克牌等慰問品”，“歌舞、相聲、魔術、器樂，新區的職工藝術家們表演的節目壹個比壹個精彩，現場掌聲、歡呼聲交織成歡樂的海洋”，“節目中穿插的安全知識問答更是得到觀眾的積極響應，在帶上歡樂的同時，也普及了安全生產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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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壹提的是，爆炸事故發生後，這項活動的聯合舉辦單位濱海新區安監局以及參與單位區質量技術監督局的主要領導幹部，在事故處理中或被判刑或被撤職，幾乎全軍覆沒。濱海區總工會則毫發無損，無人被問責追責。

爆炸事故第三天，濱海新區總工會也開始有所行動，進入到安置點和醫院分發空氣凈化器，並在工會網頁上貼出《災後公眾心理自助手冊》，為受影響社區居民提供“災後心理咨詢”等。

爆炸事故壹年後，2016年5月29日，區總工會和區安監局也照常聯合舉辦了“中國夢勞動美”演出活動，歌舞表演、器樂演奏、相聲小段等精彩表演照樣“引發現場陣陣歡呼”，穿插的安全知識有獎搶答也照樣“掀起壹輪輪的高潮”。

爆炸事故五個月後，2016年1月27日，濱海新區總工會召開了壹屆十二次全委（擴大）會議。濱海新區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韓遠達在會上講話，不但沒有指出工會在安全生產履責中存在不足，反而“對新區工會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韓遠達部長在講話中，要求新區各級工會2016年著力做好四個方面工作，卻只字未提工會應該依據《安全生產法》履行好工作場所安全生產監督職責。會上，區總工會副主席李兆華做工作報告，對工會依法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也是只字未提。

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推進安全生產領域改革發展的意見》，要求“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作用，依法維護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加強安全生產公益宣傳和輿論監督”。四年後，2020年12月28日，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印發《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成員單位安全生產工作任務分工》，其中要求全國總工會“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指導地方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動員廣大職工開展群眾性安全生產監督和隱患排查，參與落實職工崗位安全責任，推進群防群治”。

時至今日，天津港爆炸事故已逐漸被更多事故所掩蓋，《意見》、《任務分工》這類補丁式的政策意見也被更新的政策所覆蓋。翻看七年間濱海新區總工會網站，工會安全生產的工作內容並不少。但卻找不到任何針對提升區內企業工會和工會會員在工作場所安全生產監督能力，組織壹線工會會員“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從而實現“廣大職工開展群眾性安全生產監督和隱患排查，參與落實職工崗位安全責任，推進群防群治”的工作內容；也看不到濱海新區總工會在天津港重點管控化學品生產儲存企業及港口貨場發展壹線工人加入工會，並對工會會員進行安全生產監督培訓的工作內容。工會也沒有設立方便企業工會和會員對安全生產隱患進行舉報的熱線電話和微信群。

2020年8月8日，就在天津港爆炸事故5周年之際，國務院安委辦到天津港開展重點管控化學品生產儲存企業及港口貨場明查暗訪，發現天津港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存在的重大事故隱患。

2015年8月12日到2020年8月8日，5年間，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做什麼呢？天津市總工會在做什麼呢？天津市濱海新區總工會又在做什麼呢？5年前，天津港爆炸事故中遇難和失蹤的163個鮮活的生命，為什麼還沒喚醒中華全國總工會、天津市總工會和濱海新區總工會三級工會的領導人呢？為什麼重大事故隱患，還得要等國務院安委辦明察暗訪才能發現呢？

天津港爆炸事故六年後，2021年10月28日，天津市消防救援總隊終於成立了工會，並召開第壹次代表大會。而就在工會成立前壹個月，2021年9月28-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消防法執法檢查組在天津進行執法檢查。天津市常務副市長馬順清在情況匯報會上透露，天津國家消防救援專職人員4907人，其中政府專職消防員2239人，不到50%。全市已執勤的127個消防站中，仍有38個未納入編制。

形式上建立工會是壹回事，工會是否有意願、有能力依法有所作為，則是另壹回事。天津市消防救援總隊任重道遠。

全國總工會對中共的政治綁架

至此，有必要回顧壹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歷史沿革。

1950年頒布的首部《工會法》，開篇第壹句是：為了明確規定工會組織在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下的法律地位與職責，使全國工人階級更好地組織起來，發揮其在新民主主義建設中應有的作用，特頒布工會法。

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管理層無權決定職工工資。職工工資和福利待遇標準由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統壹制定，企業管理層只是執行政府制定的統壹標準。企業管理方與工人之間的關系，僅限於與崗位分配、工作指標、請假安排等方面，並不存在與分配相關的直接利益關系。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只需各自針對特定人群——工人、婦女、青年——開展工作，工作內容包括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勞動競賽、爭當勞動模範等等，目的是為國家工業建設做貢獻。

70年代末開啟改革開放，結束了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開始引入市場經濟。隨著企業內部分配逐漸引入獎金、拉開工資差距等做法，企業管理者手中的權力，尤其是與職工收入直接相關的工資和獎金的決定權，逐漸擴大。與此同時，計劃經濟下確立的工會體制卻延續下來，沒有發生絲毫改變。1978年3月五屆人大期間，全國總工會舉行座談會，大慶油田工會主任在會上發言說：“我們大慶人只有壹個心眼，就是革命加拼命，躍進再躍進，為高速度發展我國石油工業、創建十來個大慶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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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誕生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6月4日鎮壓後，“工自聯”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其成員遭到通緝、逮捕、判刑。此後，全總便刻意將工會自覺接受黨的領導，與工會接受企業管理方（雇主）的控制等同起來。將工會在企業內代表工人與管理方通過平等協商談判爭取工人權益最大化，等同於工會鬧獨立脫離黨的領導。並危言聳聽，稱鼓吹工人權利就是“敵對勢力”分裂中國工人階級的陰謀，是要在中國發動導致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滅亡的“波蘭團結工會”。

