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对中央计划的敌视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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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是这样评价历史上的苏联的：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上述的混合型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产。在农业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交换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商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市场。36)因此，把这些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在这些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不起作用。
机器和劳动力没有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价格和“利润”(仅仅有会计上的意义，因为价格是根据行政命令确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资分布和转移的信号。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国家(也就是官僚集团)最终决定社会产品中有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决定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苏联式经济不是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而是由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即中央计划经济。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计划配置经济济与商品经济的混合体，价值规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为官僚专制主义最终设定了不可动摇的界限。这是像勃恩汉姆、沙赫特曼和卡斯托里亚迪思之类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的。
首先，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客观内在的约束，即受整个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质资源的制约。官僚集团当然可以要求，比方说在高技术领域，某些部门在稀缺资源分配方面享受特殊待遇。官僚集团也可以不断地要求使重工业、军事工业、航天工业、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等部门得到优先发展，但是官僚集团不可能不服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97)任何一次偏向某一部门的不合乎比例的资源分配，都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更大的比例失调，最终使优先发展部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影响。于是，比方说，苏联的一部分经济资源不得不用来进口食品，而不能用于发展机器和现代技术。(8)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场部门，也到处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官僚集团用恐怖、压制和专制主义的手段也改变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的制约，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有统一的价格体系，起支配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苏联集团的对外贸易(即使是经互会内部的贸易)归根结底是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
处于过渡中的苏联式社会的这种混合性质清楚地反映在其内部价格体系的二元结构上，一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而另一组价格却是由计划当局任意规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第二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经济(尽管对外贸易为国家垄断)是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的原因。然而，国民总产品中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部分越大，价值规律对于“计划价格”和国有部门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越大。计划经济的调节范围——即对重要物质资源实行中央配置的范围——因而明确受到限制。至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冲突，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冲突，则归根到底是上述客观矛盾的反映。

HAD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具备其苏联原型大多数特点的“民族的”官僚集团，又有诸多自身的具体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反映了这个官僚集团夺取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及其工人运动的历史，反映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构，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各中间阶级的政治传统，而最主要地，是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一系列事件明确地印证了这一论点。
只要在苏联还存在着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大体上是从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么在满足他们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驱使下，官僚们就会强迫工人以两三倍的强度劳动。但是一旦这些直接需要有所缓解，苏联社会就面临着一个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只要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等级的特权仅仅限于私人消费的范围，那么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就不能成为这个阶级、阶层或等级的客观的长期要求，所以，生产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浪费、挥霍和个人行为的堕落(酗酒、放荡和吸毒)。在这方面，罗马帝国的贵族、18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国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这与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寄生性的有产阶层有着明显的相似。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层才在竞争(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压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会趋于停滞。竞争是(经济意义上的)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
在50年代，我们就认为苏联仍然是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我们的批评者则坚持认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因而其增长速度必然永远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的分析则认为事实将会恰恰相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论断，随着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就越来越要求分散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理由是“客观上”要求企业经理享有更大的权利以及为了私人消费和私人利润合法地占有资源。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逐渐削弱了中央计划，它使得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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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发表于 2023-11-25 18:10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具备其苏联原型大多数特点的“民族的”官僚集团，又有诸多自身的具体特殊性。这些特 ...

这里的很多理论还是很错误的。“这与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寄生性的有产阶层有着明显的相似。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层才在竞争(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压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会趋于停滞。竞争是(经济意义上的)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但是问题是，中层官僚有竞争而且竞争很大。最上层的官僚实际上已经处于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逻辑和一般的统治阶级是不一样的，前面也讲过了。

数据也是错误的。决定经济增长的首先要看“自给农”，就是还处于中世纪时期的生产方式的农民人口的比重。如果这个比重很大，那么经济发展的上限大概就是百分之15到百分之20的增长率。如果比重小了，那么上限顶天了就百分之5。苏联后期的增长率还是和前期一样，一直基本上在上限附近。说苏联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是正确的，但是这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上限变低了，而不是由于各种因素没有发挥这个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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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的结论对于物质匮乏、劳动的社会分工、一定的社会职能为某一特殊集团(官僚)所据有，以及国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间的一般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1)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2)