此後30年間，全國總工會持續不斷的將中國工會政治化。致使在企業勞資關系中，工會代表工人爭取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本身份，逐漸弱化以至消失。在企業經營管理引入市場因素的整個過程中，包括發展鄉鎮企業、擴大企業管理權、廠長經理負責制、全員合同制、引進外商合資經營、允許外商獨資經營、國企改制（股份制和下崗潮）等，每當企業勞資關系面臨重大調整，需要工會有所作為的時候，工會都毫無例外缺席。久而久之，中國工會與中國工人權益和勞資關系漸行漸遠。在工會工作人員工作中，在各級黨和政府部門眼裏，在工人心目中，工會不再與改善勞資關系、保障工人權益相關。

30年來，中國工人不但沒有分享到經濟改革開放的成果，工人的權利狀況反到每況愈下。即使在新科技和互聯網帶起的新興行業中，中國工人從壹開始便被困在996用工和算法裏受盡剝削，至今仍然無解。這些都是全國總工會將工會政治化，在代表工人爭取經濟利益上“躺平”不作為的直接後果。

歷經30年，全總將工會政治化的同時，還將中國工人階級說成是產生“敵對勢力”的政治溫床，或者被“敵對勢力”利用的政治工具，並據此竭盡誇張的描繪著中國發生“團結工會”引發共產黨垮臺的畫面。中共領導人內心政治恐懼被具象化，總工會的高層領導人們則完成了對中共執政核心的政治綁架。

傑瑞米柯賓

其結果，中共領導層明知如果總工會有所作為的話，絕大部分工人權利遭受的侵害是可以避免的，中國企業勞資關系是可以走向和諧的，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穩固的，但卻任由總工會不作為卻無可奈何。就算強勢如習近平，也只能親自主持會議啟動工會改革，並且每年定期不定期發表幾次講話，不斷重申“哪裏職工的合法權益遭受侵害那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壹個有趣的閉環就此形成：中共領導人不斷就工人權益保障和工會工作發表講話——全國總工會照著講話不斷搞花枝招展的活動——活動上喊最響亮的口號、裝最忙碌的樣子——領導人繼續發表講話——工會繼續搞活動、喊口號、忙忙碌碌——領導人繼續發表講話……。閉環之外則是另壹重平行宇宙：各地各行業勞資沖突此起彼伏，工人權利遭受侵害的惡劣程度，不斷刷新和沖擊著全社會的情感和視覺承受底線。

編造“敵對勢力”所形成的政治恐懼和政治綁架效應，讓總工會領導人在僵化的官僚體系和無所作為中獲得了壹夕安寢。而工會可以繼續喊口號、說套話、走過場，無需擔心耽誤了大事而被追責問責。

現實中，建築工人頂著寒風烈日累死累活卻拿不到工資；井下礦工早晨下井不知晚上能否活著上來；工傷職工和工亡職工家屬得不到依法應得的合理賠償；外賣騎手不知道自己跟誰形成勞動關系壹旦出事被踢皮球；那些當年被迫下崗，如今生計仍無著落的原國企職工；國（省）聘和縣聘教師同工不同酬；以及鄭州富士康工人在疫情中大規模抗爭等等等等。如果說，今日中國工人的日子比十年前更加難過，並因此與中共日益離心離德，對中共越來越不信任，甚至萌生出憤怒並正在發酵為仇恨的話，絕非危言聳聽。而達至這壹結果的最大“功臣”，正是只喊口號、說套話、走過場、做表面文章、裝樣子、應付差事的全國總工會，及其領導下的各級總工會組織。

換句話說，喊了三十多年狼來了，“敵對勢力”不過只是全國總工會領導人“躺平”不作為又不想被追責問責的借口罷了。中共十大上，周恩來在報告中曾把林彪描繪成“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兩面人。全國總工會的高層領導們，雖然也是語錄不離手、忠誠不離口，但還不至於背後下毒手。這些人對中共執政核心搞政治綁架，也絕非想奪權。他們僅僅是面對工人權利遭受侵害時，不知所措又不想被追究責任罷了。換言之，讓工會系統內上上下下都“裝出壹副忙忙碌碌的樣子”，只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高層們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無所作為不出事，戰戰兢兢活下去的生存策略。

現實中，面對工人權益遭受的侵害，就算基層工會和工會幹部們願意代表工人抵抗雇主侵權，上級工會也不會允許。只需隨機打開某個工會的網站，翻看壹下工會工作內容，無論是有關安全生產、職業健康還是勞動合同、工資保障，工會活動形式上花樣翻新，會議壹個接壹個，活動和會議上的口號壹個比壹個有創意。但具體有沒有哪些工人會從這些活動和會議中受益，則無人理會。以安全生產為例，工會只需舉辦相關的活動和會議並記錄在案，最好是有照片和視頻畫面。更重要的是，活動和會議中引用了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的最新講話，並把講話編成有創意的口號，口號還得朗朗上口容易喊出來。那怕活動和會議結束後第二天，便發生了嚴重安全生產責任事故，造成了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工會也不會因為沒有履行工作場所安全生產監督職責而被追究責任。

換言之，總工會各級領導和工會幹部，本應以“挑重擔子、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的奮鬥者姿態，進入各類工作場所。本應具體實在的代表工人利益與雇主就安全生產和工資待遇等進行協商談判，改善安全生產和工人權利狀況，逐步改善勞資關系，使幾億中國工人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但這類工作既費力又得罪人，有可能非但不會在“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裏留下印記”，搞不好反到招來政府領導、上級工會領導和前後左右同事們不滿。因此，與其費力不討好，不如把精力和時間用在活動和口號創新上。反正大家都是“裝出壹副忙忙碌碌的樣子”，就算被問責，也有壹大堆已經搞過的活動和開過的會議記錄在案，既有照片又有視頻，足以應付交差。

“躺平”的全總是共同富裕路上巨大阻礙

2018年10月，習近平高調與全總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要求“堅持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同時要求“哪裏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那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用工會履責的實際效果“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集體談話後，全總黨組書記、副主席李玉賦卻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總書記“突出強調要堅持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成就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運事業才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薪火相傳、永續發展。”

習近平講話提醒總工會領導層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難道是擔憂工會領導層有可能帶領工會與黨離心離德嗎？當然不是。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壹手強力反腐敗，壹手承諾“共同富裕”，壹雙翅膀少壹個都飛不起來。習近平本想通過親自推動總工會改革，寄望於工會既能在企業勞資關系中發揮化解矛盾和沖突的功能，避免改革開放40年所形成的勞資利益分配矛盾演變為政治動蕩；又能通過工會的協商談判功能逐步提高職工應得的利潤份額，從而使數億中國工人走向共同富裕。習近平原本的打算如果能夠實現的話，他本人和中共執政的基礎，毫無疑問能夠得到加強和鞏固。但全國總工會這些年來“躺平”不作為，卻必然使這壹政治願景化為泡影。

比如前面提到的這位李玉賦副主席，本應以“挑重擔子、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的奮鬥者姿態，將工會的主戰場定位於企業內，就安全生產和工資待遇等經濟利益，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從而在有效維護工人利益的同時鞏固中共執政基礎。但是，李副主席的定位卻與此南轅北轍。於是，短短幾年內，工會系統上上下下便形成了靠喊口號、說套話、走過場、做表面文章、裝樣子便可以應付差事，便可以活下去的生態。其結果是，每年都得由國務院出通知、發文件，打擊違法欠薪、消除安全生產隱患。得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出面，找各大平臺企業“約談”，從企業口袋裏掏錢。

如果各級工會能夠依法有所作為的話，國務院便無需幹出這種既損害企業長遠發展信心，也不會提升改善這些企業內工人待遇，更不可能讓億萬中國工人走向共同富裕的舉動。

中國各行業工人面對的最大不公平，也是最大訴求，是合理分享企業發展的經濟成果，是在資本面前能夠保持尊嚴，是面對濫權的資方時敢於說不。但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層卻為應付差事，做盡了可以做的表面文章，說盡了可以說的套話，走盡了可以走的過場，裝盡了可以裝的樣子，混盡了可以混的日子，避開了挑不動的重擔子，撇開了啃不動的硬骨頭。這些人高高在上，享受著各種高級別待遇，高談闊論卻無需動手。從小處說，全總高官們這些所作所為，傷害了工人群眾的民心，在工會系統內制造出壹種不負責任的政治生態；從大處說，則是誤國誤民，使國家發展錯失了共同富裕的歷史機遇。中共的領導人們，當有壹天不得不面對執政合法性遭遇嚴峻挑戰，甚至面對政黨消亡的時候，無需大驚小怪。因為，毀滅模式並非消亡之時才啟動，冰凍三尺，非因壹日之寒。

總工會領導層們之所以做出如此選擇，雖有“個人理想信念缺失、能力水平不足、責任意識退化等內在原因”，但也與問責機制不夠健全等外部因素不無關系。針對各級總工會，如果有壹套精準問責追責制度，讓那些只喊口號、走過場、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人“混不下去、無處藏身”，便能給為數不少的敢於擔當、願意有所作為的工會幹部們騰出位子來。

中國工人十年集體行動啟示（第十壹章）：沃爾瑪與中國工會的“魔鬼交易”
2023年02月24日

2014年3月4日，位於湖南省常德市的沃爾瑪2024號門店宣布關閉。沃爾瑪（中國）區域公共關系總監李呈舫接受媒體電話采訪時說：“常德店處於虧損已有較長時間，公司經過努力後，仍達不到預期，不得不放棄”。就員工安置，李呈舫對媒體表示，員工可以選擇公司在國內任何壹家門店的營運崗位繼續發展，也可選擇其他工作機會，並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安排合理的解決方案。亦即是，沃爾瑪（中國）決定關閉常德2024門店，屬經營虧損之下的經濟性裁員。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壹條規定，企業裁減人員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後，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但沃爾瑪僅提前兩個星期向全體140多名員工發出閉店通知。讓沃爾瑪沒想到的是，公司在中國各地以同樣手段關閉多家門店，員工雖有不滿，但都無奈接受了現實，但常德2024門店的多數員工卻提出，沃爾瑪在決定和實施關閉常德2024號門店的過程中涉嫌違法，要求依法給予被裁減員工雙倍補償。

門店工會挺身代表員工

2006年7月29日，沃爾瑪（中國）第壹家工會在福建晉江門店成立。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在答記者問時，誇贊“沃爾瑪職工具有很強的法律意識，他們懂得依法組織和參加工會，是我國法律賦予公民的壹項基本權利，他們要起而追求這種權利的實現”。郭穩才對記者說：“企業依法經營，工會依法維權，雙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軌道上求得統壹、實現平衡，建立起勞資兩利的關系”。

沃爾瑪常德門店工會主席、前收銀員黃興國，面對企業在閉店過程中的違法操作，決定“做壹回真正的工會主席”，糾正沃爾瑪違法犧牲員工利益的做法，實現“勞資兩利”。

在勞資關系中，工會的最重要作用並非人們通常以為的以“人多勢眾”逼迫資方讓步就範。恰恰相反，工會的最重要作用是運用組織程序，降低“人多勢眾”所伴隨的激情和憤怒情緒，在壹盤散沙的群體非理性中構建起有組織的群體理性。相對於無組織的群體激情，有組織的群體理性更能夠促成勞資平等協商談判，從而使雙方最大程度的達成壹致。在沃爾瑪常德2024門店閉店過程中，門店工會的上述作用發揮的淋漓盡致。

就在沃爾瑪貼出“停業公告”當天的3月4日，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依據勞動合同法，代表員工提出N+1X2雙倍補償方案，被管理方拒絕。黃興國繼續找公司溝通，希望沃爾瑪與工會就合理補償進行協商，仍然被拒。協商無果之下，門店工會於次日組織召開了全體員工大會。會上，首先成立了壹個九人小組，成員包括門店工會的七名工會委員和兩名比較積極敢言的工人。九人小組成員經討論壹致同意，勞方每次與資方進行談判，最少得有三名組員在場，跟資方達成的任何協議，得由三名以上組員簽名才有效。此外，九人小組還說服全體員工，所有集體行動都向地方政府公開透明。亦即是，員工針對沃爾瑪采取集體行動之前，要書面向市總工會和警方報備，並白紙黑字寫明沃爾瑪的違法事實，以及工人采取集體行動的理據。

常德市沃爾瑪員工的抗爭現場（網絡圖片）

門店工會尋求協商解決分歧的理性態度與資方的傲慢形成鮮明對照。管理方在收到員工大會不接受資方違法操作的決議後，不但仍拒絕協商談判，更於第二天安排外部人員進店強行搬運店內設備和剩余貨物。壹邊是員工抵制資方閉店過程中違法侵害工人權益，另壹邊是資方拒絕與工會協商解決分歧並強行搬運貨物，沖突局面壹觸即發。