国家和阶级的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二者的消亡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复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在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个人就不必再为社会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社会的公共事务”从此可以由100理，而不必再交给一个特殊的机关。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3)
恩格斯明确地说明，这些“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所有那些在阶级社会里由国家行使的各种职能。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会本身，不经过任何特殊机关或者官僚机构，来行使这些职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巨大增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里没有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由于以下三个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尚未达到充分发展的水平；(2)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的隔离；(3)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因而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公仆们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等，而是由于，只要还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平等，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芝，因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顾客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货物不多，顾客就得排队购物。如果队排得很长，就有必要任命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苏维埃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官僚机构‘懂得’谁应该领到货物，谁必须在后面等待。”(5)
国家，作为监督和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将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军事事务、执行有关人民生活的各种法令、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等)的机关，面不是从事诸如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经济活动，是由一些特殊机构组成的。这些特殊机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立于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红中网编辑部写的：那么，历史上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无阶级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呢？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生产方式（哪怕是过渡性的）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一部分？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苏维埃政权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列宁都指出过，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还会有“资产阶级法权”，还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但是，绝不是说，这个“初级阶段”还要分裂为阶级；绝不是说，社会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绝不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巩固和扩大；绝不是说，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而且绝大多数人仍然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束缚于直接生产劳动中。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形式上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实际上广大劳动群众不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看起来这一点很重要）社会剩余产品事实上由占整个社会少数的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有同志可能会说，当时的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但是，首先，当时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没有有效地监督和替换官僚的办法。连形式民主都不具备，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短暂的苏维埃民主的时期。客观上，在历史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官僚物质特权。从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来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多数中上层官僚已经腐化变质，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算计而不顾人民死活。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说，三分之一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实际上的情况比毛主席在这里讲的还要严重得多。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没有受到大的反对。包括陈云集团，与邓小平争夺的只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办法以及主导权而已。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并且控制着党和国家的绝大部分权力（毛主席基本被架空，只能依靠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系统来平衡党政官僚系统的影响）。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其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来说，已经在事实260上构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仍然是阶级社会（但是就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历史过渡性来说 —— 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未来巩固的资产阶级的前身，也可以不称其为阶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核心国家水平。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完全不具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条件。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不可避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无阶级社会的初级阶段，而只能是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





我感觉其论证过程是类似的

HAD

还是红中的结论：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可以根据社会所决定的公平原则来进行的）。当然，社会所制定的配给标准，应当有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经过民主的程序，而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官僚关起门来说了算，更不能为变相的官僚特权敞开大门。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代价，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商品生产者个人来承担由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外在力量（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价格体系”）强加给他们的诸如破产、失业以及吃不起饭、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人间悲剧。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计划工作，努力减少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错误，以减少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减少并争取消灭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在广大劳动者普遍参与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各级经济管理活动的民主化），将所有的管理人员置于劳动者的全面监督之下，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并争取消灭官僚主义的错误，限制并争取消灭官僚特权。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广大的劳动者将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随着许多劳动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增长以及先进人物的大量涌现，劳动者们还将积极、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这样，除了常规的根据统计数据进行的计划工作以外，各级劳动者还可以将哈耶克所说的大量的、分散的、当地的“知识”结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帮助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上级纠正计划错误，在具体的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中及时解决群众或者其他生产单位所面临的困难。所以如果从脑体分工的角度出发，至少传统的苏联中国模式的计划经济式不太可能应对得了这个问题，未来必然要让广大劳动者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实行民主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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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把平时一些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但对于第一部分我有个疑问“而炼制成品油的催化剂、炼钢的高炉、还有我上面提到的电子元器件和零部件，往往是不存在市场的。这些产品的生产都是由某个企业的中央计划所支配” 这里提到的不存在市场是指除了A产品需求这些零部件之外，没有其他产品需要这些零部件？ 但按照我们现在的民用消费品来讲，就连汽车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通用的吧？这种情况下，还只是极少数重工业产品才有市场嘛？

还有就是我不太理解计划经济汽车那里的解释？是想说现在的合资车设计都是总部做的，某种意义上就跟计划经济汽车一样，没有所谓的“自主性”？

轻工业产品市场化说的太好了！除了必需品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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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定义为一个中央机构，一般来说是政府最高机关，决定经济活动的体制，那么显然，这个体制是有效率的。即使是混合体制下，即虽然还存在市场和私有成分，但是政府还是可以控制百分之30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部分仍然更有效率。
（再做一个补充，上面我主要是中苏的例子。但还有一些更有趣的例子：凡是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位数增长的国家，苏联、中国、南北朝鲜、日本、新加坡、台湾，在两位数增长阶段都是强政府干涉、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大规模的政府引进技术）