為把沃爾瑪拉回到談判桌上，2024門店工會委員會決定采取集體行動。工會組織員工在門店前拉起壹面白色橫幅，上面寫著：“我們要工作，我們要生活；堅決抵制沃爾瑪非法關店。”與此同時，為免沖突升級，3月7日亦即沃爾瑪發布《停業公告》第三天，門店工會向常德市總工會發出求助。求助信指出，沃爾瑪在決定閉店前，既未按勞動合同法規定與員工協商，也沒有征求工會意見，更沒有按法律規定提前30日通知員工。門店工會請求常德市總工會依法介入，以促成沃爾瑪與門店工會通過平等協商解決糾紛。求助信發出六天後，3月13日常德市總工會向2024門店工會作出書面回應表示，工會壹直在盡力與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保持合作，並將盡最大努力繼續捍衛工人權利。

在全世界，沃爾瑪仗著資本雄厚以大欺小由來已久。沃爾瑪所到之處，傳統的街頭鄰家小店都堅持不了多久就會被迫關閉。沃爾瑪之所以有底氣到處趕盡殺絕傳統店鋪，其中壹個原因就是打擊工會絕不留情，對工會絕對“零容忍”。員工沒有工會，沃爾瑪才能把工資壓到最低，憑著低工資成本，沃爾瑪便敢於放膽不斷開新店測試市場。試水成功便賺大錢，市場反應不佳便閉店辭退工人。員工沒有工會就像壹盤散沙，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就算補償遠低於法律規定標準也無力抵抗。

僅在2014年，沃爾瑪（中國）便開了25家新店，同時關閉了14家門店。就在關閉常德2024門店的同壹個月內，該集團在全國各地以同樣方式，違法不與員工和工會協商，單方面關閉了至少5家門店。

沃爾瑪（中國）在其它地方閉店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也引起過工人不滿和看抗議。但常德門店員工抗爭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門店工會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依法站了出來，並在工人集體維權過程中發揮了工會團結、組織和領導員工的關鍵作用。換句話說，沃爾瑪反工會，是因為對工會既恨又怕。常德門店工會居然站出來代表員工，沃爾瑪壹時手足無措。

資方的傲慢與政府的偏袒

常德市總工會在回復中的立場曖昧不清，但總工會畢竟給了回復。“給了回復”這件事本身，便足以讓員工們感到安慰和鼓舞。不過，常德市政府的立場卻明顯偏袒資方。為迫員工就範，常德市警方和商務局頻繁約談員工並威脅工會，市商務局長更親自率隊到抗議現場威脅員工要調警察來抓人。

傑瑞米柯賓

收銀員黃興國當初參選工會主席的時候，恐怕從未想過，有壹天自己真得站出來履行工會主席職責代表員工抵抗沃爾瑪違法侵權行為；更不會想到，常德市政府相關部門及官員會站在違法的資方壹邊逼迫員工就範。面對如此局面，黃興國內心有過什麼樣的掙紮和猶豫，我們不得而知。但工友們朝夕相處的信任，以及大家所展現出的維權決心，讓他義無反顧的決定要盡職履責。3月19日，就在勞資雙方僵持兩周後，黃興國以門店工會主席的身份，代表員工向沃爾瑪管理層發出集體談判邀約書，希望通過平等協商縮小勞資分歧並最終達成協議:

“工會在咨詢律師後確認，門店關閉嚴重影響員工合法權益。由於沃爾瑪未能提供書面文件證明其曾就此問題與員工協商或征求他們的意見，行為公然違反了《勞動合同法》。本著公平談判的原則，工會現要求沃爾瑪及時啟動談判進程，尋求共識，盡快解決勞資糾紛。”

門店工會提出談判邀約的依據是《勞動合同法》第四條“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

但是，邀約中列出的14項具體訴求，其核心卻是《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七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二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

也就是說，工會並非要求沃爾瑪收回閉店決定，因為，閉店屬於企業經營權範疇，員工和工會不應該也無權幹預。工會代表員工拒絕接受的是，公司將選址決策失誤、經營虧損的代價轉嫁到員工身上的做法。由於公司決策失誤，員工已經失去了工作，但不能再少拿補償金。換句話說，沃爾瑪既然選擇了掠奪式開店的野蠻擴張策略，那麼，在收割利潤的同時，也要為可能的失敗支付成本。成本之壹，便是在關店前提早30天通知員工並做出補償，以便員工有足夠時間找下壹份工作。如若管理方因故無法提前30天通知員工，便應該按法律規定向即將失業的員工支付雙倍補償金。

沃爾瑪拒絕與門店工會進行集體協商的態度決絕，似是有恃無恐。果然，3月21日，管理方向當地警方報案，警方到場後，便開始強行帶走駐守店門前的143名員工。過程中警察與的員工發生沖突，致數名工人受傷，其中壹名工人更遭警方行政拘留處罰。

雖然政府和警方偏袒資方，但員工們仍選擇不放棄自己依法應得的雙倍補償。門店工會則順應員工的合法訴求，組織員工在分店大門口拉起糾察線，搭起帳篷和竈臺，輪流值班，阻止沃爾瑪轉移店內設備和剩余貨物，壹直堅持了近三個月之久。面對工人對合法權益的執著，常德市政府的立場也從最初壹邊倒偏袒資方，最少在言語上開始變得較為中立。這壹轉變，修補了政府代表資本家欺壓工人的惡劣形象，同時也增強了員工們維權信心。員工們壹度相信，只要堅持住，就能為工會集體協商贏得空間和時間。

3月28日，門店工會在糾察線上召集了壹次員工大會。會上，工會主席黃興國鼓勵員工們堅持合法訴求，並呼籲大家保持團結，認清沃爾瑪分化工人的伎倆，拒絕被收買。他告訴工人們：“我們要堅持依法應得的雙倍賠償。大家要頂住管理層分化策略的誘惑，勝利就在眼前。”