市场社会主义乃至分权的计划经济等等思潮，其实他们所依赖的假设，就是中央计划“低效”。但是这个假设本身是错误的。计划经济何止是不低效，简直能反过来用高效来形容。而他们之所以会依赖这个假设，实际上，有意无意的，是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他们对计划经济的评价，和科尔奈或者诺斯完全一样。在经济学上更有造诣的人受到的影响会少一点，例如说曼德尔，但是其他人基本上是被资产阶级搞的伪科学给洗脑了。


因此，在思考未来的经济制度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的错误。否则各方面都会陷入死胡同吗。

以HAD转发是文章为例子。说句难听的，戴维·施威卡特的办法其实是”改了，但是没有完全改“。

“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明确的特征。使其与资本主义(以及与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第二个特征，是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都依赖私人储蓄作为投资资金的来源。经济民主的模式依赖的则是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从经济上讲，这一税收起的是基于资本的利率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向私人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必要。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使经济摆脱了它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

但是，中苏的企业不都依赖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吗？再来一个税收机制是为什么呢，难道要企业要留有利润？为什么不是上缴所有利润，然后根据不同企业利润的不同（例如说，假设大部分企业都是零利润，某个企业是亏损），来判断效率并且任免管理者？这样做和所谓的利率动力有什么区别？并且，计划经济国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资本财产税的收入构成了社会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全都反过来再投资于经济。这里讲的再投资的机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再投资机制。市场并不支配投资的流向。在经济民主的模式下，投资资金要返回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资本也就流向了人民所在的地方。人民不是被迫追随资本的流向。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那时它们就要被“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市场的原则只是在这一阶段上起作用，而且，即使在这一阶段上，它们也不是唯一的原则。[15]”

同样的道理，计划经济国家的投资资金名义上是国家的拨款，但是要是拨款后没把事情办成（比如说，没有按照我上面一段说的，把利润率达到正常水平），那负责人也就别想干了。用利率不是多少有点多此一举吗？

”总之，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有着三个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这三个基本结构是：企业的工人自我管理、投资的社会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确定的组成部分：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

但是，难道商品和服务不是市场化的吗？最多说苏联的消费品市场非常的”垄断“，因此需要把消费品生产商拆分一下，多搞几个品牌互相竞争。实际上完全没有问题，苏联在战斗机设计上都搞了很多设计局来互相竞争。消费品品牌本质上也是设计，而且技术的成分还更少，艺术成分更多，做起来还简单一些。

那总结一下，这文章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苏联现行制度的变种，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换了个名字，而没有改变实质。这其实就是在不了解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行的情况下想出来的。


下面我分析一下分权式计划经济的问题。

在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引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我们需要这来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列宁的这个判断非常非常重要：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列宁的说法其实有一点抽象，其实这部分是非常值得仔细推敲的。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在农业时代是描述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但是在工业时代，这就是对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成衣业的人生产的衣服必然几十倍几百倍于自己的需要，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建筑业的工人造的房屋也远大于自己需要，同样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由此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为他人的利益劳动？

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由于分工，所有人都不能自给自足，必须设法取得货币收入，资本家通过利润，工人通过工资。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资本家是否有利润，然后资本家再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管理（后者是服从于前者的）来决定工人的工资。计划经济的逻辑是类似的，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细节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不得不大规模的使用计件工资和绩效工资）。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集权”的机构。消费者对资本家有权威，资本家对工人有权威；或者政治家对经理有权威，经理又对工人有权威。不管怎么说，他人相对于单个劳动者有权威，全体对个体的权威，是现代工业不再自给自足、必须社会化生产的必然结果，且不以所有制为转移。

而分布式计划经济，其实相当程度上违反了这一点，而且往往由于实际的经济压力最后滑向私有化（不仅仅是市场化了）。

首先，是计划机构对“地方官僚”的放权。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在历史上，这就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权威体系的第一环节，也就是“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失效了。那显然中层官僚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躺平，开始不作为。或者，在放权的同时还是有绩效考核，但是绩效考核的数据来源失效。比如说大跃进时期，官僚当然还是要绩效考核，但是很多的统计任务、核查体系等被放弃了。那这时候就会“乱作为”，结果就是大饥荒。

当然，给中层官僚（企业官僚或者地方官僚）放权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一放到底，形成所谓的工人自治，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答案是，可能会有可行性，但是会有很多问题。

如果完全放权给工人，这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权威体系变成了“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并直接决定工人的收入”。这首先会产生激化矛盾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绩效不好所以把管理者免职了是一回事，给所有工人降薪或者提高劳动强度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显然这会极大的激化矛盾。列宁时代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乃至托洛茨基残酷的整肃铁路部门，在红军逃兵搞十抽一杀等，都源于此。