勞動法專家的參與

常德2024店工人的集體維權行動，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引起廣泛共鳴。有人還在網上發起小額捐款，支持工人反抗全球零售業巨頭的非法侵害，爭取依法應得的雙倍補償。《南方周末》對黃興國的壹篇采訪報道，則將沃爾瑪恃強淩弱的面目，以及工會代表和組織工人與資方鬥智鬥勇，始終依據法律爭取合法權益的行動，描繪成“大衛和歌利亞”以弱制強的神話。這篇題為《“最牛工會”與沃爾瑪的戰爭 維權VS維穩》的報道，生動記錄了黃興國成為工會主席及後帶領工人維權的經歷，並將員工、門店工會、常德市總工會、地方政府和雇主沃爾瑪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互動和角力過程，全方位呈現在公眾面前。

此時，著名勞動法專家常凱參與了進來。常凱教授，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專家組成員，曾任國務院法制辦《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組長，被稱為中國勞動關系學科的主要開拓者和創始人之壹。媒體對常凱的形容是，進入新世紀後中國勞資關系發展十余年歷程中，每壹項重大變革背後都有他的身影。而他的理想則是為中國勞資關系建立規範，讓工人享有最基本的權利保障，“不論勞方、資方，在這個社會中都要平等”。

2010年5月廣東南海本田工人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常凱受工人委托擔任法律顧問，促成勞資雙方經集體談判達成協議，增加工資34%，相當於每月增加500元。南海本田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增加工資協議，令時任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驚呼“工會完全被職工拋棄了”。廣東省總工會反省工會角色，認識到“推進基層工會的規範化、民主化建設勢在必行，也是工資集體協商必經之路”。基於這壹反省，第二年，廣東省總工會主動協助南海本田企業工會代表職工再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並爭取到32%加薪，相當於每月增加611元。

工人和資方願意接受常凱介入，頭銜固然重要，否則沒人理妳。但更重要的是，常凱戴著這些閃光的頭銜，願意走到勞動關系最前沿直面問題甚至沖突。不為別的，因為，只有在勞資沖突當中，才能找到解決勞資沖突的方案。

這回沃爾瑪湖南常德門店工人爭取的是企業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雙倍補償，而當初南海本田工人罷工，則是在企業並未違法的情況下爭取提高工資。按常理，沃爾瑪常德門店管理方違法事實確鑿，員工維權有法可依，應該比南海本田工人無法可依的爭取提高工資，要容易得多。於是，按常理，常凱建議沃爾瑪常德2024門店工會和員工，直接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但現實有時會悖逆常理。門店工會代表69名員工申請勞動仲裁，從2014年3月31日第壹次遞交仲裁申請，連續三次被拒絕受理。其中壹次被拒的理由居然是，以工會為主體提出申請“沒有相關法律依據”。不過，有常凱做法律顧問，黃興國堅信“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工會委員會不能作為勞動仲裁的申請主體”。4月22日，黃興國與2名工會委員壹起，第四次遞交仲裁申請，仲裁庭終於收下了申請，並於7天後決定立案。

中華全國總工會來了——可卻是代表資方

功夫不負有心人，棄而不舍壹個月，終於往前挪了壹步，立案受理了。受理後壹個月，5月26日仲裁開庭。庭上壹幕，讓工會主席黃興國和參與仲裁的員工不知所措：代表沃爾瑪資方的第壹代理人江俊祿，居然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

公堂之上，這壹匪夷所思的場面對參與仲裁的員工，有沒有產生壓死駱駝“最後壹根稻草”效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在此後漫長難熬的仲裁過程中，面對就業、生活、家庭等多重壓力，69名參與仲裁的員工中，有51人先後退出仲裁，接受了資方提出的調解方案。即，在N+1（沒參與仲裁的70名員工所得到的補償）之外，再給參與仲裁的員工每人增加3000元。不過，沃爾瑪資方將這筆錢稱為訴訟成本補償金，而非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

51名員工退出後，剩下18人繼續堅持，仲裁庭迅即於6月25日發出裁決書，駁回所有仲裁請求。隨後，18名員工中又有人接受了資方的3000元方案。最後剩下6名員工不服，對沃爾瑪提起了民事起訴，請求法庭確認被告終止勞動合同的決定違法，判決被告支付違法終止勞動合同2倍的賠償金。法院駁回了員工的訴訟請求，理由是勞方的訴訟主體常德水星樓店已註銷，訴訟對象已不存在。黃興國告訴記者：“常德武陵區法院21日駁回了我們的訴訟請求，理由是‘主體不適格’”。

回頭看，沃爾瑪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那個曾經站在收貨部平臺上握緊拳頭聲嘶力竭地鼓勵員工“我們的訴求有鐵的法律依據，任何人無法歪曲和抹殺，勝利壹定屬於我們！”的黃興國，當他在公堂之上，眼見代表沃爾瑪資方的第壹代理人居然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他內心崩潰過嗎？而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在接受沃爾瑪委托時，在公堂上替沃爾瑪高舉資本之劍揮向門店工會和員工之時，他內心有過壹絲愧疚嗎？這並非歷史學家們來自未來的質疑，而是現實的殘酷詰問。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代表沃爾瑪資方，與門店工會和員工對簿公堂，是對中國工人和工運的赤裸裸背叛。而在工會內部尋找工運叛徒做資方代理人，從來都是老板們摧毀工會的必殺技。全球最大反工會雇主沃爾瑪，用此伎倆對陣中國工運和中國工人，贏了壹個回合。

雖然，中國“最牛工會”與全球零售業超級巨頭沃爾瑪的“大衛與歌利亞”之戰，這壹回合以中國工會敗陣收場。但勝負、成敗之外，還有壹樣東西叫做尊嚴，叫做榮耀，叫做使命和召喚。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主席黃興國，做過壹回“真正的工會主席”，不辱使命，雖敗猶榮。

在抗爭初期的壹次采訪中，黃興國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市總工會最擔心的是抵抗沃爾瑪可能對常德市招商引資產生影響。“當時市總工會維權部部長告訴我，妳們維權，我們是支持妳們的，我們壹定會幫助到妳們。給妳們提壹個小小的要求，希望妳們保護好常德招商引資的環境，不要敗壞我們常德的形象，妳們不要和外面的媒體溝通，我說可以。”黃興國說，“我向妳們保證，不聯系任何外部媒體。”

但是，沃爾瑪有恃無恐拒絕與工會協商，使這起由公司違法引致的勞資糾紛不斷發酵升級，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註也快速擴大。隨著國內外媒體的廣泛報道，事態的發展迅速超出黃興國的控制，當地工會的態度也開始改變。黃興國告訴韓東方：“（市總工會）介紹的幾個律師，壹開始支持我們（所說的）程序違法，支持經濟性裁員這個概念，後來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政府、信訪局兩次調解之後，律師們的立場已經轉變了，我們已經不和本地律師團聯系了。”

常德市政府官員也曾多次警告黃興國，沃爾瑪閉店木已成舟，他和員工們應該接受這壹現實，員工不應因為自己失去工作就阻撓企業。“他們告訴我，妳們如果不遵守相關法律、胡攪蠻纏的話，隨時可以抓妳們，牽頭的就是妳，妳逃避不了責任的。”，黃興國對韓東方說：“我說，我願意承擔責任。”

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工會非為失敗而建，人更非為失敗而生。工會常常會遭遇挫敗，甚至被摧毀，但工會人卻永不會被擊敗，永遠會在遭遇挫折後起而再戰，那怕屢敗屢戰。而世界工運誕生壹個多世紀，在不同國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卻沒有失敗，也不會失敗。就算在中國，工運也沒有失敗。

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出於對全總的不信任，繞過官方工會發動罷工，成功爭取到增加工資32%，那是壹次工運的勝利。此後，廣東省總工會“知恥而後勇”，主動進入南海本田，協助企業工會穩住腳跟，並於次年主動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要約，成功為工人爭取到增加工資34%，也是壹次工運的勝利。這次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與員工肩並肩，奮起抵抗全球最大反工會雇主，門店工會雖遭摧毀，但工運的種子，就此播入成千上萬沃爾瑪（中國）員工的心中，更通過媒體和自媒體的傳播，埋進了千百萬中國工人的心中。種子播下了，還愁不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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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總建會指標 VS.沃爾瑪全球反工會策略

沃爾瑪自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開張至今，所到之地，不僅傳統街坊小店因失去生存空間而被掃蕩壹空，當地居民如溫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沃爾瑪的壟斷中。沃爾瑪繼續經營，居民們失卻承載著人情溫馨的街坊小店，最少還換來了廉價商品和生活便利。可壹旦沃爾瑪認為利潤不夠多（不壹定虧損）決定關店，由於街坊店鋪已被趕盡殺絕，居民們在失去傳統社區後，還要為沃爾瑪商業擴張失敗付出代價，承受生活不便的後果。

傑瑞米柯賓

沃爾瑪所向披靡成為世界零售巨頭，主要原因之壹，便是對工會“零容忍”。門店沒有工會，員工沒有談判議價能力，工資便被壓到只能維持本人基本生活的最低水平，很難養家，醫療保險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在北美洲，沃爾瑪員工當中，有家庭和子女的人，單靠低微的工資收入根本無法維持壹家人基本生計。這些員工中的絕大部分都得申請政府救濟金。員工有病看醫生，也得由政府支付賬單。也就是說，沃爾瑪將員工工資和待遇壓到最低，其實是將員工家庭開支的不足部分，轉嫁給了公共財政，由所有納稅人共同承擔。

沒有工會——壓低工資和待遇——加重公共開支負擔——實現超低售價經營——將競爭對手壹個個逼死——納稅商戶減少致稅收減少——沃爾瑪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這便是沃爾瑪的成功之道。

沃爾瑪仇視工會到了何種地步呢？2000年，美國德克薩斯州壹家沃爾瑪門店的鮮肉切割部員工，通過投票成立了工會。沃爾瑪隨即宣布，取消包括這家門店在內的分布在6個州總共180個門店的鮮肉切割部。剛剛誕生的工會被扼殺於初生，而沃爾瑪卻聲稱，這是壹個商業決定，並非針對和剝奪工人組織工會權。此後，在美國和加拿大，沃爾瑪員工有過幾次通過投票成立了工會，沃爾瑪都以類似的商業決定扼殺工會。

沃爾瑪在全球對工會零容忍，寧可斷臂關門結業也不能有工會。為什麼在中國的門店卻有工會呢？回答這壹問題，也對我們了解中華全國總工會，提供了壹個特別角度。

1999年10月，時任全總主席尉健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十三屆三次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壹個新口號，要求實現工會工作的“五突破壹加強”：

壹是積極協助黨政做好國有企業減員增效、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深入實施送溫暖工程，對特困職工承擔第壹責任人職責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二是堅決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進壹步理順勞動關系，推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三是切實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實行廠務公開和民主評議企業領導人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四是推動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中都要有職工代表參加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五是加快新經濟組織和改制企業工會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要實現以上五個方面重點工作的突破，就必須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工會自身建設。

其中之壹便是“加快新經濟組織和改制企業工會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

隨後，全總按照慣例自上而下展開了壹場工會基層組織建設“攻堅戰”。2000年初，全總下發《2000年新建企業工會工作安排》；半年後，2000年6月，全總成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協調領導小組；五個月後，2000年11月11日，全總在浙江寧波召開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會議，會上提出了建會的數字指標。即，到2002年底，在兩年內，全國新建企業工會組織數要達到100萬個，發展工會會員數要達到3600萬人，加上重新組織起來的流失會員數，屆時全國工會會員數要達到1.3億人。四個月後，2001年3月，全總又發布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加強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工作的意見》。

沃爾瑪作為全球最大零售商，對其它外資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指標意義。為此，2000年寧波會議後三年間，全總分別在深圳、大連、昆明、上海等城市，先後幾十次找沃爾瑪提出建會。沃爾瑪態度始終堅硬：不接受工會是沃爾瑪慣例，在中國也不例外。在深圳，市總工會甚至搬來市委領導親自登門拜訪沃爾瑪，照樣吃了閉門羹。值得壹提的是，2002年，沃爾瑪決定暫不進入上海市場，並考慮把本來打算設在上海的全球采購中心轉往深圳，其中壹個原因就是上海列出的條件包括“建立工會”。為爭取到沃爾瑪，深圳市政府則及時調整了招商引資條件，於是，深圳市總工會在這壹年基本停止了勸說沃爾瑪組建工會的努力。