当然，也许可以搞点市场社会主义，这样工人降薪或者加班都是因为无形的市场的压力，而不是政府计划机构的直接强迫。这样就是南斯拉夫模式。问题是，下放权力本质上是把使用权下放了。也就是说把财产权的一部分下放了。但是不同的企业部门的财产权是极端的不平等的。例如说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要比轻工业部门大得多，而轻工业则又比服务业大得多。而要注意的是，现代经济的权威是自然产生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在固定资产不一样的情况下，这种权威会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不同企业的工人的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和资本主义不一样。起码在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团体，但是这种不平等下却分化为很多个利益集团。中国的单位制其实也在资本主义复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一些形式上的放权是可行的。例如说，如果给地方官员的放权仅仅是执行权，仅仅是给了更多的拨款资金，但是同时却又严密的监视资金的使用，对成果进行多方面的全面的考核，那么这表面看是放权，实际上反而是集权。此外，有的权力不太重要，那确实完全可以也应该下放，比如说某个学校内部的具体管理。但是总的来说，执行的层面还是必须要集权，必须强化整体对个体的权威。

（补充一点，很多人喜欢说的OGAS，这个计算机系统说白了就是能整合企业和部委的经济活动的信息。因此对计划机构对他们搞监察有极大的帮助，本质上就是一个用来集权的东西）

集权是不是一定是危害的呢？其实不是。这里回到民主集中制，那就是执行必须是集权的，但是决策不一定是。也就是说，作为执行机构，即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都必须服从上级的指挥执行任务。但是最上级也就是决策的机构，则需要民主产生。比较简便的办法是参考现在的议会制国家，由选民选举组成议会，再由议会任命相关的专家为计划机构。而苏维埃制度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议会的权力更大的议会制。

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分权体系的好处是，在前面的分权体系下，不同企业的工人根据自己的单位分裂为不同的小团体。但是在集权的体系下，单个企业的工人对自己的企业的话语权是有限的，所以说不会得到任何实际上的财产权。因此工人是一个基本统一的阶级。如果民主制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议会将会表达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然后让计划机构服从于这个权威。当然，前提是民主制是有效的。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文章里面分析为什么很多的民主制度是无效的，不过这里就不分析了。

总结一下，考虑到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分权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经济必须以集权的方式运作，形成“选民决定政治家是否能掌权，政治家为了权力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并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一个经济的权威体系，才是一个合适的制度。权力越大，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越大，才能运转的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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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发表于 2023-11-25 19:28
好好好，把平时一些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但对于第一部分我有个疑问“而炼制成品油的催化 ...

“现在的合资车设计都是总部做的，某种意义上就跟计划经济汽车一样，没有所谓的自主性？”，没错是这样的，而且合资车——跨国公司的制度比计划经济的“缺乏自主性”还要恶劣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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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发表于 2023-11-25 19:28
好好好，把平时一些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但对于第一部分我有个疑问“而炼制成品油的催化 ...

汽车零部件这里的专用性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第一，汽车零部件和一切中间工业品一样，必须有严格的规格和标准。所以说，中央计划直接下令“生产xxx型号为yyy的零件补充进入库存”，还是市场经济的“以zzz元购买xxx个型号yyy零件”，其组织成本/交易成本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是，汽车技术如果要创新，必须是整体、整车的创新，整体的进步，而单个零部件就算通用，也是对汽车行业来说通用，其他行业就不一定了，仍然有很强的依附性。

可以理解为不是对某个企业的依附，而是对某个行业的依附。

因此，假设在汽车行业发生了“市场化”，整车企业把零部件外包给了某个工厂，那么，首先，“组织成本/交易成本都是一样的”，和直接计划的权力关系区别有限。其二，一般来说，这意味着零部件工厂对整车工厂的依附，也就是说也是一种外包下的新殖民主义剥削的体现。

不过要注意一些点。首先是确实有一些零部件不依赖于汽车，而是有更广泛的应用空间。比如说电动车的电池。这时候生产商和整车的地位就反过来了，就不是整车外包电池，而是电池厂外包汽车组装给整车。不过仍然是剥削，只不过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反过来了。

HAD

980135117 发表于 2023-11-25 19:42
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定义为一个中央机构，一般来说是政府最高机关，决定经济活动的体制，那么显然，这个体制 ...

这种民主集中制式的计划经济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27