沃爾瑪和中國全總：相見恨晚的歡喜冤家

壹方面，全總定下了壹個宏大的企業建會和工人入會“數字指標”；另壹方面，在外資企業中具標桿意義的沃爾瑪，卻對全總的攻堅戰、意見、工作安排以及建會入會數字指標根本不買賬。吊詭的是，整整3年時間，兩個壟斷巨頭，全總和沃爾瑪都說自己要保障員工利益。壹個聲稱要為維護中國工人合法權益而組建工會，另壹個則聲稱沒有工會才能保障員工合法權益。拉鋸3年，全總在沃爾瑪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在沃爾瑪建不了工會事小，如果因此完不成早已定下的建會數字指標，全總內部會有人吃不了兜著走。

於是，全總開啟了最擅長的搞運動模式，對沃爾瑪發起了“攻堅”運動。2003年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布將沃爾瑪圈定為“重點攻堅對象”。全總對媒體表示：“壹方面做好宣傳和教育工作，激發職工積極參加工會組織的願望；另壹方面，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做好宣傳解釋工作，使他們轉變觀念，消除顧慮，認識中國工會在促進企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還發出了威脅：“對那些宣傳教育無效，仍然阻撓職工建立工會的單位和個人，上級工會有權提請有關部門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年後，壹個烈日當頭的夏日，壹切似乎在瞬間發生了逆轉。2006年7月29日，全總突然間高調宣布，中國第壹家沃爾瑪門店工會在福建晉江成立。隨即，8月9日，沃爾瑪中國總部宣布，將協助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中國所有沃爾瑪門店建立基層工會。

全世界最反工會的雇主沃爾瑪，為拒工會於門外不惜關門閉店、斷臂割肉的沃爾瑪，其亞洲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鐘浩威對媒體表示，要與全總及各級工會合作建立模範的工作關系。沃爾瑪中國總部公共關系總監董玉國毫不掩飾的承認，沃爾瑪總部改變立場，是意識到“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不可同日而語”。

7年後，在閉店過程中違反勞動合同法侵害工人權利的沃爾瑪常德門店，當初開張時便同步建了工會，正是拜這壹逆轉所賜。

在全世界面前，全總“完勝”沃爾瑪，且壹路高歌猛進。對此，人民網記者寫道：

自7月29日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晉江店成立工會以來，沃爾瑪組建工會似乎開展得如火如荼：8月4日淩晨，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湖景分店42名員工迎著臺風暴雨趕到會場，選舉產生了第壹屆工會委員會和首任工會主席。8月5日晚11時許，沃爾瑪華東百貨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店的31名員工，下班後集中召開會員大會，宣告了沃爾瑪在中國第3家基層工會組織成立。8月6日淩晨，沃爾瑪深圳西鄉前進路分店的12名員工，剛下夜班就直奔寶安區新安街道，為選舉產生自己的工會組織投下神聖的壹票——這個工會組織，是7月29日以來沃爾瑪在中國成立的第4家。

“只要員工有需求，我們就會配合成立工會。”沃爾瑪公司對成立工會壹事雖然很謹慎，但是已不再堅持公司的“慣例”。但是，就全總在沃爾瑪成功建立的工會與員工的關系，人民網記者寫道：

沃爾瑪工會事件牽動很多人的目光。8月6日，有記者采訪沃爾瑪福建晉江店員工時，壹位沃爾瑪工會會員說：“我現在準備辭職，另外再找工作。”當時提出建立工會的員工之壹黃新華表示，“我不會接受記者采訪，沃爾瑪有規定，妳要采訪去找店領導。”在店內，只要記者提及工會的事，員工基本上都不願搭訕。壹位員工對記者說：“如果加入工會，我們擔心今後的升職、休假、福利都會受到影響。”

人民網記者引述泉州市委內部人士的說法：目前這個新工會還不能說完全建立。如今這個沃爾瑪工會仍脫離不了有關部門的“扶持”，其獨立性也值得推敲。記者寫道：

新工會因為打破沃爾瑪中國多年的“工會僵局”而備受全國矚目，但在公司內部，其影響卻幾乎看不到。……店內（指晉江店）500名員工，如今加入工會的只有30人，甚至大部分的員工都表示並不清楚新工會成立的事情，而偶有表示知道公司有工會的員工，也並不知道他們新工會主席的名字叫柯雲龍。

就在中國第壹家沃爾瑪工會在福建晉江成立兩天後，2006年7月31日，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部部長郭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作為“全球第壹大企業”，沃爾瑪成立工會“對其他外企工會的成立將起到推動作用，全總計劃在今年年內將外企在華設工會的比率提高到60％”。全總早前定下的建會數字指標，不但實現有望，更有可能超額完成。全總副主席徐德明稱此事“將載入中國工運史冊”。中華全國總工會高層化險為夷，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沃爾瑪在中國何以會改變其壹直強硬堅持的“慣例”呢？人民網記者曾就這壹問題分別向中華全國總工會宣教部和沃爾瑪發出詢問，但“均未給予記者明確答案”。但如果人民網記者於2006年發出這壹詢問之時，能穿越到7年後的常德，見證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代表員工抵抗違法侵害的經歷，答案似乎明確的很。

2003年,時任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說，在沃爾瑪組建工會“主要目的是維護員工合法權益”，時任主管國際工作的全總副主席徐錫澄則勸沃爾瑪“晚建工會不如早建，消極建不如積極建”。2006年，時任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說：“我可以肯定地說，組建工會絕不會影響沃爾瑪店的經營，沃爾瑪店還會由此從中受益”。2014年，當常德門店工會代表員工奮起抵抗沃爾瑪違法侵害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法律顧問卻以沃爾瑪第壹代理人身份，與門店工會和員工對簿公堂之上。

2000年寧波會議到2006年，全總用6年時間贏了沃爾瑪，在所有沃爾瑪門店建了工會。2014年，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閉店，沃爾瑪贏了中國工人。歷經14年酣戰，全總和沃爾瑪雙贏，沃爾瑪員工成為唯壹輸家。

沃爾瑪恍然大悟意識到“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不可同日而語”，決定開門喜迎全總進入所有門店之時，壹定後悔沒有早聽全總副主席徐錫澄“晚建會不如早建會，消極建不如積極建”的忠言。

沒有證據顯示中華全國總工會曾與沃爾瑪達成過魔鬼間的互利協議：妳開門幫我完成建會指標，我確保妳從中獲益。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常德沃爾瑪2024門店工會代表員工維權的經歷，讓人對是否有過魔鬼協議難以釋懷。

早在2006年，全總宣布中國第壹家沃爾瑪工會成立之時，媒體便做出斷言：

沃爾瑪在中國所有分店都成立基層工會，這壹事件將毫無疑問地書寫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歷史上。但是很遺憾，它恐怕不會改變沃爾瑪的勞工策略，因此也很難寫進世界工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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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形式主義的工會改革

2015年11月，在常德沃爾瑪糾紛案發生18個月後，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推動中華全國總工會自上而下改革的要求。

截至2013年，中國大肆吹捧的“經濟奇跡”增強了國力、擴充了精英階層，同時也把千千萬萬普通的工薪家庭甩在了後面，而正是這些普通家庭的勞動，成就了國家高速的發展。整個改革時期，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大規模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運動，當然就是這種不平等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共產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再是原先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是向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平等轉變。

這種轉向在2003年後十分明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旨在引導中國向“不僅重視數量和速度，而且重視高質量和節能”的發展模式轉變，並優先考慮“以人為本”。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穩定，既要應對非典疫情，又出現了例如孫誌剛事件等焦點話題，農民工所面臨的嚴重不平等境遇格外突出。胡錦濤的這番話，意在總結自己影響深遠的“先進理念”，穩定民心。但在當時社會不平等壹直存在，甚至越來越嚴重，共產黨對此的擔憂也在當時另壹個最受歡迎的短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傳達出來。

傑瑞米柯賓

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國內基尼系數（經濟學中用來衡量社會財富不平等狀況的指標）已從1990年的0.32升至當年的0.47，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持續加劇。亞洲開發銀行2013年的壹份報告也指出，中國基尼系數的漲幅是歷史上不平等加劇最快的幅度，並警告稱，巨大的收入差異和持續不平等對創建和諧社會和長期經濟發展不利。時任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甚至指出，基尼系數反映中國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的緊迫性。

2013年2月，即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幾個月，政府通過即將離任的總理溫家寶提出的壹系列財政和立法改革，發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導方針。改革計劃旨在縮窄國內城鄉之間“相對較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在平均工資的基礎上，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至少40%。事實上，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工作自此之後不斷放緩，新冠肺炎爆發後更是完全停止。2016-2020年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有壹整章內容有關縮小收入差距，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建議，並指出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但是如果中國期望在社會公平上取得實質進展，就必須重新審視工人的實際需求和重新思考全總的作用。2013年10月，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全總新壹屆領導班子成員時表示，官方工會必須擺脫體制上的麻木狀態，重新致力於“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終於，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宣布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重大根本性轉變，不再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相反，中央將關註“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文字表達看起來可能很抽象，但傳遞的基本思想卻簡單直白——國家將不再強調大力發展經濟和創造財富，而是專註於經濟均衡發展和財富合理分配。

2015年11月9日，中央提出了壹系列群眾組織改革倡議，其中就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值得註意的是，該倡議的完整版本迄今尚未公開，我們已知或認為已知的改革倡議，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從不同官方媒體橫跨數月的報道中，或者全總發布的滿是空話、套話的講話中摘錄、收集而來。例如，在倡議發布近壹年後，習近平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新壹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表示，工會的工作導向應該“以職工為中心”，應該“抓住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習近平稱：“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為了實現工會改革，中共產黨對工會提出了去“四化”（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三性”（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這些口號要求工會摒棄舊的官僚作風，專註於能為工人提供切實幫助的具體措施。

中共其實壹早就明白全總難以發揮作用的問題核心，並要求工會領導解決此類問題。 這壹系列的定性為工會角色和切實改革奠定了基礎。不過觀察工會改革我們也發現，中共要求的仍然是政治上的掌控，仍然沒有將工人置於中心位置。改革試點方案強調，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內的所有群團組織，首要要求都是增強“政治性”。這樣看來，對包括全總在內的群眾組織而言，唯壹真正的要求就是忠於中共。如果對黨忠誠是改革最重要的要求，那工會難以履責的現狀想來也難以改變。

當下，官員們壹面在本職工作範圍內無所作為，壹面沉溺於表忠心的形式主義，將遵循黨的領導視為對自身工作的基本要求。對上級的講話，工會官員表達了多少次贊同；另壹方面各級工會又在上支下派的指標任務中不能自拔：每年新增多少工會、發展了多少會員；辦了多少場勞動競賽、展覽，甚至包括“扶貧”在內的政治事業，工會又完成了多少……表忠的工作都不應該成為工會的工作核心，壹個個“亮眼”的數字也最終深陷“形式主義”困局，相反工會工作能不能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才是真正推動改革的核心議程。

截至2016年底，全總聲稱工會改革已見成效，各地工會也“牢牢把握履行團結帶領廣大職工堅定不移跟黨走這壹政治責任”。為了“建立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提高運轉效率，全國工會的人員架構精簡了25%。用全總自己的話來講，這樣的改變意味著“工會眼睛向下、面向基層”。為了進壹步傳達工會改革的訊息，同年年初，巨曉林被選為全國總工會史上第壹位農民工副主席。

全總表示，改革的另壹關鍵是“農民工入會”，2015年及2016年均有約1500萬農民工加入工會。截至2016年底，據官方媒體報道，中國工會會員總數為3.03億，其中有1.4億名會員為農民工。然而，這壹統計結果與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互相矛盾——《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中只有20.8%知道所在企業或單位有工會組織，其中有53.8%加入了工會。我們拿當年的2.88億農民工總人數來簡單計算，相當於到2016年底，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人數應該在3000萬左右，遠遠少於全總統計出的1.4億。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同壹份報告顯示，中國當時2.88億農民工中加入工會組織的比例為9.8%，這表明農民工會員人數應該更少，僅僅在2800萬左右。

2016年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中，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僅僅為35.1%，比上年還下降1.1個百分點。而在遇到權益受損、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時，只有3.5%的受訪者（大約980萬工人）表示會向工會求助。

毋庸置疑，這絕對不是工會改革所期望的結果。如果工會改革的目標真的是“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如此巨大的會員基數，又怎麼會令中國大地上的礦山工地事故壹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又怎麼會讓工人壹次次的深陷無助討薪的怪圈，又怎麼會令工人被遺忘在共同富裕的大計之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